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底层
2011-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郭于华
380
无
《倾听底层》主要采用人类学田野作业和口述历史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描述和探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社会下层的普通人--农民（包括农村女性和老人）、农民工、城市失业下岗工人等群体的生活经历和实践活动。经由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和二者互动过程的分析，作为个人经历的微观事实与宏观的社会历史结构之间得以建立联系，我们也可从中获得作为一种文明及其转型过程、机制、逻辑和技术的洞察。
郭于华，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口述历史研究；关注社会，主要著作有《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仪式与社会变迁》（主编）、《在乡野中阅读生命》等，及《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等论文多篇。
苦难的力量（代序）历史是如何书写的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陕北骥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改换生存方式的冲动：中国农民非农活动的文化意义关系资本·网络型流动·乡土性劳动力市场：广东省外来农民工调研报告生命周期与社会保障：下岗失业工人生命历程的社会学探索不适应的老人：两种意义系统的冲突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社会学的心智品质与洞察能力关于“吃”的文化人类学思考社会变迁中的儿童食品与文化传承“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重读农民学经典论“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
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 民众的历史一直都无足轻重，如同水滴随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翻不起一丝涟漪，留不下些微痕迹。多年来的访谈和研究工作已使我们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苦难的社会属性和苦难的历史力量，我们就不难理解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哪怕他/她是普普通通的“受苦人”，都应该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人，不可以随意地消失！历史，不可以轻易地被遗忘！而历史和现实却一再地告诉我们：无论是谁，只要是作为工具而存在都不会、不必留下历史。普通老百姓在统治者眼中一直就如同沙石泥土、蝼蚁草芥，是“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工具。普通人在历史中的销声匿迹恰恰因为他们是工具，而工具是不必留下使用记录的；工具甚至还不如统治者钟爱的香车宝马、宠物珍玩。应作为根本的人在历史中消失了，只作为统计数字而存在；在统治的视野中也消失了，只作为工具而存在。这样的现实和历史也让我更加确信，每个有可能记下自己的、家庭的、他人的历史的人都应该这样做，因为人不是工具，而是目的。 苦难在普通人的生存中是主要的内容，在苦难中生存也获得一种力量，就此意义而言，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力量，每个人的历史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 有意识地忘却历史特别是苦难的历史是统治权力的一种技术，与之相对应的权力技术则是加强幸福的感受和记忆。难道不是吗？我们屡屡看到，幸福感是可以制造的，微笑是可以练习的。难怪有人感叹“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口述历史研究还是一种探索，其间充满了从思想到方法的种种挑战与困境，也同样不应忽视对历史建构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思考。正如布迪厄所特别强调的，“如果进行沟通交流，没有什么比同时关注从访问者和被访者之间的互动生发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更真实也更切实的方式了”（Bourdieu ， 1999， p.607）。具体而言，在口述历史的尝试中，研究者与读者在面对当事人/亲历者的讲述时，位置应该是同样的；这就是说，读者可以赞同也可以不赞同研究者的分析、解释，而且可以在阅读历史时做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而我们的工作似乎是一种穿针引线，通过口述历史的重构把那些以往发不出声音的人们的声音传达出来。 就此意义而言，底层的历史不是为官方史、精英史拾遗补阙。口述史的任务在于以不同的立场，倾听无声的底层发出的声音，记录普通生命的“苦难”历程，书写从未被书写过的生存与反抗的历史。对于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甚至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底层人民，我们的口述历史研究并不是要为他们制造一种历史，或者代替他们书写历史，而是力图拓展一方“讲述”的空间，在其中，普通农民能够自主地讲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历史评判。而研究者除了将这“历史”记录下来，还须结合社会理论做出分析、加以表达。就此而言，相对于“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我们的努力将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即记录和重现“苦难”的历史，使“苦难”经历的讲述成为一种历史证明，为千百万底层人民的生存作见证。 口述历史如同文字历史，当然也是一种建构，但应该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建构，也是符合生活逻辑的建构，是不违背常识常理的建构。而且不能因为文字历史也同样是一种建构而不顾其真实性--本质的真实。 苦难的经历和对这些经历的讲述当然是个人性的，是许多个体的或者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生活故事。正是由于个人的苦难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的产物，或者简单地说，由于“苦难的社会性”，个人讲述才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意义。这也是个体性的“苦难的讲述”能够成为历史的原因所在。而以往底层普通人的苦难和他们对苦难的讲述通常被淹没、被遮蔽的原因，就在于历史书写中的权力关系--历史从来就是统治者的历史、精英的历史，而“底层不能发出声音”。 ……
民众的历史一直都无足轻重，如同水滴随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翻不起一丝涟漪，留不下些微痕迹。如果我们能够像郭于华教授一样，意识到苦难的社会属性和苦难的历史力量，我们就不难理解，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哪怕他/她是普普通通的"受苦人"，都应该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无
