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和萨特
2005-04-08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罗纳德·阿隆森
章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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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无从读到一个叙述阿尔贝·加缪和让-保尔·萨特之间的关系的完整故事。他们在冷战进入高潮时期戏剧性的决裂，就像冷战冲突本身，要求那些追踪其来龙去脉的人选择立场，而不去梳理其悲剧性的错综复杂。现在，罗纳德·阿隆森利用新的资料来源，以长达一本书的篇幅，写出了有关这段20世纪最著名的友谊及其终结的第一部长篇记录。
阿尔贝·加缪和让-保尔·萨特于德占法国期间的1943年第一次见面，很快成了朋友。他们结成了思想和政治的盟友，随巴黎的解放一夜之间名满天下。作为剧作家、小说家、哲学家、新闻工作者和编辑，两人似乎无所不在，战后每一家法国媒体惟其马首是瞻。然而，东两方关系给他们的友谊注入了紧张，两人的成长路径遂渐对立，开始在哲学、知识分子的责任以及有必要或有可能进行何种政治变革的问题上产生分歧。
当加缪和萨特先后接掌了本方公众代言人的权柄，一场历史性的摊牌即成势所必然。萨特信奉暴力为一条变革之路，而加缪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最终导致了1952年残酷而极其公开的决裂他们从此断绝了交往，只是继续间接地相互攻讦，直到1960年加缪逝世。
在一份以细致入微、持论公允见长的报告中，阿隆森川编年体叙述了这个迷人的故事，表现了加缪和萨特如何从一见钟情到反目成仇，并在决裂以后继续关注对方。《加缪和萨特》熔传记和思想史、哲学激情和政治热情于一炉，将使每一位对两位伟大作家或令他们一刀两断的世界—历史命题感兴趣的读者心醉神迷。
作者介绍：岁纳德·阿隆森，韦恩州州立大学交叉学科研究教授。他此前或著或编过七本书，包括萨特《存在与虚无》的英文版、《萨特的第二卷批判》以及《置身于政治之外：一个哲学家眼里的南非》，均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译者介绍：章乐天，男，1979年生，不自由撰稿人，爱用随笔文字诉诸面向大师的致敬或背向历史的牢骚。现任职上海《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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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与加缪是二十世纪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双子星座，也被誉为二十世纪欧洲现代派文学的重要标志性人物。萨特与加缪都有着极为传奇的人生阅历，他们都富有颇为鲜明的个性特征和人格魅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同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同样在哲学、文学等领域做出了重大成就，为人类精神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或许正因为此，萨特与加缪最终的交恶一直为后来学者所提及和探讨。实际上，萨特与加缪无论在人生阅历、创作风格、哲学思想各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别，以致最终导致友谊成为仇敌。我们今天再来探寻这种差别，并无意于做道德的褒贬，只是想借以引起些须有意义的思考。
萨特出生于巴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可谓门庭显赫之家。萨特两岁丧父，自幼随母亲在外祖父家生活。其外祖父是位著名学者，且家中藏书甚丰。萨特从来不必担心物质生活，自小便养成了专心读书的良好习惯。幼年的家庭读书生活，与后来成为哲学家的萨特缜密严格的哲学思维基础有着密切关联。1924年，十九岁的萨特顺利进入法国最高学府巴黎高师求学，遂于1929年在全国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获第一名，并和第二名的波伏瓦结为终身伴侣。在此提及波伏瓦，笔者认为，被萨特称之为“海狸”的波伏瓦对哲学家矢志不渝的支持和理解，与萨特所取得的成就有不可忽略的关联。此后，萨特相继发表了大量哲学及文学著作,包括《想象》（1936）、《恶心》1938、《墙》（1939）等等。这些作品逐渐形成并具体阐释了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体系。同样鉴于萨特早期成长，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萨特一方面具有敏锐的哲学眼光，另一方面投入社会活动的时期却较晚（尽管如此，二战后被迫走出书斋的萨特依然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以其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人格风范产生了深远影响）。
