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音绕梁红仙歌.余红仙
2011-12
上海锦绣文章
周锡山
182
余红仙，弹词女演员，有”唱不倒的金嗓子”之美誉。1952年起学习、弹唱评弹，从艺60年，天赋佳嗓，长子弹唱，音色明亮，高低自如，擅唱多种弹词流派唱腔，有《双珠凤》、《描金凤》、《夺印》、《人强马壮》、《战地之花》等众多艺术作品。其中一曲《蝶恋花，答李淑一》使评弹艺术走向全国，是20世纪中国文艺史上的壮举之一，具有重大影响，其本人更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艺术访谈 让评弹艺术永放光芒艺术传评 第一章 学艺前后 第二章 初获成功 第三章 演唱毛泽东诗词 第四章 参加上海人民评弹团 第五章 在上海评弹团说中篇书 第六章 与蒋月泉拼档说《夺印》 第七章 “文革”磨难 第八章 与杨振言拼档说《描金凤》 第九章 改编和演唱《双珠凤》 第十章 执著于评弹事业附 录 从艺大事记 后记
余红仙是浙江杭州人，于1939年生在上海。原名余国顺，她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叫国顺，是因为父亲生下她的时候职业上比较顺利，所以取了这个名字。她的父母生了十几个孩子，送掉了两三个，家里还有八个。她的父亲工资低，还经常失业，所以家庭经济很困难。 余红仙的外公是书香门第出身，妈妈读过书。余红仙的父亲余淡年，三次求亲，被外公回绝，因为他是穷工人，看不起。第三次，是外婆说：“淡年这么诚信，三次来求亲，看来他们有缘，就答应了他吧。” 结婚后，余淡年经常失业，是因为他的脾气耿直、爽气，正义感强，看不惯就要讲，经常要得罪老板。他起先在他的四爹爹(四叔)在杭州开的丝厂工作。这是一个势利老板，余淡年还做了一个负责人，但工资从来一分不给加，说因为是自己人，所以不给加工资。余红仙的母亲劝他说：“既然加不到工资，裁缝师傅不落(暗中私拿)布，窝里(家里)死脱(死掉)家主婆。生产中多下来的丝绸啊，或者边角料，拿一点回来也是好的。”可是他从来不拿一点，说：“这种事情我是做不来的。” 余红仙的祖父早就去世，她的祖母当家，重男轻女思想很严重。余红仙的母亲生第一个男孩时，婆母对她还好，生了第二个是女孩，婆母自己养了三个儿子的，她想你怎么只养了一个儿子就养女儿了。媳妇在坐月子的时候，就只给吃带鱼的头和尾巴，当中她自己吃。生到第三个还是女儿，就是余红仙，就更没有好的吃了，只给吃黄鱼头和尾巴。老大儿子的衣服是新的，给老二女儿穿旧的，即儿子穿过的旧衣服，老三国顺(余红仙)就穿破的了。这当然也有当时家庭经济非常困难的原因。余红仙小时候就听说，奶奶对妈妈是非常苛刻、非常封建的，连她爹爹和妈妈的衣服洗起来都有规矩：男的要放在上面，女的要放在下面。洗的脚盆，上身下身都要分开的，一旦你放错，就要被奶奶骂得不得了了。他们三个小孩一起出痧子，妈妈真是忙得不得了，又要照顾小孩，又要洗衣服烧饭。出痧子又是很危险的，但奶奶一点点都不管，不动手。还算好，三个小孩争气，没有一个出毛病。奶奶凶得不得了，一天到晚骂，而爸爸是孝子，孝得不得了。妈妈有时候要和爸爸说：“姆妈对我这样子，我日子怎么过法?” P13-14
2009年初，上海市文联为了留存当今上海优秀艺术家的艺术成就，总结他们的艺术经验，决定编撰出版《海上谈艺录》丛书，其中有一卷要写著名民间文学理论家罗永麟先生，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忻雅华希望由我来写，我也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本以为凭我对罗先生的了解，应该不是一件难事。没想到，从当年7月正式投入采访和搜集资料，到现在基本完成，一拖就是一年半时间。艰难的写作过程，除了感叹自己笔拙之外，也深深体会到要写一位经历风风雨雨近一个世纪的老学者确非易事。 罗永麟先生是我的恩师。1982年9月，我当时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罗先生为我们开设“民间文学”选修课，上课在华师大文史楼114教室，有二十几位同学。记得第一次上课时，进来了一位个子高大、背微驼、身穿灰色衬衣、脚踏布鞋的老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罗先生。上课后，我们大部分学生都懵了，罗先生的普通话中带浓重的四川口音，几乎听不懂。随着上课次数的增多，大家才慢慢习惯了罗先生的“川味普通话”。也许是从小生活在农村，每当夏天，在布满星星的夜晚，我都会围坐在邻居老爷爷的身边听他讲故事，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两年，在生产队劳动时，也是在讲笑话、唱山歌的欢声笑语中度过的，所以罗先生讲课的内容不断勾起我儿时的记忆，有种无形的亲切感，使我逐渐喜欢上了这门课，毛遂自荐当了课代表，也因此跟罗先生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当时校园的学习气氛较浓，有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我也将几位像我一样喜欢民间文学的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了民间文学兴趣小组，不时地请罗先生为我们上小课。课程结束后，罗先生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申请了部分经费，安排我们到上海郊区去采风，一组去嘉定县，一组去崇明县。我带了五位同学前往崇明岛调查山歌。