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
2012-7
上海书店出版社
杨胜宽 蔡震 等
全14册
无
导 言 蔡震 郭沫若研究起始，可以说几乎同步于他以新诗创作踏进五四文坛之时，迄今已历经九十年。九十年时间，给一个研究领域提供了一片足够其发展的历史空间，也为这个研究领域累积了大量具有学术价值，足以推动其今后不断发展的文献资料。郭沫若研究的发生、演进、流变，经历了从诗歌评论开始，到文学创作、学术著述、思想轨迹、文化活动等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逐次展开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也经历了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整体，从单一角度的认知到开放性视野的考察，逐层深入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九十年学术研究的进程，已经需要一个学术史意义上的疏理、思考和总结，传承既往，超越今天，面向未来。这就是编纂这部《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以下简称《汇要》）的目的所在。 一 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文献资料汇编，《汇要》具有学术编年史叙述的特性和意义，其编纂的一个基本架构是循着郭沫若研究的历史脉络。 纵观郭沫若研究的整个历史演进轨迹，1949年、1978年无疑是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除此之外，1941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间点，它们将郭沫若研究大体上划分为几个表现出不同特征和不同学术水平的历史阶段。 1920年前后的两三年，是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他由此进入五四新文坛。最早对于郭沫若的研究，是1920年前后对于其陆续发表的新诗作品进行评论的零星文字。诗集《女神》的问世，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作为自由体新诗的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集，《女神》受到新文学批评的大力关注，郭沫若亦以一个新进诗人的姿态为新文坛瞩目。这种关注和瞩目，很快越过了新诗批评的范畴，而进入到对于郭沫若文学创作活动持续不断的思考、评判，即使在他一度远离了新文坛的时候。这构成了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郭沫若研究的一段历史。 这一时期的郭沫若研究主要呈现出两个特点： 其一，研究的范围随着郭沫若文学创作和学术著述的行进路径而发展、延伸，研究对象主要是单一性的作品集或某一文体形式的作品。对诗集《女神》的评论，是郭沫若研究初始的聚焦点，然后是对于《星空》、《瓶》等“《女神》以后的诗”的陆续关注。诗歌创作之外，郭沫若早期的戏剧创作、小说创作、散文创作，先后次第进入到批评、研究的视野。钱杏邨的《诗人郭沫若》、沈从文的《论郭沫若》等，是不多的几篇铺陈开一个作家论框架的文章，但它们基本上还是仅从郭沫若的作品切入，进行作品评述，并由此对于郭沫若其人予以褒贬。 其二，研究的方法是评点式、印象式的批评，主要在文学批评的层面上对郭沫若的创作进行思考。尽管如此，由于批评者大多亦是新文学创作的参与者、实践者，他们对于研究对象直观、敏锐的感悟和认知，自有其切中肯綮的理解阐释。在他们并不太具有理论思辨性的论述中，表达了许多颇有见地的看法，其中一些观点甚至成为具有经典意义的论述，在以后很长时间内影响到郭沫若研究。譬如：闻一多关于《女神》时代精神的论述、朱自清关于《女神》泛神论色彩的评点、郑伯奇对于郭沫若与创造社浪漫主义文学倾向的阐释等等。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于1930年初出版，郭沫若在此前后正式开始了历史学、古文字学领域的耕耘，对于他在这两块学术领域研究工作的评论也随之开始。与对郭沫若文学创作的关注、批评不同，对于他学术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评价与讨论，尽管郭沫若在1930年代的学术研究和取得的成果，更多的是在金文甲骨之学方面。这种状况的形成，一方面可能由于鲜有人能够真正进入古文字研究的专业领域去品头论足，另一方面则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撰写到出版，就是被时势纳入到19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术情境之中了。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评述，虽多涉及到对郭沫若研究方法的臧否，但主要内容是关于具体观点的讨论、批评。而且这样的讨论在大多数文章中，与其说是批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不如说是借评说郭沫若，来表达文章作者自己的学术观点。这实际上成为一场学术论争的一个历史场景。 尽管如此，郭沫若研究毕竟进入到历史学领域。于是，无论作为研究的对象，还是研究者而言，从文、史两个方面展开的郭沫若研究，此后构成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格局。 1941年之所以值得作为一个历史节点来关注，是因为在左翼文化界纪念郭沫若诞辰五十年和创作二十五年之际，对于他的认识和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在纪念活动前后发表的许多文章虽然都是带有纪念性意义的文字，但诸如《郭沫若先生的革命性》、《诗人，战士》、《伟大的“芦笛”》这样的命题，显示了与此前不同的批评视野和立论的思考点。针对郭沫若作品的评论，拓展到对于郭沫若其人，其人生经历、思想历程等问题，进行整体性的观照、思考、评述。更重要的一个变化是，郭沫若研究开始进入到一种政治文化的语境中。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是具有标志意义的。他把郭沫若置放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中，置放于社会革命运动的时代浪潮中，对郭沫若走过的道路做出了完整的评价，称其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已收入《汇要》，不另作注。以下同此）周恩来不是学术研究领域中人，但他的文章以鲜明有力的逻辑论辨，实际上为郭沫若研究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和评判的价值标准。这可以在郭沫若研究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清晰地看到。 周扬的《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从《女神》的创作切入，对于郭沫若做出了精辟的分析论述，是这一时期具有理论深度的研究，并与《我要说的话》相映成辉。而围绕《甲申三百年祭》的批评，则表现出更明显的政治文化色彩。站在不同政治势力的立场上的评论者们对于该文的解读和批评，都在相当程度上超出或者放大了该文本实际具有的学术内容，因为那是基于现实政治功利的需要。 郭沫若研究出现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在文学和学术之外的，即，作为研究对象的郭沫若的文化身份发生了潜在的变化。他（在研究的视野中）不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或者学者，而被时势赋予了一种政治期待。 从抗战中期开始，郭沫若陆续创作了几部大型历史剧，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先秦思想史的文章，它们是郭沫若在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领域的成就之所在，亦成为这一阶段郭沫若研究的主要内容。 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与共和国所有的文化事业一样，郭沫若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郭沫若继续被关注，主要不再基于他创作或发表了什么之后引起的即时性批评。对郭沫若的研究开始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范畴，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路径，也具有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从文艺批评关注的研究对象到文学史研究的对象，郭沫若研究的这种变化是巨大的，并且一直影响了这一学术领域发展的基本走向。