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阶级
2012-10
译林出版社
【意】加塔诺·莫斯卡
639
448000
贾鹤鹏
无
英译本前言1. 泰纳和莫斯卡：《理论》加塔诺•莫斯卡关于统治阶级的理论最初成形于1878—1881年间，当时他是巴勒莫大学安吉罗•梅塞达哥利亚的学生之一。他对泰纳在《古代政体》（Ancien régime）中使用过的方法进行概括时，想到了这一理论。应该记住，在这本书中，泰纳从旧王朝的黄金时代统治法国的各种集团的衰落中寻找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他在国王、教士和贵族这三个标题下对这个阶级作了思考和分析。学生时期的莫斯卡的第一个想法是，也许任何社会都可以用泰纳分析君主制法国的方式来分析；他的第二个想法是，尽管19世纪流行多数人统治的学说，他还是发现了一个最富有成果、最有启发性的假设。如果仔细观察任何国家，不论它是通常称之为君主制、专制或共和制，都必定会发现实际的权力从未被一个人行使——不论是君主还是国家元首，这种权力也不是由全体公民行使的，而是被一个特定集团所行使，其数量与整个人口相比总是很小。泰纳也已经说明，路易十四时代辉煌的法国文明的特征，更多地是法国官僚阶层的特征，而非该国一般老百姓的特点，而且，这种辉煌似乎与17和18世纪法国官僚阶层发挥作用的特殊条件有关系。这条原则也能够被普遍化成这一定理，即某个社会在特定阶段，其文明的主要特征将是那些统治集团（政治家、统治者们）的特征。今天莫斯卡已经80岁了；但是在他的漫长岁月中，莫斯卡从未忘记19世纪70年代他体会到的那种发现的兴奋，这时他发现自己掌握了开启人类历史秘密的金钥匙。说实话，莫斯卡这一发现的原创性经常成为他同事和竞争者争论的话题；而且在过去50年里，学者们忙着罗列出许多思想家，这些人注意到了如下这个对所有人都相当明显的事实：即在任何时候，在所有人类团体中，总是有少数的统治者和多数的被统治者。“太阳之下没有新东西”这句格言是一个真正的格言；可以说，它包含了一半真理，对于一个格言来说，包含这么多真理已经相当不少了。大体说来，所有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还会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他们全部至少从他们的角度看到了同样的实在；他们都经历了同样的情感；我们可以想像，他们都思考了同样的事情。但是人类文明史却显示出，每个人以无穷无尽的各种方式评价他看到的各种事物。或许自亚当以来，没有人不具有几分重力法则的知识；但是直到伽利略时代之前，没有人想到把注意力集中于下落物体，使它成为科学革命的支点。自从该隐和亚伯以来，没有人意识不到，人们传播道德原则，然后却经常不顾道德原则使用他们具有的权力，即使他们并不总是如此。然而，在马基雅弗利之前，没有人想到考虑这个现象，并在它之上创立消除伦理因素的科学政治学。我相信克罗奇在什么地方说过：思想家的原创性不依赖于他们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而经常在于他们时而强调这个、时而强调那个平常事物。我想为了有利于人数不断增多的追根溯源者（source hunter），此处稍稍离题是有用的，这些人花费时间勾画文献和科学的平行线，却不考虑什么问题该被强调，或者天才之士如何利用凡俗事物。中世纪威尼斯人或古罗马人掌握了相当多的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概念，以至于他们作出了细致的立法来涵盖阶级关系，甚至涵盖社会的基本单位从一个向另一个阶级的运动。然而，还是没有一个威尼斯人或古罗马人形成了莫斯卡那种关于统治阶级的理论。阶级在欧洲是日常生活中可见的外在事物，而且没有几个欧洲作家能够在讨论社会问题时，避免最后遇到各种形式的阶级、阶级斗争、阶级循环这样的事实。然而，他们没有人利用了莫斯卡指出的阶级事实，圭西亚迪尼没有，马克思没有，泰纳也没有。相反，人们可能说出那些与莫斯卡比肩或利用了他学说的人——米切尔斯、索列尔和帕雷托。为什么个别的思想家强调了每个人都观察到、并且想当然的关系和事实呢？通常这些个人思想发展的问题无法被历史恢复。我们绝不会知道为什么伏尔泰能成为一个喜欢嘲弄的怀疑论者，而他的兄弟却是一个虔诚的“狂热信徒”。