记得那是放寒假后，经崇明县文化馆同志联系，采访了不少当地著名的山歌歌手，收获颇丰。原定计划一个星期，没想到即将结束时，下起了大雪，崇明岛到上海的渡船停航，我们被迫又在崇明多呆了三天，差点赶不上回家乡过年。这是我第一次搞田野调查。这一个学期的课程和采风活动，使我的学习兴趣从古代文学转向了民间文学。也是机遇巧合，此时罗先生获批招收研究生，于是我决定报考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紧张复习(春节也没有回家，四年大学生活中唯一一次没有回家过年)，结果如愿以偿，成了罗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关门弟子，招收了我们两位研究生后不久，罗先生就退休了)。事后才得知，我两门专业课和政治都考出了好成绩，但英语成绩距离最低分数线差3分，还是罗先生专门向学校写申请破格录取了我。 进入研究生学习后，感受最深的是先生对教学的认真和对学术研究的一丝不苟。即使给研究生上课，每次也都是很认真备课。记得有一门课叫《民间文学经典选读》，从先秦诸子讲起，到《酉阳杂俎》、 《太平广记》，到明清的《山歌》、《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等，罗先生除了要求我们事先细读外，他自己也记了厚厚的笔记，可想而知，他也是重新仔细阅读的。每次课在学生发言后，他再作详细地讲解；我们提交的读书笔记、作业也是一字一句地批改。他广博的知识面和惊人的记忆力，也让我们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这与他的勤奋有密切的关系。每次去先生家，毫无例外总是见他坐在老旧的书桌前埋头阅读。为了学生的学业，先生可以说是呕心沥血。1985年3月，有一个赴云南进行田野调查的机会，先生不顾古稀之年，带领我们两位研究生，深入到云南大理白族地区、楚雄彝族地区，让我们了解少数民族的民俗、民间文学。农历二月初八是楚雄彝族盛大的节日——插花节(又称马樱花节)，先生跟我们一起，一路跋涉，登上海拔三千多米的楚雄大姚县县华山，领略插花节的盛况。事先我们并不知道先生患心脏右束支完全性阻塞，虽然并不影响日常生活，但到了高海拔缺氧地区，会感到胸闷呼吸不畅，但他硬是一声没吭。也许是旅途过于劳累的缘故，回沪后，先生足足病了3个月，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内疚。 研究生毕业后，我分配到上海市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担任《民间文艺季刊》的编辑。先生仍然十分关心我的工作、生活和研究情况。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必然会让师母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家里吃饭，边品尝师母做的可口的菜肴，边天南地北聊天，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学术，每次他都会将近期读过的、认为值得一读的书介绍给我，同时对我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作点拨。时至今日，这个习惯依然保留。可以说，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毕业，仍然是先生的在读学生。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眨眼功夫投身先生门下已近30年，而我也已从一个来自农村的毛头小伙到了知天命的岁数。回头一想，我18岁离开家乡来到上海读书，呆在先生师母身边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呆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而先生、师母于我，不是亲生父母，却胜似亲生父母。不仅引导我走向学术研究的道路，而且在生活上、工作上等各方面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特别感人的是，他们也把我当作最亲密的孩子看待，二十几年来，我们心心相印、情感相通。 作为一名学生，我深感自己是不太称职的，离先生的要求和期望相距甚远。记得在读研期间，先生一再要求我们学好英语，但由于自己英语基础较差(就读的农村中学没有英语课，上大学之前没有学过英语)，缺乏语言天赋，更主要的是当时主观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英语就一直没有学好，成了终身遗憾的事。为吸取自己的教训，现在我对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学好外语，在研究生一年级结束时外语基本过关。还有一件事，每每想起就感到愧疚。
周锡山编著的《余音绕梁红仙歌(余红仙)》以总结艺术家余红仙的艺术成果和经验为主，同时穿插余红仙成长经历，艺术创新和其独特风格，尤其要写出上海这个文化大环境对余红仙的艺术成长所起的作用。