这一变化的出现，是随着现代（新）文学史的书写和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建立而发生的。 建国伊始，教育部即规定了在全国高等院校中文系将现代（新）文学史作为主要课程设置，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9月）、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出版，但写于1950年代初）等，即是以这一课程的讲义撰写而成的最初的现代（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也由此开始。 《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绪论”开宗明义，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阐述了新文学的基本性质：“中国新文学史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就不能不由它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来规定。”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这样一个基本定性，成为书写现代文学史的“纲”，确定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学术语境，现代文学史实际上成为一部左翼文学史。于是，对于郭沫若的认识和评价，必然要进入到这一历史叙述的框架之中，它也必然为作为文学史人物的郭沫若确定一个基本的历史定位。一方面，是在左翼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描述郭沫若；另一方面，对于郭沫若的书写，成为左翼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构成。这正延续、吻合了前一历史阶段周恩来等人阐释的关于郭沫若的基本认识和总体评价。 从最初在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叙述中论及郭沫若的新诗、文学活动，到列有专节评述《女神》或郭沫若的创作，再到以专章全面记述郭沫若的生平、思想、文学创作、文学活动，现代文学史书写郭沫若的篇幅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详尽。这当然促进了文学史书写之外郭沫若研究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有逾三百篇的研究文章发表。 楼栖的《论郭沫若的诗》是第一部研究郭沫若的专著，对于郭沫若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诗歌创作、诗歌理论、文艺思想中的泛神论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研究。陈瘦竹的《论郭沫若的历史剧》全面系统地评述了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从美学的角度提出并阐释了郭沫若历史剧作为一种悲壮剧的概念。张光年《论郭沫若早期的诗》、臧克家《反抗的、自由的、创造的〈女神〉》、艾扬《试论郭沫若前期思想的发展》、王淑明《论郭沫若的历史剧》等文章，都在各自思考论述的问题上有精辟的见解。这些论著和文章所提出并研究的问题，展开的研究视野、研究思路，以及具有的学理深度，代表着这一时期郭沫若研究所达到的学术水平。 现代文学史基本上都是以纵向的历史阶段划分，与横向的文学运动、文学论争、文学社团、文学创作（又按文体形式以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区分之）这样几个方面的相互结合，勾勒出文学史的格局和脉络，以夹叙夹议的方式书写。这种研究路数对郭沫若研究有很大影响。事实上，大多数郭沫若研究的论著、文章，从研究视点的切入，到具体选题的确定，进而展开论述，基本都遵循着这样的模式。 总体来说，进入到现代文学史学术语境中的郭沫若研究，在成为文学史研究重要内容的同时，从深度、广度上都有所拓展。郭沫若研究具有了“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比较厚重的历史感。 但与此同时，这一学术语境又从另外的方面局限了对于郭沫若文化内涵更全面、更深入的开掘、认知和思考，因为一旦讨论的问题超出左翼文学史的评判标准可以包含和包容的范围，势必被质疑并排斥。楼栖关于郭沫若泛神论世界观、“纯艺术观”的论述，曾引起较大的争论，除作为学术意义的歧见，主要原因应该在于他的论点与对郭沫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历史定位相抵牾。而王淑明认为郭沫若历史剧作中贯穿着“人的尊严，把人当成人，能过人的生活”这样一个基本理念，体现出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见解，很快就遭到指责和批判。 作为一种历史研究，这一时期的郭沫若研究明显缺少实证的研究。这一缺失和不足，显然也是受到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影响。 与进入文学史视野的郭沫若研究不同，这一时期在史学方向上关于郭沫若的研究，实际上是将郭沫若和他的学术观点纳入其中的一个学术讨论的过程。譬如，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等问题的讨论。这还并不是真正以郭沫若的史学著述和活动作为一个学术思考对象的研究。 1978年郭沫若逝世，邓小平在追悼会上所致悼词，对于郭沫若有一个全面的政治文化评价，称其是“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郭沫若逝世之时，恰逢十年动乱后新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大潮涌动，各项学术文化事业面对一个大发展的机遇。 一个高度的历史评价与社会时势的机遇，使得郭沫若研究立刻呈现一片蓬勃发展的态势,也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此时的郭沫若研究在文学史、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等各个学术方向、学科方向上全面展开，郭沫若生平活动各个方面的内容大都进入到研究的视野中，研究的方法、思路也呈多样化趋势。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研究以及出版，在郭沫若研究中开始得到重视，并且很快建设了一个学术资料的平台。历史学领域的郭沫若研究尤其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现代史学史、学术史进程的视野中去思考、讨论郭沫若史学著作的学术价值、他的治史方法学术理念、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的历史建树等等，为这一方向上的郭沫若研究打开了路径。 就郭沫若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研究所涉及的知识子系统而言，郭沫若研究逐渐形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后来有人更提出“沫若学”的概念，这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 新时期郭沫若研究三十年的总趋势，是一个学术上不断拓展和深入的过程，但期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冷热沉浮的变化。 新时期之初，郭沫若研究的论著、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现在成为研究文献的资料，相当大的部分出自那段时间。郭沫若研究一时成了学术领域的热门，甚至有成为显学之势。这虽然将郭沫若研究的学术水平大大向前推进了，并且铺陈开一个盛大的局面，但其中趋之若鹜的学术浮躁和非学术因素的推波助澜，也使得研究中出现了偏差。“旗帜”的评价具有浓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由此而引出的一种学术倾向，就是将研究对象情感化、政治化的一味拔高，这甚至表现在一些回忆、整理史料的文章中。 当思想界、学术界以至全社会开始对于既往的一段历史进行精神自省的时候，当人们尝试着以多元的价值取向、评判标准回溯历史的时候，一种新的学术动向、学术环境出现了。“重写”历史成为一个学术焦点，郭沫若研究的学术热度则急剧下降，一度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对郭沫若的评价也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乃至出现了将其丑化、妖魔化的极端看法。 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样一个学术态势的变化，是对于那种用政治或意识形态语境来代替学术语境现象的反思和匡正，是郭沫若研究继续深入发展应有的自我调整和自我期待：挤出学术泡沫，摈弃陈旧观念，勇于学术创新。