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2009-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马丁·肯普
331
郭锦辉
无
《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由两大基石支撑，这两大基石的建立少不了他人的帮助。“实物基石”是英国教授学术研究院奠定的。该研究院作为两所英国人文科学研究院之一，其宗旨在于： 一则减轻高端科研项目中的“繁琐的管理程序”；二则（这个宗旨虽然不及第一个宗旨高远，在当下却刻不容缓）将科研人员从本科教学的讲台上解放出来，因为本科教学打上了过重的“行政管理”的烙印，因此束缚了科研人员。我能有幸获得教授职位，部分原因是我被圣·安德鲁大学推荐，参加全国比赛。在参赛期间，圣·安德鲁大学校长给予我全力支持。1995年10月，在我成为沃尔夫森教授团成员后两年，我被任命为牛津大学艺术史学院的院长，与我在圣·安德鲁大学担任的职位相当。牛津大学同时任命我在圣·安德鲁大学的同事保罗·克劳瑟，与我共事。保罗孜孜不倦地开展艺术史系的工作，富于敬业精神的她成为我学习的楷模。席勒·巴拉尔女士尽心尽力帮我做文书和管理方面的工作，她的帮助使我在初到牛津大学的3年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本主要探讨了艺术和科学中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的内涵，它们反映了“结构知觉”在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自然界中的应用。本书以全新的视角、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图像。用科技知识阐释艺术作品，将过去的图像和文字材料以及现代的手段相交融，跳出科学严格的分界和艺术分类的束缚，在重视历史的同时审视当今。这是一本将给专业人士以及热爱艺术的读者带来深刻启迪的图书，同时也是值得您倾心阅读的一本图书。
马丁·肯普是牛津大学美术史的教授。他最为人知的一面或许是作为研究达？芬奇艺术科学的世界主要机构中的一员。他是国际达？芬奇项目2006年欧洲重要巡展的驱动力量。
肯普博±在伦敦剑桥大学和CourtauId学院主修的是自然科学和美术史。自然科学模式和关于美术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他们研究的项目。他先前的出版物包括：《达？芬奇：自然与人神奇的杰作》 （牛津，2006）：《达？芬奇》（牛津，2005）；《西方艺术的牛津说明史》（2000）；和《设想：艺术与科学的自然丛书》——在“自然”杂志中一个广受好评的栏目集。
插图目录简介前言和鸣谢第一部分 太空之旅 1.探索盒子的秘密 2.一如既往的盒子第二部分 微观和广阔的世界 3.类比的艺术：达·芬奇和帕里希 4.互动的艺术：罗伯特·桑顿与浪漫主义时期 5.整体和部分第三部分 洞察力设计 6.自然几何学 7.成长和形态 第四部分 掌控之外 8.照相机 9.真实的记录 10.看不见的世界 回顾和展望——一个纯理论的结构 译者感言
这些连续体，或者说某些视觉策略的反复出现，对我们理解人类持久的表达对自然的洞察的方式有深远的影响。我们研究过的这些有深刻洞察力的人能够有规律地利用他们对次序的直觉，这种直觉将自然从最小的单位延伸到最大的整体。我们见证过这样的直觉，在最基本的几何和机械层面上运作的最小的机制，可以引起复杂程度很高的器官形式和功能。相反地，我们也看到，复杂体系如果从整体的层次上来了解，会拒绝分解为小的机能部分。在我看来，“分解论者”和“整体论者”之间的冲突被过分夸大了，因为通过部分来研究整体和把部分作为整体的功能的研究方法可以看做是现存的我们了解自然的互为补充的有力工具。从历史上看，这当然是正确的，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这种正确性还将持续，因为这两种模式都植根于直觉之中，我们将继续在根本的人类层面上使用这些模式。而且，不管我们让机器为我们做多少工作，最终还是由我们决定做什么、怎样做。很自然，分解论者和整体论者都坚信他们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但我认为每个人的气质特点决定着他喜欢哪种方法。我还认为“分解论”和“整体论”两种方法相互补充的本质超越了人类认知系统的连续性。即使是最标准的新达尔文主义形式中，偶然突变的盲目选择和自然选择机制形态结合的演变不能视为是从物理化学法则的设计限制中分离出来的孤立的操作程序。不过这个十足公式化的表达过分简化了，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完整的模式，就要有一个更细微的差别理论。从地球上生命出现的第一刻起，到高度发达的有机生物体的出现，再到现在，选择机制已经并且将继续充斥着浩如烟海的数据库。此复杂性在于其特性，它以非随机的方式在显著的自我组织中，随时表现着其极端性——以此来实现此效应： 即它在有机和无机形式的每个阶段中都发挥着一个成型作用，包括DNA滋生螺旋的形成。
《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将给专业人士以及热爱艺术的读者带来深刻启迪的图书，同时也是值得您倾心阅读的一本图书。
无
