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方志研究
2010-11
黄山书社
刘道胜
208
无
地方志之修纂，乃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追溯其源，学界众说纷纭，或言导源于《周官》、《尚书》，或谓滥觞于《禹贡》、《山海经》，或称发轫于先秦诸侯国史，不一而足。但其源远流长，则是学界共同叹誉之见。在方志发展的数千年历史中，其数量之巨、种类之多、体例之备、价值之高，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观；同时，方志又是记录一地山川、经济、文化、社会实态与变迁的重要载体，故而关于方志的研究，历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迄今所知，徽州之有志，始于南朝梁新安太守萧几所撰的《新安山水记》。自唐宋以降，徽州人文鹊起，学者辈出，号称“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赵访《商山书院学田记》），被视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而在徽州文献中，方志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千余年来，徽州成为我国历史上修志发达地区之一。徽州方志既有地区性、综合性、资料性等方志共性，也有连续性、理论化等个性特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徽学”兴起，学者开始注重对徽州传统方志的利用与研究，但虽有尝试，而无深入。迄今为止，尚无一部系统、深入研究徽州方志的作品问世。这既与徽州方志的应有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不相称，亦成为学界期待填补的徽学研究之空白领域。日前，得悉刘道胜博士新作《徽州方志研究》即将付梓，有幸先睹，甚感快焉。这部作品，于道胜博士而言，实为“旧题”。2000年，作者在安徽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因受安徽师大徽学学术团队的影响，即以徽州方志为选题，出色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
徽州之有志，始于南朝梁新安太守萧几所撰的《新安山水记》。自唐宋以降，徽州人文鹊起，学者辈出，号称“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赵访《商山书院学田记》），被视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而在徽州文献中，方志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千余年来，徽州成为我国历史上修志发达地区之一。徽州方志既有地区性、综合性、资料性等方志共性，也有连续性、理论化等个性特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徽学”兴起，学者开始注重对徽州传统方志的利用与研究，但虽有尝试，而无深入。迄今为止，尚无一部系统、深入研究徽州方志的作品问世。这既与徽州方志的应有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不相称，亦成为学界期待填补的徽学研究之空白领域。
刘道胜，l972年生，安徽怀宁人，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徽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徽学的教学和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第二批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第43批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项目、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包括《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独著)、《(寄园寄所寄)点校》(合著)、《李白成小传》(独著)《中外文明史》(合著)、《以德治国：历代先贤启示录》(合著)等著述7种，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序引言上编 徽州方志述论 一、徽州方志的编纂源流 (一)从地记到图经 (二)宋元徽州方志的修纂 (三)明代徽州府县志的编修 (四)清代徽州府县志的纂修热潮 (五)明清徽州专志的编撰概况 (六)民国时期徽州方志的编纂 二、徽州方志的编纂特点 (一)发凡起例，富有创意 (二)私撰成风，种类繁多 (三)取材广博，考证精洽 三、徽州方志的编纂理论 (一)关于方志的起源 (二)关于方志的编纂要求 (三)关于方志的功能 四、徽州方志的资料价值 (一)物产资料 (二)手工业及科技史资料下编 微州方志考录参考文献后记
综观明代徽州府邑志的编纂可以看出，成化、弘治以后，徽州志书修纂十分活跃。从时间上看，主要集中于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四朝，尤以嘉靖朝数量为最。从府邑成书看，徽州府修有志书8种；休宁县7种；祁门县5种；婺源县4种，余者均在两修以上，其中乡镇小志有两种，其府邑各自修志次数在明代属较多者。究其原因，一是官府的重视。弘治十一年（1498年）与正德十五年（1520年），朝廷两次下诏征收天下郡邑图志，促进了当时全国方志的发展，徽州也不例外。加上府邑地方长官为了洞悉地方原委，达到教化民风，统治地方的目的，大都视修志为政治要务。其次，明成化、弘治以后，徽州地方经济文化更加发达，商人成帮，人才隆兴。无论是仕宦英贤，商贾儒林，抑或潜修亮节之士，为了范乡间而光竹帛，或出赀襄助其成，或直接共厥其事，致使徽州府邑志书修、补、正、续不断，官修私撰并驱。涌现出诸如朱同、程敏政、程瞳、程一枝、汪舜民等修志名家，不但促进了徽州方志的发展，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其志书的编纂质量和品味。明代徽州方志的兴盛为后来清代该地志书编纂热潮的到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清代徽州府县志的纂修热潮清代是我国传统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徽州也出现了编修方志的热潮。其府县乡镇产生了一批体例成熟、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志书。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徽州府县乡镇今存宋至民国的各类方志61种，其中清代占41种之多，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七。如果加上《联合目录》未著录的一种乡镇志，以及有名可考的六种佚志，其清代府县志的总数有50种左右，这种修志盛况是清代徽州经济繁荣在文化层面上的一种反映，也是徽州得清代修志风气之渐，并对其前代方志编纂进行总结和创新的产物。
“邑之有志，犹家之有乘，国之有史也”。在“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史、方志、家谱构成自上而下，相互联系密切的典籍文献。就地方志发展而言，尤其于唐宋以降，历代统治者出于“宣上德而抒下情”，“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的统治需要，大多视修志为“以时修葺，是在有司”之政治要务。甚至认为“志之作否，视守之贤否”，将修志与地方官政绩考核联系起来。因此，传统方志这种文献形式，一方面体现出正统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盛世修史与盛世修志往往是同步的，其修纂大多采用自上而下的官修形式，统一的编纂体例，并重视援引传统国史编纂方法等。且编修方志配合了不同时期国家一统志、实录、国史等编修而统摄地方原生性知识的需要。另一方面，地方志的发展亦乃重要的地方人文学术活动，其编修具有建构和积累地方知识系统，展示地方人文活动，宣扬地方教化等典型的地域色彩。正因为如此，中国方志以其种类繁多、遗存数量丰富而构成我国传统文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长期在学术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徽州被誉为“文献之邦”，就方志文献而言，历史上，徽州编修的府县乡镇志以及山水、古迹、金石、文献、人物、物产、风俗、书院、天文等专志，其数量蔚为大观，系当前徽学研究之基础性资料宝库。拙作是以多年前的硕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删改而成的。本书的写作要特别感谢业师周晓光教授。2000年，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时，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初步产生了摸索徽州地方文献的兴趣，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徽州方志研究》。
《徽州方志研究》是由黄山书社出版的。
无
很不错的书，正版，包装完好，印刷不错。
专业书，呵呵，值得阅读
先买了，还没来得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