从消极的方面看，这种情况也反映了某些反历史主义的社会思潮对于学术研究的干扰。那种把郭沫若有意从政治上丑化、庸俗化的说法，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是借题发挥，把郭沫若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以便从文学、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否定一段历史。尽管这样的文章多没有学理的论辨，多是一些随感式的议论，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对于郭沫若研究还是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在经历一番波折之后，随着学术环境的理性回归，人们可以在实事求是的冷静思考中去科学理性地反思历史，郭沫若研究也回复到一个研究领域应有的学术常态。几乎停滞了的文献史料的整理工作得到加强，实证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不断有新的研究课题开掘出来，深入进去。比之新时期之初，郭沫若研究去除了浮躁的喧嚣，正扎扎实实地前行。 二 郭沫若的一生活动在一个多方面的文化空间之中，郭沫若研究也就逐次展开在这一文化空间的各个方面，这是《汇要》编纂的另一基本架构：在不同学科领域和学术方向上分门别类。 在习惯上，郭沫若研究被区分为文、史两大部类。这一方面是鉴于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大的学科方向；另一方面也是针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与学科归属的基本分布而言。这当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学术性分类。郭沫若研究已经形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它交叉在许多学科门类之间，所以《汇要》的各个卷次，是根据郭沫若研究文献的实际情况，将研究论题涉及的不同范围、不同的学术方向、不同的学科领域，几方面结合起来考虑划分的，力图全面而又条分缕析地反映研究的整体风貌。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对于郭沫若的研究，首先需要有在整体上、宏观上的考察、认识、评价，也就是总论。这既是一个面对研究对象所需要的研究视界和路径，亦是一个研究的“纲”。它会影响制约郭沫若研究的总体趋势，同时又反映出一段时间内学术研究的总态势。 当郭沫若还属于时代人物的时候，关于他很少有总论的研究，钱杏邨的《诗人郭沫若》是凤毛麟角。他在人们多还着眼于郭沫若的文学作品作诗评、剧评时，就提出了对于郭沫若的一个总体认识和评价。他全面考察了郭沫若的诗歌、戏剧、小说创作以及思想演进的过程，强调指出：郭沫若的思想，“可以代表五四以来的中国的向上青年”，“他的思想的转变就是中国十年来向上的青年的思想的转变”。“他收束了旧的时代”，“是中国现代文坛上最重要的一个诗人”。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 《我要说的话》当然是最有分量的一篇总论。周恩来从“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战斗生活”三个方面概述了郭沫若的人生道路，也总论了他的特点。文章是在与鲁迅的比较中去评述郭沫若，这样一个切入的角度，很好地将其所“说的话”展开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之上。从《我要说的话》，到邓小平在郭沫若逝世追悼会所致悼词中提出，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这实际上成为了研究郭沫若遵循的基本政治标准与学术思考的维度，即：从诗人、学者、战士三重身份的结合，从其作为新文化运动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文化战线的代表人物的角度去认识评价郭沫若。 在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发展史的轨迹中考察郭沫若的一生，是一个既有历史内涵也有现实意义的问题。魏建的《中国现代“文人”的一个范本》把郭沫若作为中国历史转型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一类人物的代表，论述了他的典型意义：他们的思想变迁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同步，他们将传统文人的“士意识”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强烈的政治意识，他们的“贡献和局限、思想和行为”，都在于此。 与思考郭沫若精神历程密切联系的精神品格、文化人格问题，是研究者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潘世圣认为，郭沫若作为一个相对纯粹意义上的文人是在五四时期。“挑战的激情、开放的心理倾向、建设和创造的文化意向以及文化人格的现实性、功利性”，是其文化人格的重要特征。但是这些特征在郭沫若行为的操作层面，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没有能够不断完善，并产生了断裂和变异。 黄侯兴在《论郭沫若“青春型”的文化品格》中称：“作为一个诗人、学者，郭沫若的一生，便是在精神、气质、性格、情绪上始终属于‘青年’的范畴。”郭沫若敢于打破陈规、蔑视权威、探求真理、激流勇进，都源于一股青春的活力。主观性与冲动性，是其青春型文学性格的鲜明特点，他“文学事业的成功与缺陷、长处与不足，都深深地带上了‘青年’的印记。”蔡震认为，郭沫若文化个性的核心是浪漫精神，它表现为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两种精神特质。它们一直延续在郭沫若一生的经历中，但是当英雄主义转变为对权力意志的崇拜，悲剧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税海模的《郭沫若人格流变简论》，以一幅图景描绘了郭沫若一生人格流变的经过：从五四时期的“审美性现代人格”，到思想转向前后转型为“为大众人请命”的“政治性现代人格”，建国以后则成为高唱赞歌的“政治性现代人格”。郭沫若人格的流变，都有着社会、历史、文化的成因。 与这样的讨论同时，对郭沫若持否定或部分否定（针对建国以后）的评价者，也多借由人格问题说起，主要指责其扭曲或失去了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品格”。而一些持极端看法者，则把研究人格问题应有的学理分析和讨论庸俗化为辱骂诋毁，这就完全超出了学术的范畴。 郭沫若的人生经历中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必然要涉及的问题，无论在哪一个层面和哪一个方向的讨论中。石西民《学习郭沫若，研究郭沫若》一文，首先就是从作为一个革命家的郭沫若来综观他的一生。张毓茂的《论政治生涯中的郭沫若》专门论述了郭沫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历。叶桂生、刘茂林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从现代史学史的角度，评价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政治的关系。马识途的《评价历史人物必须“知人论世”》强调要对新中国的历史环境有清楚的了解，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去评判行走在政治风雨里的郭沫若。罗成琰的《郭沫若与屈原人格》分析了郭沫若所受到的屈原人格的影响，认为其“作为现代文人介入政治的典型，已经最大限度地圆了屈原以来中国文人所作的‘入世梦’”。程光炜的《中国“歌德”之道路》从疏理郭沫若“文化观、文艺观的历史延展”，结合到他外露的诗人气质，得出结论说：这使得建国后的郭沫若必然“从文化革命转向政治革命”。 诸如此类的研究文章，其论述的角度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基本认识：郭沫若与政治的关系，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特性本身所决定的，是郭沫若的人生经历所决定的。正如成仿吾在论到文学家的郭沫若时所说：“郭沫若文学活动的全部意义在于：他在中国民主革命翻天覆地的时代，用他全部的热情、丰富而多彩的文学创作，为新中国的诞生，为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求解放而不倦地战斗着。” 郭沫若研究避不开政治评价的语境，因为政治环境、政治因素，在根本上决定了郭沫若的荣辱毁誉。但是郭沫若研究不能纠结于政治话语的规束（无论是从肯定还是否定的意义上），而是需要站在学术的立场讨论郭沫若与政治的关系。 