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形态史观·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2010-1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雷海宗、林同济
405
无
就中国传统之发展而言，清民之际乃是最重要的转型时代。这里的“民”不仅指狭义上的中华民国（北洋时代与南京时代又不同），也还包括了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帝制崩溃乃是一大转折，由此所开辟者非仅一朝一代之“更名换姓”，更具备我文明中国之步入现代世界的标志性意义。虽然我们能看到的历史进程极其有限，但自清帝逊位、民国肇创之后，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毛泽东曾有意援用中华民国之名号，充分体现出其作为历史过程自觉者的伟人意识，可终究抵不过劝进者“开天辟地”的创新而最后重新更定国号。不过“民”之一字却始终未易，也可见出“清民易代”的长效性。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史意识的逐渐恢复，大陆学界对民国一代学术也给予了高度认同，除了编撰学案、结集成史之外，重印昔贤经典、接续学术传统，则为不可不做的重要举措。除了早期的“民国丛书”（上海书店）以影印本大批量推出各类代表性的民国著作之外，还有诸如“民国学术经典丛书”（东方、中国社会科学等出版社）、“民国珍本丛刊”（团结出版社）、“六点学术•民国系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至于以民国时代为主要内容的，诸如“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河北教育出版社）、“旧籍新刊丛书”（岳麓书社）、“蓬莱阁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各类出版社的“书库”系列也多以民国名著为主，如“商务印书馆文库”、“三联精选”、“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辽宁教育出版社）等；而清点20世纪或中国现代学术也多半以民国主打，如“二十世纪学术要籍重刊”（云南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河北教育出版社）等；至于以“国学”为题的，亦然，如“国学入门丛书”（中华书局）、“二十世纪国学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至于还有所谓“近人学术述林”（浙江人民出版社）、“大家小书”（北京出版社）等可谓不胜枚举，比比皆是。在这种背景下还要推出一套“民国学术丛刊”的意义究竟何在？
本丛书虽然没有严格的学科划分，但却并非不具备学科史的基本眼光，邀请的导读专家就是从这样一个层面考虑。而在一般意义的学科划分系列之外，叉特别增辟了“海外博士论文”系列与“学术研究译著”系列。前者希望借助民国学人在留学时代的精彩创发，让我们一窥兼采中西之后的学术规训之作究竟可以达到怎样的一种层次，虽然其撰作语言并非中文，可这毕竟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则借助学术父辈们资鉴他山之玉的具体成果，希望不仅能将他们呕心沥血而移玉东来的学术译著化为今日后辈负重前行的重要资源，更期待藉由此一窗口展现那代学人胸怀天下的“世界学术”之整体认知。敬请读者关注。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著名历史学家。曾任教于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南开大学。著有《巾国文化与中国的兵》（1940）、《文化形态史观》（1946.与林同济台著），《西洋文化史纲要》（遗著）等。林同济，1906～1980福建福州人，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复旦大学。著有《丹麦王子哈姆雷的悲剧》（译著）、《天地之间》（遗著）等。
文化形态史观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中国整个的民族性，我此刻且按下不谈。我要谈的是风化中国民族熏陶中国文化的“文人性”。我要分析中国文人的头脑，解剖中国文人的心肠。何谓文人头脑、文人心肠呢？这问题却不简单。头脑是指其思维的方法、思想的内容。心肠是指其情感的生活与其立身行事、处世待人的性格。虽然在理论上的方便，两者可分开而谈。但实际生活上，两者之间关系微妙，他们彼此相交错互相影响之处，可说是不了之缘，终难隔断。详细的讨论，另日再写。目前最好的办法，是且把“文”之一字分析一番。我们如果晓得文之一字之各义，便可粗略地理会文人头脑、文人心肠的一般。我们这种办法，有个好处在。论起文人，难免意见参差。你可把文人吹得如仙似圣，支持文化生命的主人翁。也可把文人骂得狗血淋头，直是一钱不值的贱货。我们且莫动气。也许双方都对，也许双方尽非。那些不免是主观的批语，未足为凭。我们此地所采取的方法，是让中国文字的本身、语言的本身，来替我们解说。换言之，我们的方法是客观的。誉不必喜，毁不必忧。让文字来说本身话，比较式最是可凭。（二）何谓“文”呢？初看来这字也简单，细验其界说殊不易。《说文》云：“文，错画也。”盖即西方所谓Design之意。《易?系辞》云：“物相杂，故日文。”各种形式相配合而成所谓错斑者，这就叫做文。文的原始的意义，恐怕不过如此。然而时代递进，文之含义，也便逐渐推引。结果，文之一字乃成为中国文化的缩小表征，成为中国文化性质的写真。原为错斑的一个简单的字，到今日乃已随着中国文化的演进，而正比例地增加其复杂，增长其特色。我们了解“文”字，不但可以了解中国的文人头脑、文人心肠，而且可借以看出中国文化大体所偏重的精神。（一）文与质，在中国古籍上是时时对用的名词。所谓文者是指一切人为的事物，和质为一切自然的本体者对照。所谓人为的事物，不但包括人力创制的生活工具，例如宫室、舟车、衣服、耕耜等等，乃亦包括社会上的各种制度、习惯，例如那些养生送死婚嫁往来的仪节、那些上下尊卑亲疏长幼的礼法。故文者与西方所谓Culture相类，质者与西方所谓Nature相类。一为人类的作为，一为天然的本色。所以自心理状态的观点看去，“文”字含有过分的注重礼貌仪节、过分的注意人事之意。日缠于缤纷酬酢之间，驰驱于揖让进退之末。久之又久，一个人的天然本色，不免荡失无余。分析言之，文与质对，其中有几个含义。甲、文指外表，质指内心。故日外文内质。乙、质指实体，文指花样。故我们有“文藻”、“花文”等词。丙、质含有简单之意，文含有复杂之意。故我们有“繁文”、“缛文”等词。丁、质是朴素，文是浮夸，故文略带有一些炫耀之意。（二）由此我们便可了解文之一字为什么会与“虚”合而构出万古指摘的“虚文”一名词。所谓虚文者，即纯形式之意。我们做一事，并不是诚心认为该做，或意志上认为愿做。乃是大家一向都如此做，而我亦只好“从俗”做个样子罢了。换言之，我们做那桩事，本无诚意，本无信念，只做出一些形式。
无
书刚刚送到虽然还没读但已经被其中的内容所吸引，二位都是战国策派的领军人物，其对于文化形态观的论述相信定有启发意义，何为中国的兵文化期待有所解答。
战国策学派的领军羊，先生满腔热血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旷古奇闻，功在华夏，鼓舞抗日之人心，在当时士气为之一振。可惜先生晚年佳作甚少，功力无法展开，真是中国学人的悲哀。为中华痛哭
非常值得阅读的一本书。书中的观点虽历经七十年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可惜现代人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
鼎鼎大名。当真名不虚传
借着同学的读了，觉得非常好，值得收藏和拥有
印刷装帧也很精美
若雷厉，若风行
看见简介喜欢就买了，不错。
不错，很好的书，值得一读
本书包含两本书，一本《文化形态史观》是雷海宗和林同济两人的论文集，而另一本就是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书倒是不错，但买完后觉得还是应该分开来买这两本书的单行本，否则以后引用起来多多少少有些不伦不类。
大师的作品，值得去读！但本书的编校水平很差，书中出现了很多不应该出现的错误。你想读的话，还是不要买该版本。
这是雷海宗先生与林同济先生作品合集。这里单论雷海宗先生。雷先生为民国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深受德国史学家O.施本格勒提出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认为历史是多元的，是各个不同的文化在不同时间和地域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每个文化虽各有特点，但经过固定的生命周期必然趋于毁灭。这本书更是其代表作，以重建中国文化为宗旨，提出文化重建构想，大谈“大政治”学说，抨击官僚传统，检讨国民性，提倡民族文学运动。非常不错，是民国史学的一座高峰
内容自不必说。封面设计得不错，就是有些脆弱，纸质也还不错，排版也舒适
很好 物有所值 比较精美
给朋友订的，内容反映还行