的确，我们知道，在激烈和自由的文化活动阶段、如果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被放置在某个一般环境中，面对一般性的问题，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会得出同样的解决办法。通常人们作出在一定阶段，一定的观念和一定的思维方式看来“会流行”这样的评价时，会想到这一事实。索列尔在20世纪头十年间发展了政治神话（political myth）的概念。莫斯卡在20年前发展了他的“政治模式（political formula）”的概念。索列尔不是一个细心的学者。他对莫斯卡一无所知。但是，这一概念明显地“在流传之中”。在莫斯卡两代人以前，社会主义已经在强调阶级冲突，而且特别是在意大利，有教养的阶层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他们作为“领导”或“指导”阶级（classi dirigenti）的职责和义务。因此，不必奇怪在莫斯卡和他前后的其他思想家之间有如此明显的类似。尽管除了个人回忆和自白这些本身就不太可信的东西，个人思想发展的细节通常不可察觉；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注意到某些一般的环境因素，它们看来会影响个人强调某些方面。当我们发现莫斯卡在1878年掌握了泰纳的理论时，我们不能忘记，莫斯卡是意大利人，而泰纳是法国人。我发现泰纳非常法国化，他从未对他使用的方法的一般联系感兴趣。实际上，当泰纳继续构建他关于旧政体的知识结构时，他不时被引入歧途，赋予一般性和世界性的现象以特殊的原因（与排斥法国贵族的封建职能的这一事实相联系）——例如，过分考究、惟理性、礼貌、显耀等，所有这些都在远非黄金时代法国贵族的统治阶级所处的时间和环境中反复发生。我也发现，泰纳非常法国化之处在于，他从不在《由来》中免除他对良好公民身份的偏爱。泰纳的确向往苛刻的和严谨的历史方法，但他只能把历史当成某种为较高的道德理想服务的工具。相反，莫斯卡是一个意大利人，自然就具有分析性的思维方法。他依靠泰纳的方法作为一种直接思维的工具，并设法变得客观，并且成功地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这种客观程度对于一个还很年轻的人来说相当令人吃惊。我发现这是非常意大利化的。意大利人很容易并且自然而然地做别人即使不是完全不做、也很少做的事情，并且只会以巨大的努力，遵循严格和持续的纪律去做它们：他们按照差别法（process of distinction）进行思考。当世界的其它部分正在寻求说明“真的是善的，善的是真的，并且两者都很美丽”之时，意大利人则忙着把德行、真理和美丽分开，并且既在心中也在理智中这么做。也许这就是伟大的意大利人对“文明的贡献”，而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总是试图发现这种贡献。我们可以恰当地补充，莫斯卡是一个西西里人（1858年生于巴勒莫）。这一点也决定了他个性中的因素，美国人特别应该牢记这种个性。在通过思考来接近生活这一点上，美国人通常与西西里人极端对立。美国人不耐心于理论、怀疑哲学和一般性原则。我们研究历史，但几乎从不研究历史哲学。没有几个美国律师与法律哲学有什么联系。如果让一个美国人对理论归纳显示出确定的兴趣，他会被当作一个不实用的危险物，从公共生活中被驱逐出去。另一方面让人惊异的是，相当多著名的美国人如此缺乏理论规范，却可以在生活中过得很好，走得很远。在更加深刻的欧洲人那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有着无知和幼稚的名声，这部分归咎于理论的缺乏。美国的理论水平比欧洲大陆的理论水平低多了。反过来，欧洲大陆在这方面总体上又在意大利之后，而伟大的意大利思想家又趋向于南方人。在莫斯卡一篇作为1884年版《理论》序言的有趣“自白”中，说他儿时的主要兴趣在历史和吹嘘他的博闻强记上。但是在历史学家莫斯卡那里打动人的是这一事实，即历史对他没有任何意义，除非它变成了一般性原则、齐一性或哲学。对维科和布鲁诺是这样，对克罗奇也如此，他们都是意大利南方人。其它两个决定因素，一个是个人的，另一个是西西里的，可能与莫斯卡观点的形成有更为直接的关系，而他则首先把这种观点归因于泰纳。在1884年的《理论》一书中，莫斯卡严格坚持研究国家，这种兴趣甚至在《原理》一书中也举足轻重。与从马克思到帕雷托在内的思想家对阶级或统治阶级概念的使用相比，莫斯卡这种狭窄的领域就更加令人注意。无疑，这是因为莫斯卡作为宪法和政治理论的学者开始其学术生涯。