在郭沫若百年诞辰之际，以及不久后进入到世纪之交的时候，许多研究文章着意在一个具有历史纵深度的视界中去思考问题。章玉钧、谭继和的《与时俱进的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黄修己的《略说郭沫若与20世纪中国文化》，都是从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宏观历史场景中去看郭沫若的一生，去评说他的成就、他的局限，为其得出一个恰当的文化史定位。胡绳《踏着一代文化伟人的历史足迹》，是在纪念郭沫若百年诞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他从郭沫若努力追求创造精神、始终保持开放意识和不断探求真理、勇于自我批评、坚持科学求实几个方面，论述了郭沫若“总是感应着时代脉搏的跳动，活跃在时代潮流的前沿”。特别强调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作的努力，是他毕生的重要贡献之一”。“他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一生，典型地标示了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史上所走过的道路。” 事实上，总论郭沫若的文字，更多地是见诸于研究专著，特别是1978年以后陆续不断出版的郭沫若研究专著。因为不在《汇要》体例规定的范围内，故未作辑录。但是所有这些专著，有些全书即是对于郭沫若进行总体的考察、研究，如：卜庆华《郭沫若评传》、秦川《文化巨人郭沫若》、陈永志《郭沫若思想整体观》、黄侯兴《郭沫若的文学道路》、谢保成《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王锦厚《郭沫若学术论辩》等书；有些论著虽然是从不同角度或不同学科关注点立论，但其所论仍然是建立在对于郭沫若有一个总体认识和评价的框架内，如：张恩和《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傅正乾《郭沫若创作论稿》、蔡震《郭沫若与郁达夫比较论》、姜铮《人的解放与艺术的解放：郭沫若与歌德》、税海模《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周海波《历史的废墟与艺术的王国——郭沫若历史剧文化命题的文学意义》、吴定宇《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伍世昭《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魏红珊《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等书。 郭沫若思想研究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展开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艺学和美学思想、思想文化渊源等几个研究方向上。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关于建国之前，特别是五四前后郭沫若的思想状态及其发展变化走向的思考和论述。 郭沫若并没有哲学的专门著述，所谓郭沫若的哲学思想研究，就是关于他的泛神论思想研究。在早期关于郭沫若的诗歌评论中，谢康、朱自清、朱湘等人就特别注意到泛神论思想对郭沫若的影响，但是就这个问题作专门研究，主要还是从建国以后开始的。 楼栖的《论郭沫若的诗》是有代表性的研究。他对于泛神论思想在郭沫若前期思想与诗歌作品中的表现和影响进行了详尽的学理分析，着力肯定了泛神论思想之于郭沫若的意义：“他把个性解放和泛神论熔为一炉，作为‘自我表现’的一种动力”。“诗人早期诗篇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倾向于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以及对一切封建束缚、传统因袭的反抗，都和泛神论有相当深厚的血缘”。“诗人的早期的文艺思想、诗歌理论”，“也是在泛神论的影响下形成的”。谷辅林、李保均都对楼栖夸大泛神论的意义提出质疑，认为泛神论并不是郭沫若早期创作的核心思想。 顾炯不同意“把泛神论说得法力无边，囊括一切，既是诗人世界观的哲学基础，又是《女神》创作的指导思想，还是反帝反封建的主要的战斗武器”。他认为泛神论只是郭沫若思想与创作中的一个因素，“不占主导地位，而且是处在不断削弱和逐步消亡的状态之中”。 陈永志的《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对泛神论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从“本体论”、“认识论”、“发展观”三个方面，系统考察了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基本内容，论述了泛神论对于郭沫若前期诗歌创作、文艺思想的重要影响。 不同意这些立论的一种观点认为，郭沫若的泛神论实际上并非哲学意义上的泛神论，它主要表现为文艺思想，是一种诗论。其实周扬早在1940年代就表达了相似的见解，他称郭沫若的泛神思想：“那是自我表现主义的极致，个人主义之诗的夸张”“他在一种泛神主义的外衣之下歌颂了自己所要歌颂的一切。” 到1990年代，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去泛神论”的倾向。陈晓春提出：泛神论这一理性主义的范畴实际无力概括郭沫若早期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在泛神论掩盖下的以生命为本位的、非理性主义的“生之哲学”才是郭沫若早期思想的核心。 蔡震也认为：泛神倾向与生命意识在郭沫若身上是融合在一起的，生命意识在郭沫若早期创作中有明显体现。 伍世昭则称郭沫若早期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唯自我论”而非“泛神论”或“生之哲学”。 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研究，在一段时间内，曾是一个主要的学术关注点。但其中有一个问题被忽略了，即，所有对于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解读、分析，实际上都源于郭沫若的自述。郭沫若在自述中讲到庄子、王阳明、《奥义书》、歌德等等，其实是力图说明在接受了哲学上的泛神论之后，他对于曾接触过的各种思想有一个再发现和融通起来的过程。把这个过程等同于郭沫若泛神论思想本身，当然就把泛神论的概念任意泛化了。于是在研究中，郭沫若究竟何时接触到斯宾诺莎，读过他的什么著作等这样一些基本的实证考察都未进行；郭沫若自述没有说到的思想影响，譬如，他关于“我即是神”的理论表述，可能直接源自日本近代哲学家植木枝盛的一个思想命题“我即神，神即我”这样的情况， 就更不会被注意到了。事实上，这样的研究路数及其导致的问题或造成的缺失，在郭沫若研究的其它一些问题上也有存在，这是值得反思的。 郭沫若在其前期的人生道路上，经历了政治思想和世界观的转变，这当然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艾扬的《试论郭沫若前期思想的发展》在建国后最早对这一问题作了专门研究。宋耀宗《对郭沫若前期思想发展的一些理解——读札记》、陈永志的《郭沫若前期思想发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关于郭沫若思想转换基本内容和特征的论述，研究者的见解大致相同，即，这是一个从个性主义走向集体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研究的分歧意见集中在对郭沫若实现思想转型时间的认定，从1924年到1930年，有多种说法。这些不同时间点的说法，当然就包含着如何分析、认识郭沫若思想转变的过程，有的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有的强调社会革命实践的参与，也有的看重世界观的认识论基础。 在这样的讨论中，郭沫若1920年代期间的政治思想内涵以及发展变化的经过，得到了比较详尽的描述。但是，过于机械地纠结于用一个所谓有标志意义的历史情节（譬如，翻译河上肇的书，写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去为郭沫若的思想转换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认定一个时间节点，反而使得讨论的结果没有什么学术意义了。郭沫若的思想转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关于它的研究也就应该是一个在变化过程中的思考和阐释。 郭沫若的文学主张和审美观念与其文学创作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对郭沫若文艺学美学思想的研究，既是关于思想观念的研究，又紧密地联系到创作的经验性。不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一关乎思想观念的研究，总要被简单地置放于社会革命、思想意识形态发展进程的背景之上，于是，对于郭沫若文学主张、美学观念的认知，就总是纠结在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阐释中。