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官当
2011-5
吉林文史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泽妍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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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的历史沉积。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是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明清时期的官当》为丛书之一，介绍了明清时期“官当”的有关内容。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明清时期的官当》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清朝之前中国典当业的发展二、清代典当业与官当三、清代“官当”的发展阶段四、清代“官当”的经营模式五、清代“官当”的作用和弊端
典当业，是伴随着人类私有财产的出现，特别是货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货币作为社会交换和金融流通的中介手段，成为衡量价值和财富的主要标准之一，它在古代社会中的作用日趋重要。一般城乡人民或多或少都需要通过使用货币以换取必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缴纳朝廷和官府派征的赋税，有时还要用以交付田租房价债息。以金钱作为主要计算单位的借贷关系和典当关系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形式和特点。 （一）南北朝典当业兴起 中国典当业之肇兴，发端于宗教事业，即公元4—5世纪时南朝（410—589年）的佛寺，名为“质库”或“长生库”。 《南齐书·褚渊传》载：“（其弟）澄字彦道……尚宋文帝女庐江公主，拜驸马都尉。历官清显……渊薨，澄以钱万一千，就招提寺赎太祖所赐渊白貂坐褥，坏作裘及缨，又赎渊介帻、犀导及渊常所乘黄牛。”可知褚渊生前曾将太祖赐赠的白貂坐褥及裹发巾（介帻）、犀角做的导发具（犀导）和坐骑等，作为抵押品送人招提寺质库质钱。褚渊为官节俭，因而“百姓赖之”。至其死后，“家无余财，负债至数十万”，可知其至寺院质钱之由。世祖诏称“司徒奄至薨逝，痛怛恸怀，比虽虺瘵，便力出临哭。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二十万，布二百匹，蜡二百斤”。至于其弟褚澄所用赎钱之数，亦应包括质息在内，而本息比例今日已难以计算。 《南史·甄法崇传》载：“法崇孙彬。彬有行业，乡党称善。尝以一束苎就州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苎束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道人惊云：‘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檀越乃能见还，辄以金半仰酬。’往复十余，彬坚然不受。”梁武帝萧衍还是布衣之时，即已对甄彬的风行美誉有所耳闻，至其登位之后即赐任他为益州录事参军、带郫县令。梁武帝沉溺佛教，曾三次舍身同泰寺要公卿大臣资赎身，建佛寺无数。 南朝梁被称为“贞节处士”的庾诜，还有一段以书质钱为邻人解难的佳话。《梁书·庚诜传》载：“庚诜字彦宝，新野人也。幼聪警笃学，经史百家无不该综，纬候书射，棋算机巧，并一时之绝。而性托夷简，特爱林泉。十亩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食，不治产业……邻人有被诬为盗者，被治劾，妄款，诜矜之，乃以书质钱二万，令门生诈力其亲：代之酬备。邻人获免。” 由此，可见南朝时的借贷机构，一为佛寺质库，再即立契据以田宅等不动产为抵押放债的邸舍。从前述甄彬、褚渊两事例得知，当时寺库质钱，举凡金、麻、衣饰乃至活畜（黄牛），皆可用为抵押品。同时，从庾诜性情与晚年特别遵奉佛事的思想轨迹分析，极可能是就近向寺库质钱以应急用的。 与此同时，北朝佛寺亦行质贷。例如北魏孝文帝元宏的太和年间（477—499年），“（姚）坤旧有庄，质于嵩岭菩提寺，坤持其价而赎之，其知庄僧惠沼行凶，率常于阒处凿井……”甚至引出一段鬼狐传说。故事起因，即在于姚坤至佛寺质庄。 可见，寺院质贷自南朝时兴始，以后逐渐成为世俗社会的一种行业，但直至南宋时寺院质贷仍在进行，时间不短。 （二）唐代典当业的兴起 南北朝与唐五代之间的隋朝，一度结束了南北分立的局面，统—了全国。由于国内环境获得了相对的安定，为经济、交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此间，商业亦同步出现兴旺趋势。《隋书·炀帝纪（上）》载，大业元年三月（605）“徙天下富商大贸数万家于东京（洛阳）”，一时盛况空前。隋炀帝即位后，“西域诸藩，多至张掖与中国市易，帝令裴矩掌其事”，对外贸易也随之繁荣起来。然而，从公元581年杨坚灭北周称帝，至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杀，隋朝仅历经两代皇帝，只存在了短短38年时间。 中国典当业兴于南北朝佛寺之后，至唐代逐渐发展为一种寺库与世俗并举的行业，迄今尚未发现有关隋朝典当的直接文献史料。隋朝虽仅38年，但在中国典当史上却留下了一段历史空白。跨越这段空白，唐五代则成为中国典当史上的一个空前发展与繁荣的时期。清人吕种玉《言鲭》书中说，设质库质钱取利。“唐以前唯僧寺为之，谓之长生库”，亦认为佛寺而外的典当质贷业自唐代始兴。民初的《唐代寺院经济》一书说：“质库，是创始于寺院的一种高利贷事业，在唐代已是一般富贵人家投资的普通事业了。向寺院施舍本钱以创立质库的事情，也很常见的。家具衣服的质以外，奴婢、牲畜、庄田的质，在当时很是流行。”也就是说，自唐以来即出现了寺库质贷与社会典当业等高利贷行业并存和竞相逐利的局面。 唐代在中央集权相对稳定的政治条件下，经济、文化得以空前繁荣，成为中国历史上比较昌盛的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商业的兴旺，大大刺激了高利贷的空前发达。官僚贵族、豪商富贾纷纷投入高利贷活动，坐收质息，竞相逐利。史家认为：“当时商业多至二百余行，每行总有较大的商店。据现有材料看，最大的商业是放高利贷的柜坊。柜坊又有僦柜、寄附铺、质库、质舍等名，类似后世的当铺。所谓“柜坊”，本是当时都市中代客户保管银钱财物的商铺，酌收酬金，其保管钱物的藏器，名之“僦柜”。这种具保管价值、计收保管费的僦柜，随其收存钱财的增多；逐渐具有了利用所存银钱为周转资本借贷赢利的条件，于是就像寺库那样开展了典押质钱业务，并使之进而由兼营质贷发展为以质贷为主业。典押质贷由于客户面广而赢利较多，并吸引了一些官僚富商变交其保管钱财为投资取利，所以也就刺激了僦柜迅速转化为典当业。 唐五代不仅柜坊、寄附铺兼营质贷，更有专营此业的质库，尤以官僚贵族竞相经营质库牟利的史料为多见。《旧唐书·武承嗣传》载，以巨富著称一时的太平公主家，“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质贷业兴起于南北朝佛寺，至唐，寺库仍很兴旺。《续传灯录·天游禅师》说：“质库何曾解典牛，只缘价重实难酬。想君本领多无子，毕竟难禁这一头。”一座寺院，竟有如此富余的财力出人，除接受布施赏赐而外，质贷乃其主要原因。 上述说明，质贷典当之所以在唐代兴盛一时，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佛教文化、寺院经济发展对社会、时代影响的产物，也是社会对其功利的选择，并非偶然。这些为其以后作为一种区别于其他高利贷业的专门行业而独立存在，奠定了基础，探索了方向，作了准备。 ……
官当起源于《晋律》中的“杂抵罪”，即用夺爵位、除名籍和免官来抵罪。在南朝的陈出现了正式的“官当”名称，所以一般认为这种制度是陈所确立的。“官当”制度确立以后，隋唐宋的封建法典均予以沿用。明清法律中虽未明确规定“官当”之制，却代之以罚俸、革职等一系列制度，以继续维护封建官僚的等级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