他首先在巴勒莫（1881—1886），然后在罗马（1887—1995），成为这些题目的无薪讲师。从罗马开始，他接着成为一名都灵大学（1895—1923）的宪法教授，后来又返回罗马（1923—1931）成为政治理论教授。现在很清楚的是，政府本身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阶段，而统治阶级理论的含义，如泰纳在19世纪60年代所应用的和莫斯卡在1881年所设想的那样，则开始于把社会当作整体，并趋向一般社会学。莫斯卡从来不是要在这个方向去超越《原理》一书中达到的界限。也许以一种职业的专业化精神，也许是因为实践的原因，他总是向后和向内返回严格的宪法或政治问题，把他最丰富和最有启示的思想变成暗示、断言、或偶然的观察，但是无论如何都未加以发展。可以把莫斯卡平静的传记中显示出的政治倾向称作西西里式的。并非所有西西里人都是政治家，但是当一个西西里人是政治家时，他会是一个好政治家。西西里人适合搞政治，就像鸭子适应水一样。北方意大利人当然也参与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但是他们在其中制造了许多骚乱。他们大声喊叫，在街头临时演说台挥舞手臂。报纸上充斥着他们的宣传、论战、向罗马的游行。他们打文字官司并参加决斗。最后他们进入政府，很可能只担心下一次运气如何。与此相反，西西里人只是乘火车到罗马，那里有一辆四轮马车等着把他带到卡都西称为“国会大厦最高点”的地方。这多少就是莫斯卡在公共生活中的经历。他在1887—1895年担任意大利下议院刊物的编辑（这是一种官僚性职位，它使得莫斯卡在担任大学无薪讲师时能维持生活）。1908年，莫斯卡自己成为一名下议院议员，以自由保守党的立场连任两届议会，直到1918年（包括战争年月）为止，同时还担任了萨兰德拉政府（Salandra，1914—1916）的殖民部次长。1918年，他通过正常的皇室任命成为终身参议员，所有的经历都没有任何喧哗、任何狂暴的争吵，甚至没有任何特别公开的声誉。普利佐里尼和帕皮尼（Papini）试图在1903—1904年间宣传莫斯卡——用那时的话说，就是“把他确定为一个公众财富”。普利佐里尼在其1912年的“声音”（Voice）系列中作出了第二次努力〔参见《新民族主义》（l nuovo nazionalismo）〕。需要提及，莫斯卡生涯的这个方面总是杰出的（eminent），但从未特别著名（prominent），它只是加强了他的某种精神态度，使得他倾向于让自己的这种工作永远保持萌芽的形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把这种工作服从于某个政党的前途（outlook）。意大利和西西里背景、专业前途、学生时代就显现出来的政治才能，有助于我们明白莫斯卡在1881—1883年间对其统治阶级理论的发展。此时，莫斯卡获得了三、四个简单观念，他认为自己能够利用它们勾画出近代国家兴起的历史轮廓。他觉察到，与大多数人统治的理论相反，社会总是被少数人、被寡头们统治。因此，流行的政府分类方法——如亚里士多德的（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孟德斯鸠的（专制统治、有限君主制和共和制）和斯宾塞的（军事的和工业的国家）——比起对寡头们的分类来，都能够被省却。莫斯卡尝试着进行这种分类，得出了几种类型：军事和教士贵族制、世袭贵族制、地主贵族制、流动财富（金钱）贵族制、德行贵族制〔（aristocracy of merit），也就是允许社会中各种成分特别是贫困阶级自由获得权力〕。现在看来，历史上流行的各种政治理论——基于种族或家族概念的“特选民族”理论、神权理论或大众主权理论——都没有反映出潜在于这种分类下面的实在。因此，莫斯卡继续发展了他的“政治模式（political formula）”理论。总是有居于统治地位的少数人，但是这些少数人从不停留在掌握权力这一简单事实上。他们总是通过理论和原则把他们的统治合理化，这些理论和原则反过来又建立在那些被统治者接受的信仰和伦理系统之上。这些“政治模式”包含的东西极少可以被描述为“真理”，但是它们不应该被看作诡计多端的统治者刻意的欺骗或神化。相反，它们表达了人性中一种深刻的需要。通过它，人类更容易顺从抽象的普遍法则，而不是个别人的意志。这些观点在1881年成熟起来，在1883年完成并于1884年出版的《关于政府和议会制的理论》中得到明确表述。尽管这部书为时已久，而且莫斯卡以后又写了其它著作，它还是具有影响力和原创性。11年后的1895年，莫斯卡完成和出版了他的《原理》（《政治科学原理》，1896）。与《理论》一书相比，《原理》以更全面的形式以及一系列相当有启发性的新观念阐述了统治阶级的理论。