平和中的犀利,如利箭而胜于利箭
描写底层社会难得的好书
是该听听底层的声音了
好书，书品好。
郭于华老师
倾听底层
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是布迪厄等人重要的方法论主张：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遭遇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P2，个体苦难与世界之间互动关系］
在《世界的苦难》的描述中，社会疾苦存在于种族问题、邻里关系、黑人贫民窟、基层职能部门、工人阶级命运、教育体制、家庭代际关系等几大领域中。其来源被布迪厄归结为与市场意识形态的扩张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全球化同时出现的“国家与市场的双重撤退”，它们可以表现为公共物品供给上国家的退出及公共服务的枯竭、国家体制中的“制度性自欺”、由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工人阶级涣散和劳工运动的消解、教育体制制造的社会排斥和失望、与所有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家庭代际关系的断裂等，所有因处于特定结构而感受到的“位置性痛苦”（positional suffering）和与集体衰落相伴的个体遭遇都可以归结于苦难的政治根源——社会性的丧失和国家的运作。［P3］
透过对基层的国家工作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的访谈……布迪厄称为“制度性自欺”（institutional bad faith）——“国家的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或者更糟糕的，也不想知道左手在做什么（Bourdieu，1999，PP421-426）[p24]
底层在历史叙事中的无声和隐形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精英史观抹去了底层阶级自主的历史和行动的政治属性。从属阶级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底层的非政治化导致其在精英创造的历史中销声匿迹；二是由于斯科特所概括的底层行动的特点，其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和“隐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s）掩盖了底层行动的独特轨迹。可以说，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这种遮盖的痕迹不仅可以使从属者的危险减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许多可能让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现实政治正在发生的证据（Scott 1985、1990）。［P36］
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
杜赞奇,1994: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和权利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理论[P44]黄宗智,1998表达性建构对现实的歪曲建构[P49]
在诉苦、翻身、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建立在感激和敬畏双重基础上的国家认同”[P72]
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利实践的解释——陕北骥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
仪式作用的综述：基本生存技术（Edmund Ronald Leach）生存意义（Geertz）权力实践和权力技术（Abner Cohen：two-dimensional man. Geert: theatre state）[P81-84]
从运动的角度解释国家的仪式与象征：由国家最高统治者发动的，民众被迫或自觉参与的政治（或革命）运动。文化（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将仪式与象征作为复合的文化模式，认为其提供并支配着形成大众行为的社会和心理过程。[P106]
结论：在社会制度建立后的现代社会中，仪式并非不复存在，只是作为生存技术的仪式被作为权力技术的仪式所替代，而此替代发生在标榜以革命性的、先进的、现代的、文明的取代封建的、落后的、传统的、迷信的旗号之下。[P107]
P119结论详述
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深度访谈相较参与观察(Participative observation)的优势：无法参与到一些事件之中，观察有时无法理解其内涵[P128]
作为集体化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农民的“大同”理想成功地接合，在重新建构农村社会的同时也重构了农民的心灵。［P147］
物质生活的改善而社会生活恶化，因日益边缘化而产生对当年集体生活的怀念，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冲淡对于过去的苦难记忆。[P148]
在集体化的建构过程中，女性的集体认同较之男性更为突出。这里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是，对妇女而言从单干到集体的转变同时意味着自身“解放”的过程。[P149]
布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symbolic power）符号权力将支配关系的社会属性转化为自然属性，通过建立在共谋基础上的“误识”实现。[P153]郭于华认为并不存在误识，在中国农村，更表现为符号权力与人们常理常识的契合。[P154]
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
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在代际和性别两个层面都已发生了转变，作为长辈的老人因这一转变随着自然生理的衰败退到家庭生活的边缘甚至外面。非正式的亲缘群体如宗族组织已经不复存在，相应的道德约束和社会评价力量趋于消解，对于失范者的制约和处罚力量业已丧失。而属于国家政权系统的正式机构和正式规则对这一领域的条件较少，调节系统的干预仍使用传统代际交换的公正原则进行说合，法庭依条文做出的判决常常无法对农民实在的生活世界产生实质影响。这些都说明传统代际交换关系的维系力量和存在基础已经完全改变，这是致使传统交换逻辑发生变异的重要原因。[P290]
“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
“弱者的武器”在扭曲的反抗逻辑中也有可能变成强者的工具。一个遭受了极端不公正、走投无路的弱者最终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但却完全没有能力直接向欺压他的强者报复，只能将怨恨发泄到同类或处境稍好的他人身上。而此时强者会以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和维护社会公正的名义将其严加惩处。在这一过程中，强者的权力毫发无损，反而因此增加了合法性与正当性。[379]