中华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出现汉唐等大帝国，赫赫威名，除了灿烂的文化外，军事战斗力自然也是一个要素。按说这种军力肯定是无比强大的，不然怎么能保证帝国的威名呢，可是仔细分析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会发现其实中国汉族的军队是弱不禁风的，不堪一击的，多数情况下是又贫又弱的。从西周说起，周朝的老祖宗古公亶父就因为打不过戎狄跑到岐山之下定居的，到了周幽王，申侯引了犬戎来灭了西周。到了汉朝，刘邦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项羽，却给冒顿的匈奴兵给围了，真是一山还比一山高，最后还是靠贿赂的手段才逃掉的。汉武帝的时候确实牛了一把，不过也从这时候起，外族的军队在中国的比例越来越大，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能打啊。到了东汉和帝的时候，外族兵已经占很重的部分了，那时候窦宪打北匈奴的军队竟然有一大半是南匈奴人。到了黄巾起义的时候，朝廷无兵可用，都是用羌胡的军队，不过也有后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曹操司马懿还可以控制一下局面，到了两晋南北朝，中原都是外族的天下了。唐朝李世民很牛，可是也收拾不了吐蕃，还要搞和亲，后来更是给吐蕃和北方的外族藩镇搞的鸡犬不宁。宋朝更不用说了。明朝开始两帝还好，后来北方总不得安宁，最后给清灭掉了。
当然，每个民族每个政权都有盛衰的轮回，而且也要考虑北方民族体力和骑兵优势。但是汉族也有经济和人数的优势啊，堂堂中华几千万人出来的军队对付外族几百万人出来的军队，愣是被人家打得满地找牙，这是不是表明汉族的军队是外族的十分一呢，这也太弱不禁风了吧。但是我们也不能这么衡量军队的战斗力，中国一直以来不断受外族的侵扰，两晋南北朝时代中原被占了，南宋的中原也没了，还出现了两次亡国，原因是多方面的，雷海宗这部小书揭示了别开生面的另一种原因。
雷海宗认为是汉朝以后的募兵制让中国的兵毫无战斗力，因为招募的兵的来源都不是什么良民，而且招募的兵会形成职业化，兵和民隔离很严重，最后会形成兵民敌视的情况。老百姓都不愿意当兵，“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那只有那些受厚赏诱惑的人才当兵，还有流民、囚徒等被迫当兵的，这些兵没有家国观念，和老百姓完全没感情，他们是社会素质最低下的一群群体，这样的群体能有什么战斗力呢。所以自从汉朝募兵制形成以后，中国的军队就不堪用了，所以屡屡被外族侵扰。虽然也出现很强的帝国很强的军队，雷海宗也没有忽略的一点是，将领的作用，一个好的将领，可以让一盘散沙团结起来，比如汉末三国出现曹操司马懿等优秀将领，唐朝有个李世民（李世民的府兵制还是半征兵制的，也不是完全的募兵制），明朝有朱元璋和朱棣，此外中国的军事实力真的是一团糟了，不值一提了。
雷海宗理想的招兵制度是征兵制，西周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当兵，所以那时候的兵的质量是很高的（不过雷海宗没有分析那时候的犬戎很猖獗）。春秋时代士族全体当兵的，只有少数优秀的农民才有资格当兵。战国时代是军民主义，国家鼓励每个男子当兵，也就是军民不分了，秦国就是明显的征兵制。这样选出来的兵的素质都是国人的平均素质，老百姓也没有看不起当兵的，兵民其实是一家，这样的军队的战斗力是巨大的。战国时代，赵国燕国都是以一国的兵力就防住了外族的侵扰就是一证。
其实总结雷海宗的看法，就是募兵制的兵的素质太低了，比老百姓的平均素质还低，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征兵制的兵的素质是与老百姓看齐的，不管盛衰，都是当时最好的军队了。
武德不兴是中国两千年来去不掉的顽疾。武德不兴的直接原因是贵族阶层对当兵的义务的放弃。本书将中华文化的弊端，归结为缺乏尚武精神，似非厚诬。但作者自己也说过，每个时代对过去历史的总结，都是为现实服务的。30年代的中国屈折于列强的淫威之下，自然是奢谈文治而独唱武功的。纵观历史，曾经辉煌一时而最终被征服进而消失的伟大文明并不罕见。当时谁能保证中华文明必不在此列？
作者虽然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嗤之以鼻。但当谈到中国文化何以度过眼前劫难的时，还是把最大的希望放在了中国的语言文字上面。可见作者不但尚武，同时也是尚文的。书中对儒生的批判，只是恨其不武而已
雷书从最常见的资料中看出别人都视而不见的东西，是真本事。我觉得砖头般的巨著，自然能体现大师功力，比如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谢国桢的《明季党社运动考》、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等。但这种小册子却更加难写，原因有三：一是要通俗易懂，二是要学术性不因通俗而打折扣，三是语言要活泼有趣味。一和二能结合好实在太难了，何况还要娓娓道来，让读者如坐春风。我特别喜欢看这种大家的小册子著作，印象较深的有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林庚的《西游记漫话》、汪荣祖的《康章合论》等，还有中华书局的一套国学经典小册子、上古的一套蓬莱阁丛书、好像也是中华的“大家小书”系列。真正的大家，不但能写砖头巨著，也能写小册子。
雷先生博闻广识而关心国事，写出来的东西往往高屋建瓴。在抗战的年代，雷先生不但热情赞美前方为国捐躯的军人而激烈批评后方懦弱的知识分子，更清醒的认识到在建国前进行历史及民族反思的重要性。这本书里的文章就诞生于这种激烈和冷静的拉扯中，所以其中有粗糙的方法、仓促的结论，更有真知灼见和昂扬的感情。
就理论上来说，本书中中国的兵制演变和中国历史的周期论都是很有价值的。
在《中国的兵》中，雷先生就当时能找到的资料谈论了中国兵制自“兵出于民”到“兵民两分”再到“兵民对立”的演变，及其对战争结果的影响。其大意是雇兵制相比于征兵制，军队的战斗力更加低下而难以节制。于是前者往往导致战争的失败和国家的覆亡。类似的思路我在一位西方历史学家关于罗马衰亡的分析中见到过，大意是罗马兴盛有了钱有了奴隶后，罗马人就再也不愿意上前线打仗，而是雇佣外籍军团来帮助作战。这直接导致罗马人的军力下降，最终在外籍军团的反叛中灭亡。看来东西方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
关于中国历史的周期论，雷先生从民族生长、强壮、衰弱、破碎的生命周期角度将抗战前的中国历史划为两个周期，以淝水之战作为划分节点。这样分出来的第一个周期与内藤湖南的分法是一致的，而内藤湖南的分法考虑的是汉族与异族的攻守互换。在雷先生的眼中，如果东晋在淝水之战中胜利，氐族的符氏政权一统天下，那么中华文明也就就此灭亡，如同那些早已远去的古代文明。但东晋在淝水之战中获胜，中华文明没有就此破碎，反而赢来了第二个生命周期。对于这种反常的现象，雷先生给出的解释是中华文明对南方的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精英分子的聚集使第二次生命周期成为可能。根据这种理论，雷先生认为抗战期间就是中华文明第二次生命周期的破碎期，如果中国最终获得胜利，就会拥有第三个生命周期。在这种理论中，雷先生把中日抗战比作淝水之战，突出了抗战在历史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想必会极大的激励抗战的军民。
很有意思的是，雷先生尝试在中国的思想史上进行相同的划分。他用淝水之战作为分界点，把中国的思想史也划分为五个部分，每部分包括宗教时代、哲学时代、哲学派别化时代、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文化破裂时代。第一个周期的五个时代分别是殷周宗教、接舆孔子、六家、经学训诂、佛教传入，第二个周期是佛教大盛、五子陆象山、程朱陆王、汉学考证、西学东渐。这种划分很有启发性，但我觉得可将二三合并为哲学时代、将四五合并为学术时代，更简明一些。
另外，感觉可以从这种由盛转衰的兵制和文化中更深的发掘一点东西。这种由盛转衰很大程度上是必然的。就兵制来说，随着文明的发展民众的富裕，他们必然会放弃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转而用钱解决问题；就思想史来说，头脑活跃心灵虔诚的宗教时代必然是短暂的，因为随着理解的深入，很多问题就会进入哲学的讨论范畴，最终成为学术问题。所以实话说，这种循环实在难以避免。武备衰落的时代，那些头脑杰出的人一样能看到问题所在，但大多数情况还是无济于事的。
关于历史周期论，我还想到了西方的政体循环理论。在这种理论中，政体因为的发展处于君主专制、贵族制、平民制、君主专制的循环中。每种制度出现后，都会逐渐的衰败进行变为下一种制度，君主专制帅变为僭主制、贵族制衰变为寡头制、民主制衰变为暴民制。这种衰败如同兵制的衰败和思想史中问题的演变，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很大程度上，我很愿意把这种周期看作以上两种周期的重要原因。中国到八年抗战走完了两个循环，现在正处于第三个循环之中，大概在寡头制、哲学期和兵民分离的时期。
就本书的问题来说，我同意雷先生及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第一二期的划分，却不同意他们从军事角度进行划分。从历史资料来看，五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汉化，石勒、苻坚、拓跋珪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汉式的，他们的军事政治成就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族的谋士。如果清朝的统治者，他们很好的接纳了汉族的文化，所以即使淝水之战东晋战败，中华文明还是会延续下去。所以在我看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罕见的拥有第二个周期是因为它不但有着先进而的文化，更有一种同化的能力。这种能力很可能是来自于儒家对伦理的强调和道家的一元论思想。另外，不同的周期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有一种向客观向个体前进的趋势（国家中心、家庭中心、个人中心）。相比较于西方文明来说，中华文明要更集体、更主观一些，落后挨打在所难免。希望我们能在第三个周期里面奋起直追，更加客观理性，同时也在伦理与自然观中取得新的进步。