作为意大利保守主义政治学的奠基之作,莫斯卡在《统治阶级》中指出,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两个截然对立的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一般由武士、教士、土地贵族、有钱的和有知识的种种团体组成,他们管理国民事务,垄断国家权力,独占各种荣誉。因为只有这些少数人才有组织能力,而作为多数的群众则处于无组织状态之中。因此,有组织的少数对无组织的多数的统治支配是不可避免的。在特定的统治阶级失势之后,就会有另一个统治阶级来取代他们。事实上,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由统治阶级与他们的竞争者之间的斗争谱写的。莫斯卡的这一论断,极大地影响并促成了“精英理论”在西方政治学界的兴起。
加塔诺·莫斯卡(1858—1941),意大利都灵大学宪法学教授、罗马政治制度和理论讲座教授,著名政治社会学家,被誉为意大利政治科学之父;作为一名长期参与政务的学者,他曾担任议会众议员和参议员,并在1914—1916年担任政府殖民部次长职务。其主要著作有:《关于政府和议会制的理论》(1884)、《统治阶级》(1896,原书名为《政治科学原理》)等。莫斯卡首次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著名的统治阶级论,他与帕雷托一道,被认为是西方政治学中“统治精英理论”的首创者。
第一章 政治科学
第二章 统治阶级
第三章 封建和官官僚制度
第四章 统治阶级和社会类型
第五章 司法防卫
第六章 选举权和社会势力
第七章 教会、党派和教派
第八章 革命
第九章 常备军
第十章 议会政治
第十一章 集全主义
第十二章 统治阶级的理论
第十三章 政治组织的类型
第十四章 政治组织的演化
第十五章 统治阶级中的原则和倾向
第十六章 统治阶级和个人
第十七章 代议制政府的未来
索引与参考文献
第二章统治阶级1. 在可以见之于所有政治组织的恒常事实和倾向中，有一样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大多数不经意的观察也能够注意到。在所有社会中——从那些得以简单发展的、刚刚出现文明曙光的社会，直到最发达、最有实力的社会——都会出现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另一个是被统治阶级。前一个阶级总是人数较少，行使所有社会职能，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而另一个阶级，也就是人数更多的阶级，被第一个阶级以多少是合法的、又多少是专断和强暴的方式所领导和控制。被统治阶级至少在表面上要供应给第一个阶级物质生活资料和维持政治组织必需的资金。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承认这种统治阶级（或者称政治阶级，如我们在其它地方对它的定义）的存在。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国家，不论它是哪一种形式，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权都在少数有影响力的人们手中，大多数人不论是否情愿，都要服从这种管理。我们知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邻近的国家，并且实际上我们很难想像一个以另外方式组织起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所有人都听从一个人指导而不具有优先或臣属的关系，或者所有人平等地共同指导政治事务。如果我们还要从理论上推论其它的情况，这部分是因为我们思维中根深蒂固的习惯，部分是因为我们对两种政治事实给予了过分的重要性，这两种事实表面看来，比在现实中重要得多。这些事实的第一种——人们只要睁开眼睛就会看到它——是在每一种政治机体中，总有一个人处于整个统治阶级的核心领导地位，并且如我们所说，掌握着国家的方向。