论观念之变革
2001-9-1
河北教育出版社
陈祖芬
《论观念之变革(陈祖芬的中国故事)》是陈祖芬的中国故事中的《论观念之变革》分册。书中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收录了陈祖芬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文笔生动亲和，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书中除收录了文字作品外，还配有大量生动风趣插图，画面简洁，寓意深刻。
理论狂人挑战与机会全方位跃动论观念之变革选择和被选择性格化与现代化一个问题的几个答案适应性危机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书摘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是最大的经济学家，’可是他自己的经济一团糟。 一位朋友为说话而说话：“今天天气很好。” “1970年的时候，我弟弟惟一的愿望就是但求有个好天气。”党治国说，“当时已经决定判我死刑了。家里人有什么办法?只求能从刑场拉回我的尸体。弟弟借好了架子车，可是我老家韩城离铜川有三四百里地，要是赶上雨天，那一趟泥地够我弟弟拉的!我既然必死无疑，家里人就退一步只希望有个好天气了。” 党治国好像在叙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淡淡的。也许他遇到的悲剧太多了?也许他们韩城人有判刑后发奋的传统?他的书桌旁贴一幅韩城人司马迁狱中写《史记》的画。党治国在狱中通读《资本论》三遍，自然还读凡能入狱的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监狱里来了新犯人，每每叫党治国来一个节目——背诵《矛盾论》和《实践论》，一字不差。 读书之余便是写作。他这间板子加绳子的屋里，惟一可以进入80年代的，是他妹妹送他的一只红皮箱，箱里全是他写的经济学论文的手稿。在剪刀差、所有制等等的中间，扎眼地珍藏着一部精装本的《简·爱》。这是他第四次买《简·爱》了。抄走一本，再买一本。以他现在还欠债一千来元的经济条件，去买一本不知读过多少遍的小说锁于箱里，足见他对简·爱这个女士角的偏爱了。我不由望望箱边堆着的脏衣服，那么，箱里的简，爱便是这屋的单身男子的妻子。 没有一个个人问题是超越社会平均水平之上的。 他的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完全致的。 1957年以前国家是发展的，他个人是顺利的。1957年国家受损失，他个人受挫折。1962年国家开始恢复元气，他摘掉了“右派”帽子。1965年国家兴旺了，他参加了先进技术传播队，能力得到发挥了。“十年浩劫”，他十年监狱。现在他落实政策不那么顺利，因为国家头绪纷繁、问题重重。 “国家、社会解放的程度，就是我自己解放的程度。只有解放至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对我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 这就如同他说的，我们搞社会主义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优越，而是因为这是一种规律。优越是指方案而言的——哪一种方案优越。而规律无所谓优越不优越——必须遵循它，早晚得遵循它，不遵循也得遵循! 党治国不能说已经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如同我们的生产力也没有从不适合的所有制的束缚下完全解放出来。 “我们固有的体制适合搞政治运动，不适合经济发展。”党治国简直成了一个理论狂人。一开口就是体制、所有制，再不就是说：“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党治国咄咄逼人地、愣头愣脑地要人回答这些他整日思考的而别人未必感兴趣的，他以为是最重要的而别人认为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他醉心的而别人无心的，他津津乐道的而别人无动于衷的问题。 他慷慨陈词，满脸涨红。别人应付他：“唉唉，是啊是啊，喷啧!”再不就是把别人吓得法怯的，一下子从大人变成了站起来回答老师问题的小学生，呐呐地：“我觉得么……” 他满脑门的政治和经济，满脑门的规律和所有制。但别人是凡人，需要了解一些趣闻，一些轶事，一些消息，一些共同感兴趣的现实问题，需要吃喝拉撒睡。 而他似乎只需要吃着政治，睡在经济上。他要和他周围一切的人探讨政治经济。他会吸引一些人，也会吓走一些人。 他的见地每每是独到的，但他过于急急地阐述他的观点，乃至近乎要强加于人。对于“经盲”，他的发问更是近乎发难。 他和一般人不一样，他是有些不一般；他和正常人不一样，他可不是不正常。 他关心的正是大众的利益。但是大众未必接受他的关心。 他希望大家都能透过现象关心本质。但是大家往往喜欢谈论现象，而无心顾及本质。谈论现象是一种情绪发泄的需要，顾及本质却需要苦苦地开动大脑。 他不是那种可以用计算机程序计算出来的人。他欠稳妥，欠含蓄。但他“虽有小偏，终有大成”。任何社会变革首先要找到实现变革的社会力量。要打土豪分田地找到了贫农，要打倒老革命找到了红卫兵。今天的改革如小平同志所说是第二次革命，我们需要透辟的经济理论家。 我找到了党治国。不过不是我找他，是他先写信给我，打动了我。我采访受苦受难的人的时候，容易掉泪。但不知为什么，采访这个经济状况一团糟的经济理论家的时候，我一滴泪都没有。是他不需要别人同情，还是和他在一起的人都会变得只剩下粗线条了？ “我不是一个受苦受难的科技人员!不是要人同情的人!”他冲着我大喊，“我是个好汉！是个男子汉!是有思想的!尤其是经济思想!” 思想使党治国永远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中，有时他为了理想忘却了现实，有时现实又催促他去追求理想。