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
2008-01
译林出版社
[英国]保罗·巴恩
108
覃方明
无
这本趣味横生的读本折射出了考古学的持久魅力。考古作为一种消遣、一份事业和一门学科而独具吸引力。它囊括了整个地球。求索二百五十万年的历史。从沙瀵到丛林，从深穴到离峰，从石器到卫星照片，从现场挖掘到抽象理论，考古学与几乎所有的学科相互交叉，试图重建过去。
作者：(英)巴恩 译者：覃方明
1 生活与神话2 阅读卡夫卡3 身体4 社会机构5 终极之事索引英文原文
第一章 考古学的起源与发展 考古学就像怀旧一样，不是过去的样子了，那么它来自何方？“对考古学的考古学”是什么？ 大多数人都对过去怀有某种兴趣。确实，这种兴趣再加上下述事实——我们知道我们将会死亡与我们是唯一有能力摧毁我们星球的生物——也许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征之一。似乎人类总是对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遗迹感到好奇——尽管开始时间已无从考证，但是有许多实例表明，古代文化似乎已经在收集或者甚至在崇拜更古老的物品：例如，在公元5世纪，巴尔干的一位色雷斯公主在她的陵墓中就拥有一份石器时代的石斧收藏。在北美，公元15世纪与16世纪的易洛魁人遗址中也有着几千年前的人造器物；而在南美，据说印加帝国的皇帝们曾经收集了莫切文化的富丽堂皇的绘有色情图案的陶器。这些陶器在当时已是若干世纪之前的古董了。 现在已知的最早的“考古学家”是巴比伦国王纳布尼都斯，他在公元前6世纪发掘了一座庙宇，一直挖掘到一块数千年前安放下去的奠基石。在D.W.格里菲斯于1916年拍摄的默片《党同伐异》中，有一个场景有如下字幕：“这天对贝尔沙撒的父亲来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他发掘出了纳拉姆一辛神庙的奠基石，这座神庙是三干二百年前建造的。偶然间，他察觉到波斯人居鲁士，巴比伦最强大的敌人，正在靠近这座城市。”这表明甚至考古学最早期的开拓者们也深深地迷恋他们的专业并且常常会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昔时“考古学家”的含义与今日大不相同。实际上，在希腊，在公元后最初的几个世纪里，“考古学家”这个词指的是一类演员，他们用戏剧性的摹拟表演在舞台上再现古代的传奇！今天所理解的“考古学”这一词语是由17世纪里昂的一位医生兼古物学者雅克·斯蓬重新创造出来的。他也提出了archaeography这个词语，但这个词像掉在石头地面上的陶器一样摔得粉碎。 在罗马时代，尤里乌斯·凯撒的战士发现了许多伟大的古代坟墓，当时他们正在意大利与希腊建立殖民地；他们从这些坟墓中劫夺陶器和青铜器，这些东西在罗马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这是早期的盗墓与古物买卖的一个实例。据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所说，甚至奥古斯都大帝也曾经收集“已经灭绝的海洋与陆地怪兽的巨大遗骨（它们通常被称为‘巨人之骨’）与古代英雄们的武器”。 到中世纪时，欧洲人逐渐为“奇妙的陶罐”所吸引，那些陶器（可能是骨灰瓮）由于自然侵蚀或是穴居动物的活动而神秘地从地下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人工制造的燧石与打磨光滑的石斧也经常由于农夫耕耘土地而重见天日。根据普遍的看法，这些器物是精灵的弹丸或是雷霆弩箭，但实际上，它们为甚至远在非洲和印度的人们所崇拜与收藏，并常常被他们用作护身符或符咒。在欧洲，许多器物被人们收藏在“古玩柜橱”内，早期的文物爱好者将自然的与人工的物品收集在一起，头脑更开明的人慢慢地认识到，这些“雷霆弩箭”与“奇妙的陶罐”实际上是古代人类的人造遗物。与此同时，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的发现鼓舞了当代艺术家去研究古典时期的形式，而富有的家庭则开始收集与展出古典时期的文物。 正是在16世纪，在西北欧，有些学者开始真正质疑弗兰西斯·培根的论点，即“大部分远古的时代（除了保留在手稿中的那一部分）都已湮没在沉默与忘却之中”。这些学者认识到有关远古的过去的信息有可能来自对野外遗迹的研究。整整一大队不列颠、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地方的文物学者出发去走访与描述这些遗迹。在17世纪和18世纪，伴随着日益增加的发掘量，这些活动演变为一种更系统化的兴趣。虽然大多数挖掘仅仅是为了重新获得来自地下的物品，但有少数开拓者将这项工作当作细致的解剖，他们注意到器物与不同土壤层之间的关系，并且认识到，总体来说，来自上层土壤的物品必定比来自下层土壤的物品年代更近。 