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生涯
2009-7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戴厚英
262
1995年本社出版了一套华东师大校友作家群丛书，均为散文。这是副总编阮光页提出的选题。阮光页原是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他的那个年级的校友中，正拥有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保平和陈丹燕等5位作家。他们在求学时就写了一些作品，其中孙颙、赵丽宏、王小鹰更早崭露头角，在进校前已发表了很不错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如几丛鲜艳的花枝，摇曳在那时还显得荒芜的文学园地上，相当引人注意。他们毕业后，十余年中，仍是新作不断，仍是一派方兴未艾的样子。1994年，作为编辑和同学的阮光页忽然想到：何不让他们各自编一本散文近作，集中推出，以形成一种景观呢？继而想到五六级的戴厚英、五七级的沙叶新等人，更是久负盛名的作家。一时虽不及细想，但已产生了“华东师大作家群”的概念，而决定先限于“校友”范围，来着手编辑、出版这套丛书。但戴厚英一本集子，刚与其他出版社签约，只得暂付阙如。这套丛书推出以后，上海文学界以至社会上的不少人，很快认可了这个“华东师大作家群”，师大因而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相当引人注目。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无人察觉，特地指出，冠以名称，可能一直会悄然无闻；而一旦命名，提醒了公众，大家会觉得十分自然，一点不觉得异样。接下来，编者就更“名正言顺”地来充实这个概念，在这套丛书里增加了比沙叶新更年长的鲁光，增加了也是七七级的周佩红，增加了比七七级还要年轻些的李其纲和徐芳，一起编为华东师大校友作家群丛书精选版，亦称第一辑，于2001年华东师大50周年校庆之际出版。让人万分痛惜的是戴厚英数年前不幸被暴徒杀害，而唯一的亲人女儿远在国外，当时找不到版权代理人，仍无法加入她的作品。 现在，我们又编了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去掉了“校友”两字，而算作第二辑。入选者不再限于校友，作品也不再限于散文。其中，戴厚英的一本，是通过复旦大学吴中杰教授联系上了她女儿作为版权代理人，并请吴教授编选和作序。六二级的王晓玉是本校教授，八一级的格非毕业后留校任教至2001年，后赴清华大学任教授。前两次编选时因我们拘泥于校友范围，没有请他们参加，现在弥补了这个缺憾。先后毕业离校工作的戴舫、李洱、摩罗、殷健灵，是这次才请他们加入的；朱晓琳虽不是本校毕业，然1997年就到本校任教了。我们觉得这第二辑里的作品，由于不拘体裁，不问作者是否成了校友，更显得多姿多彩，可能更会引起读者的兴趣。 高校中文系的学生，按照规范的培养目标，是语言和文学的理论人才，而非作家。但我心里总是稍有疑问，觉得不能说得过死。现代社会的知识者分工很细，文学理论和批评，与文学创作，确有相对独立的位置、价值和意义，可以各司其职。学校的教学内容和环境，也确实主要适合于作理论研究和相关的学术训练，而作家却要得力于社会实际生活的浸润和个人艺术创作的天赋，非课堂和书本可以造就。但是，从事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人，与从事其他专业如历史、哲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专业的人有所不同。他既要有社会科学方面的素养，如理论思辨能力等，又不应只有那种素养；因为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饱含人的情感的、好多地方难以仅仅用逻辑思维和冷静的理性来解释的文学作品，所以他要同作家一样懂得人的心灵，一样善于感悟人的情感，一样敏于体验现实的人生，并且要略有一点情感抒发、形象描绘等文学表达能力和习性。如果一个文学理论人才，一生只知孜孜君乞石乞，皓首穷“经”，在理论概念和推理中打转，于实际人生、人情、人性，漠然无所感受，难有会心，甚至对优秀的文学作品都缺乏阅读的渴望和鉴赏的兴味，那是有点可悲的，他实际上还徘徊在文学的堂奥之外。朱光潜曾说：“现在有些人放弃亲自接触过和感受过的事物不管，而去追问什么是美的本质这个极端抽象的概念，我敢说他们会永远抓不着美的本质。”他不客气地嘲笑一位美学理论文章的作者，竟然会“丝毫不用一点具体形象，丝毫不流露一点情感”。