生命周期与社会保障——下岗失业工人生命历程的社会学探索[P215]（未来硕士论文重要参考文献）
by孟雷 廖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10年间，中国社会底层的规模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弱势群体”成为了很多人的自我标签,在大部分人的认知中“弱势群体”大多源于社会底层，这个底层究竟有多大？是否是一个可以用数字概括的群体？社会学的理论认为，底层是一个区别于国家和社会精英的人群概念，比我们通常认为的穷困窘迫者范畴更大。
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他们一直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这个弱势的地位恰恰由于制度安排造成他们结构性的地位低下。他们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得到的却最少。
也有一些人认为一个社会要发展，要改革，要往前走，总会有一些人要付出代价，就此称之“社会的阵痛”，但是我们不禁要问社会前进的代价为什么总是由这样一些人来承担？
《倾听底层》一书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倾听底层》的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郭于华教授，常年从事农民、失业下岗工人、农民工等人群口述历史的研究，她所研究的内容不限于普通人的生活故事，而是试图通过个人历史勾勒个体的生命轨迹，以考察社会结构在变化中的成因。
郭于华认为展现不为人知的或者被视而不见的“社会痛苦”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理解和解释，揭示社会苦难的根源和通常被掩盖的制造苦难的机制。普通人的生活遭遇，普通人所经历的苦难，背后是一个更大的社会结构性的原因，或者说是一种制度性造成的原因，这样的研究是想把普通人看上去琐碎而平凡的日常生活，通过与宏观的社会历史结构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底层视角来看今天的中国社会，社会研究角度是不可或缺的。
谈到底层，郭于华觉得还可以超越这个“底层”、从一种更大的视野去看。一个比较常态的社会结构，它是有不同的力量共同存在的，既能够配合又能够相互制衡，这几种力量就是权力、市场和社会。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是权力来配置资源，是计划经济体制，难有市场经济存在；而且权力主导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可以称之为“总体性社会”，也就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高度合一，都由权力来控制。
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是总体性社会难以为继时发生的必然选择。以市场化取向为首要目标的改革，将经济体制从行政权力的控制下释放出来，从而形成自主运行、自我调节的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然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自主发育。特别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崛起和对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占有，使得一个断裂的社会结构日渐形成。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回到总体性社会的老路上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该做的是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三者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互补互助，相互制衡。这才是走出发展困境的正确选择。
郭于华介绍
郭于华1956年7月生于北京，199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民俗学专业博士学位，后一直从事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口述历史研究，现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多年来她一直关注中国底层社会的处境，并力图将文明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联系起来，在个体经历的微观事实与宏观的社会历史过程之间建立联系，在国家、市场、社会互动关系视角下洞悉社会转型的机制与逻辑。她认为，对普通人讲述的倾听、记录与研究，对他们命运的关注，是学术职业使然，也是出于人生而平等的信念和对一个公平正义的好社会的追求。
访谈
关于“底层”与社会
经济观察报：最近您的《倾听底层》这本书，引起比较多的关注，一般来说，一本学术性较强的论集，并不容易引起公共意义上的关心，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想，社会的关注点，更多是集中在您的书或者说您的研究对象——底层，他们是谁，他们的公共生活、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来历。是否可以描述一下，你怎么定义你的研究对象：谁是“底层”？它是一个清晰的社会学命题，还是混合着政治、经济、生活方式等等不同判断纬度的概念？
郭于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一提就提到点上。因为在社会学上，或者笼统地说在学术界，它是一个很专门的学术概念。国际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群体，他们都受过西方的现代教育，长期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做了大量的针对社会下层人民的调查研究，他们给自己研究的命名，就叫“底层研究”。研究对象，是这个社会中居于“从属”地位、“低级”地位的人群。你刚才说的很重要，研究中所包含的内容含混庞杂。他们的研究影响很大，以至于专门形成了一个学术群体、学术领域。
这个概念如果用在中国社会研究上，特别是从我们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它的指代对象，就是社会中的那些地位低下者。经济地位上，对财富的占有处于很弱很差的位置；然后包括他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同样如此。他们在方方面面都处在一个低下的位置上。
比如我们说，以往的传统社会是金字塔型结构，就是顶尖上的是很小的，而下层就非常大。又比如说，像今天的西方比较发达的社会，人们通常说是一个橄榄形的，那就是说中间的特别大，中产阶级是那个社会结构中特别主体的一个力量，然后两头都比较小。中国社会呢，以往帝国时代、传统时代是很明显的金字塔形，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我的一些同事就比喻它是一个“倒图钉形结构”，钉子尖朝上、很小的一点点，底下就是这样的一个钉子。中产阶级发育不起来，顶尖的当然是很小很尖的，但是有一个特别庞大的底层。
经济观察报：他们的组成者都是谁？
