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电影
2009-12
杨远婴、 魏时煜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2出版)
杨远婴，魏时煜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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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杨远婴编著了（她们的声音：中国大陆女导演自述），收录个位大陆女导演的访谈和自述，试图为女性电影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十多年过去，中国电影的制作模式和作品样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导演们的王作状态也随之改变，从2002年至2008年，我们接续她们的声音，不断采访女导演，并把关注的范围从中国大陆扩展到了中国的香港、台湾和日本等地区和国家。几年来，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及日本四地近三十位女导演的配合和帮助，她们不仅热情参与对话，而且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文字和三百多幅图片。为了让读者对这些女导演的创作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的访谈注重成长过程，注重个人特点与变化，透过四地的女性电影王作者的创作状态，我们希望读者能够感受到不同年代、不同地区女性生存条件的差异。从20世纪50年代算起，大陆有四代女导演活跃于影坛，我们访问到了第一代的董克娜；第二代的黄蜀芹、王好为、史蜀君、王君正；第三代的彭小莲、李少红、胡玫、刘苗苗、宁瀛；第四代的马俪文（曾用名马晓颖），李玉、徐静蕾、李虹，此外还收录了七篇由导演本人撰写的创作自述，其中的精彩表述进一步剖示了她们的创作心路。香港的女导演，我们访问了80年代初开始拍片的张婉婷、90年代末面世的黄真真，以及集编剧导演子一身的林爱华。
《女性的电影：对话中日女导演》希望通过梳理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和日本女导演的脉络，结集七位女导演的自述，以及与27位女导演的对话，交出一份丰厚的答案。在与女导演们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关注她们的成长故事与创作历程，她们也极其真诚地倾诉了对生命与电影的爱与执著。 女性的电影与主流电影的分界在哪里？女导演的创作条件和方法与男导演有什么不同？在电影高度商业化的时代，女导演的作品为什么特别值得关注？
杨远婴，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影学系主任，电影研究所所长、主要学术成果：《外国电影理论文选》（1995）、《她们的声音》（1996）、《华语电影十导演》（2000）、《WTO与中国电影》（2002）、《电影作者与文化再现》（2005）、《中国电影文化史》（2006）等。魏时煜，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导演。导演纪录片作品：《红日风暴》（2009，与彭小莲联合导演），《记录之旅：原始档案》（2007），《崔健：摇滾中国》（N006）。电影编剧作品：《五颗子弹》（2007），《明明》（N006，联合编剧），主要学术论文：《揭示隐藏的地图：图解叙事学》（2006，与魏华昕合著），《百年银幕女性和女性电影传统的嬗变》（2005）。
前言大陆篇董克娜 我和电影艺术访谈：独立的女性王好为 访谈：生活即是美黄蜀芹 女性——在电影业的男性世界里访谈：女性自我的审视与追问王君正 访谈：月亮的两面史蜀君 访谈：社会责任与创作激情胡玫 散记十年访谈：心理·欲望·历史回归彭小莲 我的上海，我的电影访谈：生存与精神的空间李少红 我的女性觉悟访谈：女性的双眸刘苗苗 闲话“从影生涯”访谈：悲壮与率真宁瀛 访谈：真实的影像李虹 访谈：探索的延伸马俪文 访谈：从艺术片到商业片李玉 访谈：生活与城市的记录徐静蕾 访谈：成长·思考·行动香港篇张婉婷 访谈：童话·历史·摇滚黄真真 访谈：对电影的爱与执著林爱华 访谈：爱情的变奏台湾篇黄玉珊 女性·电影·人生访谈：双栖导演日本篇高野悦子、大竹洋子、岩波律子 访谈：三个女人一台戏——东京国际女性电影周的发起人羽田澄子 访谈：纪录片常青树出光真子 访谈：先锋的女性影像浜野佐知 访谈：独步三十载稹坪寻鹤子 访谈：轮椅上的希望熊谷博子 访谈：战场前线的女性河濑直美 访谈：生命与自然的诗篇
插图：大陆篇我和电影艺术董克娜电影是个浩瀚无边的创作天地。这个永远骚动的精灵，曾给我多少难解的困惑与烦恼，又给我多少历尽艰辛苦尽甘来的欢乐。我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一投入它的怀抱，它就成为我今生今世精神世界的主宰，成了我的终身事业。我步入电影界是历史的机缘。我从小喜爱电影，但没想到自己会投身电影事业，并且是一辈子。我出生在一个旧官吏家庭，没有任何艺术的“遗传因子”。解放军文艺工作的需要，使我走上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工作战场。1949年，我随解放大军南下，上海解放后，我和华东军区文工团半数左右的同志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进入当时对我而言十分陌生的电影界。我先是当演员，而后才改做电影导演工作。在我的艺术道路上，主要是受到苏联经典文学和电影艺术的影响，以及已故电影艺术家、我的老师、导演成荫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些厚实有力的影响，才使我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进电影艺术的殿堂。回顾几十年的导演生涯，感慨万干。