下乡说书的“遇鬼”经历 跟着先生外出，听先生说书，也有令人害怕的经历。14岁开始走码头，借住在人家家里，先生住正房，余红仙只能住客堂间。主人家在客堂间里停了一口棺材，余红仙一个人陪着棺材一起睡，睡下时，死人的牌位就在离她的头很近的地方，后面就是棺材。余红仙吓得浑身发抖，也只能硬着头皮睡下，不能与先生讲，有地方悃（睡），已经很好了。大热天没有蚊帐，只有一张被单，只能用被单将自己从头到脚包起来睡。 后来演出时，即使在文革后，也常常碰到此类令人恐怖“闹鬼”经历。1978年到1980年代初，余红仙和杨振言“拼双档”说《描金凤》，到过浙江湖州菱河的书场说书，曾与杨老师演过2转、与沈思华也去演过。一次，金声伯遇到她们时说：“你们烧香过吗？磕头过吗？”余红仙说没有，他说：“你们生意还做得成功？这个书场夜里有声音：噼啪，噼啪。人家要我烧香、磕头，我没有理睬，两天下来，莫名其妙喉咙哑了，夜里声音很多。后来在书场摆香炉，鞠躬、烧香，明天喉咙就好了。” 后来和沈思华拼挡，在上海郊区青浦朱家角，书场晚上没有人。沈思华下午3时，说完书，就乘长途汽车回家。余红仙做上手很吃力，就不回家，睡在书场的宿舍里。住处在楼上，在一条很长的走廊的最里面。到楼下烧水的地方去打水，走廊里默默暗，楼下也只有一盏灯，非常暗，一路要摸下去，要经过好几个房间，像个仓库。而住的房间，亭柱都焦的，好像烧过。有人问余红仙：“你睡在这里，有否听到什么声音？”余红仙说没有注意，他们说：“这个房间有个响隔，日本人占领时，死过好多人，烧杀好多人。所以，‘的、吧’的声音一直都听到，许多人住在这里都逃走。” 还有在浙江黄岩，余红仙和杨振言，吴君玉和徐檬丹夫妇都去过。庄凤珠和张振华吓得逃出来，说夜里声音“啑咧啯咯”，非常怕人。沈思华胆子小，但她也没有听到声音。 这是余红仙碰到的事，实际上，此类传说是很多的，例如： 平湖书场的习惯是青龙生意一定要开讲《三国志》，有一家书场是个女场东，绍兴人，她请许墅关的评弹艺人周镛江去开讲《三国》，到期周镛江没有去。这个女场东宁可空场，不愿再请别人演出。接连三次，于是吃尽当光，书场关门，女场东吊死了。后来换了一个场东，青龙生意是请的宋春阳去开讲《三国》，生意很好。当天晚上，宋春阳在烟铺上吸烟，场东的一个儿子在旁边玩，忽然倒地，失去知觉。场东赶紧来急救，这个孩子从地上站起来，对宋春阳说，“赶快走，我不是请你的，是请周镛江来开讲《三国》的。”众人大惊，大家都知道女场东吊死的事情，于是连连祈祷，孩子方才甦醒过来。周镛江知道了，从此再也不敢到平湖去。 前清同治年间，常熟评弹艺人瞿幼祥是说《金台传》的。有一天，他到常熟的一个镇上去说书，生意很好。场东想偷他的东西，对他说：“楼上有鬼”。瞿幼祥不相信，当天晚上他还在烟铺上吸烟，忽然听到楼梯响，真有一个白无常鬼上楼了，他一急，拿起烟铺上的烟茶壶，掷了过去，恰中在“鬼”的头上，鬼从楼梯上滚到楼下去了。 瞿幼祥很觉奇怪，怎么“鬼”会有这样大的声音。站起来走到扶梯上察看，只见一片血迹，“怎么鬼也有血的？”心里怀疑。天亮以后，想告诉场东，却不见场东出来，接连两天不见。他跑到场东家里去问，只见场东包着头，睡在床上，布上还有血迹，方才知道是场东在闹鬼。（陈士林口述，徐渊纪录整理《评弹掌故（续）》，《评弹艺术》第四十一集，2009年7月，第155页。） （第一章 学艺前后） 美女明星的风采 过去，醉霓裳是跟妹妹醉疑仙拼“双挡”的，有时再加上女儿醉天仙，是“三个档”，他全靠妹妹吸引听客。余红仙的这位“好叔”是非常受听众欢迎的，余红仙拜先生之前，她早已不上台唱了。余红仙有时候去苏州碰到些人也要说起：“你的先生那时候就都是靠她妹子啊……”余红仙对此印象很深的，一看她挂在家里的照片，真是很漂亮的，非常像她的母亲——余红仙的太师母，简直一模一样，鹅蛋脸，双眼皮，大眼睛，很有福相。而余红仙先生醉霓裳戴着像洋酒瓶底一样，厚得不得了的的眼镜，是男的么，反正也无所谓。但上台时的扮相就差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响档，首推徐雪月、醉疑仙和谢小天，其后能上台盘的是汪梅韵、钱琴仙、范雪君、何剑芳、王莺声、沈毓英等，此后又有徐丽仙、朱雪琴、朱慧珍等。 醉疑仙(1916－ )，原名金钰珍、金纫秋，江苏苏州人。1930年，14岁时从兄醉霓裳(金筱舫)学艺，拼双档说唱《双珠凤》。先在浙江嘉兴、南浔等地演出，一年后至上海走红，在30年代颇具影响。曾先后同陈莲卿、祁莲芳、黄兆熊等拼档弹唱《小金钱》、《落金扇》等。在四十年代初，醉疑仙才貌出众，美得令人倾倒，是评弹界有名的美女之一，人称“半壁观音”（上半壁即脸美，上身线条好；下半壁，即下身的身材一般），小报上有大量正面的报道。嫁人后辍唱10余年。于1960年复出，加入苏州火箭评弹团，后并人苏州市评弹团。曾演唱过新书《千万不要忘记》等。（据《评弹文化辞典》）其说表口齿清晰，弹唱学朱介生，颇具功力，呖呖莺声，唱俞调唱得千啭百弯，荡气回肠，听得观众如痴如醉。所以余红仙初学评弹，先生就要她学醉疑仙，而余红仙听醉疑仙俞调《宫怨》的唱片，感到“醉疑仙这个俞调唱得很复杂，花腔难得不得了”。不仅如此，吴藕汀《书场陶写》有《菩萨蛮·醉疑仙弹唱<双珠凤>》描写她当时的风采： 只因小姐珍珠凤，送花圆了姻缘梦。五女一夫君，鳌头合姓文。 姿容人赞美， 不愧疑仙子。琐事注端详，起居谈日常。 词后有注解说： 醉疑仙本姓金，名维筠，与其兄醉霓裳拼档。姿容独绝，兄貌寝而愈增其美。南浔听众某，曾为之作起居注，凡一阅月，日夜两场，旗袍都六十袭，各不雷同，惟一袭重复，盖偶忘之矣。尝闻其有二百袭之多。旧时女艺人注重台风，疑仙尤为翘楚也。 当时的评弹粉丝，追捧美女名角的痴状可掬。起居注，是古代帝王言行的纪录。热情观众为他喜欢的名角做日常生活的详细纪录，吴藕汀先生戏称之为“起居注”，语带调侃。而醉疑仙弹唱评弹名作，用其丰厚的演出收入大做高级旗袍，演出时又作亮丽多彩的旗袍“展览”，台风优雅之极，于弘扬民族服饰文化，则又有一功，也颇值得称道。余红仙也听太师母说过：“疑仙外出说书，船上要带好多箱子，里面装满了行头，皮鞋也多得不得了。”现在的听众和读者已经不熟悉甚至不知道这个著名的演员了，后来的听众谈起醉疑仙，就说“她是大名鼎鼎的余红仙的师姑”（如《名家钩沉之女弹词》，叶毅的博客2008年7月10日）。 但是美女演员在外地演出，还常有纠缠者的骚扰，张仲孚《南浔书场和说书艺术》回忆：当年“听说南浔四象之一的庞莱臣也喜听评弹。