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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史鉴

陈泽珲 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  

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

陈泽珲  

页数:

943  

前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国自从司马光作了《资治通鉴》,在后世读史者的心目中,记史的最大作用就是以史为鉴。不过那时的读史者主要是历代统治者,他们读史主要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和江山社稷。正因为如此,古时史书多为政治史。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历史的了解日益深化且科学化了,于是在传统的政治史之外,又有了经济史、文学史、科技史、史学史、思想史、社会史等各种专门史。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如果说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反腐倡廉则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在各种史学研究的题目之外,能挖掘和提炼出一部反腐倡廉的史鉴,无疑具有理论探索和实践借鉴的双重意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几千年的政坛历史,相当程度上是一部百姓盼清官、求明君、讨公道的历史,是一部廉者揭露腐败、抵制腐败、惩治腐败的历史,是一部智士寻求吏治之道、强化吏治之举的历史。这部历史源远流长,既包含了民众的苦痛与企盼,又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心血和智慧。  浩瀚的历史长卷,涌现出无数刚正不阿、清正廉洁、恤民疾苦、予民福祉的清官廉吏,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只饮江南一杯水”的张伯行,铁面无私、敢于碰硬的包拯,“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等等,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和后世为官者的典范。  然而,长期的君主专制制度,必然会不断地衍生出贪官污吏、昏君庸主。他们置国脉民命于不顾,以权谋私、奢侈淫乐,不惜敲骨吸髓、巧取豪夺。由此而导致人亡政息乃至朝代更替的例子比比皆是,如秦二世腐化亡国亡身、刘瑾贪婪不得善终、桑哥聚敛激起民变,等等。这些人最终都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留给我们的教训却是深刻的。  为避免覆亡的悲剧,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通过不同形式与腐败现象作斗争。战国时代魏国的李悝制定的《法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可靠记载的封建法典,以后的《唐律》、《大清律》,都有对贪污受贿行为的严厉处罚规定。一些有远见的统治者惩治起腐败来也毫不手软,如明洪武皇帝朱元璋规定,地方官员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的,斩首示众不算,还得剥皮实草,使为官者触目而惊心,不敢贸然触及“高压线”。这种惩治腐败的措施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杀戮贪官如麻,朱元璋晚年还是感叹贪官层出不穷,正所谓“管钱粮的盗窃钱粮,管刑罚的身受刑罚”。  历代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虽然在防止官吏腐败上采取了不少办法,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大多收效甚微。尽管如此,贯穿其中的一些廉政思想、廉政文化,对当代的廉政建设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和运用。

内容概要

施政篇、典范篇、廉耻篇、机制篇、法规篇、言论篇、肃贪篇、教训篇、民情篇。其中详细介绍了尧、舜、禹施政、周公姬旦施政、两全之策,安置殷民、东征平叛、明德慎刑,民情为重、推行宗法等级制度、严格吏治,强化专制、秦始皇施政、专制集权的帝制机构、规范整齐的统一制度、严刑峻法的舆论控制、劳损民力的大兴土木、汉高祖刘邦施政、郡国并行的行政体制、“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汉文、景二帝施政等内容。

书籍目录

施政篇 尧、舜、禹施政 周公姬旦施政  两全之策,安置殷民  东征平叛  明德慎刑,民情为重  推行宗法等级制度  严格吏治,强化专制 秦始皇施政  专制集权的帝制机构  规范整齐的统一制度  严刑峻法的舆论控制  劳损民力的大兴土木 汉高祖刘邦施政  郡国并行的行政体制  “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  加强中央集权制 汉文、景二帝施政  重农为本  减轻刑律,安抚众生  削藩封侯,弱化地方势力 汉武帝刘彻施政  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策略  加强财经控制的措施  提倡仁政,薄赋省役,以宽民力 汉光武帝刘秀施政  退功臣而进文吏  集权中央,加强监察  解放奴婢,发展生产 晋武帝司马炎施政  统一全国,结束混乱  “户调式”的经济制度  “洛阳纸贵”与文化政策 魏孝文帝拓跋宏施政  改革吏治,实行“两制”  推行汉化,民族共融  举贤任能,倡导文化 北周武帝字文邕施政  智诛险臣,独掌权柄  修富民之政  务强兵之术 隋文帝杨坚施政  政治制度的改革  经济制度的改革 隋炀帝杨广施政  大兴土木,奴役民力  重用奸佞,残害忠良  三征辽东,灭国丧身 ……典范篇廉耻篇机制篇法规篇言论篇肃贪篇教训篇民情篇

章节摘录

  统治者的施政纲领即任期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直接决定其廉政程度。任期目标太高,脱离实际,超越民力,超越时代生产力的局限,必定导致其行暴政、苛政,苛赋于民、苛剥于民。秦始皇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施政时筑长城、修阿房宫、骊山墓,求长生药、不老术,最后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而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其施政纲领往往比较切合实际,合付民力。如刘邦采取“兵皆罢归家,复故爵田宅”,以恢复民力;文、景二帝“籍田贵粟劝农”,致力发展农业生产;李世民“安人理国,生存百姓”;朱元璋以“严”治官,以“宽”理民;清圣祖(康熙)玄烨察吏安民,恩威并施。  统治者的施政取向更是直接决定其廉政或腐败。持“当官为民”的施政取向的,就会从民众的利益出发,恤民疾苦,珍惜民力,造福于民。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帝受其阶级属性的局限很难做到这一点。持“当官为己”的施政取向的,必然导致其政治的腐败。中国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皇帝虽然也倡导廉政,强调以民为本,但只是其牧民的策略与手段,其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确保自己的江山,以更好地奴役百姓而已。此外,统治者个人的施政风格,即其个人的人格魅力、道德修养和驾驭能力,也直接影响廉政的成效。历史上多数帝王都是希望廉政,或都采取了措施来确保官吏廉洁的。但由于个人的施政风格不同,其廉政的成效也就迥异:汉光武帝刘秀退功臣进文吏,偃干戈修文德,吏治清明;汉哀帝刘欣虽欲整肃吏治,力除弊政,终因养尊处优,依宠权奸,而政权落入私门,腐败愈演愈烈。唐太宗李世民节俭谦逊,慎始慎终,官不敢为非;武则天虽然严刑酷法,威慑群臣,而腐败屡禁不止:明太祖朱元璋“身先节俭,以训于下”,官吏竞相效仿;明神宗朱翊钧怠于政事,不省奏章,终致阉宦之祸。  清康熙帝玄烨则是整肃吏治与严办贪官两手交替并用。一方面微服私访,对地方官吏详加考察,以识察来整肃吏风;另一方面则对贪官严刑峻法,绝不手软。如严令凡督、司、道官员与在京大臣各官“彼此馈送营求者”,一经查实,即将行贿及受贿经手者两家家人“俱正法”。其惩贪手段不可谓之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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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我在图书馆看过,比较喜欢。我买这本书是为了送给我的一个同学。通过这本书,如果仔细读,可以知道中国出台的关于廉政的言语和制度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但是为什么几千年来,腐败在中国如此的生生不息?关键还是,我们的制度本身有问题。根源上不解决,只想从技术的层面,采用一些手段去查处,岂非是舍本逐末?另外,这本书往往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去解释历史上的故事,读的时候要有清醒的认识。还有就是,这样的书,应该看的人比较少,加上发货的时候,把这本大书放在了上面,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旧书。如果,无论从政或经商的人,都可以通过这本书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是本好书,但收到的书像旧书,有点脏,封皮很旧。可能是放在架子上时间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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