60年代初期，在拍摄影片《昆仑山上一棵草》时，我立下誓言：一定要像“昆仑草”那样深深地扎根在神州大地，待严冬过后，把绚丽多彩的花朵，奉献给巍巍昆仑，妆点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是在共和国创业中成长起来的电影导演，为了报答哺育培养我的党和人民，我决心不计名利和报酬，用自己全部的心血向新的艺术高峰攀登。用抒情、细腻的笔触，讴歌奋战在“四化”建设中的人们；用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的激情和灵感，塑造出平凡而伟大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我通过影片深邃而富有哲理的思想内涵，提出日常生活中普遍而有重大意义的问题，给人以启迪，引导人们去思考：“应该怎样对待困难和矛盾？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大潮中，人们应当追求什么？人与人之间应该是怎样新型的关系？妇女在改革开放中的正确位置在哪里？”等等这样一些生活课题。我必须十分认真，做到一丝不苟地把我的每一部影片当作通向艺术之塔顶点的一级台阶。为做到这点，每部影片一经确定拍摄，我就把它看作一次战斗，从分镜头剧本开始，我都亲临第一线指挥，直至影片完成。不幸的是，病魔向我袭来。我曾两次患脑血栓，特别是第二次更为危险，经抢救方转危为安。但我体力已大不如前，只有做些力所能及的奉献。下面是我对几十年自我艺术之路的回顾与思考。钟情当代妇女题材我热衷拍摄妇女题材影片，不仅因为我是个女导演，更主要的是中国妇女的遭遇和她们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小时候，旧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留给我深刻的印象。解放后，妇女翻身了，但仍然遗留给妇女许多精神的、旧道德伦理的、经济的和物质的枷锁，以及男女间的许多不平等。尽管不能把女性文学、女性意识局限于表现女性的题材，但也不能否认女导演用妇女的眼光、从女性的角度去表现妇女题材，这有其一定的独特性。我偏重于拍摄女性题材的影片，是从无意识到有意识。《昆仑山上一棵草》的成功，使我受到领导、电影界权威和广大观众的鼓励和称赞。“应当多表现些妇女”使我有了这个思想的萌芽。到拍摄《第二次握手》才感到需要关注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一句话，因为我熟悉她们，我要把她们的命运、遭遇，她们的喜怒哀乐，她们的痛苦向往和追求，都展示在人们的面前，使人们受到启迪，使姐妹们从中悟出更多的东西。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和男人相同的平等地位。“妇女翻身当家作主”，大家都承认她们是“半边天”，“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已成为广大中国妇女的口号。但她们在成长中经历的友谊、爱情、家庭、工作与事业都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她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也还有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在表现女性的影片中，并非要撇开男性。我们不是拍“女儿国”。现今社会妇女生活中不能没有男性，在处理、观察、分析、揭示妇女命运中种种矛盾的时候应同时表现他们的作用和意义。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是漫长的。在历史上许多妇女悲惨命运无需多说，就是在新的时代女性为创业所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沉重，她们要克服许多旧思想、旧观念的重重障碍和束缚，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现代女性意识。她们心灵的创伤、命运的坎坷，甜酸苦辣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电影女导演，我有责任通过银幕艺术的形象，经过提炼，细致、逼真、感人地把它呈现在亿万观众面前，去震撼人民的心灵，获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理解。我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封建旧家庭，母亲因为没生儿子，因此和我一同遭到歧视和遗弃。所以，我对妇女的苦难由衷的同情，对广大妇女充满了爱心、崇敬和理解。我决心通过电影艺术歌颂她们，深刻地揭示和表现她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让广大妇女从中得到启迪、受到鼓舞，振作奋发去掌握自己的命运。新时代的妇女题材是极丰富、多种多样的，不同战线、不同职业、不同类型、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女性更是绚丽多彩。经我导演拍摄的女性主人公形象有献身于青藏高原的普通妇女和大学生（《昆仑山上一棵草》）；有既热爱工作又热爱生活的女售货员（《金鹿》）；有品格高尚、追求光明的盲女（《明姑娘》）；有热爱祖国，海外归来献身祖国建设事业的女博士（《第二次握手》）；有在改革大潮中展露才华的乡村客店的女经理（《相思女子客店》）；也有敢于向世俗观念挑战的女画家（《谁是第三者》）；有爱子过切，一味望子成龙走入误区，以致打死亲生儿子，造成家庭悲剧的女性（《失去的梦》）；有在个人感情和复杂生活矛盾中奋力前进的女记者（《女性世界》）；还有刻划农村妇女主任和女企业家等形象的影片。她们在事业和爱情上有成功，也有失败，在人生路上有欢乐亦有悲伤。每个女性的处境、经历、遭遇虽不同，但她们都有坚定的意志、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心灵，她们都是自尊、自信、自强的女性。我追求的正是这种积极向上的美，我在这些女性形象上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激情。
《女性的电影:对话中日女导演》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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