郭于华：在现实生活当中，显然我们能首先想到的底层，就是农民。农业大国，农民一直是一个人口数量最大，社会地位最低下，贫困程度最高的这样一个群体。今天可能我们会说，这种情况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今年中国已经宣布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是，因为这个社会在转型，在城市化、工业化，对“农民”的研究已不能只从数字上去看。例如，超过2.5亿的农民工，就是“农村流动人口”，他们其实已经在城市里工作很长时间了，但是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村”的身份，还是很难真正作为城市人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他只在城市里面工作，但是他的生活、他的家庭、他的养老、他的社会保障，他的一系列的东西都还在老家，他们作为一个平等的社会成员的很多权利都还没有得到实现。他们算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所以，中国的底层，起码包括着农民、农民工，还包括城市人口当中的贫困人群。这个数量仍然非常庞大，中国底层的一个特点，就是数量极为庞大，但在社会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中又极为弱势。
经济观察报：我觉得中国的“底层”问题，与其他国家社会的“底层”问题，有个很大的差异。我们看国外的研究，其实“底层”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我们原来应用过的一个文学概念——“畸零人”，他们弱势并被边缘化，像是被社会这个离心机抛出去的，呈原子化的零散生存；但是，在数量上并不是特别的庞大，更不可能构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现在这个底层呢，已经不是个“畸零人”的问题了，而是“底层”人群实际是这个社会结构中相当庞大与重要的组成部分。
再通俗点说，就大多数人来说，没有谁会理直气壮地说“我是穿鞋的”，好像普遍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就是底层”、“我是光脚的”。这是目前中国的底层研究中，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特别之处。所谓“底层人群研究”，面对的已经不是“畸零人”的问题了，它指代是社会结构中重要的、庞大的组成部分。
郭于华：您说到的这个现象非常明显。在相对好的社会结构中，可能很多人会说这个社会最重要的组成者是“中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占了一个比较大的比例，是社会的中坚。但是今天你看中国，少有人承认自己就是“中产阶级”所指的那个“中产”。
媒体经常使用“弱势群体”概念，其实“弱势群体”我觉得比“底层”更难以界定。因为这个所谓弱势他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不是一个绝对性的存在。如果社会不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谁都可能成为弱势群体。
今天他可能还不觉得自己弱，明天遇到一个什么事——比如最简单的例子，北京有很多很贵的商品房，在那能买得起房子的人，没有人会认为是“弱势群体”吧？无论从职业、收入、社会地位、声望各个方面，都是这个社会当中看上去的中上层了吧，有头有脸，律师、医生、官员、作家、教授、名演员，但是你发现他们在社区里面买了房，哪天遇到侵权了，物业、开发商、政府的侵权，他们想要保护自己权利，这是我的地方，这是我生活的空间，我的权益受损，我必须自己要主张权利，到这个时候，往往就发现，完了，我是“弱势群体”，我维不了这个权。
不但维不了这个权，你甚至连做利益表达，想把利益诉求表达你都表达不出来。利益能被随意侵犯时，谁都有可能成为弱势。
经济观察报：谁都认为自己是没有那双鞋。
郭于华：对。所以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分析就会发现有一种普遍存在的“弱势”心态，都觉得自己是弱势。哪怕你本来是一个上层人物，但是你一旦发现自己落入到维权维不了，表达表达不行的时候，然后你诉讼司法你也弄不了这个事，然后你就不知道你该找谁去了，这个时候你发现，你也很弱呀。您刚才说的这个比喻非常恰当。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弱势群体”成为很普遍的自我评价之一？“底层”为什么实际上是我们社会构造中很庞大的组成主体之一？更多的我们得分析这种底层的造就过程，是因为哪一些的社会性原因，而造就了这么一个跟其他社会截然不同的结构。
郭于华：一般来说一个比较常态化或者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它是要有不同的力量能够共同存在，既能够配合又能够相互制衡，这几种力量指向的大体都是同一个东西，就是权利。
我们今天用权利这个概念，包括三个维度。第一它包括“公权力”，也就是说政府的这个纬度；那么另外一个力量，就是我们说的市场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前基本难有市场，都是计划体制，那就是以权力来配制资源，来运作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
还有第三个维度，就是我们说的社会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即公众，是公民组成的这种社会力量。
这三种力量如果能够比较均衡，不可能是完全均衡但是相对来说有一个相对均衡，势均力敌，然后能够形成一种“平衡”的话，这个社会就会比较正常的运转。今天中国这个庞大的“底层”怎么形成的，我觉得就是跟三种力量的不均衡有关，它们发展不均衡，社会就失去平衡。
改革前不用说了，那个时候是权力主导一切，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把它称之为“总体性社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合一，都由它来控制。
经济观察报：国家已经取代了社会。
郭于华：对。帝国时代，中国是一个金字塔形，最顶端的是皇权，但是他还有一个比较大——虽不能说很庞大——的一个中间层，这个中间层就是地方的士绅，就是说这种在财富和社会声望上都还可以的这样一批人，然后才是农民。但是，之后这个中间层就被消灭掉了，社会结构特点就是国家面对一个特别庞大的群体，叫做“人民群众”。这个人民群众其实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形成了结构的群体，实际是一盘散沙。
他的生存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所有的资源，到最基本的生活资源，都是由这个权力垄断。改革之前，人民公社走到极端的那个时候，农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全都有国家的影子，全都不是农民自己的事。
经济观察报：是，看您的书这个感觉很明显。我大约总结，一个是国家取代了社会，一个集体取代了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再一个就是政治仪式取代了世俗规范，总之是一个国家力量对原有的这种社会支撑结构的全面取代。这是第一过程。当然，我们其后又看到，就像突然地全面地取代一样，其后在某些领域，它又突然地撤出了。这与中国形成了当前这个特殊的底层结构是有关系的。
郭于华：我挺同意您这个概念的。今天我们很多人也在争论这个问题，国家的角色与职能，曾经是大包大揽，对普通人从生活到政治到文化到经济，它都管了。但是在撤出的过程中，今天也有一些人认为，因为国家撤出，有很多方面丧失了保障，甚至有人说还不如改革开放前那个时代或者说毛时代，说那会儿还有保障。但是这个问题，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的那些，能叫医疗保障吗？能叫养老的保障吗？我觉得那个很难算是“保障”。