有一次著名弹词女艺人醉疑仙来南浔献艺，她长得花容月貌，书艺高超，使庞莱臣为之倾倒。天天请她到家中唱堂会，并想娶她为如夫人。热爱评弹的女艺人，她不愿做金丝笼中的金丝鸟，她要到各地去唱书，生活也较自由，回绝了庞的要求，使庞尝到单相思的味道。” 余红仙拜先生以后从未看到过“好叔”醉疑仙。余红仙回忆：有些军阀看中她的人很多的，吓得她不得了，她到处逃的。我太师母那时候跟在码头上是不肯的，后来有一个外地的有钱人把她的妹子醉疑仙讨过去，硬要她做太太，也不是正式的第一个太太了。还将她迁到成都居住。 她就被迫离开了上海和书坛。当时姿色出众的评弹女演员外出说书，危险很多，尤其是当地富豪看中后，被逼嫁或者骗婚。有的还拔枪威胁。 后来她从外地回到苏州，余红仙才看到她。（第一章 学艺前后） 余红仙认为，为了台上的艺术完美，衣服非常重要，台风、气质更其重要。余红仙过去没人教她，是她自己看来的。例如，她当年看到朱雪琴出来的气质、台风，台步，都极美，具有大将风度。她从后台走出来时，面孔对着观众的笑容，走路时的姿态和皮鞋的咯咯声，都极其优雅得体。朱雪琴穿的旗袍，荷叶边，大腿不露出来的，领头也讲究。过去范玉山请各种老师训练自己的干女儿、后来的评弹皇后范雪君：走步、讲话、笑容、台上的动作，等等，都规范而美观。所以范雪君尽管没有像小家碧玉、瓜子脸的醉疑仙这样的美貌，她是鹅蛋脸，由于善于化妆，也非常打扮得出，而且具有贵族气质、大家风度，魅力四射。余红仙认为艺术上要适当包装，化妆、衣服、台步也要规范、美观，细细节节都要讲究，一丝不苟。再以朱雪琴为例，她在艺术上如此用心，如此精益求精，但在平时的生活中则胸无城府，老实梗直，看见不平之事，要仗义发言，不怕得罪领导和群众，人称“大钢炮”。余红仙工人家庭出生，脾气直，吴团长说：“红仙呀，你是小钢炮，朱雪琴是大钢炮。一个是大莽，一个是小莽。你们两人真是相像。” 王再香的演唱效果 王再香(1923－1993)，江苏苏州人。10岁随父王如泉学艺，翌年即与父拼档弹唱《双珠凤》。16岁后一度改放单档，又先后与姐兰香、妹月香拼档。1948年前后到上海，曾与赵兰芳、王筱泉等拼档。演唱的长篇书目还有《龙女牧羊)、《贩马记》等。1950年代中、后期，与余红仙拼档。1959年加入上海长征评弹团，分别与王月仙、秦香莲等拼档。能起多种角色，书路清晰，说表精彩，唱腔更以悲情见长。如《双珠凤》中“私吊”等唱段，亲切自然，感情浓郁，说唱浑然一体，且能互有生发，极有特色。（据《评弹文化辞典》王再香条） 余红仙跟随王再香拼双档时，王再香的《双珠凤》早已誉满书坛。吴藕汀《书场陶写》有《菩萨蛮·王再香弹唱<双珠凤>》赞誉说： 一双珠凤传三代，太原旧郡香名再。上首口须清，书情表得明。 送花楼上跪，私订红鸾喜。吊祭哭声悲，悲声震孝帏。 1949年3月3日《铁报》报道： 王再香、王月香姐妹在南园书场说《双珠凤》，……再香唱哭调，声泪俱下，殊显 悲苦，谑者乃谓：书坛成灵台，听客权充吊客，唱者尽哀，听者大悦，且报以热烈掌声。 王再香之哭调，竟使听者着迷，周前在南园夜场说至霍定金私吊，连哭数晚，均卖满座。 南园书场在宁波路493号，场内台椅用红木制成，华贵雅典至极，是旧上海市中心钻石地段的最高级的书场之一。 旧时小报的有些敬业的内行记者的文艺报道往往写的栩栩如生、特色分明。这则报道将王再香唱的“哭调”的艺术魅力，用幽默传神的形容：“书坛（权）成灵台，听客权充吊客”，描绘“唱者尽哀，听者大悦”、“连‘哭’数晚，均卖满座”的出色艺术效果，让“竟使听者着迷”的动人演唱境界，流芳至今。 后来王月香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香香调”，成为评弹流派之一，实际上还是其姐王再香创造的坚实基础。所以不称“月香调”，而称“香香调”，这个名称取得好，是王再香和王月香两个“香”共同创造、发展的艺术结晶。 王再香带着余红仙首先在上海的书场先去做一档，说《双珠凤》。这是余红仙的出科书，排起来也容易了很多，她是从头上《送花楼会》开始说的，但这书余红仙也熟的，余红仙听师姐醉迎仙、醉若仙师姐妹双档说过此书。跟王再香老师的第一个书场就在市中心，当然是个小书场，靠近南市这一带。余红仙第一次上去唱的开篇是《战长沙》，蒋调唱完，下面声音都没有，没人拍手。余红仙的父亲带着朋友也坐在下面听，就觉得有点担心。但当中有一段书，有一档唱篇是王再香教她唱的，这档唱篇从慢到快越唱越快，但不能乱，不能吃掉字眼，要快而清晰。因为余红仙唱《珍珠塔》么也有点基本功了，所以当这档唱篇唱完，下面爆发出了掌声。她的父亲回到家就说：“红仙，我心头一块石头落地了，否则要胸闷了，你蒋调唱得也蛮好，但没人拍手，这档唱篇唱完有掌声了，也说明王再香老师对你有帮助。这个上手找对了。” 酷爱艺术，着全力于学艺，而又处于记忆力、理解力皆好的少女时代的余红仙，跟王再香这样优秀的老师做下手，当然能够学到许多东西。但她要演日夜两场，不单单说《双珠凤》，还要说，《贩马记》。六副场子，日夜都要演。 当年的一位青年内行听众杨德高，晚年在《往事回眸 其乐融融》（《海上评弹》第15期，2007年7月10日）中说： 回忆1955年，我19岁，家母领我到延安东路新华书场听书。当时有一档书，乃余红仙老师与她的母亲王再香演出。当余红仙老师弹唱开篇“莺莺拜月”时，她唱了“玉宇无尘月一轮，俏红娘相请女东君”，我听得出她“蒋调”唱得很好，很正宗。因为我9岁开始学听书，到19岁我已有10年听龄了，听得出“蒋调”唱得优与劣。当时，我对家母说：“这个人（指余红仙老师），将来要唱红的。”那时候，余红仙老师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而今已是评弹艺术家。她一曲《蝶恋花》更是誉满大江南北。而想当年，我象（像）诸葛亮一样，说她会唱红的果然现在红了。 当时有这样看法或对余红仙的演唱评价高的观众很多，所以余红仙与老师的演出卖座率高，很受欢迎。