较之于萨特，加缪的出生与成长则是极为悲剧性的。加缪的父亲是流亡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难民，其父也是在加缪少年时因战争而丧生，加缪的童年及少年几乎是在贫民窟中度过的。加缪被确定为战争孤儿，并在政府的接济下完成学业。可幸的是，加缪不仅天资聪颖，而且勤奋好学，还很富有奋斗精神，中学时起就开始打工赚钱以解决生活的困难。另外，悲剧的出生，磨难的少年阅历，促使早熟的加缪较早的关心并投入社会政治活动，关心并扶助贫苦大众。这些对加缪的后期创作也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加缪最为重要的作品包括：哲学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话》（1942）、中篇小说《局外人》(1942)、长篇小说《鼠疫》（1947）及论文集《反抗者》（1951），由此形成了具有“加缪特色”的哲学思想。后人将之以并列为存在主义哲学体系。
加缪始终被称之为存在主义者，但是有意思的是，他本人一直坚定地否认自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并坚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创作者，不属于任何派别。实际上，我们客观的讲，萨特与加缪的创作，无论在文学风格上还是在哲学主张上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从总体阅读感受上来讲，萨特的文学作品饱含着其深邃的哲学思考与见解，一般都较为沉重忧抑，枯涩难读。加缪的文学作品则不愧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典范，文笔优美，语言流畅，感情丰富，作者敏感的思维和深厚的情感往往跃然纸上，汩汩而来，令人爱不释手，动情之处，更令人潸然泪下。以下，我们以两位作家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为例，加以介绍。
萨特的长篇小说《恶心》第一次用文学这种样式阐述了萨特存在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没有本质的存在就是虚无。主人公罗冈丹整天在城市里游逛，无所事事，浑浑噩噩，在餐馆咖啡厅里白白消磨时间——面对这个虚无的世界和人生，罗冈丹感受到的只是“恶心”。但萨特最后借助于主人公对于“恶心感”的觉悟又深入了他的哲学见解：要想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中寻得解脱，那就只有通过“自为”的行动创造作为人的存在本质。
短篇小说《墙》和戏剧《恭顺的妓女》（1946）则进一步阐释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另一基本见解：人之于物的本质区别是“绝对的自由选择”。萨特在其1946年著名的哲学演讲录《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强调：“即使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依照萨特的见解，既然人是绝对自由的，自由选择也是绝对存在的，那么，人就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不然，他就不能称之为人。如《墙》中帕勃洛无意识的话居然出卖了自己的战友——由此，萨特意在指明，世界本身是荒诞的。但人须对自己在荒诞世界中的选择负全部责任，承担一切后果。再如《恭顺的妓女》中妓女丽瑟屈于威权压力和种族歧视出卖了清白的黑人，最终，丽瑟的代价就是沦为浪荡子弟弗莱特的掌中玩物。
萨特的文学作品中最富声誉思想最为深刻也最易被人所误读的就是独幕剧《禁闭》（1945）（也被译作《独立审讯》）。剧情是在地狱中的三个鬼魂中展开。并且借主人公加尔森之口说出了“他人即地狱”。萨特本人也因此而备受责难，指责他的存在主义是无情的，残忍的，无人道的哲学主张。实际上这是对萨特的极端误读，与此相反，萨特所说的“他人即地狱”，是针对人的选择来讲的。简述之即是，如果人与人之间不能正确对待，不能坦诚相见，那么，他人就是另一人的地狱。针对民众对于存在主义哲学的若干指责，萨特专门发表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说：“存在主义是最不哗众取宠的哲学，是最朴实无华的哲学”。