进入新时期后的研究逐步摆脱了这一倾向，研究视角开始多元化，学理性也逐渐增强。尹在勤以“性情必真”为贯穿郭沫若全部诗论的核心，认为对其早期诗论不应简单否定。 易明善的《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艺思想》、林恭寿的《论“五四”时期郭沫若的文艺观》，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个性解放、表现自我等方面详细论述了郭沫若文学主张的基本特征，充分肯定了其浪漫主义文艺思想。 黄曼君的《人?泛神论?浪漫主义艺术——郭沫若前期诗歌思想与艺术综论》，深入剖析了泛神论对于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文学观的深层影响。伍晓明的《郭沫若早期文学观与西方文学理论》从比较文学角度探讨郭沫若的文艺思想。蔡震的《论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中的“主情主义”》认为“主情主义”是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根本特征，并详细论述了其形成条件和历史作用。他们的这些研究进一步体现了摆脱政治话语束缚，回归学理性研究的努力。黄侯兴的《郭沫若文艺思想论稿》，则是迄今不多的对于郭沫若文艺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的专著之一。 1990年代以后，郭沫若文艺思想研究在学理观念和方法论上有新的发展。孙玉石的《郭沫若浪漫主义新诗本体观》将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论上升到本体论高度，论及其关于诗的本源、原则等方面的思想，研究的系统性特征明显。伍世昭的《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在中西方文化互释的立场上解读郭沫若诗学理论的方方面面。曾永成的《郭沫若关于“文艺的科学”的构想及其对美学理论建设的当代意义》则涉及到以往研究中忽视的郭沫若的文艺科学思想，也是对郭沫若文艺思想的系统性观照。 郭沫若的美学观念从多方向受到西方美学思想影响，王富仁、罗钢《郭沫若早期的美学观和西方浪漫主义美学》一文，全面分析、论述了这一思想关联，并指出，郭沫若对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的接受是多样的、零碎的，但自有其体系。聂国心的《酒神精神与郭沫若早期诗论》、刘光宇的《论郭沫若早期对弗洛依德文艺美学的信奉和超越》、王世德的《郭沫若与西方表现主义美学思潮》，分别分析阐释了郭沫若美学思想与尼采、弗洛依德、表现主义美学的关系。 鄂基瑞、王锦园的《郭沫若五四时期美学思想初探》从艺术起源、艺术与社会生活、诗论、天才观、美的类型等问题，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郭沫若的美学思想。龙泉明的《评郭沫若“诗的本职专在抒情”的美学观》则以“感情”为核心，着重探讨郭沫若的诗歌美学观点及其独特价值。吴功正的《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世纪型开拓者——为郭沫若诞辰100周年而作》从美学史的角度，论及郭沫若对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贡献，以及其中体现的美学观。魏红珊的专著《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除从文艺思想中提取美学思想外，还专门论及郭沫若史学、考古学著述中的美学思想，拓展了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的视野。 郭沫若思想文化渊源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于他与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关系的疏理、思考。郭沫若经历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又广泛接触到西方近代以来的各种文化思潮，来自两方面的思想文化影响都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哲学思想、文艺学美学思想，以及文学创作的实践中。这些已经在相关问题的论述中得到比较充分的研究。 与儒家思想文化的关系，是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中特别受到关注的部分。税海模《试论郭沫若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儒道积淀》、魏建《传统“文人意识”的创造性转化——对“五四”时期郭沫若与中外文化关系的一种把握》、邓牛顿《论郭沫若与儒家文化》、李怡《承传与择取：面对传统的两类中国知识分子——鲁迅与郭沫若所接受的儒家文化之比较》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郭沫若在不同时期对于儒家思想文化的不同态度、他对于儒家思想文化的承传、儒家思想文化反映在他的思想及创作中积极和消极两个方向的影响等问题。 从东西方两种文化整合的视角去思考问题是更有学理意义的。张积玉在《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化观》中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五四时期郭沫若的传统文化观、西方文化观和新文化建设观。季进、丁兴标的《创造在整合与阐扬中完成——论郭沫若中西文化观》比较深入地分析了郭沫若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和取向，认为其早期价值观的中心意向在于“寻求中西文化价值系统中的合理因素并加以沟通和整合”，其核心是儒家文化，在其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则转向以人民为本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他为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典范。 郭沫若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年，他的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的发端与最重要的阶段，都处在这二十年间，但关于日本思想文化对郭沫若影响的研究，很晚才进入到研究视野中，这是有待开拓的。 三 《女神》研究是郭沫若文学研究的开始，也一直是这一研究范围内经久不衰的论题，因为从一开始，关于《女神》的批评就是与郭沫若的新诗创作联系在一起的研究。从1920年代至1940年代，尽管关于《女神》和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研究多是在文学批评的意义上展开，但其中的许多分析和见解，后来都具有了提纲挈领的意义。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是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他突出强调了《女神》所表现的“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并从“动的”、“反抗的”、“科学底”几个方面，阐释了这一时代精神的内涵。朱自清、谢康关于《女神》的泛神论思想和讴歌大自然的评论，郑伯奇关于郭沫若浪漫主义文学倾向的论述等等，在此后的《女神》与郭沫若新诗创作研究中，几乎都成为学术论断的一些基本出发点。 穆木天的《郭沫若的诗歌》、蒲风的《论郭沫若的诗》，是关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长评，所论不仅仅是《女神》，洪为法则从《女神》延后，专题评述了《星空》和郭沫若在《创造周报》发表的一些诗作 。他们都是从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去评说《女神》和郭沫若的新诗创作。穆木天认为，郭沫若“真正代表着‘五四’时代的诗人，他是它的黎明的喇叭手，他是它的送葬的喇叭手。他是代表着从‘五四’的新生期到‘五四’的没落，以至转变到‘五卅’的过渡期中国革命的小布尔乔亚的心理意识的国民诗人”。洪为法说：“《女神》中的诗，只告诉我们破坏，《女神》以后的诗，则进而告诉我们破坏的目标，怎样的破坏；《女神》中的诗，只告诉我们创造，《女神》以后的诗，则进而告诉我们创造的目标，怎样的创造。” 周扬的《郭沫若和他的〈女神〉》所论更为全面：“自我的歌颂，民族的歌颂，大众的歌颂，这三者融合为一，构成了他的诗的内容。他的浪漫主义是属于高尔基所说的积极的革命的一种。”“这位急进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诗人，不同时也正可以称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初的号手吗？”