（第二章 初获成功） 未婚美女演员被求婚的遭遇 她（余红仙）曾到过一个码头，也是苏州的乡下，现在已经记不清具体的地名了。她当时年轻，唱得好，听众们很欢迎，于是有一个年轻的中医医生，他对余红仙有好感，觉得她台上也蛮像腔（很像个样子），“老嘎嘎”（老练），实际上她年龄还小，他觉得她年龄不小了，托人来说：“要不别说书了，跑码头蛮辛苦，要不要学中医？你跟这个人结了婚，将来一起做医生么也蛮好的。”余红仙搞不懂怎么叫她去学中医，那时候她的母亲不放心，跟着她在码头上一起相伴，就说：“不要上当。这种人真想得出，不行的。”后来余红仙才知道这个人是有血吸虫病的，讨不到老婆，就来骗她说学中医，将来中医红出来么比评弹赚的钱多很多。后来他还追到上海，到她家来，被她的父亲赶出去。 女演员在码头上到处奔走、演唱，这样骗婚的事情是很多的。余红仙父亲的一个朋友的女儿也是学说书的，在乡下码头上演的蛮好，被当地人骗得结了婚，后来就一直在乡下了，出不来了。虽然不是解放前国民党军官用枪逼着你嫁，但解放后也有这种骗嫁的事情。 除了此类骗婚的事情，慕名求婚的也不少余红仙也数次遇上了这种事。 一次是在上海演出后，有些上海的听众跟着余红仙的演出，到了苏州。在苏州第一天说书，当开首下手唱完开篇后，这几个上海听众“啪啪啪”拍起了手，苏州的听众是不习惯这种做法的，所以这几位听客就特别引人注目了。演出后，余红仙与王再香老师在公园散步，谁知这几个上海听众紧紧跟着。内中有一位女同志跟了许多时间后，耐不住走上来和余红仙搭话，说：“余小姐我们特地陪我们的弟弟到苏州来看你的，他非常非常喜欢你，听你的演出、你的唱，他简直入了迷一样。他希望跟你交朋友，以后他马上要出国深造。你如果同意就结婚，你们两人可以一起出国去了。”这样突如其来的提亲，让余红仙无法接受。从这些人的穿着、礼貌来说，他们是很有修养的，不像是坏人或骗子。当时余红仙觉得双方没有什么接触，自己与对方没有来得及产生好感，就谈婚嫁之事，是不可能答应的。更且自己热爱艺术，喜欢评弹，这时正处于艺术上的上升时期，她是不可能放弃艺术，跟人出国的。她就回答：“自己年纪还轻，没有考虑谈朋友、结婚等事，请你们谅解。”这几位听了也没有再说什么，就回上海去了。 到常熟演出，又遇到了两个从苏州跟来的男听客，死死地要和余红仙谈朋友。余红仙的姐姐当时跟在妹妹身边学评弹，就由她回绝了他们。 在上海演唱时，有一次上手王再香病了，余红仙请石文磊帮忙说几天书。余红仙做上手。她们赶场子时，坐在三轮车上，一路上还一起排书。每天从东华书场赶到华园，很长的路，后面也有几辆三轮车跟着。他们最后终于开口说话，要想与余红仙谈朋友。 在上海沧州书场演出时，有些男听客为了追余红仙争风吃醋，准备决斗。这就太离谱了，太不像话了。 余红仙面对此类情况，态度总是很坚定，“我喜欢评弹，自己就喜欢艺术，是不可能的马上结婚、中断说书的。”（第二章 初获成功） 柯庆施发威，强迫提倡现代戏 1963年起，余红仙与蒋月泉合说《夺印》，这是现代长篇评弹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这部书目是当时市委书记柯庆施号召“大写十三年”（指1949－1962年，也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三年）的产物。尽管这部书是典型的为政治服务的遵命文学，是歌颂阶级斗争的错误作品，可是因为苏州评弹的高超艺术表现手段和大师、名家惊人的艺术造诣和创造能力，竟然将这部作品打造成为一部艺术精品，创造了一个奇迹，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1963年元月4日，上海文艺会堂举行元旦联欢会，到会的都是上海文艺界各协会各剧种的代表性人物，评弹界的唐耿良和蒋月泉出席了会议。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讲话。他先是讲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又说了上海的剧目问题。他说电台广播的节目内容，跟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多大差异。有一种农村的害虫叫做“地老虎”，钻在地皮底下咬棉花的根，地面上看不出，结果棉花枯萎死亡。坏的剧目就像“地老虎”一样在咬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根。因此他提出：凡是解放以前的题材都不要写（唐耿良《难忘的友情——纪念蒋月泉先生》，《评弹艺术》第31集，古吴轩出版社2002），“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两天后，上海两家主要报纸《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登这篇讲话。这就是带来很大震动的“大写十三年”。 唐耿良和蒋月泉听了这番话，都愣住了，都感到这和中宣部颁布的“文艺八条”的精神不同，传统节目类似“地老虎”，我们怎么办？回去之后向领导一汇报，领导马上叫唐耿良春节不要演出《三国》，下农村参加工作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出处同上） 柯庆施在号召文艺界要“大写十三年”之后，找上海评弹团吴团长抓剧目，吴团长布置任务给蒋月泉、余红仙、苏似荫和江文兰，要他们四人一个小组，下去体验生活，去创作，去演出，陈灵犀协助写唱词。评弹团很多人都在选择题材改编现代剧目。 当时蒋月泉要完成这个任务有一定难度，因为他身体（健康）不是很好，妻子又去世了，情绪也很不好。他是想拒绝的，但因为这是一个政治任务，上面市委交下来的，当时还要求接受创作任务的这批演员要有一定的知名度，是不能回头（拒绝）的。 