这种新的追问方法与读解土地和地形的方法就像一纸公文，引发了挖掘古冢的疯狂浪潮——发掘西北欧或北美的墓葬山丘。这在过去首先是绅士、牧师、医生、商人和教师等的闲暇消遣，甚至在今天，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也对“业余”考古学做出了十分可贵的贡献。 确实直到19世纪早期至中期的时候，考古学才取代了古物研究而盛行起来，这是在渴望更系统、更科学地了解过去遗存的意义上说的。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在西欧发现了石器工具与现已灭绝的动物之间的联系，人类的远古状况才被首次证实并最终得到了普遍接受。到19世纪末叶，真正的考古学已经是一项蓬勃兴旺的事业，许多“伟人”在勤奋地工作——比特里在埃及，考尔德威在巴比伦，谢里曼在爱琴海，彼特一瑞弗斯在不列颠。对这些开拓者中的大多数来说（也许要除去那位圆滑世故、说谎捏造的谢里曼），考古不再是对宝藏的追寻，而是对信息的探寻与解答特定问题的手段。 20世纪，由于整整一群主要人物的努力（诸如惠勒在不列颠和印度，赖斯纳和伍莱在近东，尤尔和基德尔在美洲，鲍德斯和勒罗一高汉在法国），考古学成为了一项基础雄厚的、多学科的事业，汇集了无数个领域的专家——从地球物理学家（他们可以借助一系列装置来探测地表以下的东西）和空中摄影师到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化学家、遗传学家和所有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他们能够从考古得到的物质中或从包裹这些物质的沉积物中确定年代（见译文第17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迄今为止，考古学有两个主要的趋势。第一，发掘已经变得比原来缓慢得多，也更加艰苦。过去人们用鹤嘴镐挖掘（或者甚至用炸药爆破！）考古地层，而现在，每一地层都被细致地铲起、粉碎或者刷去，然后每样东西都要过筛，这样才不会遗失土壤里可能包含的任何一点儿信息。例如，在西班牙阿塔普尔卡的“遗骨之穴”这个岩洞深处的密室里，藏有许多至少有二十万年的骷髅（实际上，这好像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葬礼仪式——见译文第44页），发掘者每年的7月只移去大约十英寸的泥土。这里已经发掘出了大约三百具人类骸骨，这就是发掘者们可以摆弄的全部东西。因为每一具都必须小心地加以清洗、加固与保存，这项工作进行得难以置信地细致，连留下的沉积物都要清洗与过筛，所以甚至连内耳的微小骨骼也被发现了。 第二个主要的趋势是，我们不仅获得了数量急剧增长的各种类型的材料，而且——由于新技术与新的科学分析方法的发展——我们现在可以从每件器物上获得多得多的信息，这一点颇有讽刺意味。例如，拿一块陶瓷碎片来说（这是陶器上的碎片，属于最耐久因而也是最普遍存在的考古遗存类型），过去，一块碎片只能简单地依据其形状、材料与装饰（如果有的话）而被归为某一种类型。但是现在，你可以获得对它的原料的详尽分析，从而使你能够确定这些原料的来源；你还可以获知它是在什么温度下烧制的，以及它是用什么材料烧制的；陶器自身可以用热致发光技术来确定其年代（见译文第23页），而其他的方法可以被用来分析其内部表面上沉淀物的最不明显的痕迹，从而告诉我们它原来是用来盛放什么东西的！ 换句话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它正在用比原来少得多的材料来做比原来多得多的事情。天哪，它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在生产着比原来多得多的东西。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的数量正在不断地增长，他们为职位而竞争，并且所有的人都试图提供信息或新的资料。大量的讨论会与专题会正在举行，其中大部分最终将其成果以书的形式出版。因此，这一专业的文献已经失去控制，一只巨大的多头许德拉正带着新的杂志和系列专著年复一年地跃起，很少有入能负担得起这些资料，甚至连图书馆在目前的紧缩预算之下要购买它们也感到很吃力。没有入能指望拥有关于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或某一专业的所有文献，更不用说关于某一大陆的考古学的所有文献了，更遑论全世界的考古学文献了。 在战前，情况则完全不同。如果你在剑桥大学的图书馆里看一看标有诸如格雷厄姆·克拉克或格林·丹尼尔这样的伟大名字的博士论文原稿，你就会发现它们确实篇幅短小，只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论文中的一个单独章节。