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之道
2009-8
沈阳出版社
季羡林
311
无
作为一名图书编辑，能够出版东方语言文学大师季羡林的著作，为他的书做责任编辑，既是梦寐以求的事，同时也是不敢奢望的事。当这个机会降临时，我不知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 2001年8月，我和季老的两名学生如约去了季老家，准备向他约《季羡林文丛》五卷本书稿。季老的家在北大朗润园13号公寓，是一套很普通的三室单元房。第一次去见世人眼中高山仰止的伟大学者，我有些诚惶诚恐。当真正和他面对面时，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了季老的风趣、随和、朴素，甚至带有几分幽默，就像平日里我们遇见的某一位和蔼、普通的老人，外表没有一丝“留德十年”的痕迹。季老很清瘦，虽然年过九旬，却精神矍铄。我作了自我介绍，并为季老呈上了名片，他认真地看了名片，然后放进上衣兜里。这时季老幽默地说：我没有名片，头衔太多了，名片装不下。这句话，立刻让我全无初次相见的拘谨与生疏。季老说话一口山东腔，不过说洋文却没有口音。季老的大师风采，在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便有所领略。 当时，我们策划编纂的这套《季羡林文丛》，旨在对季老那些历经时间考验、深受学者和读者欢迎的文章进行一次较为完整的梳理并收录为册，共包括五卷——《感悟人生》《散文精粹》《学问之道》《耄耋新作））《修身与治学》。
本书为作者七十年来治学经验之集大成者。在作者的这些文章中，不但总结了先师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寅恪、汤用彤、朱光潜等人的治学精神、态度和方法，而且发前人未发之覆，创立了独树一帜的治学新观点、新方法。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先生时时上进，时时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站在21世纪的战略高度，预言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提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先生在全面阐述学术理论的同时，还具体地介绍了治学方法和必备条件，具有极其普遍的指导意义，使人蒙受其利。
再版前言——我为季羡林先生做责任编辑编者的话治学生涯 一 发轫阶段 二 负笈德意志 1.进入哥廷根大学 2.入学五年内我所选修的课程 3.梵文和巴利文的学习 4.吐火罗文的学习 5.其他语言的学习 6.博士论文 7.最早的几篇德文论文 8.十年回顾 三 回到祖国 1.1946年-1949年 2.1950年-1956年 3.1957年-1965年 4.1966年-1977年 5.1978年-1993年上下求索 一 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 1.站在学术新潮流的前面 2.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 3.中国的考据学 4.德国的考据学 5.中国文化的内涵 6.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 7.文化与气节 8.爱国主义 9.陈寅恪先生一家三代的爱国主义 二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治学经验之谈 三 朱光潜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四 汤用彤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五 胡适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 1.作为学者的胡适 2.作为思想家的胡适 六 关于考证 1.为考证辩诬 2.清代考证学之兴起与文字狱无关 七 关于义理、文章与考证 1.谈义理 2.说文章 3.论考证 八 才、学、识 1.理论 2.知识面 3.外语 4.汉语 九 如何搜集资料 十 如何利用时间 十一 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 1.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中国文化 2.汤因比看中国文化 3.歌德看中国文化 十二 21世纪：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 十三 再谈东方文化 1.综合与分析 2.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3.续补 十四 “天人合一”新解 1.“天人合一”命题的来源和含义 2.印度的“天人合一”思想 3.“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十五 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 1.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 2.日本和朝鲜的“天人合一”思想 3.“求异存同” 4.科学决非万能 5.“东风压倒西风” 6.正一反一正 7.雪莱预言工业发展的恶果 8.药方 9.西方向东方学习 10.两种思维方式 十六 漫谈东西文化 1.汉语是一种“模糊”语言 2.对于中西文化差异的新阐释 十七 国学漫谈 1.顺乎人心，应乎潮流 2.国学激发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 十八 略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特点 十九 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 1.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2.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二十 我同外国文学的不解之缘 二十一 正确评价和深人研究东方文学 1.东方文学的来历和含义 2.关于西方国家对东方文学的评价问题 3.如何正确评价东方文学 4.