于是他们先下乡，到上海松江的泗泾劳动，空下来的时侯，研究讨论怎么写这个剧本。他们决定根据电影《夺印》改编，考虑怎么来适合评弹，写成长篇评弹，并考虑把哪几回书放到中篇里面去。写出粗、细提纲后，先写四回，结果四回中篇先写成了，然后再是铺开来变成十六回的长篇。这四回书在泗泾写成、演出以后，再到其他几个地方去演出，回来到团里汇报给团长听，团里基本上同意了，然后正式开始上演了。 评弹《夺印》的故事情节为：江南农村陈家湾大队被坏人陈景宜窃据了领导权，队里生产落后，社员生活困难。公社党委派何文英在陈家湾担任党支部书记。陈景宜对何既拉拢又挑拨。何文英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得到了胡素芳等积极分子的支持。她又夜访知情人陈友才，抓住稻种这一关键问题，揭露了陈景宜一伙的破坏阴谋，使陈家湾大队重新走上正道。 由于运用了许多传统手法，刻画人物生动，并由陈灵犀补写了唱篇，这个中篇在艺术上是比较成功的。四回书的内容比较紧凑和集中：一回是《进庄》（后又改称《辨风》），描写何书记进庄，那时候阶级斗争严重的不得了，有敌人破坏，那里的一个大队长，不得力，何书记背包囊到这个村庄去，知道这个里面复杂得不得了，怎么去做思想工作。第二回《陷害》，描写何书记到里面碰头陈景宜，然后就有矛盾来了，陈景宜要怎么怎么搞破坏，不让书记调查，稻种被偷掉了，正好是下种的时候，下种没有稻种么，收成要没有的，明年这些农民吃什么啊。所以矛盾就集中在这里。余红仙被安排在第三回书表演，正好是《夜访》，夜访陈友才。在乡下多次演出后，在市区南京西路的仙乐斯书场演出。演出效果很好。 此后由柯庆施亲自来审查这个书目的演出。1963年12月25日，以大力提倡现代剧、交流现代剧编、导、演经验为中心任务的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开幕。这次话剧观摩演出是跨年度的，在1964年初华东话剧会演期间，组织了一个现代戏曲专场，包括评弹节目的演出。地点在兰心剧场。开演之前，场子里空荡荡，来的人很少。柯庆施一问，原来儿童艺术剧场在放内部电影，演员都去看美国电影了。柯庆施一听，大发脾气。马上打电话给儿艺剧场，电影停映，叫看电影的人都到兰心来看戏。好在儿艺离兰心很近，一下子兰心大戏院坐满了人。那一天唐耿良演出一个短篇《穷棒子办社》，表演“三条驴腿”办初级社的故事，演出效果不错。 接着蒋月泉、余红仙演《夺印》中的一折《夜访陈友才》。余红仙演支书何文英，苦口婆心劝告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贫下中农交代问题。余红仙唱得很投入。蒋月泉演陈友才，受教育后内心激动，热泪盈眶，一档唱篇唱得声情并茂，赢得了满场掌声，成为整场节目中最突出的一个回目。《解放日报》记者在后台做了专访，第三日《解放日报》大幅报道了蒋月泉创造新腔扣人心弦等等。大家赞扬蒋月泉不但能唱好《庵堂认母》、《厅堂夺子》等传统人物，而且也能刻划现代人物，抒唱人物的内心情感。（唐耿良《难忘的友情——纪念蒋月泉先生》，《评弹艺术》第31集，古吴轩出版社2002） 演出下来是非常成功的，观众对新的中篇也比较能接受，因为这些演员摆着的，还有杨德麟、徐雪花一起参加，六个演员这样的阵容，都是名家大师。尽管以今日的目光看，内容谈阶级斗争，是虚假的，是极左思潮的产物，但蒋月泉、余红仙这样的名家大师精心打磨之后，在艺术上则取的了高超的成就，这一回至今还是苏州评弹学校作为教材的经典书目，并将余红仙的一档唱篇作为学生都须学会的教材。 柯庆施当时听了当然蛮开心，他表扬了评弹团的这个中篇：不错。阶级斗争也进行了，敌人也揪出来了，老贫农也觉悟了，书记也站直了。在这个中篇成功的情况下，上海评弹团还受到表扬，表扬了以后，就要把这个中篇发展成长篇了。（第六章 与蒋月泉拼挡说《夺印》） 余红仙和蒋月泉闹别扭，蒋大师请她吃高价面 余红仙跟蒋老师一起说《夺印》时，还有一件事也令人难忘。蒋老师说新书不是很擅长，他也有一些困难，因为年纪偏大了，身体不是很好，当时他爱人去世了，心里是蛮闷的。而说新书要动脑筋，他没这精力了。在台上说新书容易忘记，有一回书他说着说着，余红仙旁边一听漏了一大段。新书的长篇漏掉一段，两人是都没办法加上去、弥补的，所以余红仙赶忙就抢过话头，重新再回到前面漏掉的地方说下去。余红仙觉得当时长篇说得多了，已经有些实践经验了，所以能够及时补上漏洞。说到后面蒋老师也感觉到了，他就接过话头说下去。接着有一档片子他在唱的时候，余红仙有一个过门弹得太响，他唱不出，唱篇也漏了几句。下了台就他跟余红仙不开心，板着面孔。余红仙就问：“蒋老师，你怎么不开心啊？”他说：“你今朝这只琵琶怎么弹的？我的唱都被你打翻了。书么也说得不称心。”这时候余红仙心里蛮难过的，她当时想：“就算我过门弹响了，你前面漏了一段书我帮你接过来，你应该表扬我。你非但不表扬我，反而怪我这个过门弹的响，你唱不出来批评我。”那时候余红仙也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她后来自己反省自己有骄傲情绪。余红仙想：“如果我没什么长处，吴宗锡是不会要我进团的，更不会让我跟你蒋老师拼。我给别人托，还从来没人说过我的琵琶弹得不灵，都说我琵琶功底蛮好，怎么你就这么说我？”于是余红仙也不开心了。 第二天吴团长来看他们拼档演出的情况如何，新书说得如何。他们在杭州说书，他从上海过来看望，余红仙还在闹情绪。吃中饭的时候，吴团长跟蒋老师一起吃饭，他一看红仙不在边上，就找她，看到她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的桌子吃饭，他就知道她有情绪了，就来找她谈话。余红仙就说：“团长，不行啊，我跟蒋老师怎么拼呢？他这不好那不好。昨天的事不能怪我啊，……结果怪我琵琶弹得不好。”