当然，在他们做学生的年代，他们所学习与阅读的考古学著作要少得多，并且他们也无福享受到伟大的神祗施乐复印机与苹果电脑的庇佑，不得不靠自己的手来记笔记与复制地图。 与此同时，博物馆也物满为患，因为保存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见译文第99页）。例如在埃及，考古学家甚至已经在将器物重新埋入地下，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样它们将保存得更好、更长久，为了未来的世代能够目睹它们，将它们托付给大地母亲比托付给博物馆的地窖或仓库更好。正是由于存在着大量未曾公开的发掘成果，所以在世界的每个博物馆中都存在着一座“文物山”：未曾编目和/或未曾研究的物品组成的巨大收藏。这一情况已经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至于那不勒斯博物馆不得不在最近关门，因为成千上万的古币和其他东西从它的库房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它的库房中，只有不到一半的藏品被编入了目录。很明显，要是考古学要把它那非常凌乱而且塞得过满的馆藏理出个头绪来的话，还有许多工作得做。 作为单独学科的考古学 自从20世纪60年代的乐观主义重新流行以来（见译文第70页），考古学家已经对他们的专业能够为人类行为研究做出独一无二的贡献这一点抱有比以往大得多的信心。就考古学与姐妹学科的关系看来，这在北美特别重要。 人类学只是意味着对人性的研究。在英国，它被分成社会（或文化）人类学与体质（或生态）人类学两部分，前者分析人类文化与社会，而后者研究人类的体质特征以及他们是如何进化的。然而，在美国，人们也认为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多数学院派的考古学家可以在“人类学系”中找到，考古学被当成人类学的一个子学科，而不是像在旧大陆那样，考古学自身就是一个学术领域。 考古学曾经被称为“文化人类学的过去时态”，并且由于它涉及的是人类的过去，所以它无可争辩地是人类学的一个方面。然而，它同样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实际上，历史学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是考古学冰山所露出的一角，因为就人类过去的几乎所有事物而言，考古学是真正信息的唯一来源。历史学（除了口述史学）只不过始于大约公元前3000年文字记述在西亚的引入，后来很久之后，文字记述才遍及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即使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而言，来自考古学资料的信息对于从文字中获悉的知识仍然是有价值的补充。并且不管怎样，常常是考古学家首先发掘出文件与手稿。 当然，在人类学与考古学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差异，那就是，总的说来，人类学家的日子比较舒适惬意，他们能够观察人们的行为，调查作为信息来源的人，因为人类学是发生在现在的。（当然，有些学究在“后程序考古学”[见译文第73页]中曾经指出，不存在像现在这样的东西，因为只要你开始意识到某一瞬间，这个瞬间就已经过去了。无论如何，这类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得到的观察只会召来人们大声的嘲笑。）考古学的情报提供者已经死去了，考古学的证据更是沉默不语。考古学的答案则需要耐心的工作才能获得。这种差别几乎就是是与一位开朗、敏锐的青年闲谈，还是与一具僵尸交谈之间的差别！ 这种差别的另一必然结果就是，人类学家可以看到他们的研究对象如何行动，并且可以要求他们做出解释，而考古学家则不得不重建人们的行为。为了能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做出大量假设，假设自从“解剖上的现代人类”可能在十万年之前出现以来，人类行为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是可以预测的。对于人类所开发利用的动物和植物也必须做出完全相同类型的假设：它们的行为、口味、对于气候与环境的耐性或土壤和湿度都总是保持不变的，因此在对过去进行重建时可以进行可靠的推测。这些都是需要做出的非凡假设（特别是因为我们永远不能确定这些假设是否正当），但是它们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要是没有它们，考古学根本就不能发挥作用。如果我们不能以某种精确性猜出过去的人们在一组给定的环境下是如何反应的，那么，我们也许最好放弃接受这一挑战，去做人类学家——那就不会这么令人头痛了。 