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本书里面关于家族发展的研究认为家庭大小与生育率有着必然的关系，并说明了家庭逐渐变小的趋势。这其实是不准确的，根据某位我忘记名字先生的研究，中国的家庭规模在汉朝以后基本是维持稳定，平均规模为4.6。
补记：有的时候当然也觉得理论在实践中不见得靠谱。拿兵制来说，即使其与王朝的兴衰有确切的关系，那么可能也仅仅是一个指标，而其发展由很多深层而确定的原因决定的。拿唐朝的兵制变动来说，其府兵制变为募兵制，是很难以避免的问题。当时的聪明人张说说府兵制已经完全失去了效力（强壮的变成将帅的卫队，身体弱的成为奴工，而府兵毫无战力），后来的聪明人王夫之也认为兵民合一是不靠谱的事情（因为兵是不怕死的，而农是不怕劳累而怕死的）。这种变化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大概从本族募兵才是王道，又不过在大唐安禄山史思明怕也不能算作他族。确实是一些很微妙的东西，或者人心坏了还真是由盛转衰的原因。像李林甫这种满肚子坏水，又怕的要死的，真是时代没落的象征。放弃生活的艰苦朴素、放弃精神的执着追求、放弃内心的必要同情，或者才是问题所在？意向性还要多多考虑。
我学过的课文里最难忘的一篇，是《唐雎不辱使命》，其中的一句“ 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无论是当时学时，还是事后每忆及此，都有血脉贲张的感觉。很多年后我读了一些历史，困惑于这种慨然无惧的勇气怎么在后世就很难看到了，困惑于像樊於期、高渐离那样重义轻死的义士怎么就消失了。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中国人的血性是何时、怎样消失的。
我一直没有答案，但当我看到雷海宗先生写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我知道他也思考过同样的问题，而且，他有他的答案。雷先生认为，春秋时期的兵源于“士”，士族全体都当兵，他们为封建贵族的侠义精神所支配，都以当兵为天职，为荣誉，不能当兵反被当作是一种羞辱。春秋时的战争，是为维持国际间平衡而战，非以消灭对方而战，因此那时的兵全无畏死的心理，有侠义，有原则。
到了战国，国际间进入了不择手段消灭对方以图称霸统一的状态，国君地位提高，成为一国之独断，士族瓦解，所有的人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与运气去谋求政治、社会上的优越地位，春秋时代全体贵族文武兼备的制度从此消失。此时文武分开，文人是“说客”，靠卖弄三寸不烂之舌求进，而武人是“侠客”，他们没有文化，谁出高价，就为谁卖命。
秦统一六国，收天下之兵，以防六国反叛。而兵只用旧秦国的兵，自然不够，于是就“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其实就是流民、无赖、贱民 。自此以后，兵的名声大坏，地位降低，民多不愿当兵，征兵制就败坏了，于是改为募兵，募来的自然都是无赖、流氓，和外籍兵，也自然没有什么卫国之心。汉武帝时武力强盛，依靠的主要战斗力，却都是蕃兵戎兵。兵民既已分离，兵遂丧失活力之源，既无斗志，也无情操。自后中国二千年来的情形，都是如此。
雷先生的观点，今天看来是可商榷的，尤其是他在书后面部分关于元首制、关于阶级的观点，经过此后的历史考验证明是不符合潮流的。但是，这本书在考证之余的说理，却是让人赞叹和感慨的。这本书与其说是史论，不如说是一篇救国书，在它成文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它里面的观点，有着非常的意义。
雷先生持此言论，是痛于中国自满清、至抗战前的积弱，痛于中华民族遭受欺凌而无力反抗、中华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不知还能否流传的爱国心。而在抗战之初，他面对前方英勇喋血，后方却积极退却的现实，更对民族性中猥琐懦弱的那一部分责之痛切。他从兵的文化谈到专制制度下的离心力，谈到释家文化传入后中国社会的变化，谈到以文抑武文化下士大夫的伪君子化，在感慨于中华文化衰败、民族面临灭种的同时，他也持信心于中华民族的韧性和再生能力，对她给予了厚望。他寄希望于中华民族在抗战这次机会中浴血涅槃，宁可战败失地，也不要捷径的胜利，宁可忍受无上的损失与痛苦，也不要侥幸的成功，以此经过一番悲壮惨烈的磨练，洗净过去一切肮脏污浊，创造民族的新生。
雷先生把中国整段历史分为两周，第一周是从三代到淝水之战，这是纯中华文化的一周；第二周从五胡乱华之后至其成文之时，是外来文化入侵中华，中华消化吸收而后有过复兴而后再次衰落的一周。雷先生认为，人类其他古老文明都在第一周的末期宣告灭亡，能发展出第二周，已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现在，由于自己的衰落和欧美文明的冲击，我们的第二周文明也面临崩溃，正可借着这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去拨乱反正、抗敌复国、变旧创新，这是自己一代人的光荣使命。
读这本书，一阵阵地感觉激动与悲壮，一字一句中读得出雷先生对民族的深切感情，读得出他对未来的期待。遗憾的是，现在回头看，不仅抗战并没有实现民族的涅槃，此后的发展更看不到开始第三周的迹象。第二周仍在继续着，雷先生所痛恨的种种劣根，并没见减少，而雷先生自己也在与明清无异的文字狱中含冤而死。我相信雷先生期待的第三周终会到来，那个抛弃了阴险与怯懦、光明磊落的第三周文明会到来，只是我不知道那将会在何时，经过何种的契机。
按照本书作者的思路，中国的第三周已经开始，起点就是49年。这个周期能有所长？暂且不要考虑，需要考虑的是现在还是一个上升期当中，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最重要的构建一个新的融合了古今的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按照前两周的经验，现在还是宗教时代，还没有到哲学的时代。因为前30年，我们所信的是马列的宗教，现在我们我们开始反思，开始想去构建一个意识形态起来，还在摸索当中，没有一个定论。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是必须的，前两周是这样的，外国也是这样的。现在社会纷杂，但还不是各种学说并起的时代，还有距离。还需要时间让人们思考各种问题，需要有人最后站出来提出思想而不是就事论事的观点。只有升为了哲学范畴，有个一个明确的观点和方法论，才算是我们走向了哲学时代。这个哲学不会是一个唯一的，一定要有不同的流派，然后争鸣，最后被确认。第二周的程朱理学也是在明代才确认的。不过，就历史趋势来说，往往一个学派被确认为一尊，那么这个周期就开始衰弱了。但是走向一尊又是必然。世上的事物总是有兴和衰的，规律和必然，没有什么要哀伤的。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哀伤我们也会走向衰弱，而是要去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
雷先生此书很有些针对性，针对抗战时期中国战败的状况，所以有些观点未免太现实，带有较强功利性。然颇有真知灼见之处。特别是行文处尤为大气果敢，敢于亮出自己观点，成一家之言，读之令人畅快！不愧是战国策派代表作品。
另，雷先生耿耿爱国之心在字里行间自现，联想到烽火漫天的抗战时期，不觉为之动容……
此书我读的是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本。
雷海宗《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1940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小三十二开本,列为“文史丛书第二十本”。它是雷海宗先生的代表作,但却不是一本专著,实际上是有连续性的论文集。书篇幅不大,但融汇了雷海宗一生的主要学术观点,比如关于中国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史前的断代问题等。当然本文主要是通过兵这一角度来评论雷先生的著作。雷先生对于中国的兵文化有其自己的看法,其对错虽然值得商榷,但雷先生研究历史的态度却让我们肃然起敬,因为雷先生总能把自己对历史的独特认识,用最简单的话说出来,这是真正对历史有了解的人才能做到的。雷海宗先生的这本书一共只有二百多页,但看完之后,我对其兵的解读印象深刻。因此我决定从此处着手，谈谈我对此书的看法，并试图构建一个框架，更好的理解雷先生的思想。以下就是我对于此书的一些认识。
兵的文化
雷海宗此书一个重大的亮点，就是创建一个强兵的文化与解析一个无兵的文化。雷先生试图通过对整个历史的回顾，探讨中国兵的文化。其观点之新颖，见解之独到，值得读者深思。
贵族与兵
贵族与兵其实很难让我们联系起来，雷先生此种见解可谓独道。