“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可以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他的《女神》称得起第一部伟大的新诗集。”这已经在事实上为《女神》、为郭沫若和他的新诗创作，确立了一个明确的文学史地位，并一直影响着对于《女神》和郭沫若新诗研究的基本认知。 在20世纪50年代的郭沫若新诗研究中，张光年的《论郭沫若早期的诗》一文，特别论到了郭沫若新诗创作在艺术上一个下行的走向，他认为，抗战开始以后，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他“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而不一定要做‘诗人’”的宣言，“自愿地降低了对自己诗歌的美学要求”，所以他的新诗作品，就不再能像前期的作品那样“在人们心胸里保持永久的激动的力量”。这是很中肯的评价。进入新时期以后，有关《女神》和郭沫若新诗又有大量的研究文章：黄曼君的《论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林非的《略论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创作》、谷辅林的《重读郭沫若同志的〈女神〉》、钟林斌的《论〈女神〉的民族特色》等等。研究的学理性更清晰，更缜密，但是研究的思路，大致沿袭了从动的、反抗的时代精神、泛神论的思想特征、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去分析论述的模式。思考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在怎样阐释时代精神、怎样理解泛神论思想、怎样描述浪漫主义等这样的学术话语空间里展开。 刘纳《论〈女神〉的艺术风格》 从青年郭沫若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情感”、“剧烈变换的心境”、“敏感而开放的心灵”这些个性特征入手，论述了它们对于《女神》艺术风格的独特意义。骆寒超、吕家乡都从诗歌艺术的“内在律”分析《女神》，认为“内在律”是其主要的、突出的特点，也是郭沫若对于新诗的重要贡献。 王富仁的《他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境界》把郭沫若的新诗创作置放于中国诗歌传统中去考察分析，他认为，郭沫若的诗歌以一种大海式的整体力量与结构，开辟了完全不同于中国诗歌传统的审美境界。这种“属于崇高范畴的审美境界”既具有历史变革的意义，也形成一个新的审美范式。孙玉石从诗的本体论去论述郭沫若新诗的浪漫主义，认为其核心就是“情绪”。“情绪”是郭沫若“诗歌生命的源泉”。 杨胜宽的《领悟自然——郭沫若与中国诗歌传统研究系列之一》认为，从《女神》开始的郭沫若诗歌创作中，“自然”既是“获取灵感与激情的客观存在物，又是其贯穿一生艺术追求的基本风格”，这反映出他对于“中国诗歌传统的深深迷恋”。李怡在《中国诗文化的自由形态与自觉形态——郭沫若的诗歌传统文化阐释》中提出：在郭沫若的诗歌创作经历中，中国诗歌传统的自由形态与自觉形态“作为原型的意义”，在其“主体意识的深处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自由与自觉的循环”，就是“郭沫若的诗歌之路”。 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到，对《女神》和郭沫若诗歌的思考，逐渐脱却了单纯社会学批评的模式，转向注重从文学、美学的学理分析中去进行研究，这大大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和空间。 吴康把《女神》在整体上作为一部表现主义诗歌作品集来研究。 沈光明的《〈女神〉与太阳崇拜》剖析了《女神》中太阳意象与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楚文化联系的“原始意蕴及其置换后的现代含义”。刘悦坦从《女神》文本结构的分析得出：“互渗”导致郭沫若个性的极度扩张的同时，更是“对个性的消融”。 陈俐认为，《凤凰涅槃》找到了合适的形式规范，大大扩展了诗歌的表现功能，“它的诗歌形式就是祭祀乐舞”。 孙玉石论述了郭沫若都市题材诗歌的独特价值，称其“提供了新的感觉与现代性审美转变的信息”，“展示了新诗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实现了诗歌美学上的“突进”。 而颜同林的《乐山方言与〈女神〉》这类极具地域文化性的提问也得到深入的学术考察。与此同时，这种注重学理的思考，对于像诗集《恢复》、《百花齐放》、建国后的诗歌创作等等郭沫若诗歌创作中政治色彩比较浓重的那一部分内容的研究，也作出了更有历史深度的解读。 这些各有所论、各有新见的研究，提升了《女神》和郭沫若新诗创作研究的学术水平，将其推进到了更高的学术层面上。《〈女神〉及佚诗》的出版， 又为《女神》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女神》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研究文本对象。与《女神》创作于同时期的大量佚诗，包含了许多《女神》所没有的郭沫若新诗创作的文本内容和文化信息，将这些佚诗与《女神》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或许会改变一直以来的一些学术观点，这里有新的研究视角，新的论题。 从郭沫若的创作经历看，他早期几个历史剧本的写作，更像是与《女神》同期诗歌创作的一个延伸。在他那时的文学观念里诗与剧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女神》收录的首先是诗剧。这自然反映了郭沫若早期历史剧创作的一个基本特征。王以仁、钱杏邨在对于《三个叛逆的女性》的剧评里都强调指出了这种“诗人的风格”，认为他的戏剧是诗，“意境是诗，句子也是诗”。 钱杏邨还具体分析了郭沫若剧作在戏剧结构、表现技巧上受到王尔德、易卜生等西方戏剧的影响。不过对《三个叛逆的女性》的批评，更主要的是评述关于历史与戏剧、思想与艺术的关系问题。 顾仲彝的《今后的历史剧》从历史剧处在“萌芽”阶段的背景上来评说郭沫若剧作，肯定了郭沫若创作所作的努力，但是批评他的剧作“离史乘或传说太远”，是“为革命思想和反抗思想而作”，并称“艺术而为社会政治的工具，则已不是艺术”。向培良的《所谓历史剧》也认为：“郭沫若的特色，不在于他作历史剧，而在于他的教训。”“所谓历史剧者”，应该就是“在一切戏剧的成分之上更加以历史的成分”，“戏剧应该有自己的独立和尊严”。用这样的标准衡量，向培良认为郭沫若和同时期的其他历史剧作家们都是不成功的。这些批评大致符合郭沫若创作的实际情况，不过，“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本就是郭沫若这时期历史剧创作所刻意追求的。 抗战期间郭沫若连续创作了《屈原》等六部大型历史剧，建国后又创作了两部。这些作品代表了他历史剧创作的成就，也是研究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主要对象。 郭沫若抗战历史剧的创作演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以随之出现的剧评，多注重对于作品时代精神、现实性主题的阐释和评价。章罂从“历史的真实性与剧本的戏剧性”关系，分析肯定了《棠棣之花》的成功。 柳涛的《谈〈屈原〉悲壮剧》在与莎士比亚悲剧的比较中论述了《屈原》悲剧精神的表达。这样内容的批评并不多，就如孙伏园所说：《屈原》表现的，“是中国精神，杀身成仁的精神，牺牲了生命以换取精神的独立自由的精神”，“我读完《屈原》的剧本，满眼看见的只是这一股正气，所以在艺术方面还有许多要说的话只好留待将来再说了”。 陈瘦竹写于1950年代的《论郭沫若的历史剧》，真正对于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进行了系统的、具有理论深度的研究。他全面疏理了郭沫若的历史剧作品，从站在革命立场上“为现实的斗争服务”的创作原则、独到的悲剧意识、“抒情诗”的风格、“发展历史精神”、强烈的戏剧冲突等几个方面，对郭沫若的创作逐一作了学理的分析和论述。该文首次从戏剧美学的角度提出郭沫若的历史剧“主要都是悲剧”，表现了强烈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源于郭沫若对中国历史上许多慷慨悲歌之士所具有的悲剧精神的独到认识，并在创作中表现为“雄伟的、悲壮的悲剧精神”。他认为郭沫若的“发展历史精神”，就是从史实中去发现其具有的社会政治意义：反对专制压迫、反对侵略分裂等等。而“巨大的矛盾，尖锐的冲突，复杂的关系，急剧的变化”，是郭沫若历史剧在组织戏剧冲突上的特点。 至1980年代前后，郭沫若历史剧研究在郭沫若研究中也算得上是热点所在了，论文之外，研究专著一部部问世：黄侯兴《郭沫若历史剧研究》、田本相、杨景辉《郭沫若史剧论》、高国平《献给现实的蟠桃》、傅正乾《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历史剧理论研究》、何益明《郭沫若的史剧艺术》等等。