第二章 确定年代 如果你不知道事物有多古老，或者甚至不知道哪些东西比另一些更古老，那么研究过去就没有什么意义。无论对这一学科有着多大的热情也不能代替一张可靠的年表——如果你不能获悉时间，只有爱好也无济于事。那么，考古学家是如何获悉年代的呢？ 到目前为止，只有两种确立年表的方法——确定相对年代（这并不意味着与你的表妹出去约会）与确定历史年代。确定相对年代只涉及将事物——器物、沉积物、事件与文化——排成一个序列，确定孰先孰后。历史年代则来自已经有了文字记载的时期，诸如中世纪时期或罗马时期。对史前时期来说，只有可能确定相对年代，所以，虽然人们可以说青铜时代先于铁器时代，石器时代早于青铜时代，但是人们说不出具体早了多长时间。 确定相对年代背后的基本推理来自地层学，这是对地层或沉积物如何一层覆盖着另一层的研究。总体来说，首先铺好的是下层，所以，下层在时间上早于上层。对于在这些地层中发现的器物也是同样的道理，除非曾经存在过某种扰动，例如，由穴居动物或者盗墓，垃圾坑或是腐蚀与再次沉积所导致的各种扰动。 通过化学定年法可以确定在某一地层中的骸骨是否属于相同的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埋入土里的骸骨中的氮含量要降低，并且骸骨要逐渐吸收氟与铀。所以测定这些元素的含量将可以表明一组骸骨是同一时期的还是不同时期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正是使用这种方法揭露了所谓的皮尔当骗局——皮尔当人被人信以为真地认定为是猿与人之间的“过渡生物”，于1912年在苏塞克斯被“发现”，但后来被证明是一出彻头彻尾的骗局。化学定年法显示这一头骨是新近的，而下腭则来自一只现代的猩猩。这些骨骼曾经被染过色，牙齿也经过修补锉平，以使它们看起来显得更古老、更令人信服。关于谁应当对这一恶作剧负责的争论仍然在无尽无休、令人厌烦地进行着。 另一种确定相对年代的主要考古学方法是“类型学”，即将器物按照材料、形状和/或装饰纹样的特点进行分类。这整个体系依赖于两个基本思想：第一，来自某一给定的时代与地区的器物都有一种可以识别的风格（物以类聚），而这种风格的变化是相当渐进的；第二，在实际情况中，不同的风格可以共存，个别的风格可以延续很长的时间，而变化可以相当突然地发生，但是对短小的引论性书籍来说，好处就在于没有篇幅去深入到如此复杂的情境之中！
《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以现代视角和易于理解的方式刻画出了一位独具魅力的作家。向我们展示了该如何阅读和理解卡夫卡那些令人迷惑的和引人入胜的作品。
无
11月6日-星期三-天气阴：我在土耳其咖啡馆里考古
（本文作为《牛津通识读本：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PaulBahn:Archaeolog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的读书笔记，时间地点人物纯属虚构如有雷同自己认栽吧）
“很少有什么是好会像研究事前考古学那样使人变得如此健康而贤明”——《泰晤士报》，1924年1月18日（P1）
维也纳天气是如此之晴朗，我要感谢连续很多天下雨之后突如其来的阴天，和很多雨天一样我只能走进中央市场的土耳其咖啡馆，好确保在日复一日的生命里继续恰当地消耗掉丰富灿烂的一天。
咖啡就像生活里从天而降的一张支票让人感到惊喜，而蛋糕是支票上的数字使得生命在阴天的下午感到饱满，摆在我面前的书叫做《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这名字一如几十年来的大会结束时的伟光正。“考古学（archaeology）这个词来自希腊文（arkhaiologia‘论述古代的事物’，但在今天，它已经转变成意指通过遗存下来的人类过去的物质遗迹而对人类过去进行的研究”（P2)。
作者原题叫做“Archaeolog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到了全书的最后一章才向考古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层面上展开，联想到译者费尽周折地把有他国特色的继往开来贯穿在这本书的题目里，怎么看都觉得哪里不对劲呢。
咖啡的热量逐渐散开，把精力继续投入到文字里，考古学研究“人类过去”，也就是意味着史前的生物和周围的岩石属于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研究的范畴。当然考古学也并不只瞄准那些未进化完全的骨骼和已经腐朽的僵尸，因为“人类过去”既涵盖了所有过去人类生存的痕迹，又包括人类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规律。所以考古学既是“一种了解过去的欲望”，又是一种通过”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而认识自己的方式”，所以”考古学是一种终生的探索，是一次无尽的旅行“（P3）