“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意识不知何时起在国民中根深蒂固。而雷海宗先生认为，中国的兵秦以前却是很高贵的。春秋以前只有士族，也就是有地位的贵族，才有资格当兵，从事军事和战争的行动，打仗是贵族的职业。军队是贵族阶级的军队。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荣，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耻辱。遇有战事，国君往往亲自出战，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雄奇壮烈的阳刚之气。
当然贵族当兵并没有延续下来。原因在于贵族丧失了为之奋斗的理想与土壤。贵族，即所谓诸侯国的贵族，在秦以后没有了生存条件。春秋时期，各国互相之间并无吞并的野心，对小国也多只求服从，不求占领。然而自吴越之争（雷先生认为吴越战争是春秋末年的长期大战，也可以说是第一次的战国战争）之后局面开始改观。（战国）战争都是灭国的战争，为达到灭国的目的，任何手段都可采择。自此，诸侯国及其所依附的贵族逐渐消失。其中较强的山东六国遗民贵族虽说最终灭秦复仇，却也只是回光返照，各诸侯国统一的文化趋势已是必然。
为何诸侯国灭，贵族就不愿当兵？雷先生对此解释很是透彻，他说秦以前所谓“国”是指京都与附近的地方，只占全国的一小部分。“国”中的居民除工商外，都是世袭的“士”，并无农民，也就是说“国”，即国都，即贵族阶级的“国”。贵族阶级爱当兵和爱国，与其说是爱本国，不如说是爱自己的家，恨别国。列国并立时所激荡而生的爱国主义自秦之后，势然回转，爱国思想本由列国竞争所产生，天下一统之后爱国思想既然源泉枯竭，当然要趋于消灭。也就很容易明白贵族不怎么愿意当兵了以及贵族军队的消失。雷先生文中提及“这支（章邯）军队又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支国家军队，代表战国时代所遗留下来征兵制度下有训练、有组织的正式军队。从此以后，这类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就完全绝迹。”
君王与兵
君王其实是最大的贵族，这里另立标题叙述，当然自有其道理。
秦之前，贵族阶级所组成的大家庭处于最盛行的时期。春秋末期，贵族已经显现弱势，其所关系的家庭意识渐渐削弱，反之国家意识提高，即君王个人意识的提高。最终经过战国初（约西元前470-前370年间）的变革之后，贵族家庭愈加显示成为社会的细胞与经济的集团的趋势，政治机体的地位已大不如前。贵族阶级其家庭意识已经很难牵制国君。
特别是秦以后，随着贵族阶级的爱国主义“消失”，国君个人意识毫无节制地增长。雷先生认为古代封建制度下的阶级到汉代早已消灭。……阶级消灭后总是产生个人独裁的皇帝政治，没有阶级的社会，无论在理论上如何美善，实际上总是一盘散沙。至于这盘散沙，国君既然无法动员贵族（这时的旧贵族丧失了生存土壤，更不需要通过武功来保全名利）当兵了，他就必须寻找尽可能的办法填补空白，毕竟兵是不可缺少的。汉之后的君王开始主要是利用不问政治，没有固定见解，只凭义气用事的“侠士”。而这些侠士缺失了旧贵族所拥有的信仰，他们是群谁出高价就为谁卖命的人。这时的兵依然十分重要，由于战争连绵不断，各国的成年男子几乎全部有当兵的义务，也使得战争分外惨烈。（雷书8-10页）也就是自此，君王为了自己的大一统事业，寻找尽可能的兵源。贵族军队消失了，流氓军队出现了，雇佣军出现了，外族军队出现了，囚犯军队出现了，兵开始变得不好辨别了，兵到底是什么？最终，帝王凭借其新式军队夺取政权，可以乾坤独断。而君王的兵名声却不怎么好了，不用说贵族，就连一般百姓都渐渐产生了“好男不当兵”的想法。
士大夫与兵（流氓）
雷海宗先生书中认为随着原贵族社会文武两兼的教育制度破裂，所有的人现在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运气去谋求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优越地位，一是上等阶级的文武分离开始出现，文人宣扬和平主义；另一些人则成为不问政治，没有固定见解，只凭义气用事的“侠士”。而文人与“侠士”在政治竞争中的代表很大意义上可以说是士大夫和流氓。雷海宗认为自汉以来两大较强的社会组织就是士大夫与流氓。汉武帝废百家，崇儒术之后，士大夫地位开始上升，开始取代了旧贵族的地位。然而他们却已经没有了旧贵族的作为。雷先生认为他们都是些文弱的书生，兵戎之事全不了解，绝对不肯当兵。太平盛世时不用兵，他们还可以勉强维持自己的势力和帝国的秩序。一旦天下大乱，他们就无法应付，乱世士大夫的行为几乎都是误国祸国的行为，古今绝少例外。他认为从东汉末的党祸、宋朝的新旧党争直到明末的东林党，“都是在严重的内忧或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行为。”（139页）之外乱世士大夫就是清谈与做汉奸。既然士大夫最多只能守成， 天下大乱时大权自然就转移到了流氓集团手中。
雷海宗认为太平时代，流氓并不甚强，虽然可以患难相助，但是流氓集团缺失有知识的人，无法形成一个巩固势力，更不用说干大事。实际上他们非常松散，无法与士大夫严重对抗，并且往往为士大夫所利用，成为士大夫的卒子，大则为国家的武官或捕快，小则为士大夫个人的保镖。但是一旦乱世来临，流氓集团就可临时得势，他们既可以为朝廷服务，也可以为其他大流氓头子服务。流氓虽然愚昧，但有时也有意外的成就。流氓多无知，流氓集团不能成大事；但总是还可以出现象朱元璋和刘邦这样的流氓皇帝，他们成事至少一部分需靠士大夫的帮助，成事之后更必须靠士大夫的力量保守成业，权力又回到了士大夫手中。不管是士大夫，还是流氓，都无法在乱世和太平之世独占鳌头。而流氓在士大夫眼里既可以是兵，也可以是匪。而兵匪其实本是没有区别的，至少在秦之后是如此。
列国与兵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某种意义上，“兵”是一个国家的脊梁，特别是列国的脊梁。没有兵，列国很快就会被灭亡，没有兵，列国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中国秦之前为什么能够产生强兵强将，源于列国的生存危机。秦之后的大一统，
为什么没有产生强兵强将，源于很少产生列国的局面。当然我所说的列国并非只是简单的几个国家的同时存在，而是指具有相同文化程度的国家并列。自秦以来，中国所面对的局势，大体上不是几个汉族政权的并列，而是边疆民族的内迁与内侵。他们跟本上是无法灭亡中国的。雷先生书中就提到中国虽屡次被征服，但始终未曾消灭，因为游牧民族的文化程度低于中国，入主中国后大都汉化。只有蒙古人不肯汉化，所以不到百年就被驱逐。
其实雷先生所要设计的强国强兵很容易得到解释与例证。除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列国形态很容易阐释这点外。雷先生时代的欧洲大陆其实是更好的例子。近代社会的欧洲大陆，列国并立，文明昌盛，这里成为了一些文明大国的舞台，各国一不小心就有被吞噬和瓜分的威胁。因此各国极其重视兵。骑士精神也是由此而产生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对军队建设极端重视，普鲁士君王作风简朴，历代国王几乎对每一份不是用于军队的钱都感到痛心，并使全国的一切活动围绕着军事建设而展开。除了德国，日本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中世纪情形虽然没有欧洲大陆明显，但是却类似中国的春秋战国，天皇和将军很大程度都未能绝对控制各诸侯国，而各诸侯国在各自地盘上很长时间推行地区战争，即列国战争。由此日本极其容易产生其武士道精神，至于近代化后，也就很容易富国强兵。
对于列国与兵，其实雷先生目的非仅仅理论而已。而是想联系实际的。雷先生认为近代的中国其实多多少少正在承受着列国的局势。我们暂不提英法俄等文明大国的入侵。雷先生在书中单独提到“此次（对日）抗战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雷先生认为抗战正是列国的再生，是建国的开始，是再望的第三周文化，是富国强兵的再生。雷先生认为二千年来，中华民族所种的病根太深，非忍受一次彻底澄清的刀兵水火的洗礼，万难洗净过去的一切肮脏污浊，万难创造民族的新生。
“无兵”的中国与中国的生存
自秦以来，列国的局面实然回转，中国的贵族军队消失了，剩下或者代替者只能是贵族解体分离出来的“侠士”。而这群侠士全然没有了独立的取向，早已经丧失贵族的情操。被百姓看做是流氓。加上士大夫与君王无力也无意识去改变这种局面，他们致力维持现状，重文轻武，反对改革，反对兵的兴起，反对强兵的文化。雷先生书中认为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这种无兵的文化形成之后，秦以后的中国屡受外族欺负，王朝很难在外族面前保持攻势和优势。而且自公元1000年后，汉族在军事上就一直处于弱势，而原来地处边缘的少数民族则往往充当了进攻性军事行动的主角。
既然中国“无兵”，何以漫长的中国可以坦然地生存下来？雷先生对此颇有说法。雷先生观点并不是以其具体全面见长，而是其分析之独道，足以启迪后人。
以夷制夷的策略
雷先生认为二千年来中国总是一部或全部受外族统治，或苟且自主而须忍受深厚的外侮；完全自立又能抵抗外族甚至能克服外族乃是极少见的例外。人类历史上的政治集团，无论大小，不为刀俎，必为鱼肉；若要两种都不作，是办不到的事。秦以后，中国喜欢采用册封，和亲等手段加强与一方外族的联系，从而反对另一方外族。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虽然治标不治本，但总是被证明十分有用的。雷先生书中提及班超所以制服西域，一方面靠他个人特殊的将才与超人的勇敢，一方面还是靠以夷制夷政策的大规模利用，西域各国的军队互相攻击。另外书中提及东汉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外征所用的兵大半是外族人，而实际战败北单于的完全是南匈奴的兵。之所以中国可以对外族政权采取这种策略，并屡试不爽，主要归结于外族的野蛮落后。一旦外族逐渐开化，就不容易被控制了。特别是近代英法德俄智力智略上让国人屡次栽了跟斗，国人以夷制夷策略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杰出人才的出现