巴斯提亚特觉得政府资助戏剧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位法国经济学家1850年写道：不错，如果政府用6万法郎去资助戏剧，艺术消费者的偏好能得到满足，艺人的收入也会提高，这是看得见的收益；但是纳税人的口袋里被拿走了6万，他们本可以用这些钱买别的来满足其它偏好，而且推动其他行业从业者收入的提高，这是看不见的损失。谁说看得见的收益一定大于看不见的损失呢？事实上社会比政府更清楚自己的偏好何在，所以看得见的收益很可能小于看不见的损失。巴斯提亚特的这篇文章叫《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其实这只是他所举的一系列例子之一，他想说明的是：衡量一个经济行为的好坏时，不能只用那些可见的、直接的、局部的后果来衡量它，还要去看它看不见的、间接的、整体的后果。
最近关于国有企业捷报频传的种种报道让我想起了这篇文章。国企在经历了90年代的发展低谷之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据说1998年国有资产年利润总额才213亿元，“现在一个月的利润有时都可以突破1000亿”；据说02到08年国企利润年均增长23%；据说全国发电量的55％，民航运输周转量的82％，优质钢材的60％，水电设备的70%，火电设备的75%，全是由央企提供；据说中移动已经成为全球最赚钱通信公司……总之十年下来，国企已经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国企的这个“华丽转身”显然带来很多“看得见的”收益：国有资产猛增；政府调控能力加强；大型国企走向世界“耀我国威”；由国企工人下岗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在减少；大型国企的员工收入在增加等等。
问题是，这些“看得见的”收益背后，有没有“看不见的”损失呢？当然有。最明显的自然是消费者的损失。垄断性国有企业导致某些行业产品或服务价格过高和质量不足，这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其次是效率的损失。同一份国家资源，流向国企就无法流向民企，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源位移，而且是经济整体效率的损失。据统计国企占有工业贷款2/3以上，却只创造了1/3的工业产值。再次是就业的损失，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往往大于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国企。据学者统计，过去十年，民企每年平均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年均损失掉100万个就业机会。还有就是环境的损失：政府主导的投资总是偏向于高污染型的大型工业、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一项“看不见的”的损失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如果一个企业可以通过资金和政策优势赢得市场，它为什么要辛辛苦苦搞技术或管理创新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满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奇迹”，国际市场上却鲜有中国产品以“品牌”取胜。
更有甚者，“看不见的”损失还会蔓延到制度和政治层面。04年的“国退民进”大讨论中，以郎咸平为首的一大批人认为，对于提高企业效率，产权改革可有可无，只要有公平市场竞争，即使是国企，也可以做好。就是说，不管是国企猫还是民营猫，只要有竞争，就可以变成好猫。但问题是，市场上充斥着又大又强的国企时，市场竞争可能是公平、充分的吗？一系列事件似乎都对此打上了问号：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竟得以收购盈利的民企日照钢铁；国家的宏观紧缩政策似乎总是选择性地冲击民企；国有航空公司亏损几百个亿可以得到政府补贴，而民营航空公司亏损几个亿却只能倒闭；为冲销国企呆坏账，政府将成千上万亿纳税人的钱转入国企的腰包；4万亿救市资金，大多流向了国企和各级政府，民企却很难分得一瓢羹……皇帝的女儿和平民的女儿抢一个状元，竞争如何公平？离开产权改革谈论市场竞争，就像脱离了体重级别谈论拳击比赛一样，逃避了问题的核心。既然竞争不公平，国企“转身”的成本可能就还包括公平、法治、制度透明……学者陈志武曾经指出，越穷的政府越可能走向宪政，因为它必须依赖于和社会力量的谈判来稳固地位，相比之下，财大气粗的政府却往往无须听命于民意的指挥棒。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企膨胀“看得见的”收益其受益群体往往清晰而集中：国企雇员、与国企有紧密联系的政府部门和人；而“看不见的”损失却由模糊、分散的人来承受：消费者、纳税人，可以说受损者的组织程度很低。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当初“国退民进”会引起民怨沸腾、而今天“国进民退”时则进行得不知不觉的原因之一。就是说，这些“看不见的”损失不但损失本身隐蔽，受损者也是看不见的，所以其危害大约要通过很长时间、很长链条才能展现。这是好事吗？我们知道，当一个肿瘤已经大到触手可及时，它已经暗暗长了很长时间，等你发现它时，往往已经太晚了。
巴斯提亚特或者说巴斯夏和刘瑜都很好，可是说的不是这本书，作者跟内容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