经济观察报：那就是说，这个“取代”实际上也是一个伪命题。它说它已经取代了原来的整个社会支撑体系和社会保障结构，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起到这个取代，它或许取代了旧有的社会形式，但并没有提供出它宣称的足够完善的制度供给、保障供给。
郭于华：它并没有真正能够做到，能够承担起来。而在今天，这个情况就更复杂。
国家权力要有边界，但你看孙立平举的例子，到一个地方去讲座，那个地方县委书记说我现在真的是特别脑袋疼，今年的指标是拆迁一百万平方米。孙老师说拆哪呀？回答说管他拆哪都得拆，拆哪都得拆出一百万平方米，要不然我就“乌纱不保”，就干不下去了。你看这个事，你就看出这个公权力完全是边没界的。你可以看到，他的权力很强，问题出在一方面权力不受限制，另一方面权力放弃责任，这是我觉得最要命的问题。
所以你看下层群体就会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要我土地的时候，你就来弄我土地；你想来拆我房子的时候，你拆我房子。然后，我养老医疗社会保障，你承担有限，你不管。
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个社会转型的时候，就是我们很难简单的说国家撤退了还是没撤退。你说他撤退了吗，他没撤退，它的利益所在一点都不会撤退；但是，它该承担的责任够不够呢？
经济观察报：确实，在某一部分或者是最低下的底层和人群上，有一个政府和市场双重退出、双重失灵的问题。同时，又没有一个社会的自治结构，来代替或者说完善政府和市场的某些作用。
郭于华：前一段看到媒体经常会提到广东，广东可能在这方面，就是在社会建设这方面，是走的比较靠前的。他们这些年一直在做这种尝试对吧，比如说给社会组织放宽、降低门槛，放宽那个登记注册，包括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就是做这样一些探索，当然成功不成功这个还得再看，但是毕竟不是以前那样的单一的思维了，单一思维就是我大包大揽，但是你怎么可能大包大揽，包揽不了。那就会出问题，也会造成普通民众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惯性——今天很多人会说民众素质低，遇到事他就知道找政府。那他不找政府找谁？政府权力长期以来包揽天下，那群众自然会形成对权力的这种信奉和依赖。
经济观察报：公众以往就没有被允许形成社会自组织的资源和能力。郭于华：我们今天一直都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就是说探讨社会建设的问题。社会建设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它的内涵是说社会应该是一个自组织的，而不是说被组织的。社会相对于国家，也相对于市场，它和国家、市场不是一体的，它应该是一个主体。社会的自组织如果能慢慢发育起来，我觉得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是一个积极的正能量。今天看的，积极的正面的作用就是，这种健康的社会力量如果能发育起来——你可以看其他国家有很多先例，他们可以去帮政府做很多事情，公益的事情、慈善的事情，有很多都可以通过社会的自组织来完成。我们就在研究报告里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这个社会有一种病态，一种病症就叫社会恐惧症，就是一提起社会就是洪水猛兽，然后就是不安定的力量，就是破坏性的力量。你说他一举例子，群体性事件哪个是有组织的，那就是一个大规模的一拥而起，然后就很难控制，你要给他正当的表达方式，他才可以有组织地合理合法的表达，那不是一个对谁都有好处的事吗？越不改良，越不往好的方面走，后面就越难。社会无自组织能力，会带来失序、暴力，带来整个社会的撕裂。
人家老说你们到底是什么派，我说反正不是暴力革命派，我也不承认我是改良派，我就说我是社会派，我就是希望中国通过逐渐形成一个健康的社会力量，发育出一个健康的好的社会。
关于“历史”与讲述
经济观察报：你是社会建设派，社会建设派的中国思路。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发育，可能还需要过程，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昨天看您的新书也想到了这个，就是应该让社会现在就可以做到些什么呀，我觉得是“自我表达”。
郭于华：正是这样。为什么我的书名用的“倾听”这个词？其实底层不需要“救世主”，他们每天都在从自身的生活当中，体验到那种不公正，他们只是特别无奈；他们也不是说不会讲话，他们只是发不出声音来，然后即便有些发出的声音，别人听不到，或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所以我觉得研究者的一个工作，是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起一点作用。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要去替他们表达或者说。包括我的研究和书，其中很多是历史性的——一些口述历史，不是说他们没有历史我替他们写一部历史，而是开辟一个讲述的空间。这个讲述者，讲述的主题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是作为倾听者。当然我们作为研究者，一方面能够使他们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听到，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他们的经历的表达——他们其实有对他们自己，有对历史的评判的——把这些东西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来分析社会到底是怎么样形成这样的一种状况，而今天又在形成哪样的转变。其实他们跟你一样都是非常正常的人，有自己权利、有自己尊严的独立的个体，跟你完全一样，你不能有一个优势高高在上的心态去做这件事。
经济观察报：在这里我有一个小警惕。底层口述史，怎么能够避免成为您书里面所描述的那种——通过有组织地“挖苦根、倒苦水、忆苦思甜”，以构建某种“阶级史观”。普遍的底层口述史发掘，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重演这个过程。我想知道您怎么对待这个问题。
郭于华：您非常会提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点就是诉苦这件事，当年的“诉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自主的讲述，最大的问题在于是被组织、被动员的，被动员起来讲述，被组织起来讲述，所以不是一个自主的行为，这恰恰是当年官方主导的这种讲述，和我们今天在做口述历史的一个根本的区别。这是一点。它会通过很多方式来动员，比如说开始的时候，农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诉苦怎么倒苦水，得去动员得去做工作，然后树典型之类，然后再把这个归结到阶级压迫上去。
当年“诉苦”所表达的“恨”，那个过程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是一套“革命话语”或者一套“权力技术”在起作用。这个跟我们今天去做口述史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是怎样的呢？我听你讲不是为了要改变你，要改变你的世界观，而是让你自主地去表达。这是基本思路，当然还包括方法上的区别，我们比如说很少去问你怎么看这个这些历史和斗争，这个讲述经常都是在唠家常，就是在说他们家过去的事，他很有兴趣地去讲他的这些经历，然后他也会加上他的评判。我们需要去质疑和批判的一种方式，是那种权力主导的讲述。