也许有些人会提到中国秦以后，确实有过兵强的时候。当然我并不否定，但是我想说明的是强兵也许用强将代替更加恰当。春秋战国之后，人才的需要较列国并立时并不减少。有才就可擢用，尊崇无比的皇帝并不计较臣子的出身。所以产生了中国历史文明的戚家军，岳家军，杨家将等。使战事颇为传奇。最可以说明这种情况的就是三国时期了，董卓之乱原本使中原乱为一团，五胡乱华已是迫在眉睫。然而恰巧当时中国出来几个特殊的人才，把这种厄运又暂缓了一百年的功夫。雷先生认为所谓三国时代，由这个观点来看，可说是曹操、司马懿几个善练兵善将兵又有政治谋略的人重新组织散漫的中国以便抵抗外族的时代。可见英雄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创造历史的。当然杰出人才并非绝对有的，一个时代不可能寄托在毫无预警的某个人或者是某些人身上。雷先生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建立一定的机制，而他所认为的机制就是重建兵的文化。
中华文化的魅力
秦之后，每当大地气候干燥时，中国的一部或全部被西北或东北的外族征服，但是中国
始终未曾被消灭，因为游牧民族的文化程度低于中国，入主中国后大都汉化。只有蒙古人不肯汉化，所以不到百年就被驱逐。当然外族被同化是有条件的。由西元383年开始，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逐渐渗透中国，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改变了传统上第一周文化的中国。这也就是雷海宗理论框架中第二周的中国。雷先生认为第二周的中国已非纯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这个新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本性没有转移，但外来的成分不可小觑。
所以当雷先生论及他那个时代时，他强力谴责民族自负的观点，认为这只是一次冲击，列国对于中国的威胁其实只是中国进入文化第三周的正常形态。雷先生自信地认为汉文与其他语文的系统都不相合，似乎不是西洋任何的语文所能同化的。民族文化创造语言文字，同时语言文字又为民族文化所寄托，两者有难以分离的关系。语言文字若不失掉，民族必不至全亡，文化也不至消灭。
近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民国学术丛刊之《文化形态史观·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颇多感触。由这套丛书所选书目可以看出该丛书着眼于民国时期较有光彩但多被后世所忽略与遗忘的学术典范。如这本《文化形态史观·中文化与中国的兵》，作者是曾经赫赫有名的史学大家林同济与雷海宗二位先生。其实对于今天的读者，如果不是专门的史学专业出身，基本对这两个名字会较为陌生。这两位先生是曾经活跃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史学界中著名的战国策派代表人物。
所谓战国策派，主要由西南联大的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组成。1940年到1941年间，他们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1941年底又在重庆的《大公报》上辟出《战国》副刊，他们在这些报刊上系统介绍了“文化形态史观”，主张“战国时代重演”论，时人称之为“战国策派”。这一文化流派是基于文化重建构想中极富理论个性的学派，属于史学革命的一种大胆尝试。当时颇引时人关注。而两位先生合作的《文化形态史观》《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二书则是战国策派的史学名著，名噪一时。
战国策派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宾格勒1917年出版《西方的没落》一书，对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发起了猛烈评击，以一种全新的体系重新评估世界历史。他从文化的角度来立论，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有八种自成一体的文化，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玛雅文化、伊斯兰文化及西欧文化。每一种文化都犹如生命的有机体，必然要经历兴衰盛亡的生命周期。正是由于斯宾格勒此书，才真正建立起了文化形态史观学说。文化形态史观又称为历史形态学，它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人类历史，比较各个文化体系的异同，从中归纳出共通的形态和模式。之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点，他把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指出人类历史表现为若干种不相同的文明，各大文明都要经历发生、成长、崩解和死亡五个阶段。显然汤因比的研究重心放在文明的衰亡期。
林同济、雷海宗二位先生对历史文化的论述显然受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影响，林同济自己也承认，“我和雷先生的这些文字，多少是根据于形态历观的立场而写作的”，“应用这种方法而有卓著成绩的恐怕是雷海宗先生，他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小书，国人应为注意。因此，林同济将雷海宗称为“中国学界中第一位形态历史家’。其实，无论《文化形态史观》还是《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严格说来都不是一本专著，而是雷海宗与林同济的主要学术论文的一个汇编集。现收入《文化形态史观》中的《战国时代的重演》一文，集中表述该派人物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可称为战国策派的宣言书。他认为当今世界的形态恰如中国二千年前的战国时代：“现时代的意义是什么呢?干脆又干脆，曰在‘战’一个字。如果我们应用比较历史学的眼光来占断这个赫赫当头的时代，我们不禁要拍案举手而呼道，这乃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
雷海宗对于中国文化的周期论所论甚详，其畅谈中国文化之两周，其着眼点却在于如问建设第三周中国文化。他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正如父母年迈，使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年迈的双亲依然健在，惧的是脆弱的椿萱不知何时会忽然折断。我们能有他人所未曾有的第二周(文化)已是‘得天独厚’。我们是不是能创出尤其未闻的新纪录，去建设一个第三周文化)的伟局?”为了创造这“第三周文化”，雷海宗还写了《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中国的元首》中国的家庭》等文章，雷并不讳言这些史学论文无不带有现实的针对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兵可说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家族可说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元首可说是政治的基本问题。三个问题若都能圆满地解决，建国运动就必可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
由此可见，战国策派的历史与现实是二位一体的，他们用形态史观来研究历史，于是就有“中国的文化二周论”，他们用历史来比较现实，于是就有了“战国时代重演论”。在“战国”的大前提下，民治政体必须让路，更“不能有个人之硬挺挺的自由自在，也不能有阶级之乱纷纷争权夺利”，而要将。国内一切的一切置于这大事业(战争)的最高总驭之下。”
文化形态说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历史，自有其可取之处，但它往往只抓住历史的一些表面现象进行类比。战国策派将文化形态说视为考古察今的不二法门，对唯物史观根本不屑一顾，他们崇尚欧洲史学观，机械套用西方观点，因此也引来国内主流史学界的猛烈抨击。诚然，客观历史是无限的，任何一种理论，纵然有十分的可取之处，也难免有局限，战国策派却以唯我独是的态度将“文化形态说”视为解决古今中外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就必然导致非科学的结论。尽管战国策派在介绍和应用形态历史观方面有种种负作用，但毕竟是他们首先向国内学界介绍了这种学说。可见，当时的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界的情况并不隔膜。有容乃大，能及时将一种西方史学理论介绍给中国历史学界，这便是对中国史学界的挑战，也无疑能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最重要的乃是战国策派的史学观点尽管另类甚至不被主流学派所接纳，但其终极愿景仍然是期盼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故此，与其他史学流派的观点实属殊途同归。在当年那场旷日持久的史学论证之后的六十余年的今天，重新整理出版这类史学名著，或许会对当下的文化建设别有另一番意义在其中。