我喜欢旅行，因为可以用自由的奔跑证明自己青春绽放，再怎么说人生也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私奔或远行吧。好像眼前的蛋糕一样，如果不是千里迢迢跑到欧洲来，怎么会知道蛋糕上的巧克力粉和宜家餐厅里的吃起来是那么的不同呢。
如果从历史和考古的角度来看，在我面前的咖啡和巧克力蛋糕则是另一回事了，一个是原产于非洲后来被阿拉伯人广泛饮用的饮料，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带着精良的武器和咖啡豆进攻维也纳，随后咖啡开始传入欧洲，几乎与此同时的，西班牙航海家把从美洲发现的可可豆带回欧洲。现在户籍美洲的巧克力和出身非洲大陆的咖啡，还有一个亚洲流水线生产的我，共同坐在维也纳市中心里一家属于奥斯曼帝国后裔的咖啡馆里。
这么一说，研究人类生活轨迹的考古学还真是一门趣味盎然的科学。你看街对面是一位埃及伙计，他一直在向路过的人品尝和兜售来自沙漠边缘的甜品。如果亲爱的你说他祖先是像拉美西斯二世一样伟大的法老，或是为拉美西斯二世法老修筑陵墓的人，我个人觉得那都不为过。但或许上述的猜想都不正确，他的祖先和现在大部分埃及人一样，都是来自阿拉伯半岛的移民，这一切都需要考古学或者人类学的证明。
寒风里走过一个戴毛线帽的黑人兄弟，他推着独轮车载满鲜花优哉游哉地穿过市场。在这个画面里其实存在着考古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微妙联系，一方面黑人兄弟的祖先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而另一方面车轮被考古发现证明最早出现于距今六千年以前，“在英国，人类学被分成社会（或文化）人类学与体质（或生态）人类学两部分，前者研究人类文化与社会，而后者研究人类的体质特征以及他们是如何进化的。然而在美国，人么也认为考古学很大程度上师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多数学院派的考古学家可以从‘人类学系’中找到，考古学被当成人类学的一个子学科而不像在旧大陆那样，考古学自身就是一个学术领域。”（P15）。
除了某种奇妙的联系，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区别在于：“人类学史发生在现在的，考古学的情报提供者已经死去了，考古的证据更是沉默不语。考古学的答案则需要耐心的工作才能获得，这种差别几乎就是是与一位开朗敏锐的青年交谈，还是与一具僵尸交谈的区别。”（P15）
于是乎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之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条学术道路，“人类学家可以看到他们的研究对象如何行动，并且可以要求他们做出解释，而考古学家则不得不重建人们的行为。”（P16）这样一来就似乎不必在博物馆区对着维也纳古老的皇宫感到迷惑了，因为在眼前的画面里，无论是作为人类学家还是考古学家，可供研究的题材在日常的生活里几乎比比皆是。
天空里的阴云似乎散去了一点，整条街上开始弥漫起土耳其烤肉的味道，当我们坐在餐桌前大快朵颐的时候，考古学家的脑海里正在构建一幅画卷，从尼安德特人单调的食谱，到罗马人琳琅满目的餐桌，从欧洲普鲁士民族大啖猪肘，到东方佛教徒如何从植物中获取人体必需的营养，从考古遗址和保存完好的尸体里，考古学可以从中了解到吃的历史，饲养家畜的历史，筛选、种植收割粮食的历史，乃至于不同区域发现的骨骸里因为摄入营养成分的差异而造成骨质中元素的不同，饮食的种类和营养含量对人类牙齿磨损的程度也不同。
考古发现研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是获得可靠的年表，考古学家要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勘测，最具代表性的方法是“通过化学定年发可以确定在某一地层中的骸骨是否属于相同的年代”，和“另一种确定相对年代的主要考古学方法是‘类型学’，即将器物按照材料、形状和/或纹饰样的特点进行分类。”（P18），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还可以“通过放射性碳确定年代的方法引起了考古学的革命，…这种方法测量的是在有机组织中残留的微量放射性同位素碳14（C14）——有机体组织在活着的时候吸收碳14，但在死后则逐步地丧失它。”（P21）