怎样才能学好东方文学 二十二 我与东方文化研究 二十三 关于中国美学的一点断想——为老友王元化教授八秩华诞寿 二十四 门外中外文论絮语 1.从《中外文化与文论》谈起 2.论所谓“失语症” 3.中外（东西）文论的根本差异 4.试论王静安的“境界”说 5.言意之辨 6.中国文论的“话语” 7.怎样在世界文论中发出声音 二十五 漫谈散文 二十六 我怎样写散文（一） 二十七 我怎样写散文（二） 二十八 历史研究断想 二十九 大学外国语教学法刍议 三十 汉语与外语 1.问题的提出 2.当前的情况 3.我对出国留学的看法 4.语言，特别是外语的功能 5.翻译的危机 6.学习哪一种外语 7.怎样学习外国语 三十一 谈翻译 1.论重译 2.著者和译者 三十二 翻译的危机学术总结 一 我的学术研究的特点 二 我的研究范围 三 学术研究发展的轨迹——由考证到兼顾义理 四 我的义理 五 一些具体的想法 1.关于汉语语法的研究 2.中国通史必须重写 3.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 4.美学研究的根本转型 5.文艺理论在国际上“失语”问题 六 重视文化交流 七 佛教梵语研究 八 吐火罗文 九 《糖史》 十 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十一 搜集资料必须有竭泽而渔的气魄 十二 我的考证 十三 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 十四 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 十五 满招损，谦受益 十六 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 十七 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 十八 必须中西兼通，中外结合，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相结合 十九 研究、创作与翻译并举季羡林先生大事年表
治学生涯 一发轫阶段 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中国古代许多英雄，根据正史的记载，都颇有一些豪言壮语，什么“大丈夫当如是也！”什么“彼可取而代也！”又是什么“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真正掷地作金石声，令我十分敬佩，可我自己不是那种人。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像我这种从刚能吃饱饭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来说——能抢到一只“饭碗”。当时社会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铁饭碗”：一个是邮政局，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是盐务稽核所。这三处地方都掌握在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那半殖民地社会里，“老外”是上帝。不管社会多么动荡不安，不管“城头”多么“变幻大王旗”， “老外”是谁也不敢碰的。他们生产的“饭碗”是“铁”的，砸不破，摔不碎。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则终生会有饭吃，无忧无虑，成为羲皇上人。 我的家庭也希望我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铁饭碗”。我不敢有违严命，高中毕业后曾报考邮政局。若考取后，可以当一名邮务生。如果勤勤恳恳，不出娄子，干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到一个邮务佐，算是邮局里的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了；就这样混上一辈子，平平安安，无风无浪。幸乎？不幸乎？我没有考上。大概面试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样一块料，于是我名落孙山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报考了大学。北大和清华都录取了我。我同当时众多的青年一样，也想出国去学习，目的只在“镀金”，并不是想当什么学者。“镀金”之后，容易抢到一只饭碗，如此而已。在出国方面，我以为清华条件优于北大，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后来证明，我这一宝算是押中了。这是后事，暂且不提。 清华是当时两大名牌大学之一，前身叫留美预备学堂，是专门培养青年到美国去学习的。留美若干年镀过了金以后，回国后多为大学教授，有的还做了大官。在这些人里面究竟出了多少真正的学者，没有人做过统计，我不敢瞎说。同时并存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一所很奇特的机构，仿佛是西装革履中一袭长袍马褂，非常不协调。然而在这个不起眼的机构里却有名闻宇内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另外有一名年轻的讲师李济，后来也成了大师，担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这个国学研究院，与其说是一所现代化的学堂，毋宁说它是一所旧日的书院。一切现代化学校必不可少的烦琐的规章制度，在这里似乎都没有。师生直接联系，师了解生，生了解师，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虽然只办了几年，梁、王两位大师一去世，立即解体，然而所创造的业绩却是非同小可。我不确切知道究竟毕业了多少人，估计只有几十个人，但几乎全都成了教授，其中有若干位还成了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听史学界的朋友说，中国20世纪30年代后形成了一个学术派别，名叫“吾师派”，大概是由某些人写文章常说的“吾师梁任公”、 “吾师王静安”、“吾师陈寅恪”等衍变而来的。从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学术界影响之大。 吾生也晚，没有能亲逢国学研究院的全盛时期。我于1930年人清华时，留美预备学堂和国学研究院都已不再存在，清华改成了国立清华大学。清华有一个特点：新生投考时用不着填上报考的系名，录取后，再由学生自己决定人哪一个系；读上一阵，觉得不恰当，还可以转系。