研究美学不应如此，研究与美学关系极为密切的文学理论当然也不应如此。五四初期发表、出版了一系列影响甚大的文学批评文章和文学理论书籍的沈雁冰，到1927年下半年，同时进行小说和散文创作了，并逐渐成为小说巨匠。他后来之所以同时从事创作，其中一个原因，就因为他觉得如果只是评论别人，自己不创作，难免要遭人议论。我们今天或者会认为他大可不必有这种想法，但我感到这无意中反映出真正的文学家的心态和对于文学的真知。文学创作毕竟是文学的根本。鲁迅也是先写文学论文，尔后主要从事创作的。有些以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学术研究闻名的学者，则在搞理论和研究之前，曾写过很出色的小说和诗，如我校已故的施蛰存老师，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我们过去听他的谈吐，现在看他留存的文字，都会深深感到理论和创作，在他那里几乎是分不开的。还有许多知名的学者和理论家，也相类似，只不过其中有的人过去的创作，现已不大为人知道罢了。高校的学生中能够出现作家，不必说是学校里教学的成功，却是很值得庆幸的好事。他们的存在，会给周围众多的致力于理论研究和批评的学生以生动的启示，启示他们不忘文学的根本，懂得文学的真谛，从而使他们写出来的理论文章，不至于与文学相隔离，真正能给读者和作家以启发。 那么，为什么华东师大会出现作家群，尤其会在七七级比较集中地出现呢？以我的浅见，从共性上说，我国高校七七级的学生，集中了许多因为“文革”爆发、停止高考而被积压了十年的优秀人才，其中有一批真正热爱文学、又长期颠沛于社会底层的“知青”，他们接触社会的程度，远非“文革”前的和以后的学生所能相比。从特殊性上说，是因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七七级，从一年级起就形成了一种文学创作的氛围。这“氛围”两个字，非常重要。对于学生的个体来说，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对于学生的群体来说，氛围是最好的向导，最强大的推动力，最有魅力的“首席教授”。当时，赵丽宏、孙颞、王小鹰三人，实际上已可称为作家。他们与同学们朝夕相处。大家耳闻目睹他们的言谈、文章，不禁产生“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予乃不能是”的争胜之心。何况他们三人，待人诚恳热情，乐于“指点”，而毫不自视特殊，拒人门外。这样，原来就热爱文学的许多同学的心里，升腾起创作的欲望，又从他们身上依稀体悟到在课堂上书本里得不到的某种创作的“门径”，同时发现了自己本有的创作的潜能，也写起东西来了。例如陈丹燕，就是在这种氛围里培育出来的后起之秀，现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又如周佩红，是在这期间打下根基，而于毕业后起步，写出了许多相当优秀的散文。还有这次加入的戴舫，也是七七级学生，他本专注于黑格尔美学和一些文艺理论的研读，在这种氛围下，最后也写起小说来。毕业后，他赴美国求学并获博士学位，在大学教比较文学和古汉语课程，但一直保持着在“七七级”形成的习性，在繁忙的教学之余，用中、英文写出了很多小说和电视剧本，至今乐此不疲，作品斐然可观。 现在这套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第二辑中，除戴舫外，都不是七七级的，比较分散。他们毕业有先后，成名有迟早，名声也有大小，但都是出类拔萃的。现在我们把他们另行集中在一起，是想更全面地展示出华东师大作家群的力量，并觉得现在的华东师大中文系师生以至其他高校的师生，可能会从中继续受到感染和激励。我们期望也许有一天，在华东师大或其他高校的中文系，会形成一个新的作家群。
我国高校七七级的学生，集中了许多因为“文革”爆发、停止高考而被积压了十年的优秀人才，其中有一批真正热爱文学、又长期颠沛于社会底层的“知青”，他们接触社会的程度，远非“文革”前的和以后的学生所能相比。而在华东师大校友作家群中就有那么一些代表人物：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保平、陈丹燕…… 这套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第二辑中，把华东师大校友作家群集中在一起，更全面地展示出华东师大作家群的力量，华东师大中文系师生以至其他高校的师生，可能会从中继续受到感染和激励。 本分册收录的是戴厚英的一些精选作品。