在咖啡厅的吸烟区里，白人男孩美目如斯凝望着对面的黑人女孩，（这是社会学范畴），男孩在桌上慢慢伸出多毛的手，（哦这是体质人类学范畴），他的手慢慢经过一杯红酒，（考古学家曾经从伊朗夏季花斯泰普新石器遗址中的陶罐里发现黄色残余物，那是仅存葡萄中的一种酒酸），男孩轻轻握住黑人女孩的手慢慢搓摩，此时二人体内的化学物质一定发生着激烈的变化，（打住！那是生化学家的专业），他们俩俯身从侧面越过餐桌，深深接吻！
美丽的笑容绽放在咖啡馆里每个人的脸上。安格斯·特鲁贝尔是耶鲁英国艺术中心油画和雕刻艺术馆的馆长，他曾写过一本书从历史上大量艺术作品里研究笑的历史，从笑容在人类面孔上如何诞生的话题拓展开来，可以从历史遗迹和考古发现里研究男女交往的历史，女人化妆的历史，（克莱奥佩特拉一定深谙此道），还有人们约会的历史，（应该采访一下罗密欧与朱丽叶），形成家庭发展成家族和群落的历史，（或许奥地利的特蕾莎女皇了解得更详细）。
在考古发现中这些过去人类的生活模式都可以得到证实，比如“群落指的是由猎人、采集者与渔夫组成的小型社会，通常人数不超过一百人。”，“所以他们的遗址通常是季节性的居留营地，以及小型的更为专门化的活动区域，如屠宰场所或者制造工具的工作场所”，群落发展为部落也是个漫长的过程，“部落比群落要大，其人数可达上千人，他们可能是定居的农夫，虽然有些人是从事流动性经济活动的牧人，…这些家宅和村庄组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占地均等，平均分布的居所模式——换句话说，并没有哪个居所看起来占有统治地位。”，“正是在酋长的领地里——酋长领地的人口通常在五千人到两万人之间——标志不同社会地位的最早的真正表征变得显著起来…这个等级体系依据某个人与酋长的关系远近来决定其地位，所以还没有真正的阶级结构”（P59）。
社会在向前发展阶级和职业纷纷出现，“很难把早起的国家和酋长领地区分开来，但是这一阶段的统治者有权力立法并以军队来保障法律的实施。社会分化成不同的阶级，农业劳动者与贫穷的城市居民出于社会的底层，专门的工匠处于中层某个位置，而祭司与统治者的亲属出于顶层。”（P60）
也由此诞生了赋税、官僚体制、城市管理和宗教与艺术。跟着考古学家的发现，我们可以从更多事实里窥探民族的历史，“中央集权社会的明显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贫富之间的悬殊差别，这不仅是简单的基本财富之间的差别，而且包括在通向资源、便利和地位的渠道方面的差别，换言之，就是在社会品级上的差别”（P66）国家的历史，以及国家内幕书写文字的历史，民族语言的形成和转变。在市场上确实能看到售卖的茶叶外包装上写着“CHAI”，这与我浅薄英语词汇量里源自于广东话的“tea”的说法相去甚远，倒是和满语里的发音跟拉丁转写非常接近。
像那些人类生活中的不断变化的事物一样，此时世界上不同肤色和种族的人们此时在同一个咖啡馆里，把片刻的宁静作为各自生活的一个可贵片段，他们在各异的遗传体征上，延续着祖先复杂的经历，语言和头脑里延续着祖先的价值判断和信仰。
“是什么带来了那些在古代社会中，在考古发现中清晰可见的变化？多重性、今日考古学的广泛研究范围、研究人类过去的不同方法，全都反应在当代考古学理论的多样性之中，这是只能被视为一种优势的多样性，是会激发新的洞见的多样性。”，“考古学试图解释过去，特别是解释在过去所发生的变化，考古学总是随着考古学家的偏好、政治倾向和社会背景，随着强调重点的不同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些中甸包括环境、气候变化或者技术、人口压力、侵略、灾祸等等”（P67）
根据考古学发现而产生对人类过去的多样性认识，在近代产生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人们不再使用早起考古学的简单概念（影响、迁移等等），而是将文化作为系统与子系统来分析。人们对于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升级和经济的关系，对于不同社会单位之间的互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社会的不同侧面如何发挥作用，它们如何组合在一起促进了长期以来的发展，并由此促进了考古学材料中的一般实用性‘规范’的建立。”
普通人对古代人类的生活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维也纳的市中心有一片博物馆区，相当于天朝京都的故宫博物院，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历史文化博物馆的讲解器，配有日语韩语越南语却没有汉语，中国的游客对博物馆这种提升逼格的道具还没有充分认识，我只看到一个中国妹子身穿着红色的上海某大校服，果真世界尽头别有一逼，在没有中文讲解器的地方装逼给谁看。