前不久他又写完一篇专门探讨所有制的论文：《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发展》。文章观点大胆、新颖、独到。他提出的观点未必就尽善尽美、无懈可击。但是，即使其中包含一些真理的萌芽或片面的真理，也可以活跃我们的思维。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多年了。一个宽松的、发展人们思维成果的环境，正在形成。党治国的经济理论的产生和他这个理论狂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人为的呼唤和扼杀，不过加速或延缓产生的时间。 能不能搞——个共产主义特区?他想。在强大的习惯势力面前，不能都搞先破后立，需要先立后破。只有实践自己的经济理论，把理论立起来，形成强烈对比，才可以春风至而冰雪消。 他是不是还带有空想的色彩?那么，马克思同志，请允许我提个问题，您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怎么搞? 马克思会说，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错误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靠中国人自己来探索。改革催促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呼唤着经济理论家。 终于，《文汇报》上出现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我们能否贡献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文中写道，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比‘我们能否贡献一个爱因斯坦’或能否贡献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更为紧迫。”文章又写道：“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浪潮当是产生伟大经济学家的时代和国度。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正呼唤恰当的人。” 伊索寓言中有一个说大话的人，吹嘘自己曾经有罗陀斯岛跳得很远。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引用了这个故事，他说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就是这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摩天轮继续在升高。海水的对岸就是香港。对岸的几盏灯过早地亮了，好像在有意向我炫耀什么。我们的经济发展会赶上香港的。我又想起刘卓礼的话——“改革嘛，想不通的人可以慢慢来。但我不能等着你!”游乐场里，坐在过山车里的游人风驰电掣般地掠过去了，坐在“水怪”里飞转着的游人更像是一群群飞鸟。甲子年伊始，我望着深圳湾大感海阔天空，甲子年岁末我坐在摩天轮上更感到天空任鸟飞。时代不一样了，连旅游观念也在引进，摩天轮等等花样翻新的机动游戏终究会成为内地游客的时髦娱乐。日本把隋唐文化“拿来”之后，形成自身的“国风”文化，又反过来影响中国。我们引进了两个西方人——马克思、恩格斯一系列的观念，结合中国人的实践，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在引进现代化的观念之后，必将充实自己，强壮自己，从而反过来影响世界。 但是，中国千年来是由儒教道德观念主宰的。孔夫子曰：“小人喻于利”。“惟利是图”是近乎十恶不赦的同义词。近几十年来我们的文章中尽管充满了“马克思说”，“恩格斯说”，但独独不引用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的一句话：“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 这样，当1984年8月1日贝兆汉在厂庆招待会上提出了“爱厂、惟利、求实、进取”这八个字的白云山人精神的时候，会场自然喧哗了。其实在座的记者、作家们大都赞成用上“惟利”这个富于挑战性、开创性，富于时代感和地区感的词汇。但是真要用上“惟利”一词，肯定招来非议。尽管贝兆汉说要把“惟利”这个词注上新的含义；尽管因为不讲利、不懂利，我们几十年的经济不知损失多少亿；尽管日本的经济先觉者福泽谕吉在明治时代就明确提出“争利就是争理”，尽管利者，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是也，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这一个利?尽管对利的敏感、对利的竞争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尽管正是“利”字的复苏，我们的经济才开始搞活……但是，没有哪位领导拍板，一个新的观念哪怕已经出生，已经存在，也像一个报不上户口的“黑人”似的，很难得到明确的承认。白云山人崇尚利是和崇尚开拓、崇尚创造、崇尚理想一体的。但他们没那么多工夫去解释、去纠缠、去争议。 贝兆汉还叫人查辞源、查根源，想考证一下“惟利”这个词。 但是，没有人敢把这个词入书啊。 今年10月1日的一个动员会上，贝兆汉也只好顺应大家的意见，把“惟利”改为“兴利”了。 平安无事哟! “想提出来争议，可是这个头都没人敢开。”贝兆汉对我说。 “我写。” ……
《论观念之变革(陈祖芬的中国故事)》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融理论性、知识性及可读性为一体，它不仅适合小朋友的阅读，同时对成年人来说也颇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