戴厚英，女，安徽颍上人。1938年3月，1956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历任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组助理研究员，复旦厌这中文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6年8月25日在上海寓所不幸被害。 著有长篇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空中的足音》《流泪的淮河》《悬空的十字路口》《脑裂》，中短篇小说集《锁链，是柔软的》《落》，散文随笔集《戴厚英随笔》《结庐在人境》，以及《性格·命运——我的故事》等。
前言 吴中杰第一辑◎一人世界阔一人世界阔面对真实的自己伊兹事之可乐安分守己选择寂寞悬空的十字路口任性斋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很少想到自己是女人畸零读书人书的蛊惑结缘雪窦寺宿缘风雨情怀第二辑◎我的文学观《人啊，人！》后记《诗人之死》后记《锁链，是柔软的》序《空中的足音》后记人，一本有趣而难读的书文学观念的背叛和皈依《人啊，人！》及其他文学创作要有个性说梦《人啊，人！》法译本序文学是我生命的呐喊它改变了我的命运忍不住，自白我写小品文给宁波耶子的一封信慢慢熬吧！第三辑◎陷落和突围性格·命运·我的故事（节选）做人·作文·我的故事（节选）公开的汇报第一次当“外宾”得罪了，马汉茂致马丁先生附录◎坎坷的人生道路吴中杰
第二辑◎我的文学观 慢慢熬吧！ 记不清多少年没进过剧场了。在“样板戏”风行之后，我看过的“非样板戏”是屈指可数的：《肮脏的手》、《假如我是真的》、《母亲的心》。自从搬到这里来住，就一个戏也不曾看过了。差不多成了乡下人，习惯于把到市区叫“去上海”，那感觉真有千里之遥。有时想去看个戏，一想到在车上摇晃那么长时间，还要被挤、被踩，被迫观看各种各样的相骂戏，便再也迈不开脚步了。 不看戏又有什么关系？现在不读书不看报也能过，而且过得更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南北与西东，这是当前最稳妥的生活方式。社会真的向前发展了。 可是，编辑先生来约稿，偏偏叫我谈戏剧的出路问题！我推辞，他们说，当前文学和戏剧不是有相似的状况吗？你就从这相似之处谈起，有啥说啥，拉杂谈来，不拘形式便了。 于是，我决定没话找话 整个民族文化都面临危机，文学和戏剧的困境不过是这种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种表现，一种反映罢了。 文学艺术的发展，像地里的庄稼一样，需要适宜的气候、土壤和种子。这三方面的条件不具备，便会出现危机。 先说气候吧。 文学艺术发展的气候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因素构成的。在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政治气候决定着文学艺术的生命。 不可否认，在“四人帮”粉碎以后的最初几年里，政治气候比较宽松，对文学艺术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那时，当权者、作家艺术家和广大的群众在政治上有一个共同的需要，即清算文化大革命和极左路线，争取国家和人民从一场浩劫中尽快复苏。那时，作家写得起劲，群众看得起劲，当权者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于是乎有“新时期文学”和“新时期艺术”之说。 一个错觉也在“新时期”产生了，以为从此以后文学艺术只有春天没有冬天了。然而十年一轮转，一年仍有四季，又经历几度严寒几度秋，人们渐渐地发现，各种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一致是暂时的，分歧却带有永久性。事实上，文学艺术尽管冲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区，它作为某种政治的宣传工具的命运却没有根本上改变，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作家艺术家企图完全挣脱脖子上的枷锁，可是悬在头上的却是带刺的桂冠。“批判”不再像“新时期”以前那么频繁和严酷，但“引导”却比以前更为细致和有劲。坚硬的枷锁变成柔软的锁链，柔软的锁链却更难挣脱。 于是，作家艺术家刚刚炽热起来的胸膛冷却了下来，有没有必要再自讨无趣？ 与此同时，各种各样西方文艺思潮被介绍到中国来，使作家艺术家心中压抑已久的文学艺术复归本体的愿望日趋抬头，他们似乎发现了新大陆。他们认为彻底摆脱政治气候影响的途径在于文艺复归到它的本体，把文学艺术从现实世界的各种关系中剥离开来，在作家艺术家的主观世界里去汲取源泉，在艺术形式的翻新中去寻求自由。于是有各种各样的探索。