不过据我的观察，在中国人们未必对考古发掘的纪录片有多大兴趣，倒是全民疯狂地收看鉴宝和砸瓶子之类的节目，既符合了对知识的期待又富有娱乐和刺激，这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人开始以复杂的心态审视过去。不光中国，全世界的博物馆和考古学都要面对：”需要在教育与娱乐之间达到精妙的平衡：以前的那种布满灰尘死气沉沉的博物馆展出继续更换，但也要避免另一极端——那种过于简单、删除不宜公开的内容、按主题罗列的展出方式，……但是人们对曾经被称为‘高级普及读物’或信息量充足的普及读物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种读物也就是浅显易懂、可读性强的综合性读物，它们能够吸引外行或者初学者，又不至于内容空洞或缺乏准确性。“似乎我正在翻的这本小册子就是像作者描述的书籍中的一本。
在本书的结尾，作者谈到了过去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Past）,因为考古学是研究过去的一门科学，所以Past作为双关语也指考古学的未来。
维也纳的咖啡馆已经不足以说清楚和未来的关系，奥地利的世遗小镇哈尔斯塔特足以对考古学的未来做一个很好的诠释。哈尔斯塔特发迹于小镇背后山顶的盐矿，迄今为止那些工作和生活的遗迹都被完整地保护起来，人们除了能饱览湖畔小镇的美丽风光之外还可以乘坐缆车考察当年盐矿的遗迹，考古依托旅游观光业成为小镇居民生活兴旺发达的主要来源。
但是也并非所有地方都能像哈尔斯塔特镇一样幸运，中国在十年动乱里全民对文物古迹不遗余力的破坏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过去几年刚刚发生中东动荡里，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拜占庭时代的文物受到洗劫，甚至埃及国家博物馆的文物被盗。
“在劫掠中最悲惨的一面是信息的丧失，发现物与他们的原始情境被相互割裂开来”(P101)，于是在未来科技和全球化的浪潮里，“考古学流行的较为光明而民主的一面是：全世界遗产中心与博物馆蓬勃发展，彼此之间有计算机终端互联；非常现代化的展览令人震惊，富于教益充满趣味；人们有地方可以动手进行某种实验考古学研究；‘发现传承中心’甚至还提供‘回见考古学家的机会’（不要一下子都挤上去）。全息图已经出现在较为有钱的博物馆中，虚拟现实技术正在得到发展，使得人们能够去参观早已不复存在的遗址。”(P103)
哈尔斯塔特的小镇上可以遇到世界各地前来参观的人们，于是乎考古学在未来的意义里，除了可以让全球人类都认识和触摸不同文明不同时间的积累，还可以让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人类相互熟识相互认知。
拿哈尔斯塔从山区小镇发展到旅游景点的过程来说，起先这些矿工的后代们要接待那些衣着夸张身材肥胖的美国人，后来是个子矮小面容拘谨的日本人韩国人也来到这里，再之后是面容姣好喜欢把国旗披在身上的台湾人，最近几年小镇的主人们见识到了那些拎着专业摄影器材成群结队吵杂纷扰的中国人。
放下这本考古学的书籍，我时常猜想那些家庭客栈的老板，最初门对大量来自亚洲语言怪异，却逼格迥异人群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这些矮小猥琐的亚洲人曾经相互仇视，曾经相互谋杀，足以在世界仇恨史屠杀史里占有大量篇幅，他们的大陆和岛屿里平坦肥沃的土地下面本身就是这种仇恨史的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学而已传送来自远古的重大讯息，但是天哪，正如古语所云，我们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从来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P31）
坐在维也纳的咖啡馆里我试图着幻想，如果有一天世界可以写一部人类相互凝望的历史，一部人类相互原谅的历史，一部人类文明彼此弥合的历史。——”只有考古学能够告诉我们有关过去的真正具有根本意义的时间——人类首先是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出现的，艺术、技术、文字的发展，农业、复杂社会、城市化的起源与传播。…而每个领域都有大量工作任然有待去做，要将更多的随开拼入有关人类过去的巨大‘拼图玩具’之中。由于具有独一无二的长期视野，考古学是五名观看这张‘大图’的唯一手段。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去往何处，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方。这就是为什么考古学如此重要的原因。“（P105）
在本文中我无法充分客观地全面认识整本书，其中关于考古、收藏的道德问题，以及考古学中的女性主义主张，殖民主义倾向反思，未有涉及。如想更多详细了解请参考原书。