1、在王权和帝制时代，“以史为鉴”往往是为了维护一家一姓的统治。
梁启超先生说的直白，煌煌二十四史，其实就是二十四姓的家谱而已。
2、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中，认为只有叫良民当兵，尤其是所谓一般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才能使中国自立自主。
3、一般的说来，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光明坦白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中国二千年来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的文德的产物。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文弱的个人与文弱的社会难以有坦白光明的风度。
4、在这种病态的社会，王安石生前必定失败，死后必留骂名。
5、人类历史上的政治集团，不论大小，不为刀俎，必为鱼肉；若要两种都不作，是办不到的事。
还有啥来的。。。
忘记了
从士兵的文化讲到民族的精神，实在很难想像这么薄的一本书居然可以有这么深刻的内涵。从这本书我学到了很多，也改变了我有了很多的想法。虽然作者有些观点有些偏激，但是其实整本书还是好的，基本可以忽视那小偏激。尚武不是只是好斗这么简单而是一种争强好胜的冲劲，如果真个民族都有这种冲劲，那么这会是一个足以让全世界敬佩的民族。
无兵之文化与再建文化之兵 ——读《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发覆
作者：宛陵生
历来史家关于兵的记载多偏于制度方面，对于兵的精神反不十分注意。雷海宗先生生于“百年并无事，竟出大清朝”的晚清，长于“不知当几人称王、几人称帝”的“英雄”辈出之乱世，面对着满目疮痍的国土，目睹着流连迁徙的国民，不禁有感于中国旧文化的顽症，深觉有创造新生文化之必要。先生晚年又值抗战建国之非常时期，莫名于“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悲哀，于斯时推出一部部头不大、却足令国人深为之震恐和反省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作者站在理性的和批判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从“兵”的侧面作了一个并不全面但却是深刻的审视，得出中国古代是个无兵的文化这一也许并不令人感到自信和愉快的结论。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然中国的古代与古代的中国却并不是一回事儿，中国的古代已成为历史的回忆，古代的中国却是现代以及将来中国必不可少的部分。人种有传代，学术有滥觞，国家亦有继承。时值今日国际竞争之激烈、地区动荡之嚣攘、吾国民族发展之关键、国人文化之重塑之关键时期，“兵”之于文化已不仅仅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理论问题，而是整个国际关注之焦点（虽然某些人对之有“鸡肋”之感）。这也许是该书时隔六十多年后由商务印书馆再版的原因吧！
该书分别探讨了秦汉以上的中国——动的中国和秦汉以下的中国——静的中国，以秦汉为界，中国古代的兵也呈两种截然不同之局，中国的文化也就有了有兵和无兵的区别。
三代和春秋时期的兵源于“士”，也曾被称作士，可以说是兵、士一体。士族全体都当兵，他们为封建贵族的侠义精神所支配，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不能当兵反被当作是一种羞辱。一般说来，当时的兵全无畏死的心理；在整部《左传》里，我们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春秋时的战争有征无伐，而不在杀伤和掠夺，故宋有“仁义之师”。那时的兵文武兼具，故《论语》有“六艺”之教。关于这一点，学人余英时在其大著《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也多有论及。斯时的“兵”，即是士，即是贵族，有侠义，有原则，可谓是德、智、道兼具，因之称其为文化之兵。
时至战国，文武的分离开始出现，所有的人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与运气去谋求政治、社会上的优越地位，春秋时代全体贵族文武兼备的教育制度无形分裂。兵，更多的是与侠的结合。聂政与荆轲最足以表现这种精神，所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但他们虽学了旧贵族的武艺与外表的精神，却缺少了旧贵族所代表的那种文化。他们已是剑客，而剑客的生命是不属于自己的，谁出高价，就为谁尽力，甚至卖命。历史发展到一个极紧张的阶段，兵制也很自然地扩张到极端的限度：有兵之文化开始出现危机。
秦国于战国时代即行征兵制，民为兵而生，兵为杀而战。始皇暴戾，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人十二，欲尽罢六国之兵，则兵为其所惧也；陈氏举乱，二世遍发诸逋亡、赘婿为兵以据之，遂开后代流民当兵、兵匪不分、军民互相仇视之无兵之文化之滥觞。楚汉之际的刘邦无疑是一个流氓头子，虽然他后来作了皇帝，为后人所美化和避讳；而霸王别姬，乌江自刎，其勇何及？亮星变流星，中国古代最后一个英雄就如此般地陨落了！
秦汉以后，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多不愿当兵，故政府多强行征兵，或谪发僮客、罪奴为兵，而以募兵为主。此后的中国多雇佣外兵，故有五胡乱华等外族之入侵；宋朝养兵，却落个积贫积极弱，冗官冗费；清代兵尚分等，却任人宰割；袁世凯小站练兵，带来的也只是军阀割据、中原混战。因为那以后的兵，已无任何文化可言。兵民既已分离，兵遂丧失活力之源，兵无斗志，兵无侠义，兵无情操，兵无教育。兵，已不成其为兵，或为刀俎，或为鱼肉。
汉代的问题实际是中国永久的问题，东汉以下的兵的问题总未解决，自后中国二千年来得情形，骨子里都与东汉一样。
兵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所系，兵的问题牵动整个社会。今天的中国，面积广袤，边防漫长，必得有一个常备军和职业军，但这只能作为征兵的附庸，必须由征兵训练中产生；所有的兵必须直接出自民间，兵与民必须一体，二千年来兵民对立的现象必须彻底的打破；必须坚决杜绝以流民、流氓、土匪为兵的行为；必须提高兵的文化素质，重建文化之兵；兵，来自于民，必须服务于民。
于斯，中国有兵之文化之重塑庶几可待也！
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84864.shtml
從無兵文化，演變到無文化文化，真是諷刺。
每次讀這本書，真是讓人受不了。如此厲害的學者，竟然----- 真該痛哭。他談到的很多問題，簡直是預言。不會反思正視歷史的民族。唉。
虽然后部分少有偏颇，主观过强，内容略简单，但仍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深入分析是兵的精神，武德的历史发展和丧失。不是学术书，而是思想书。
凡一朝之建立，國內示安，流寇四竄，擾民驚君，故求政治之安定為首要之事；待寇已平，民心安定，四夷來朝，政治穩定，此時求人民之溫飽、經濟之發展為迫要之事也；及人民富裕，供給充足，倉廩皆實，則求精神文化上之發展又為不可不為之事也。此孔子所謂：“安之、富之、教之。”之義也。此推之於千萬祀而不易之道也。然交叉進行、曲折反復、時時有之，此又另一待析之事也。
又是一个毁于时代洪流的大家！又是如此简明的大家语言！给我这个“兵”外人很多感触，有感性的页有理性的。今天一个助教都会拽各种破概念，但当时如此的一位大家——且学贯中西——却行文如此浅易，真不是一般的了不起！30年代写的东西，今天看起来毫无障碍，而且仍大有裨益。内含《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和《君子与伪君子》三篇文章，俱佳。后面附上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晓律的一篇文章，和我大学时那篇选修课作业中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和：“过分强调热爱和平往往是可笑的。因为，人们在强调热爱和平时，忘了热爱和平也是要有资格的。狮子和猛虎或许可以平心静气地商谈不必动武而和平地分享动物世界的资源，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而绵羊奢谈热爱和平则只能使人感到可悲，因为，一只绵羊如果不热爱和平，它又能热爱什么呢？……这就是现实世界的残酷的法则，而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中，这一类的规律讲得太少了。”
最近在看《士兵突击》，想来雷先生若天上有知，应当会略略放心些，国家和部队都不似三四十年代那般贫弱和不堪了，今天中国的兵即便文化素养仍与春秋时的士大夫们有云泥之别，但也绝非糜烂。而且我们对军人的教育，使之不忘爱国爱民。
附上以前关于美伊战争的唠叨作业,局外人,发几句感慨,估计也没人当真.