再一点，就是关于我们怎么看待历史的真实性的问题，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因为我们知道，任何历史，官方历史也好，或者我们今天说民间的这些讲述形成的历史也好，我们得承认它都是一种“建构”。他今天讲出来的东西，我们把他呈现出来，我们都不能说这就是历史真相。我们必须认识到，它就是一种建构，官方史也好，民间史也好，文字史也好，口述史也好，都是一个建构过程。但是，我们能不能因为说反正它是建构，我就可以不顾及它的真相？我觉得这不行。我们以往的历史建构过程当中，权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一个主导性的因素，之前的那种正式的官方史，基本上是一个权力主导的建构，那这个过程中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1984》里面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历史，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未来”，说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它会为了自己的需要，随意的篡改，随意的建构历史，随意的去歪曲历史，去篡改历史。那么今天我们做口述历史，我们也不敢说他讲的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但是我们要有一系列的方法，尽可能去接近那个真相。当然，我们只敢说我们尽可能接近真相，不能说我们讲出来的就是真相。
口述史的使命，不在于给官方史一个补缺，而是能够独立存在的。我一直认为，“真相”也好或者我们说“历史”也好，应该是一个多种的声音，应该是一种多元性的存在。如果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种历史，说这个是唯一正确的历史，其他都是旁门左道，这种情况下我一定要去质疑那个唯一。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就是权力建构的一种历史，让大家强迫去相信。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我希望有多重声音出来，有不同面向的历史出来，我们不是要去替代谁，我们是说有不同的历史现象呈现出来，这个时候读者会自己去做思考。我不想强加给谁，说你必须得认同我这个说的是对的，最有道理的，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就跟官方史没有分别了，它是应该有开放性的。
经济观察报：我们刚说到了，历史就是建构。但是原来主要有两种建构方式，一种是官修国史，所谓的官方史；一种是中国的独特传统，就是私史，士大夫个人治史。孔子做《春秋》，《春秋》就是最早私史。这个传统，曾历百代而不绝。那么目前做的这种口述史，是不是可以说在官方史和精英私史之外，别开新路，以发掘记叙普通人的历史为宗旨呢？大时代和小人物的命运，在历史记忆中统合了。
郭于华：对，您说的那个确实是，文史不分家，中国的历史文献真的是太发达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相比。但是曾经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情况就其实跟历史又很不一样了，知识分子基本放弃了从个人角度出发的历史言说，普通人更与大历史绝缘。
其实在国际历史学界也一直有一个传统，比如说布罗代尔的传统，他们对于普通人日常生活史的关注，以至于对最无特点的普通人。你看他那个书是从一日三餐的面包开始的。国际史学有这个传统，在今天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努力做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这块真的是很缺失的，普通人在历史当中，既没有声音又没有面目，什么都没有。你这个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他们就是压在车轮下的石子沙石，难道不应该也留下点记录吗？
所以你提的这个很重要。我一直在说，就是我们需要意识到普通人的历史的权利，和历史的责任。普通人对于历史，有他应该有的这个权利，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像保护自己的财产一样，来保护我们讲述历史记忆的这个权利。这是一种权利，我们不能说随随便便就被人给代表了。普通人应该有他们的权利，包括讲述个人、记录自己家庭家族的历史。
然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会知道我们的前辈是怎么过来的，这都应该是一种权利，同时我们也应该有一种责任。你对前辈，知道他们的经历，知道他们遭遇了什么，他们有什么想法，那么同时，你要有责任让后代也知道这些东西，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今天有很多地方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叫“草根写史”，我觉得这是一种普通人的历史权利的觉醒。
经济观察报：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现实当中，在维护历史正义的时候，对普通人的这种历史发掘和记录，是有很大的现实力量的。前一段刚刚过去的一个事情，那个您肯定也注意到了，前段时间有些人公然出来否定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民大规模饿死的史实。这就是大是大非，当时我们报纸我就写了社论《以私人记忆守护历史神祠》，请读者请青年们去问问你的父母、祖父母和所有经历那个时代的人们，用私人的记忆为那个大历史做见证。结果是那些造假者、粉饰者，他们的企图抵挡不住普通人们的真切记忆。
郭于华：对。很多人包括有一批学生，都在做这个事了，很年轻的学生，他们回家去，农村来的回老家去，采访他们的爷爷奶奶，了解他们怎么度过那个年代，他们什么感受。然后当然有些地方没有饿死人，当然也有很多地方都饿死人了，对一个民间历史的这种守护，是非常好的非常有意义的事。
我们说中华民族真的是文明如何灿烂，如何悠久，但是我们又真的不拿历史当回事，有很多历史就那末烟消云散，就那么过去了。再加上有时并不是真的健忘，而是总有一些人一些势力不想让你记住这些该记住的东西，不让你知道该知道的东西。
所以，一件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大家都可以从自己身边做起，发掘和记录普通人所见所知的历史，这对历史、社会和我们自己都是有着大意义。
﹣那“評價”的幾顆星，只是個人看這書時的感覺，絕無評價郭老師之意。最近才知道郭于華老師一直關心中國農村與底層的問題，對於真正關心生命的老師及人，我是特別尊重的。
﹣這本書嘛，有一些十分前線的field work支撐，不少文章都是以陝北的村落作為基礎，闡述農村及49年以降的社會狀況，可以說是十分扎實。作者與其研究團隊對底層農民的關心，著著反映在她們的文字之上。
﹣國家機器的權力運作，有時令人欲哭無淚。像書中調查的下崗工人，又或村裹的老人，都是隨著共產黨的政治運動起起跌跌，所以惡運都交上了，年輕時碰上文革，中年時又碰上改革開放以至國企改革等，不停的被犧牲掉，卻只能一聲不吭的默默承受。
﹣關於土改時“訴苦”作為“群眾／人民”身份的建立，挺有意思的。反正我們都不是公民。
﹣因為部份文章改是十多年前的文章，比如閞於外出打工者的調研，現在看來有點過時。不過這足見作者與她的團隊早在三農問題未提上日程時已關注三農，這樣的社會關懷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更是難能可貴。