同样，在本书基础上可以阐述的关于考古学的历史，和书写历史的历史，因本人知识所限未能做进一步畅想。在奥地利和德国的博物馆见闻，因本人的粗陋寡闻而不能做更多叙述了。
最后摘录一段很有趣的情节以表达我的逼格“然而，政治在考古学中偶尔也会表现出温情的一面。例如在剑桥大学教授旧石器时代历史的查尔斯·麦克伯尼总是回忆起一战时在北非的情景，他当时是一名军官，他曾经命令手下爱着一条干涸的河道建起营帐——他选择这条河道是因为他那更新世时期的斜坡，当士兵工作的时候，他自己动身沿着这些坡地去寻找旧石器时代的工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抬起头来看看，突然注意到，在河道的另一侧斜坡上，有一个德国军官也在干着同样的事！‘于是我们彼此招招手，手里还握着麦芒！’。”（P94）
PS.吐个小槽，本书原作出版于1996年，现在能找到的版本是12年之后的2008年中国才引进翻译，12年时间啊世界、社会、考古学本身发生了多少变化啊，这种通识类小册子还要在图书出版之后等待考古发掘吗？
这本书一共读过两遍。
一次是在我刚刚学考古的时候。稀里糊涂的被分到了历史系但却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考古专业。有的时候人生就是那么的神奇。我在想，当初如果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没有撞车我是不是一辈子都不会和这么一个专业搭噶。但有些事情就是命定。（我一直是个宿命论者）
朋友知道我学了考古，她说不小心在图书馆翻到了这边书，让我拿去看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前言，有句话的意思大概是，在这个年代连经济这样的专业都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为什么不做一些像考古这样有意思的事情呢。
事实上，考古在全世界都遭遇着这种“尴尬”，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比“尴尬”更贴切的形容词了。
考古无疑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如果给你很好的待遇很多爱冒险的人会选择这样一个专业。而事实上关于考古学家的美好幻想仅仅存在于脑中，真正进行考古却要遇到很多问题——除了钱还有辛苦。女性在这个行当中尤其不被偏好。
第二次读这本书是为了一个presentation，我想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的专业，普及对象是台湾某大学历史系的同学（他们没有考古专业）。于是我问了书里面的一个问题——有谁能说出一个考古学家的名字——又是一次“尴尬”，和作者预言的一样。我以为至少他们会知道张光直，毕竟他是台湾的，也毕竟这群人是历史系的。
人生就是理想和现实在打架，最后不知道谁死了，
总之，你是要死的。
書中譯注有助讀者理解原文及相關背景；解說有助了解原文插圖的幽默之處，譯者應記一功。但整體而言，譯文水準飄忽，還是讀原文吧。
閱讀時察見「有趣翻譯現象」數則，茲列如下：
（一）扉頁介紹了作者、序言作者，唯欠譯者，翻遍全書亦無介紹譯者的篇幅，甚奇。
（二）譯文淨化
"More bizarrely, a gay magazine in Austria claimed that sperm had been dicovered in his anal canal, but that scientists were too embarrassed to publish this 'fact'!" (40-41)
「更為稀奇古怪的是，奧地利的一家娛樂雜誌堅持聲稱已經在遺體的輸精管中發現了精液，但是科學家們太窘迫了，他們沒有發佈這一『事實』！」(41-42)
把gay magazine譯作「娛樂雜誌」的確稀奇古怪，至於anal canal到底是甚麼管，似乎譯者並不想讀者去管。
（三）政治正確
頁75，插圖中的每句對白都幾乎譯了出來，就是沒譯"Burn all Neo-Marxist heretics"，可見馬克思在內地依然地位崇高，不容侵犯。
最後是一些用詞斟酌：
Feminist (85-87)；女權主義 (85-88)：用「女性主義」一詞較佳。
Islamic Fundamentalists (96)；伊斯蘭宗教激進主義者 (97)：現一般譯作「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
colleagues (88)；同事 (89)：「同行」——這裏是說的是從事考古學的同行。
写得不错，是个有心人。
还不是拜师兄所赐吗
同学你在哪个大学学考古？同样是学考古的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