这个人并不总是根据法律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与世袭国王或者皇帝并肩的有时还有一个首相或者总监，他们行使比君主更大的实际权力。在其它时候，操纵总统选举的有影响的政治家经常取代被选举的总统进行统治。在特殊情况下，可能有两个或者三个，而不是一个人行使最高控制职能。第二个事实也很容易察觉。不论是什么形式的政治组织，被统治大众的不满以及影响大众的情感都会带来压力，这种压力给统治阶级、也就是政治阶级施加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人数众多的阶级的支持，迫使人们尊重和执行他的命令，处于一国之首位置的人肯定无法统治。假定他能使统治阶级中的一位个人，或者事实上是许多个人感到他权力的分量，他就一定不会与这个阶级在整体上不一致、或消灭这个阶级。甚至如果这个阶级有可能被消灭，他一定会被迫立刻创造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阶级的支持，他的行为一定会完全瘫痪。另一方面，假定大众的不满会成功地推翻一个统治阶级，如我们将要见到的，这些大众自身中间必须有其它有组织的少数人行使统治阶级职能。否则，所有组织以及整个社会结构都会被毁灭。2. 从科学研究的观点来看，统治阶级或者政治阶级这一概念的真正优越性，在于这一事实，即统治阶级不同的结构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可以决定不同民族的政治类型及文明程度。按照现在仍然时髦的区分政府形式的方法，土耳其和俄国在几年前还都是绝对君主制，英国和意大利是立宪或者有限君主制，法国和美国则被划为共和国。这种分类所根据的事实是，在土耳其和俄国，国家的领导职位是世袭的，领袖在名义上是全能的；在英国和意大利，领袖职务是世袭的，但是其权力和特权受到限制；在法国和美国，领袖则是选举产生的。这种区分显然是肤浅的。尽管俄罗斯和土耳其是绝对君主制，但是这两个国家在政治管理的方法上很少有共同点，它们的统治阶级的组织极为不同。根据同样的道理，意大利的君主政体与法国的共和政体，比它与英国的君主政体更为相似；美国和法国的政治组织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尽管两者都是共和国。如我们已经提出的，在这件事上各种思维的痼习长久以来已经阻碍了科学的进步，而且现在仍然如此。上面提到的把政府区分为绝对君主制、有限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分类是孟德斯鸠设计的，用来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分类范畴。亚里士多德把政府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他所说的民主制只不过是成员广泛的贵族制。亚里士多德自己在其所处的位置上观察到的每一个希腊城邦，不论它是贵族制还是民主制，总有一个或更多的人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在波利比乌斯和孟德斯鸠的时代之间，许多作家通过引进混合政府的概念来完善亚里士多德的分类。稍后，现代源于卢梭的民主理论根基于这样的概念上，即任何国家的大多数公民能够参与、并且实际上应该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并且尽管现代研究者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民主制、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原则在每一个政治组织中同时发挥作用，大众主权的学说仍然深入人心。我们不想停下来驳斥这种民主理论，因为这是这部著作的总任务，很难用几页纸的篇幅毁掉已经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一整套思想体系。如拉斯•卡萨斯高明地在其关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一生的著作中描写的一样，忘却经常比学习更困难。3. 不过，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需要回答一种反对意见，它可能很容易接近我们的观点（made to our point of view）。