《倾听底层》作为一本论文集，收集了郭教授从96年到08年来的一部分社会学论文。涉及的范围从对陕北骥村自土改，至人民公社化运动，国家通过怎样的权力技术构建阶级意识，形成国家对农村基层的全面统治，阐述政治运动中仪式的重要作用，再到对上世纪90年代中国拥抱市场化农民非农活动文化意义的思考和生存境地的调研，对下岗工人生命历程的社会学探索与农村养老问题的分析等等，简单的勾勒我们可以称之为骥村与非骥村两大部分，基本涵盖了底层社会，仔细研讨了共产主义国家兴起与延续的过程中，它治下的亿万生民的生存处境与生活逻辑。其中对有关骥村土改的论文写得最好，大概是因为这是作者近期的作品，积淀了几十年的治学经历。而剩下的文章，大多写于90年代，相较土改的文章有所差距，但是依然是我们理解九十年代底层社会的方方面面重要的材料。
窃以为此书浅显易懂，老少咸宜，连我这个社会学的门外汉都能洋洋洒洒写上近万字笔记。唯一美中不足，也非常让人想吐糟的是本书内容的多次重复，由于是论文的结集，未对大段的重复段落予以处理，使人感觉像在读秦晖与李泽厚，先预习后复习，然后是复习复习再复习。（我促狭的想，郭于华教授与金雁教授交好是不是出于这个原因O(∩_∩)O）
作为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民口述历史收集与研究的结果，《倾听底层》走的是布迪厄的方法路径，即探访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开始，“以深切的悲悯之心和细致的关注、倾听走进这些人的生活，并由此承担社会学研究的政治使命与道德内涵：展现普通人的社会疾苦，并通过社会学的解释，揭示其背后深刻的根源。”郭于华认为，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是布迪厄等人重要的方法论主张：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遭遇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因为个体并不是在这个社会中孤立存在的，他是与他所身处的社会紧紧相依的，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他必然要跟无数冗余复杂的社会关系相勾连。哪怕是在霍布斯《利维坦》中的原子化个人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世界里，原子化个人也并不是与世隔绝的。他依旧要面对极权政府利维坦，处于与利维坦的权力关系之中。他的原子化孤立无依，恰好是社会关系作用于其身的表现，而不是相反。
因此，以为一个人的社会行动与外在的社会结构完全无干，是非常naive的。正如半神马克思对他的好基友们吐糟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郭于华提到稍晚于马克思的涂尔干，对苦难的社会性理解更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苦难个人性与社会性的关连。在《自杀论》中，涂尔干指出，尽管自杀是个人行为，但是个人的自杀深受个人所处的外在社会环境的深远影响，因为自杀更是一个社会事实。他利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数字说明：“自杀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郭于华指出，从自杀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类行为部分是由社会环境塑造的——家庭、组织、社区、种族、和历史时代。
换句话说，我们行为的选择只能在我们所身处的环境中做出，由于我们无法逃离我们眼前的体制，我们不能不面对它的力量，因为我们所要面对的力量要远远超出我们所能具有的力量，所以我们在生命历程中所作出的选择总是有意无意顺着我们身处的环境的力而行，就仿佛随波逐流的树叶。尤其我们的行为是围绕着国家力量而起舞，因为它直接掌握着许多人的工作，他直接间接影响人们的生存境地。在司法，教育，文化，乃至衣食住行，一呼一吸谁也绕不过它的身影。就算是被经济学家顶礼膜拜的市场，也得在国家制定下的法则中生存。
由于个人苦难的社会性这一特点，所以当我们深入研究社会问题时，绝对不能孤立片面的看待问题，以为这个问题单单只是个人的弊端，而忽略了背后的社会结构。倘若说，社会学人的最基本要求，是有一个勇于揭露社会问题的决绝良心。那么，在展现普通人的社会疾苦，使公众予以关注，从而增大弊病得以解决的可能之后，对社会学人的更高要求便是揭示苦难的社会渊源。由此，郭于华强调，我们必须具有米尔斯所谓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指的是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的能力。米尔斯强调，个人日常生活世界中无法解决的烦恼是他们无法控制的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在此意义上，影响每个人的历史乃是世界的历史。
然而人们往往并没有认识到个人苦难的社会性，社会学是悖逆人们常识的一门学科，因为人们的眼光往往看不到那么深远。郭于华教授在骥村的调研发现，尽管每一个被访的村民似乎都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苦痛，贫穷之苦、劳作之苦、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之苦、性别区分乃至身体残疾之苦萦绕一生，但被苦难所拘束的人们，对自己所遭临的痛苦始终无所归因，于是往往自怨自艾,归之于“宿命论的解释”，称自己为受苦人。虽然，郭于华指出，“‘宿命论的解释’体现的并不是一种实际判断或指导行动的生活态度，而更类似于一种处理人际关系和释放内心焦虑的方式或技巧。”最终，受苦人安于承受生活。因为对于他们的生存结构而言，他们除了安于承受之外，别无他途。然而，除了人们眼光的罅漏之外，权力技术对人们社会意识的范导，使人们始终无法认识到异化的权力才是使他们终日处于水生火热当中的根本原因，反而讴歌赞美权力，在权力的祭坛面前献上自己的灵魂，愈发恶化了自己的生存处境更要对人们认识的差漏负责。
由于人们，尤其是最底层作为受苦人的普罗众生无法意识到他们的苦难的社会根源，因此受苦人的历史往往被自身掩盖。而因为自己不合理的作为造成底层人苦难的政府，更是不会承认自己为祸害。他们只会轻飘飘的一笔带过，王顾左右而言他，绝对不去反省原因，甚至讳莫如深，连自己造成的错误也不会承认，更是会封杀一切消息，将矛头对准一个子虚乌有的敌人，而自己躲在历史的阴影处，慷慨悲歌。
因此最绝大数，因而苦难也就相生相伴的受苦人的声音被湮灭在历史之中。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是无名者，无声者，无面目者。倘若说历史的声音有三大板块，那么占据首要位置的是官方的声音，因为他们垄断了绝大多数资源，明面上的规则由其制定。政治上不正确的历史，基本上被政府有选择性地记忆，或者有选择性地遗忘，这构成了我们主要的历史。就像被人无数次引用过的那句话：“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现在；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未来”。其次，进来插科打诨的便是精英们的记载，也就是近来流行的历史研究路径，从地方志，士大夫笔记为历史或者说正史补足拼图。然而里间没有底层的声音，在威严的庙堂前，底层的乡俚野语连插科打诨的资格都没有。福柯这个死基佬说：知识即权力。因为没有知识资本与经济资本，也就没有了话语权，他们所能够曾在历史中有过那么细微的存在，不过是权力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自发作用。为如今的乌有之乡所念念不忘的那个过去了的时代，无时无刻不强调维护人民的利益，在生活中无处不显示着人民正确的痕迹，将人民纳入文艺作品，给予过去三千七百年有历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尊崇与荣耀。但是这只不过是看起来美罢了，软弱无力的人民永远只是权力嘴边的符号，代表着的永远只是权力在敞光处的陪影。人民看上去被捧到了天上去，实质不过是那位领袖注定失败的乌托邦工程的一个悲凉的注脚。等一切锣鼓喧天都停消，大家也该洗洗睡了。所谓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可曾存在过？“这些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的生命，只是因为与权力相撞才有机会幸存下来，而这个权力本来只希望清除他们，或至少抹消他们的痕迹。正是许多偶然的际遇合在一起，才使这些生命能够在我们这里重现。（福柯《无名者的声音》）”