研究者继续了此前的研究思路，在各个方向上全面展开郭沫若历史剧研究：其历史剧表达的主题思想、创作手法、艺术风格、美学特征，他的历史剧创作理论、悲剧观念，以及对于所有作品的逐一分析、解读。其中从文艺学美学角度对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艺术手法、美学风格与其创作理论主张的研究，关注最多，也最有学术思考的深度。 对于郭沫若历史剧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的研究，主要展开在浪漫主义诗学和悲剧艺术的理论框架内。研究者从主题提炼、情节结构、悲剧冲突、人物性格表现、诗情诗意的表达、语言的运用等等各个方面，做了细致周密的分析与论述。高国平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奇花异果》 、黄侯兴的《论郭沫若的艺术个性》 、韩立群的《论郭沫若历史剧的情感因素》等文章都有精到的见解。对于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理论的研究，集中在悲剧理论的思考。傅正乾的《郭沫若史剧理论的结构核心——兼论郭沫若历史悲剧观的形成》、吴向北的《郭沫若历史悲剧理论的本质特征》等，详细考察了郭沫若的悲剧意识和悲剧观念，在与中西方悲剧理论与悲剧创作的比对中，论述郭沫若悲剧理论主张的精神特质与理论价值。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一直是郭沫若历史剧研究的重要论题，王瑶的《郭沫若浪漫主义历史剧创作理论》将这一论题的讨论引向新的学理层面。他提出，郭沫若的历史剧理论主张形成了一个浪漫主义历史剧理论体系。文章从表现作家的“主观感兴”、强调“应该如何”的理想追求、“失事求似”展示历史精神等几个方面，结合郭沫若的艺术经验，详细论证了其理论主张的浪漫主义美学特质和其系统性。 在郭沫若历史剧研究中，多有学术争鸣的讨论，这是郭沫若文学研究其它方面所不多见的。究其原因，首先在于郭沫若历史剧表达的主题都有鲜明的现实性；其次在于他的历史剧创作与其历史人物研究密切相关，也就必然为历史学界的学术争论所波及。 1990年代中期以后，郭沫若历史剧研究从延续多年且相对集中的一些方向，转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一些已了无新意的论题，从研究视野中淡出。 高扬的《历史精神与艺术构想——论郭沫若历史剧的心理特征》不再纠结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的推衍，他从郭沫若历史剧的心理特征、灵感思维的角度来探讨郭沫若如何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历史精神与艺术构想之间找寻到连接点和连接的方式。郑守江以文化学视角，阐释了郭沫若历史剧重要的文化特征：“人的发现”、“开放型的思维”。 王本朝的《论郭沫若历史剧与侠文化的现代改造》从侠文化传统基本内涵的“力”与“义”入手，分析郭沫若历史剧表现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主题，认为他对于传统侠文化进行了现代阐释和改造。 潘晓生的《在历史与现实的撞击中追问——对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站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角度，从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中找到与其共同的一些理念：“再现历史的同时，阐释者必须显露出自己的声音和价值观”；对历史的“诗意”理解，避免封闭的历史意识，从大文化的观念去思考问题；“从纷繁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其内在的有机联系，发掘其不朽的意义”等。他认为在这些理念中，“显示着郭沫若独具慧眼的发现和颇具匠心的艺术表达”。徐麟的《历史精神的回游与沉沦——“〈屈原〉现象”散论》表达了非常尖锐的批评意见，他认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抗战历史剧修复了“五四启蒙话语所造成的所谓‘文化断裂’，而回归到了传统道德与人格精神的历史原位上”。贾振勇的《〈蔡文姬〉郭沫若隐曲心声考释》力图从《蔡文姬》的创作，剖析建国以后郭沫若真实的内心世界，并称该剧为“从政文人郭沫若的自叙传、寓言和象征诗”。金宏宇从版本、文本的考释，分析了《屈原》在创作过程中艺术表现的一些变化。 黎荔的《论郭沫若对传统戏曲艺术经验的借鉴》，从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中读出了传统戏曲艺术对于他的影响。 在这样的论题中，可以看到郭沫若历史剧研究虽然不复有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热烈场景，但是研究在不断深入前行。 郭沫若历史剧研究仍然留有待拓展的空间，但是一直以来在研究中存在的一个缺失却不能不提及，即，很少有郭沫若历史剧相关舞台演出的考察、分析，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剧本文本的研究。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为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所限，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郭沫若历史剧的研究，一直都只是在文学史范畴，而没有进入到现代戏剧史的语境中去（这一点本身亦是郭沫若历史剧研究所缺失的）。除早期的几个剧本，郭沫若的历史剧作都有很成功的舞台演出，并且其舞台生命力延续至今，乃至成为剧场经典。这表明这些剧作在艺术上的得失成败，是在从文学剧本到舞台演出的整个过程中才完全演绎出来的，缺少了舞台表达这一环节（剧作家本人也常参与其中）的研究，难免有跛足之憾。其实李长之在评论《棠棣之花》艺术上的成功时曾说到，那是因为该剧的创作过程，“包括了作者无数次的人生体验，无数次的诗的冲动，无数次的舞台的技术的斟酌，所以结果能那样美备，剧的效应能那样强大。” 但他以及后来者都没有就此深入研究。 在诗歌、历史剧之外，关于郭沫若文学创作其它方面的研究——小说、散文、杂文、自传写作等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薄弱。 郑伯奇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卷》时，将郭沫若的小说分为“寄托小说”、“身边小说”两种类型，是很有见地的，后来的研究者赞同并沿用了这个分类。但评论郭沫若的小说，却要先说到沈从文。沈从文曾对于郭沫若的小说作过相当犀利且不无刻薄的批评。他认为，“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放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这是后来在论到郭沫若小说创作时，总要被提起的“经典”话语。 如果说沈从文的批评影响了郭沫若小说创作的研究，当然言过其实，但是沈从文的批评话语中其实涉及了两个影响到郭沫若小说研究的因素。 其一，诗名大于文名，这是郭沫若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当然会影响到研究者的学术关注点和关注度。其二，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和五四新文学的现实环境（以后也成了传统），都决定了对于郭沫若（以及他的创造社同人们）那种明显受到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观念和“私小说”影响的小说创作，那种更私人化的文学表达方式，并不待见。这一点无论在当时的文学批评，还是后来的文学史研究中，都是一个潜在的标准。 从这样的学术态势来看郭沫若小说研究，以他的小说“认识价值大于它的审美价值” 作为立论出发点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即使是从注重审美意识出发的研究，对于其小说独特美学价值的阐释，也是相对于现代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主潮而论。于是，郭沫若自己并不太以为然，称之为“速写”的历史小说《豕蹄》，或许因为冠以现实主义“典型”的创作理念，反倒得到更多的研究关注。 郭沫若创作有一些精致的小品散文，亦写有大量的杂文、随笔、时政评论等，但更为人关注的是他的记传散文。自传性写作是郭沫若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文本意义和阅读价值都超出了文学的范畴。郭沫若是把自己的生活经历从个人的回忆变成历史的记录，把记忆里的生活做成历史的文本。这既是一个文学创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历史书写的过程，在两者结合起来的视点上去看郭沫若的自传写作，应该值得研究。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考察、研究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当然是很有意义的。