单独的个体无法命令一群人，除非他在其中找到数量较少的支持者，如果说这一点容易明白，那么要承认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而不是相反，是一个恒久的、自然的事实，则相当困难。但这是人们对事物的第一印象与实际情况相反的一个例子——这种情况在所有其它科学中都不少。在现实中，有组织的少数人服从单一的指令支配大多数无组织的人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少数人的权力对于多数人中的个体是不可抗拒的，这些个体单枪匹马地处在有组织的少数人群体面前。同时，少数人正因为他们人数少才组织起来。一百个人彼此协调地统一行动、互相理解，将胜过不一致的一千个人，因为这些人将被一个个地对付。此时，前者更容易统一行动、彼此理解，因为他们是一百个人而不是一千个人。由此可见，政治团体越大，进行统治的少数人所占比例就越小，而对于被统治的多数人来讲，组织起来反对少数人就越困难。然而，进行统治的少数人除了因为有组织而增加了优势外，在统治者的构成中，组成他们的个人与被其统治的大众的素质是不同的，这种素质使得统治者具有一定的物质、知识甚至道德优越性；或者统治者是具有这些素质的个人的继承者。换句话说，进行统治的少数人团体的成员通常具有某种品质，不论它们是真的还是看似如此，都在统治者身处的社会中被高度认可，并具有影响力。4. 原始社会仍然处于最初的组织阶段，在这种社会中，军事上的勇敢是统治阶级、也就是政治阶级最容易具有的素质。在先进的文明中，战争是例外的情况。而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战争可能被认为实际上是正常的；在战争中显示最大能力的个人很容易获得对其同胞的霸权——最勇敢的人成为头领。这一事实是恒久的，但是它在不同环境中采取的形式差异很大。通常，武士阶级对和平大众的统治被归因于种族的混合、或者有侵犯性的集团政府对不好战集团的征服。有时这就是真实的情况——雅利安人入侵后的印度、日尔曼人入侵后的罗马帝国以及阿兹特克人被征服后的墨西哥都有这方面的例子。但是我们更经常地注意到，在一定情况下，在没有外国征服迹象的地方兴起了一个好战的统治阶级。只要一个部落完全依靠狩猎生活，所有人都很容易变成武士。当然有一些领导者将会统治部落，但是我们不会发现一个武士阶级兴起而剥削他人，同时也在保护另一个致力于和平事务的阶级。当部落从狩猎阶段进入农耕或者畜牧业阶段，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施加社会影响力的方式更加固定，就会出现较为清晰的两个阶级的分化，其中一个阶级完全致力于农业，另一个从事战争。在这个事件中，不可避免地武士阶级会逐渐取得对另一个阶级的优越性，以至于可以不受惩罚地压迫另一个阶级。武士阶级逐渐演变为绝对统治阶级，波兰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原先波兰人具有在所有斯拉夫人中流行的同样的农村组织结构。在战士和农夫之间——换句话说，在贵族和农民之间没有区分。但是在波兰人进入维斯图拉河及聂曼河灌溉的大平原之后，他们开始发展农业。然而，与好战的邻居之间仍然有必要进行战争，以至于部落首领，也就是督领们在他们身边聚集了一定数量的精选之士，他们的职业就是当兵。这些武士分布在各种农业村落，他们被免除农业劳动，但可以与村落中的其他人一样得到份内的农产品。在早期，他们的职业并不令人向往，乡村居民有时放弃对农业劳动的豁免权以避免参战。但是随着这种秩序逐渐地固定下来，随着一个阶级习惯了以武器和军事组织作为职业，而另一个不再介意使用犁和铲子，武士阶级就变成了贵族和主人，而曾经是武士们的伙伴和兄弟的农民们则变成农奴和奴隶。渐渐地，武士主人们提高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作为村落成员分到的份额变成了整个村落的产品减去那些对耕作者生存绝对必要的部分。当后者试图逃脱这种虐待时，他们被武力强迫留在土地上，他们的情况呈现出纯粹和简单的农奴身份的所有特征。在这种演化过程中，大约在1333年，国王卡齐米日大公无效地试图制止武士们过度的专横。当农民们埋怨贵族时，他责问他们为什么没有用棍棒和石块，从而为自己辩护。又过了几个世代，在1537年，贵族们强迫城市中的商人出卖他们拥有的不动产，土地所有权变成了仅有贵族才有的特权。同时贵族给国王施压，让他与罗马谈判，以达到从那以后只有贵族才能在波兰担任圣职。