受苦人不是不在反抗，也不是不曾反抗过，但是他们的反抗对于强加于其身的权力关系来说是多么的无力。在中国三千七百年的王朝崩灭中，在这生老病死两百年一轮回的超稳定结构中，受苦人的反抗要么被镇压，要么就是造反之后同化为新的压迫者，而这两种结局中左看右看都不是出路。由于积极反抗的无力，所以受苦人还是不得不直面日常世界中的各种苦难，以求在其中生存，并通过自己在程序性权力中的不作为，无组织的、个体的机会主义方式予以消极的反抗。“这构成了在苦难中挣扎的历史，而正是在此意义上，底层人民创造和推动了历史，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因此，底层者在历史上的消失一如郭于华教授所言：“底层在历史叙事中的无声和隐形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精英史观抹去了底层阶级自主的历史和行动的政治属性。从属阶级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底层的非政治化导致其在精英创造的历史中销声匿迹；二是由于斯科特所概括的底层行动的特点，其所使用的"弱者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和"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遮蔽了底层行动的独特轨迹。可以说，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这种掩盖痕迹不仅可使从属者的危险减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许多可能让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现实政治正在发生的证据。”因而受苦人的苦难就像他在正史上不曾发生过的那般，也在晦暗的历史中不曾终结过。苦难，对支那国那些有船票的人来说，也就不曾存在过了，不过是听妈妈讲的那过去的故事。
然而，现实的痛楚告诉我们这些支那国的二等公民，这些依旧是新鲜出炉的记忆。自感卑微的我，依旧对这现实保持着痛感。由是，越发显现将那消失的存在带回来的重要性。如何从现实的高墙面前，将被消失者带回？郭于华指出了一条途径：倾听底层的声音。既然受苦人被遗忘在于他们的声音被有意识的忽略，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补足他们在历史中的叙述。以口述史的方式，记录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历程，让普通人自主讲出他们的喜怒哀乐，让他们陈述自己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历史的评判。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因为每个人的历史总是被遗忘。在当代中国，有几个人能完整的报出自己爷爷一辈以上的祖先名讳与功业？早已被雨打风吹散，现实比小说更吊诡，但是现实的记录总是被官府有选择的对待。
社会学人对底层进行倾听，并不意味他的姿态便是高高在上。杨成曾问我，是谁写的这么具有贵族气息的书，现在我想，倾听底层，并不是为了显示社会学人有多高贵。因为底层这个概念不单单指穷苦困厄的人群，他是与强大而有力的国家和在国家中拥有为常人所不能企及的资本的精英人士相区别的。从这个范畴来说，我与他都是底层，因为当真的面对国家不在一个当量上的能量时，我们都软弱无力。社会学人倾听底层，以口述史的方式记录一代人的怕和爱，终究到底不过是倾听我们自己的声音。
或许，当我们对这些在传统中永远也得不到记录，永远也不会被倾听的人进行倾听的时候，会在心里冒出这些记忆是否完全真实，是否因时而变，受到现在的社会结构的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的疑惑。但是，谁能否认事实的真实性和人们对其真实的理解呢？可能，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在我们眼中嗤然可笑，不过“当地人和亲历者有权力和能力讲述和评价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也应该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观，而不是仅仅被动地接受一种历史的讲述和被灌输某种历史观。”
“口述历史的任务在于以不同的立场，倾听无声的底层发出的声音，记录普通生命的"苦难"历程，书写从未被书写过的生存与反抗的历史。”郭于华指出，在苦难深重的二十世纪中国，对苦难的讲诉不能完全依赖历史学家，更大程度上应该仰仗普通人的记述。因为历史学家眼中的世界，与普通人眼中的世界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口述史研究可以告诉我们，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记忆、他们的讲述和评价至少应该与官方的、正式的、文字的历史有着同样真实和重要的内涵与意义，而底层的历史和底层史观在宏大叙事中的淹没和呈现对于揭示共产主义文明的机制和逻辑更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材料。”
无声者无法表述自己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声音不是被占主流的意识形态所抹杀，就是往往被他人代言，他们没有渠道表述自己的声音。“对于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甚至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底层人民，我们的口述历史研究并不是要为他们制造一种历史，或者代替他们书写历史，而是力图拓展一方"讲述"的空间，在其中，普通农民能够自主地讲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历史评判。”“我们的努力将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即记录和重现"苦难"的历史，并从中洞悉文明的运作逻辑。”
换句话说，对底层的受苦人进行口述史研究，是为了从整体文明层面反思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三千七百年中国有文明以来翻天覆地的大事，其重要意义完全不亚于第一次轴心时代，孔子开始对这片土地的教诲。通过口述史的方式，我们将苦难是其所是，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理解个人的苦难与这世界背后的结构是相耦合的，有助于我们记住历史的苦难，而不是对苦难的历史予以背叛。庶民不易，生为何辜。当我们明了个人的苦难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产物时，倾听个人的苦难，同样是在倾听一个民族的苦难。其目的是为了钩沉苦难的发生机制，寻找途径避免苦难的再度发生。或许，这只是摇摇曳曳的烛光，在蒙盖千年的黑暗中毫不起眼。但是，这毕竟给予我们以希望。
华中师范大学 陈芝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在黄田温暖的家中 四十度高烧毫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