吴团长就说：“唉，他么年纪大了，你是共青团员，你要关心老师的身体，他这点岁数说新书不容易，弄错也难怪他的。我来看你们，你不能再不开心坐在边上。你是青年，应该谦虚些。应该尊重老演员。你再替他想想，他现成的老书不说，说新书，是不容易的。”余红仙也就想通了。后来蒋老师也知道余红仙在闹情绪，就喊了一碗虾爆鳝的面，当时在杭州这碗面要两块五角钱了，两块五真是贵得不得了了，余红仙平时是舍不得吃的，他一定要余红仙吃，不吃不行。吃了这碗面，蒋老师跟她谈心：“你是不是在动我的气？不要动气，我昨天自己心里么也不大对劲，我也晓得你下午的午睡蛮要紧的，午睡没睡好呢，我就能看出你脸上不高兴。”余红仙想：“蒋老师是这样一位艺术家，又是我崇拜的老师，我跟他拼档能学到不少东西呢，我怎么能觉得被你说了就委屈呢。他说我琵琶弹得‘戳在腰子里’（伴奏的声音严重偏离他的要求，正好是使他最唱不好的位置），我仔细一想，不能怪老师：“现在蒋老师已经不是我电台上听他唱《战长沙》时的状态，那时候可以说句句高八度他都能唱得出，现在他心情不好，嗓子又发不出，他的心情是多么烦躁，这样一个著名演员在台上唱不出，你说能不难过吗？他需要你琵琶上给他借点力，他唱出来可以不吃力，那他就舒服了。我这个过门是弹的快了，使他是唱不出了。我想明白了，就觉得心里内疚，对不起老师，我想我怎么会这么骄傲，我认为自己的琵琶好得不得了，没有摸到蒋老师的特点，还没了解呢，他有时候慢半拍、慢一拍、慢四分之一拍甚至于抢半拍，我还认为他总是常规的那样，他是活板，不是死板。”余红仙充分理解老师不容易，事实上是自己不对。后来的合作，余红仙就更尊重他，也更觉得他更可贵：“蒋老师给我发挥长处、能出彩的开篇，充分体现了老师的艺德，他不是为自己一个人着想，他为下手、为学生、为青年着想，也为整个作品着想。这种精神我是要学习的，我不应该觉得自己进评弹团了，不得了了，我么样样轮得到，团长也培养我。正如一句话所说：初学三年，走遍天下；再学三年，寸步难行。会发现自己这不行那不行。”再有一条，前面已经言及，这里需要在强调一遍：蒋老师今天一回没唱好，他要难过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只难过一会儿就过去了。这就是将艺术视作生命的大艺术家的敬业精神。（第六章 与蒋月泉拼挡说《夺印》） 周恩来和叶剑英批评毛泽东晚年的文艺路线 1960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经陈云提议，由负责警卫的毛崇横同志安排，在锦江饭店北八楼开设了一个临时小书场，每天晚上三十多个位置坐无虚席。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张闻天、姚依林等同志大多每晚必来，还有廖鲁言、赵尔陆、吕正操等也是常客。当时上海评弹团的负责人吴宗锡在负责组织这个小书场的工作，他从长征团等，调了几个青年演员去参加演出，余红仙也在其中。吴宗锡也坐在下面看演出。 1960年前后，周恩来总理多次来上海开会。上海负责接待的同志熟知总理关注评弹，所以，凡是有总理到场的晚会，总要安排一、二个评弹节目。周总理总是高兴地微侧着头聆听着，有时还用手轻轻地打着拍子。 周总理第一次接触余红仙，听她唱《蝶恋花》以后，就把余红仙的名字一直记在心里。第二次，1961年到上海来开联欢会，上海评弹团比较低调，总是坐在角落里，不大坐在前排或当中，结果总理一来就一桌一桌的找，找到余红仙，就说：“余红仙，你们怎么坐在这角落里，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你。来来来，起来。”余红仙说：“我们评弹团么小团，所以坐这里蛮好。”总理说：“哦，那你们太谦虚了。”然后他就问《蝶恋花》，因为他说过我明年还要来听，也是在这次会上，他听了第二遍。余红仙当时想：总理说明年再来听么，过了一年他肯定忘了。想不到他会放在心上，把自己这样一个小演员记得这么牢。他还说你还要多唱些作品。 到1962、63年，政治气候在变了，文艺界的风向在变了。因为与此同时，上海的评弹众多书目不准或不敢演了。余红仙在1963年之后的两三年里，除了《夺印》和《人强马壮》这类配合政治形势的作品，没有什么书可以说了。这是因为，1963年5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期间，提出“‘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11月，他严厉批评《戏剧报》和文化部，斥责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2月12日，他做出著名的“两个批示”中第一个，判定文艺“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1964年6月27日，他又做出第二个批示，判定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8月18日，对公开放映并组织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写批语，要求“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接着，山雨欲来风满楼，文化革命逐渐拉开了帷幕，余红仙和评弹，与全国文艺家和各个文艺品种一起度过了十年血泪斑斑、风雨如盘的磨难岁月。 叶剑英元帅虽然是广东人，但他喜欢听评弹昆曲，他评弹熟悉到什么程度？他身体不好的时候就拉胡琴或者哼评弹来养身体，他每次要点周玉泉老师《玉蜻蜓》里的《智贞描容》，谁知那次去的同志，这段《智贞描容》都不会唱，那唱什么呢？徐丽仙就唱了《木兰辞》，余红仙唱《蝶恋花》。这些叶帅也多次听过。有一次徐丽仙唱的时侯因为紧张，唱到某一句时卡住了，叶帅还提醒她下一句是什么词。