所谓多元化的局面便出现了。新浪潮一个接着一个，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一闪一闪地升起和降落，天空却是比以前热闹而美丽了许多。可是，这种局面也没有持续多久，星星们一个个暗淡下去了，自由仍然像飘在半空的气球，无着无落。 后来，各种各样的探索也离不开适宜的气候，一元化的政治社会体制对各种多元化的倾向的宽容都是有限度的。新的文艺思潮，特别是现代派思潮在哲学观上向现存的统治哲学提出了挑战，不受到限制是不可能的。艺术上的宽容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宽容度成正比。在现代派艺术的诞生地西方，就有这样的气候。那里的官方和民间都不一定非常欣赏现代派的艺术，可是他们欣赏和鼓励新的探索，新的创造。他们会花钱收买和收藏这些艺术，使之在艺术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文学艺术的土壤自然是它的对象：读者和观众。 中国文学艺术的土壤是贫瘠的。不错，我们人口众多，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作家艺术家能够像我们这样拥有众多的读者和观众。动辄几十万读者的数目常常令西方的同行羡慕和吃惊。可是，现在，我们却越来越感到了冷落，读者和观众越来越远离我们了。有人把这种状况的产生完全归咎于作家艺术家，这并不公正。 精神需要还没有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重要需要，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殚精竭虑，这一事实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在挣钱无门的时候，人们或者不得不花一点时间去读书和看戏，可是现在总算有了一点挣钱的门路，谁愿意为“精神”而消耗金钱和时间呢？自然，还有读书和看戏的需要。可是在全民族文化水准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什么样的作品得以流行是可想而知的。严肃文学艺术的创作者难免感到曲高和寡。 气候的多变，土壤的贫瘠，都给种子－文学艺术创作的主体作家艺术家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可惜。在这样的考验面前我们的种子显得过分软弱。 是的，我们已经从冰冻的气候中复苏了，这从我们一次又一次闯过禁区的勇气中可以看到。但是，我们毕竟被冰封得太久了，麻木的神经并没有完全复活，有一部分大概已经永远死去了。 我们的天性是要求自由的，自由对我们甚至比生命还可贵。但是，在追求自由的努力中我们却过多地向客观世界索取，要求保险系数，而较少地向自己的主观世界挖掘潜力。我们习惯于两眼看天，靠天吃饭。晴天时，我们会欢呼雀跃，脸上挂满欢喜的泪水，而一旦晴空中出现乌云，或者有了雨雪，我们便耷拉下眼皮和脑袋，缩头缩脑，举止失措。我们不能十分安然地对待风云变幻，大声疾呼：收放由人，自由在我！为什么呢？归根到底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完全把自己从旧的体制和旧观念中解放出来。 在文化专制的体制下，作家艺术家的处境是可怜的，但是，那时文学艺术却放在神圣的殿堂里，作家艺术家的作用被无限地夸大，其结果是既可以把他们打入地狱，也可以把他们捧进天堂。而进入天堂以后的待遇却是绝对优厚的。吃官俸，坐官位，一本书可以吃一辈子，红一辈子，除了封建王朝的御用文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文人有这样的待遇？天堂和地狱共有一面山墙，推倒地狱，天堂也要跟着倒塌，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对于这一点，我们之中的很多人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在一些人的心里，地狱固然可怕，天堂却是值得留恋的。枷锁不愿戴，桂冠却难舍。至少“铁饭碗”不忍放弃。所以不能不有所顾忌，不能不去争吃官俸的“专业作家”的位置，不能不去争相当于某某级的文艺官的位置。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端人家的碗怎敢不服人家的管？所以，我们只能争得个半独立。我们所要的创作自由本身就是不健全的。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我们，我们也是人，也要吃饭穿衣，养家活口，而现行的经济体制，出版新闻缺少自由的状况，不能给我们依靠稿费生存的保证。