转系在其他一些大学中极为困难——比如说现在的北京大学，但在当时的清华，却真易如反掌。可是根据我的经验：世上万事万物都具有双重性。没有人系的选择自由，很不舒服；现在有了人系的选择自由，反而更不舒服。为了这个问题，我还真伤点脑筋。系科盈目，左右掂量，好像都有点吸引力，究竞选择哪一个系呢？我一时好像变成了莎翁剧中的Hamlet碰到了To be or not tobe-That is the question。我是从文科高中毕业的，按理说，文科的系对自己更适宜。然而我却忽然一度异想天开，想人数学系，真是“可笑不自量”。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我决定入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这一件事也证明我“少无大志”，我并没有明确的志向，想当哪一门学科的专家。 当时的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在全国各大学中是响当当的名牌。原因据说是由于外国教授多，讲课当然都用英文，连中国教授讲课有时也用英文。用英文讲课，这可真不得了呀！只是这一条就能够发聋振聩，于是就名满天下了。我当时未始不在被振发之列，又同我那虚无缥缈的出国梦联系起来，我就当机立断，选了西洋文学系。 从1930年到现在，六十七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所有的当年的老师都已经去世了。最后去世的一位是后来转到北大来的美国的温德先生，去世时已经活过了一百岁。我现在想根据我在清华学习四年的印象，对西洋文学系做一点评价，谈一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想先从古希腊找一张护身符贴到自己身上：“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有了这一张护身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能够畅所欲言了。 我想简略地实事求是地对西洋文学系的教授阵容作一点分析。我说“实事求是”，至少我认为是实事求是，难免有不同的意见，这就是平常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先从系主任王文显教授谈起。他的英文极好，能用英文写剧本，没怎么听他说过中国话。他是莎士比亚研究的专家，有一本用英文写成的有关莎翁研究的讲义，似乎从来没有出版过。他隔年开一次莎士比亚的课，在堂上念讲义，一句闲话也没有。下课铃一摇，合上讲义走人。多少年来都是如此。讲义是否随时修改，不得而知。据老学生说，讲义基本上不做改动。他究竟有多大学问，我不敢瞎说。他留给学生最深的印象是他充当冰球裁判时那种脚踏溜冰鞋似乎极不熟练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神态。 现在我来介绍温德教授。他是美国人，怎样到清华来的，我不清楚。他教欧洲文艺复兴文学和第三年法语。他终身未娶，死在中国。据说他读的书很多，但没见他写过任何学术文章。学生中流传着有关他的许多轶闻趣事。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中，他最喜爱的是伊斯兰教，因为伊斯兰教的“天堂”很符合他的口味。学生中流传的轶闻之一就是：他身上穿着五百块大洋买来的大衣（当时东交民巷外国裁缝店的玻璃橱窗中摆出一块呢料，大书“仅此一块”。被某一位冤大头买走后，第二天又摆出同样一块，仍然大书“仅此一块”，价钱比平常同样的昵料要贵上五至十倍），腋下夹着十块钱一册的《万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某一国的老外名叫Vetch，在北京饭店租了一间铺面，专售西书。他把原有的标价剪掉，然后抬高四五倍的价钱卖掉），眼睛上戴着用八十块大洋配好但把镜片装反了的眼镜，徜徉在水木清华的林阴大道上，昂首阔步，醉眼朦胧。 现在介绍翟孟生教授。他也是美国人，教西洋文学史。听说他原是清华留美预备学堂的理化教员。后来学堂撤消，改为大学，他就留在西洋文学系。他大概是颇为勤奋，确有著作，而且是厚厚的大大的巨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叫“A Survey of European Literature”。读了可以对欧洲文学得到一个完整的概念。但是，书中错误颇多，特别是在叙述某一部名作的故事内容中，时有张冠李戴之处。学生们推测，翟老师在写作此书时，手头有一部现成的欧洲文学史，又有一本Story Book，讲一段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遇到名著，则查一查StoryBook，没有时间和可能尽读原作，因此名著内容印象不深，稍一疏忽，便出讹误。不是行家出身，这种情况实在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应苛责翟孟生老师。 现在介绍吴可读教授。他是英国人，讲授中世纪文学。他既无著作，也不写讲义。上课时他顺口讲，我们顺手记。究竟学到了些什么东西，我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还讲授当代长篇小说。他共选了五部书，其中包括当时才出版不太久但已赫赫有名的《尤里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此外还有托马斯·哈代的《还乡》，吴尔芙和劳伦斯各一部。第一、二部谁也不敢说完全看懂。我只觉迷离模糊，不所云。根据现在的研究水平来看，我们的吴老师恐怕也未必能够全部透彻地了解。 现在介绍毕莲教授。她是美国人。我也不清楚她是怎样到清华来的。听说她在美国教过中小学。她在清华讲授中世纪英语，也是一无著作，二无讲义。她的拿手好戏是能背诵英国大诗人Chaucer的“Canterbury Tales”开头的几段。听老同学说，每逢新生上她的课，她就背诵那几段，背得滚瓜烂熟，先给学生一个下马威。以后呢？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了。年轻的学生们喜欢品头论足，说些开玩笑的话。我们说：程咬金还能舞上三板斧，我们的毕老师却只能砍上一板斧。
无
对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很有帮助
主要喜欢前半部分，后面收录文章有凑数的嫌疑
发货速度很快，满意。
读了一部分，让我深受启发！
Themoreyouknow,thelessyouunk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