实力决定一切
在美伊战争中美国究竟是胜是负，这个结论不难下，只要表明立场：你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你究竟为谁“呛声”。看了彭光谦先生的《战争胜负——不只是军事上论输赢》，可以比较明显地发觉他的观点：美国没有赢。我则得出了和他相反的看法：美国没有输。彭老师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表达了一个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美好愿望，即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输了。而我认为事实上美国取得了明显的、可以认可的相对胜利。
下面我将以美伊战争为例，依照彭老师在文章中依次提出的四个观点，主要从实力和目的两个方面入手，来阐述我的看法。双引号内的文字一般引自彭老师的原文。
（一）“单纯赢得军事上的胜利还不够，关键在于能否赢得政治上的胜利”。这句话有道理，但要看实力。
彭老师举了萨达姆政权侵略科威特最终失败的例子，并且言之凿凿：“……萨达姆政权违反国际法准则吞并一个主权国家，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国际社会和大部分国家包括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反对。这种在政治上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军事入侵行动，使自己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为日后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同样的论证，彭老师能够用到美伊战争上吗？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难道遵守了国际法准则？难道没有遭到国际社会和大部分国家的反对？为什么美国的结局和当年伊拉克不同呢？为什么联合国不纠集一帮“热心人”去收拾这个侵略者？连美国自己都承认了，当初它所说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没有找到，那么这场战争本质上不也是“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军事入侵行动”吗？请彭老师给我一个美国惨败的具体时间，我今年21岁了，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一天了。
伊拉克的彻底失败不能推而广之到美国身上，因为二者实力悬殊，结局各异。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弱者在不赢得政治上的胜利的情况下败了，而强者在不赢得政治上的胜利的情况下赢了。相对胜利也是胜利。决定因素只在实力，不在道义。
（二）“仅仅赢得战争本身还算不上胜利，决定因素在于能否赢得和平。”
彭老师所说的建立战后新秩序、巩固战争成果，是极有道理的。如果用来分析美伊战争，似乎也可以论证美国现在是失败的。不过我认为这个观点需要明确一个前提，即战争的目的：A打B，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将B据为己有、加以管理呢，还是就为了去骚扰人家一下，杀人放火抢够了宝贝拍屁股走人？如果是前者，那A必然要努力建设一个新世界了；但如果是后者，或者反正没打算负责任，祸害够了就走，这个烂摊子我不要了不管了，那就轻松了。
成败在这个层面上，要看目的是否达成，而不在于能否赢得和平了。如果赢得了和平却没有达成战争目的，这叫胜利吗？为谁辛苦为谁忙呢？至于彭老师所举的苏联被战争所耗的例子，也只能说明其实力和战略战术不够。
另外，每次听到战争贩子高呼“为了世界长久的和平”之类的话时，我就觉得好气又好笑。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还敲锣打鼓。战争本身就是反和平的，它的目的从来都是追求胜利的，维护利益的，自私且虚荣的。战争追求一切，但惟独不是追求和平的。要是全世界人民成天都想着靠战争来实现和平，那什么时候才能和平啊？彭老师所谓的“赢得和平”是不现实的，就算有，也只是一时的。根本就没有永久的绝对的和平。
（三）“凭借暴力征服别国谈不上胜利，核心在于能否赢得人心。”
我觉得这一观点又是理想化之极的。首先，不管凭借什么手段，胜利就是胜利，胜了之后以战胜者的身份出现时，只要实力够超群，谁敢说个不字？就算说了，又能如何？其次，“核心在于能否赢得人心”这个提法特别模糊，彭老师没有指明，“人心”是哪一方的人心。这是一个关键。按照彭老师的表述，意思是美打赢了战争却没有赢得伊拉克人民的心，于是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哎呀那个惨啊……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彭老师讲了一个事实，却不是事实之全部，就算是，也不足以论证他的观点。
１．战争目的来看，美国真的败了吗？没有吧。“萨达姆政权被推翻至尽已经过去将近一年，但伊拉克人民的生活状况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伊拉克安全形势日益恶化，战后重建工作举步维艰，伊民众对美英占领当局的不满情绪不断上升，针对美军的袭击不断升级，美军的伤亡数字持续增加。”没能重建一个和平安全的新伊拉克，确实是美的失败，但它败在局部没有输掉全局。美国还在为建立一个亲美的新政权而努力，事情还在掌握中，一切还没有结束。况且，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目的已经成功实现了，而重建一个繁荣稳定的伊拉克从来不是美国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美国只是打着解放伊拉克人民的旗号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的，怎么会真心为伊人民谋幸福呢？否则，美国不就成了最慷慨的慈善家和最无私的国际共产主义者了吗？既然事情还没结束，既然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并不是我的目的，我也不指望他们真心爱我，那现在我何败之有呢？
２．再回到“人心”的问题。前面我论证了美国没有得到伊拉克的人心并不是一种失败。因为Ａ打Ｂ，获不获得Ｂ的人心其实还是次要的，关键的关键是有没有获得Ａ的人心！如果自己的国民都不支持，那才叫真正的失人心呢（而这一角度彭老师似乎忽略了）。每次美国打仗，中国媒体都会积极地大量地报道美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游行啊，美国民众是如何打着标语喊着口号反对战争的啊……这种舆论导向在一定意义上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没有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只是出于我们特殊的一种心理来断章取义。“反战”只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传统，有时跟信仰有关却与政治无关。我们不能仅仅因为看到美国人民游行就认定他们如此热爱和平一定心里反对他们的政府（我要是在美国搞不好也去游一游，只是觉得够酷），啊布什你大失民心啊。要是那样的话布什早干不成了。美国社会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但决策只能走一条路。如果政府那么不得民心，那战争的决议是怎么通过的？美国人民为什么不推翻布什政权？为什么美国大选克里紧抓着战争不放、一直攻击布什政府，而双方的民意却一直胶着、不相上下，甚至有时布什还高一点点？这说明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但这场战争并没有大失民心，否则布什早一泻千里了。
既然我这场战争打的拖泥带水死伤惨重，人民还没有把我撕碎，就算是给面子了，怎么能说我失民心呢？怎么能以此来证明我失败了呢？
３．从美军的伤亡和损失来看，无论是阵亡500多人还是5000多人，无论花了几百亿还是几千亿，有没有把美军赶尽杀绝、有没有把美国拖穷吃垮？有没有让美军惨败到不得不告败而退？伊拉克人民成天游击啊爆炸啊，有没有取得全局的绝对的胜利让美军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人？杀了美国的人质，有没有吓退美国人？如果没有，那么美国败在哪里呢？打仗死人花钱这叫事儿吗？只要人家还死得起花得起挺得住，而且觉得值，凭什么说人家败了呢？
（四）“获取暂时的局部的单方面的安全利益算不上胜利，重要的在于增进长远的全局的共同的安全利益。”
彭老师行文至此终于说了句大实话：“利益的得失是衡量胜负的重要标准。”我深表赞同。当一个国家做出类似于战争这样的重大决策时，永远是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的，胳膊肘子罕有往外拐的。但他后面接着一句话又露出超级理想主义的面目，说“得失的衡量要站在整体、全局、长远的角度进行全面的考察。”又是一个美好的dream！又是语焉不详！谁负责断定何为全局、何为长远？长远是多远？全局是多全？共同是多共？太模糊了。“暂时的局部的单方面的”还比较清晰些。