我们很多人又缺少其他的谋生手段。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我们的弱点，尽一切可能增强自己的独立意识和能力。否则，政治和经济的压力一大，我们就撑不住了。 几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又互相作用，文学艺术怎么可能不陷入困境呢？要寻找出路，自然也应该从改善这几方面的条件入手。 一说改造气候，就有要作家艺术家关心政治，干预现实的嫌疑了，而这，是为许多人所不屑的。 可是我却固执。我认为不论什么人都要努力改善自己的环境，参与改造现实的伟大斗争。中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文学艺术家作为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改造现实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有人说，政治与现实斗争和文学艺术没有关系，像刘宾雁那样地进行斗争和写作诚然可敬，却已经超出了文艺工作的范围，有人干脆说刘宾雁写的东西不是文学。 我不想在概念上与这种意见进行辩论。因为概念本来就不能说明复杂的现实问题。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不知有过多少定义，很难说哪一个定义是绝对正确的。事实上，每一个定义都只是一种观念，只能概括一部分文学艺术现象。历史上确有过某一种观念统治文坛的现象，因之也有“正统”和非正统的区别，但是，谁都明白，所谓正统从来都是自封或官赐的。文学与政治有没有关系，或者该不该有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争论了几十年，甚至更久远。可是分出了是非？其实，是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关系，怎么说怎么做都有道理。与政治有关系未必伟大也未必渺小；与政治没关系也未必渺小或伟大。关键在于你和什么样的政治有关系，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为政治服务的路线错在那政治不是作家艺术家自己选择的，而是少数政治家强加给他们的，还在于政治家们完全不顾艺术创作的规律，把文学艺术变成了和刀枪一样的工具。应该否定的是这两点。曾一度被我们推崇的萨特与政治有没有关系？不但有，而且太密切了！海明威呢？也如此吧！与过去的我们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一切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戴厚英在文坛上是个是非人物，她的小说创作，特别是那本打头炮的《人啊，人！》，曾激起阵阵波涛，也算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一道风景线。厚英的遭遇，不但关涉她个人的命运，而且也是时代思潮的反映，这里自然有人事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改革开放之初乍暖还寒时节的气候使然。她的这些遭遇在她的散文和回忆录中都有所记载，而且是带着深情的笔触写下来的。正因为这些文章是她用自己的激情写成，所以也就成为她写得最好的散文。我们将这类散文和回忆录的相关部分结集在一起，出了一本有关她写作生涯的专题性集子。 《我的写作生涯：戴厚英文学作品精选》分为三辑：第一辑主要反映作者的生存状态，让读者了解她是在怎样的状态下写作的；第二辑结集了作者谈自己文学观念的几篇文章以及一些相关的序跋，这些文学见解在现在的一些青年读者看来，也许已是相当保守的了，但在当时却引起轩然大波，是批判的靶子，特别是《人啊，人！》后记中所说的那些观点；第三辑则反映了作者因作品受批判而带来的人生际遇，和她的不屈的挣扎，虽然这些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回顾所来径，还是很有教益的。 一人世界阔、面对真实的自己、伊兹事之可乐、安分守己、选择寂寞、悬空的十字路口、任性斋、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很少想到自己是女人、畸零读书人、书的蛊惑、结缘雪窦寺、宿缘、风雨情怀、《人啊，人！》后记、《诗人之死》后记、《锁链，是柔软的》序、《空中的足音》后记、人，一本有趣而难读的书、文学观念的背叛和皈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