这几乎完全阻止了城里人和农民担任受人尊敬的职务，剥夺了他们所有的社会地位。俄国也有类似的例子。在这里武士们形成了卫兵，也就是过去的尼兹(留里克的王公后裔)的护卫队，他们也获得了米尔的一份农产品来维生。逐渐地他们的份额提高了。由于土地广阔，劳动力稀少，农民们经常有到处迁移的优势。相应地，在16世纪末，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赋予贵族权力，让他们以武力把农民限定在土地上，因而建立了农奴制度。然而，在俄国武装力量从不是完全由贵族组成的。俄国农夫，也就是农民在卫队长的带领下作为普通士兵参与战争。早在16世纪，可怕者伊凡建立了火枪队，后来发展成为常备军，一直持续到彼得大帝用西欧式军团取代它。在这些军团中，旧有的卫兵，夹杂着一些外国人成为了军官，而农夫们则成为士兵。在新近进入农业时代并相对文明化的民族中，整个军事阶级成为政治阶级即统治阶级这一事实几乎总是不变的。有时当兵的仅限于这一阶级，如同印度和波兰的情况。更常见的是被统治阶级的成员偶然也会被征兵，然而，他们总是作为普通士兵，属于较为不受尊重的团队。希腊也同样，在与美第斯的战争中，属于较为富有和有影响力阶级的市民构成精选的军团（骑兵和重装备步兵），财富较少的作为轻盾兵或者投石兵，而奴隶，也就是做工的大众，几乎完全被排斥出军队之外。在罗马共和国，直到布匿战争阶段，甚至晚到马略时代；在中世纪的拉丁和日尔曼欧洲，在俄国——如上面刚刚解释的那样，以及在许多民族中间，我们发现了类似情况。凯撒反复强调，在他的时代，高卢军队的核心力量由贵族服役的骑兵构成。例如，埃杜维人在他们的骑兵精锐在战役中被歼灭后, 就无法抵抗阿里维斯塔斯。5. 在每一个地方——在俄国和波兰、印度和中世纪欧洲，进行统治的武士阶级几乎单独篡取了土地所有权。如我们所见，在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度中，土地是主要的生产和财富来源。但随着文明的进步，土地上的收入也相应增长。随着人口增加，至少在某些地区，租金收入也有增加，用李嘉图的术语讲，这主要是因为出现了巨大的消费中心——并且也出现了大量资本和其它大城市，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最终，如果环境允许，就会发生一个重要的社会变革。财富而不是军事勇气成为统治阶级的典型特征：进行统治的人富有而不是勇敢。这场转变大体上需要的条件是社会组织的集中化，公共权威机构提供的保护达到了比私人力量提供的保护更有效的程度。换句话说，私人财产必须通过法律实际的和真正的效能得到保护，致使财产所有者个人的保护显得多余。这通过一系列社会结构的逐步改变，从而我们称之为封建国家的政治组织类型被转变为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我们称之为官僚制国家。我们以后会详细讨论这些类型，但是我们此时可以说，通常，通过和平方式和习俗取得的进步，以及随着文明进步养成的某些社会道德习惯极大地促进了此处提到的演化过程。这种转变一旦发生，财富产生政治权力就正如同政治权力曾经产生财富。在一个已经有些成熟的社会——也就是这里的个人权力被集体权力所制约——如果通常有权者是富有的，那么富有者也会变成有权者。并且，实际上，当武斗被禁止，而以金钱进行斗争被许可，更好的位置不可避免地被那些拥有更多金钱的人赢得。
本书在欧洲已成为经典，在美国亦得到相当重视。莫斯卡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哲学家。他的学说对帕雷托等人有深远影响。——Foreign Affairs《统治阶级》是20世纪早期精英理论的一个出色范例，明晰而富有才华，它促使民主社会中的政治思想家们去审视民主和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假设，是政治科学的必读之作。——网友
《人文与社会译丛:统治阶级》作为意大利保守主义政治学的奠基之作，莫斯卡在书中首次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著名的统治阶级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极大地影响并促成了“精英理论”在西方政治学界的兴起。莫斯卡与帕雷托一道，被认为是西方政治学中“统治精英理论”的首创者。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