这使得研究者可以在世界文化的视野中扩展思考郭沫若的学术空间。戈宝权的《郭沫若与外国文学的问题》、杨胜宽的《郭沫若的世界文化观》、杨武能的《筚路蓝缕 功不可没——郭沫若与德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等都进入到这样一个空间。吕元明的《郭沫若的初期诗歌与日本和歌、俳谐及新体诗》、刘珏的《论郭沫若与西方现代派戏剧》、王小林的《美国文学对郭沫若的影响》、蔡震的《从女性创世神话走出的〈女神〉——〈女神〉与日本文化》等，对于郭沫若诗歌创作、戏剧创作、思想文化渊源的研究，则是很好的文化提示和补充。 四 郭沫若史学研究之于郭沫若研究，应该具有半壁江山的意义，当然是从学科和研究对象的角度而言。《汇要》将辑选的郭沫若史学研究文献全部录于一卷之内，故卷内又按照郭沫若史学的主要涉及领域，大致分为“总论”、“中国古史及其分期”、“先秦思想文化”、“历史人物”、“《甲申三百年祭》”、“古籍整理”等六个专题。 相比较而言，郭沫若史学研究与文学研究是有些不同的。郭沫若文学研究中的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一个重要内容，但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专门研究对象的存在。郭沫若史学研究中的郭沫若，在很长时间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作为中国现代史学史叙述的一个历史存在。其真正成为一个研究的对象则要晚得多。 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演进轨迹中，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形成、发展并确立其在中国史学的正统地位，是最为重要的一段历史。郭沫若从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始，成为这一史学流派的奠基人和开创者。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与20世纪中国其它史学流派碰撞、论辩和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郭沫若及其史学论著，自然为各派所瞩目。不同派别的史学家对郭沫若及其唯物史观史学进行了视角各异、褒贬有别的评论。这些评论构成了20世纪学术批评的重要组织部分，也成为郭沫若史学研究的发端。 作为关于郭沫若的研究，审视众多学派视野中的郭沫若及其唯物史观史学，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唯物史观史学在中国所面对的复杂的学术局面，以及人们对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历史具体研究的价值估量。同时，郭沫若及其唯物史观史学与其他史学流派（尤以新历史考证派为主）的论辩、竞进，也反映出了中国史学现代嬗变的诸多面相，从中彰显了郭沫若参与奠基开创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重大贡献。 与诸史学流派论辩、竞进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也在进行着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术主张之间的论争，郭沫若的史论亦为论争的焦点所在。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郭沫若在中国古史分期、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的主张进行了学术争鸣。这种“和而不同”的学术争鸣，使得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史学家们不断修正和完善各自的古史研究体系，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郭氏本为天才文人，其治文字学与史学，亦颇表现文学家之色彩。故其所论，创获固多，偏宕处亦不少，盖其天才超迈，想象力如天马行空，绝非真理与逻辑之所能控制也。” 这是齐思和在20世纪40年代论到郭沫若治史的特点和风格时所言，虽系评点之语，却也颇为剀切。然而，真正从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进程的视野上，对于郭沫若做整体的考察和全面的研究，是在郭沫若辞世之后才开始的。 卞哲的《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尹达为《中国史学家评传》撰写的《郭沫若》 ，详细考察叙述了郭沫若毕生的治史经历和史学论著，并在中国史学的现代进程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及发展历程中去阐释郭沫若史学的历史地位，称“他是我国第一个自觉运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阐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者”，“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划出了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新时期，哺育了整整一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侯外庐的《“只顾攀登莫问高”——纪念郭沫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黄烈的《郭沫若在史学上的贡献》、田昌五的《坚持郭沫若史学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等文章，也都以这样的全视角展开论述。 郭沫若最早的史学研究始于1920年代初，到他运用唯物主义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的。叶桂生的《早期郭沫若的史论》、林甘泉的《郭沫若早期的史学思想及其向唯物史观的转变》、田居俭的《郭沫若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等文章，考察了郭沫若早期的史学研究活动
《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1920-2008共14册)》这部汇要收录了1920年至2008年九十年间的关于郭沫若的具有原创性和史料价值的代表性研究文献和资料。依据原创性、权威性的原则，按研究内容将本书分为：总论卷、史实卷、交往卷、思想文化卷(2册)、文学卷(内含诗歌、戏剧、小说、散文、中外文学比较等内容，共3册)、历史卷(2册)、考古古文字卷、教育新闻出版书信书法卷、研究之研究卷(内附专著、论文集、工具书、专刊目录100余部/种)、索引卷，共14卷。本书由杨胜宽主编。
杨胜宽（1958——）：男，教授，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及郭沫若研究工作，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任乐山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全国苏轼学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四川省郭沫若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杜甫学会理事。在《文史哲》、《复旦学报》、《中国文化研究学报》（香港中文大学）、《四川大学学报》等20余家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10余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文学遗产》等刊物转载，有《苏轼人格研究》、《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研究》、《苏学与杜学》等专著问世。承担并主持多项省级重点科研课题，获得四川省政府一、二等多项奖励。 蔡震（1950—）：男，北京市人，文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长，原北京郭沫若纪念馆副馆长。据不完全统计，出版学术著作5部，学术资料集6部，迄今已经在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有10余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华文摘》等转载。
总论卷
史实卷
交往卷
思想文化卷(2册)
文学卷(3册)
历史卷(2册)
考古古文字卷
教育新闻出版书信书法卷
研究之研究卷
索引卷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