彭老师举了日本侵华的例子，认为“为某些利益集团、某一小部分群体的特殊利益而耗尽全国之力，即使取得战争的暂时胜利也是得不偿失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酿成的苦果最终却要让广大普通百姓来承受，这种战争是不可能有胜利可言的。”
我认为没有纯粹的“少数人的利益”，因为这里的少数人往往与多数人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可能获利的程度上有差别，但从国家命运的角度来看都是荣辱与共的。不过也仅限于国家和地区的范围内，没有办法再扩大到天下大同了。
我们总是讲，“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一小撮极端右翼分子”、“一小撮反华势力”如何如何。这样的一厢情愿自欺欺人，有必要吗？想讨好谁呢？首先，这“一小撮”事实上根本就不小！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日本侵华的时候，不是举国激动不已热烈之极吗？那么多人集体狂了热了作了孽了，最后败了，就让“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承担全部罪责，未免太过分了，剩下的那“一大把”人都干吗去了？既然趟了混水，就要勇敢的承认。其次，人少力量未必小，人多力量未必大。真正的权力、实力、势力，从来不在大多数人手中，就算在，他们也不会用、用不好，只能跟着少数人走（当然，这也是高效率决策的需要）。所以才有“20%的人掌握着80%的财富和权力”的说法。当现实是这样的时候，“一小撮”就成了“一大把”了，他们“暂时的局部的单方面的安全利益”也就足够成为“长远的全局的共同的”了。大多数人选择了接受这少数人的领导，那么酿出了苦果也就没有理由不一起品尝了。
我们回到美伊战争，彭老师的论点也很难成立。就算他关于日本的论述是成立的（我愿意再次让步），也不能推断出美国的失败。除非彭老师先论证“华氏911”是一部完全真实可信的新闻记录片而不是一部电影。日本的战败除了因为战争的非正义性，还因为它的自不量力。它遇到了又大又强的美国欧洲苏联和大而不甚强的中国，综合实力一对比，日本太渺小了，所以失败是必然的。这终究是实力之战。
美国攻打伊拉克也带有非正义性，也是想获取单方面的安全利益（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说的），为什么结局和日本不一样？众所周知，美国巨强大啊！它的实力决定了它的命运和心态、作风：“我不在乎你们，全世界。你们能把老子怎地？”所以它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打着什么旗号，反正人家想打就打了，它自己单方面的利益安全就是它眼中的全局！例如《京都议定书》，我不签，怎样？你们不爽也拿我没办法。而我们呢，除了合起伙来同声谴责几句又能如何？最后还不是忍了。我想请教彭老师，人家都牛成那样了，我们都无奈成这样了，到底是谁输给谁了？
没做过老大的人或国家，永远不会有那种蔑视一切的气势。中国现在的一些不甘，就因为曾经做过很久的老大而现在不是了。不大服气又不得不忍气吞声卧薪尝胆，想赶紧结束这种大哥中的小弟、小弟中的大哥的尴尬日子。别人还老惦记着咱，怕咱哪天东山再起。都不容易啊。
不过一时半刻之间，谁也撼动不了美国的地位，这已经是个常识了。所以我特别不明白彭老师一些冠冕堂皇的论证是说给谁听的。各国之间是需要合作、依存、共同建立安全和利益，但这仅限于没有称霸实力的小帮派小头目之间，因为他们实力不够说了不算。真正的老大偶尔也会做做姿态，但人家一旦豁出去了，才不管旁人死活呢。
（五）结语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获得胜利的最高境界，而不是战争的最高境界，因为已经“不战”了。百战百胜，也就是彭老师所说的“绝对胜利”，也许不是获得胜利的最高境界，却是战争的。战争的代价巨大，所以非到不得以，一般人是不会选这条路的；也正因为代价巨大，一旦我们走上这条路，就绝不能输。
我也认为，“绝对胜利”不太现实了，但彭老师的新战争观，说白了就是一种“全面胜利”观，更加的不现实！我觉得“相对胜利”还是可以接受的一种现实主义战争观。没有绝对的全面的胜利，能赢得相对胜利也就够了。我们可以不只军事上论输赢，但对于战争，这是起码的。
以美伊战争为例，不难发现彭老师论述了一个巨大的dream给我们。而如果我们矢志不渝地追随，轻则害人害己，重则亡党亡国。个人怀有理想主义情怀是无所谓的，有时甚至是美好的，但一个国家不能在军国大计上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啊！一个军事问题专家、决策层的智囊也不大适合为一个dream振臂高呼吧。这太危险了。还是把这件事交给乏味自私又平淡庸俗的现实主义者吧，他们才是真正会过日子的人。
我在本文中表达了我对彭老师的观点的强烈异议，但这并不表示我认为他讲的没有道理。其实他的观点合情合理，还特别有中国特色，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肯定有不少人乐于接受。但我只是个懦弱狭隘的无知小儿，除了实事求是以外再没有别的优点了。我不得不狠下心来说句公道话：彭老师，这个世界不是很讲道理的，真的。您是过来人，肯定明白啊。
道理太多了，太容易发现并为之慷慨激昂了，可当我们刚想有所作为的时候，常碰得头破血流，然后发现这个荒诞的世界根本不是按照“道理”和“道义”来运行的。它比较认实力和利益。所以彭老师说的再动听，再有理，也没用。就美伊战争来看，他的观点是华而不实、高而无用的。或者我的表述太过苛刻，也不是完全没用。他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只适合出口不适合内销，如果他能走出国门走向美利坚，把自己的观点灌输给美国人民和政府，那才是民族英雄呢，兴许是世界的。
但如果这套观点被中国人自己消化吸收了，那就完了。我们教育自己变成绵羊“咩咩咩“，人家都往大灰狼“嗷嗷嗷”发展，那真动起手来太吃亏了。或者这套新战争观只是彭老师抛出的一颗烟雾弹，用来迷惑帝国主义的？那敢情好了。
我愿意再退一步，就算彭老师说的对，那些人终究是要失败的。但我心里还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我好怕我们这些“胜利者”会倒在那些“失败者”的前头啊。
（2004-10-29）
理想的人格是“文武兼备”
——蠹鱼笔记(12)
□/徐强
凡在社会占有地位的人，必须都是文武兼备、名副其实的真君子。非等此点达到，传统社会的虚伪污浊不能洗清。（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蠹鱼案】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两塾师邻村居，皆以道学自任。一日，相邀会讲，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表面上大讲圣贤之道，暗地里却谋夺寡妇田产，纪晓岚对“假道学”的讽刺入木三分。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卑鄙无耻的人呢？雷海宗先生以“兵文化”为切入点展开研究，提出了相当独特的见解。雷先生认为，春秋时期的士族阶级接受的是文武兼备的教育（“六艺”之中即有“射”、“御”两种技能），因此他们的人格比较健全，具有文武兼备的贵族气质。经过战国之乱，“士”被文武分离了，逐渐分化为“游说之士”和“游侠之士”，最终在社会上形成了两大势力集团：士大夫集团与流氓集团。纯武之士全凭武力谋生，往往容易沦为暴徒，谁开价高就替谁卖命，谈不上什么道义；纯文之士则因为缺乏武力自卫，常常流于文弱、寒酸、虚伪和阴险，只能依靠“心计”来维持生存，一旦生存与道义产生矛盾，势必蝇营狗苟，同样谈不上什么道义。一个国家的国民，具有文武兼备、刚柔相济的人格，文人光明磊落，武士仁民爱物，人人讲道义、负责任、肯担当，整个国家才会踏上康庄大道，欣欣向荣。
纵观历史，曾经辉煌一时而最终被征服进而消失的伟大文明并不罕见。当时谁能保证中华文明必不在此列？
赞一下这句
读这本书最重要的读出感情，赞
LS的也是扭曲的产物，楼主，是不是文德生的？
请问这 动静之分的中国是如何理解？？什么叫动什么是静呢？
你总有时间读书啊，着实羡慕！
人家鲁迅是把喝咖啡的时间用来看书，我是把上班的时间用来看书，嘿嘿嘿——超级不务正业型。
握手！。。。偶是把上班时间拿来看书乱涂听音乐吃东西ORZ。。。~~~
你写这篇文章时，才２１岁大，果然是后生可畏．
呵 墨子的任侠精神
从战国时期开始，军事上就采用了常备兵制，也就是有了专业的军队，文官对于战局的布置与把握是胜利的关键 。汉武帝罢黜百家后重文轻武更是日盛一日。
伯伦先生的“兵文化”，与杜亚泉先生的“游民论”如出一辙，可惜听者甚少，亦喜亦悲，喜则亚泉先生创《东方杂志》，后因贫病在1949年之前而亡。悲则伯伦先生1949年之后历次运动都被“运动”。
喜欢伯伦先生等人提出的“战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