我们可以这样说，萨特文学作品强调的是人生的“虚无”，那么加缪的文学作品关注的则是世界的“荒诞”。《西西弗斯的神话》以哲学随笔的方式，第一次阐明了加缪对于世界是荒诞的的认识，并借助西西弗斯承担的永无止境推动巨石这一惩罚的行为，最终声明：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存在本身，而是以何种方式去存在的问题。而对人来讲，最高贵的不是仅仅存在，而是勇于承受在荒诞世界里的种种苦难和痛苦，永远满怀激情地追求光明和自由。西西弗斯就是荒诞世界里的一个荒诞英雄。
中篇小说《局外人》中以默尔索的冷漠、麻木来宣示了对抗荒诞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在这个荒诞世界中，默尔索是一个觉醒者，他意识到这个世界以及人的存在本身的荒诞感，于是以一种“游离于生活”之外的“局外人”的态度来反抗荒诞。因此，默尔索身上具有比西西弗斯更为坚定的积极意义。
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可以说，是加缪哲学思想的最终结晶。加缪热情赞颂了在荒诞世界中（在小说中表现所的是鼠疫来袭）人与人的友爱、互助、关心和忠诚。这部小说写得感情肺腑，情节生动，展现了加缪自身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苦难的敏感及对弱者的博爱。
哲学思想的差异最终导致了萨特与加缪的分道扬镳，这算是人类情感史的憾事，但从另外一方面讲，这种并不因个人私怨引起的交恶，又算是人类社会史上的佳话。从本文的以上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位思想家的诸多差异，但最深层面还是在哲学思想上。
首先，如上所述，萨特与加缪都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不同的是，萨特同时认为，人在荒诞的世界面前时无能为力的，人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作为自由存在着的存在方式而已。而对加缪来讲，世界的确实荒诞的，但人之为人在于“反抗”。正是他的论文集《反抗者》直接导致了与萨特的公开绝交。加缪认为，人在荒诞的环境中唯一的出路就是反抗，宣扬“纯粹的反抗”。加缪极力反对所谓“历史的反抗”，即反对使用暴力，而崇尚精神与道德的抗争。因此，加缪虽然赞扬马克思主义，却对诸如俄国革命给与了极力抨击。众所周知，萨特对于在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给予高度赞扬的。这就是他们的重大分歧之一。
另外，萨特与加缪的另一分歧在于：萨特并不承认有所谓的人性存在。萨特认为，既然“存在先于本质”，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普遍的人性”。人也决不可以依赖别人，因为没有所谓永恒的爱，而只有正在创造的爱。萨特始终强调个人的自由行动和绝对承担责任。而我们从加缪的《鼠疫》中即可看到，加缪对于人性之美的赞颂是发自内心的。他认为在荒诞世界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只有全人类联合起来，才可以取得反抗荒诞世界的胜利。
1960年加缪不幸在一场车祸中失去生命的第三天，萨特发表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悼念文章，其中说：“我与他曾将失和，反目。但即使双方永远不再见面，也算不了什么，这无非是另一种在属于我们的那个窄小世界里一起生活的方式，并且谁都知道谁的近况，这不妨碍我想念他。”“加缪永远是我们的文化场的主力之一，永远会以他的方式代表法国和这个世界的历史。”
伟人之交恶与缅怀，都令人敬畏。
而在1980年萨特葬礼的数万随行者中，有一个人这么称赞萨特：萨特的逝世，是我感到人类智慧的一盏明灯熄灭了。这个人是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
令人意外的是，萨特一生选择的都是拒绝与任何政府合作，他极力反对资本主义，上街参加法国“五月风暴”的学生游行，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
法国政府对于一个伟大而叛逆的思想者的宽容态度也是值得我们这个社会思考的。
逝者不朽。因其卓越。
很系统的介绍了两个人的友谊始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原作者是研究萨特的学者，而本书的翻译却是倾向于加缪。关于这点，译者本身似乎就感到有些矛盾～
靠，你什么时候变成学术男了。
这两个人的经历我看了过后基本就等于过眼云烟了，记不住~
看来，我老了
喜欢加缪而非萨特，加缪的东西像山顶的风，而萨特多半是书斋里的学问。
曾经哪里看过 说是萨特和加缪就像李白和杜甫
正在读《存在与虚无》，萨特的文笔太晦涩。。
何以见得译者是倾向加缪的？
译者自己说的……
譯後記里明確地點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