评弹团去广东演出，他得知他们住在华侨饭店，就说：“你们怎么住到华侨饭店？那里比较嘈杂，我不希望你们住在那里。换到粤秀宾馆吧。”后来他来听评弹，唐耿良负责打字幕灯片，打得快了慢了叶帅都知道，他都听得懂。1963年叶帅来上海开会，在延安饭店听评弹，他又要点《智贞描容》了，这时候周总理也在，总理开了句玩笑：“你还要‘封资修’吗？”叶帅说：“我这段听得多了，我就喜欢听这段，有什么啦？”说完，大家哈哈大笑。（第三章 演唱毛泽东诗词） 说明：《智贞描容》是长篇弹词《玉蜻蜓》中的一个开篇。《玉蜻蜓》描写苏州书生沈桂申逃出家庭，背着妻子与妙龄美女尼庵中的尼姑智贞发生了生死之恋，智贞刚有身孕（他们自己都还不知），他就死于尼庵。他死时，智贞为他画了一幅真容，寄托哀思。她一面画，一面唱了这个开篇： 垂眼沉吟君即临，宛然初会在三春。 古派画容先画鼻，鼻乃人生一土星，古云万物土中生。 画大爷是，秀眉墨发天仓满，我画你，心灵这一双趣眼睛。 我画你，面带长方双耳福，夭寿皆因薄嘴唇。 我画你，头戴俊巾双飘带，身上喜穿这绿海青。 画大爷是，白绫袜子如霜雪，足上的红鞋还未沾尘。 手中拿柄湘妃扇，扇坠儿乃是汉奇珍，一一难画玉蜻蜓。 画大爷是身坐一张盘交椅，遗像身材一尺零；宛然一位活金生。 难画你喜来好似孩童耍，惹得贫尼出笑声。 我难画你佛婆云房通消息，你闻说娘娘打巷门，我难画你切齿咬牙怒不平。 我难画你云房初次哀求告，不绝口中叫智贞，我看你十分悲苦十分情。 我难画你闲来独自会寻消遣，你或品箫，或抚琴，作势装腔还要唱戏文。 到今朝桌上空留这纸一幅，朝夕焚香哪里拜得你身，终究虚化当不得真。 好一似彩云吹散琉璃碎，我与你人间天上两飘零。 想贫尼独守这伶仃苦，师父师兄只当陌路人，幸得老佛是知心。 那贞姑正对遗容哭，老佛婆有事进庵门。 当时的评弹名家周玉泉唱的《智贞描容》极其动听，他的音色苍劲而柔润，极得听众 喜爱，叶剑英每次听评弹，必点此曲。 锡山按：余红仙老师的这段回忆，是唯一披露周恩来在某种公开场合用调侃口气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珍贵资料。 周恩来给人们的印象是对毛泽东的后期错误一贯逆来顺受，以维护大局。一叶知秋，周恩来与叶剑英的这段对话，充分说明了周恩来内心的态度。通过周、叶的这段对话，可见他们对毛泽东的错误文艺路线是不满和反对的。也由此可知周、叶两人在政治上是绝对一致，而且是互相知心的。因此，周恩来晚年力挺邓小平出任掌控全国大局的要职，支持邓小平与四人帮斗争，赞扬他：“你做得比我好！”叶剑英在毛泽东逝世后，毅然主持打到“四人帮”的重大举动，后又力挺邓小平东山再起。如果周恩来此时在世，他绝不会像不少人想象的是个“温和派”，看到条件成熟，也立即会用雷厉手段打到“四人帮”，拨正文革的错误。 周恩来眼光的穿透力 在评弹演员中，余红仙可以说是受到周总理最多关怀和帮助的。每念及此，余红仙总是与当年一样激动和感动。周总理永远活在余红仙的心中。 按理说1964年这次开会中央首长都要来的，但陈云同志没来，余红仙当时就纳闷陈云同志怎么会不来呢？因为当时的政治气氛有点紧张了，1962年强调阶级斗争，1963年提出“大写十三年”，所以心里担心陈云同志究竟怎么样了。就在跟周总理一起谈话的时候，总理跟余红仙竟然说：“你在想念陈云同志，是吧？”余红仙说：“咦，总理，您怎么会知道？”总理说：“从你的脸上我看得出，因为陈云同志是最了解评弹，最喜爱评弹的，今天没到，你肯定在想他。放心哦，陈云同志没有问题，他是身体不好在养病。”我说：“哦，谢谢总理，谢谢总理。我真的是有点担心。”因为这时候斗争说来就来的，经过1962年以来的阶级斗争，大家已经有点经验了，谁谁没有露面，就是被打倒了。总理能想得如此周到，连这点小事都会来告诉她，她当时就放心了。总理的敏锐、对同志的了解体贴让余红仙感触很深。所以余红仙对总理的感情确实是很深的。文革中毛主席的像有很多，但我最后留下的是总理的一张像。这张总理的像不大，就放在她经常出门用的皮箱盖里一个小口袋里，每次皮箱打开就能看到。后来总理逝世的时候，她还在农村里，大家那时候悲痛得无法演出，唱不出来，就提出停演，但工宣队说不能停演，就是要演出。那么提出能不能让我们开个会悼念周总理？都不允许。当时的心情真是很气愤，“四人帮”这样做实在很过分。他们从农村回到上海团里，想团里总能举行追悼会了吧，结果不允许，连设一个纪念总理的灵堂都不允许。他们这些演员都私下里哭，总理这样好的一个伟人，大家如此敬爱。（第三章） 文革开始后，周总理的工作受到了抵制、干扰和破坏。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实际上也就是针对周总理的。周总理所关心和爱护的评弹也被江青污蔑为“听了要死人的”“靡靡之音”。张春桥和上海余党提出“彻底改革论”，强令评弹演出时加上了灯光、布景、道具，而且还要一人一角，化装上台。为周总理所重视和赞扬的评弹的各种特点，都被破坏殆尽。 周总理对这一切当然很清楚。1972年，陈云同志路过上海，回北京后，周总理还特意问起他：“你听了评弹没有?”周总理在工作极其劳累、繁忙、艰难，而且已经开始罹病的时期还惦记着远在江南的评弹艺术。 锡山按：周恩来能够从青年女演员的眼神中读出她心中忧虑的内容，可知周恩来阅人处事的罕与伦比的精细过人的眼光和心理穿透力。这是他能在六十年波诡云谲的政治生涯中维持“不倒”记录的坚实基础之一。 如果说粟裕是20世纪中国的战神，最杰出的军事家，那么周恩来应该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家——尽管他因客观形势的制约，未尽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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