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造法式》辭解
2010.7.1
天津大学出版社
陈明达
550
无
原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杰出的建筑史学家陈明达（1914-1997年）先生的遗着《（营造法式）辞解》即将出版了，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领域取得的一顼新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是事关古代建筑遗产保护的一件大事——它直接为研究和保护早期木结构建筑提供了权威性的技术参照。书稿的整理者向我介绍了这项工作的基本情况，并邀请我作一篇序言，盛情难却，我谨作为这一领域的晚辈学人和一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写几点感言，聊以代序。 陈明达先生是我一向钦敬的学者，也是我们国家文物局的老前辈、老专家，对国家文物局的工作曾做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20世纪初，在已故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的主持下，国家文物局（当时稻为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曾先后聘请过许多知名学者任职，如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任局博物馆处处长、书画鉴定专家张珩先生任文物处副处长，而谢元璐（考古学家，教授）、傅忠谟（古籍版本和古器物研究专家，研究员）、罗福颐（古文字学家，教授）、徐邦达（书画鉴定家，研究馆员）、陈明达（建筑史学家，研究员）等知名学者则被聘任为局业务秘书，发挥各自的专长，为文物局的工作献计献策。在此时期，陈明达先生曾在统筹安排古建筑普查、决策国家重要文物修缮工程项目（如赵州桥大修、永乐宫搬迢工程等）、建立古建筑保护技术档案、拟定文物保护法规以及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值得后人钦敬的是，肋年代初，鉴于文物局各项专业工作已逐步走向正轨，陈明达等专家主动将他们的工作移交给更年轻的同志， 自愿离开政府机关，转入教学或研究机构，精心治学。这样的选择，表现了他们淡泊名利、勤奋、笃实的学者风范，也给人以启示：我们事业的发展需要多方面的人才各尽所能、和衷共济，既要有专业人士参与社会工作和行政工作，也要有学者心无旁骛地固守书斋、潜心于学术研究。
陈明达（1914-1997）湖南祁阳人，1932年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始为绘图员，后升为研究生、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师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先生，重点致力于全国古建筑、石窟寺类文物的研究与保护工作。1949年以后，历任文化部文物局业务秘书、工程师，文物出版社编审，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陈明达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他长期从事古代建筑遣构的调查工作，并以实物测绘、文献考证和理论分析三者的结合为研究基础，通过《营造法式》的专题研究，重点探索古代建筑设计规律，阐发古代建筑的科学性，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其主要著述有《应县木塔》、《巩县石窟寺》、《大木作制度研究》、《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和《蓟县独乐寺》等。
序一序二整理前言凡例词条索引词条首字音序索引辞解正文附录 词条对应插图索引 插图对应词条索引 插图涉及的文物 朝代索引 插图涉及的文物 地点索引 插图说明跋
插图：首先是识读陈先生的手稿，按照原文的意图，对词条的编排顺序、用字以及标点逐一加以整理，录入计算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因原稿尚是初稿，词条及释文钩改涂抹更换次序乃至改变页数之处不在少数。同时，词条排序、用字、标点等格式亦时有微差。比如，原稿在词条排序方面，总的来说是依照梁思成先生撰写的《清代营造辞解》体例：将词条以首字等画数为序排列，笔画数相同的以所属部首先后为次，首字相同的再以次字笔画为序，其余以此类推。于是，我们本着这一原则，对个别次序与之不相符合的地方进行了调整。另外，在用字方面，陈先生原稿基本为常用繁体字，来自《营造法式》的字词写法则多准仿宋的陶本，即陈先生晚年研究的工作用本。本着这一原则，我们将其间偶尔使用的简化字改为繁体字，并对手稿中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如砖、坞）加以统一。这部分工作除了比对陶本外，也参考了其它几种版本的《营造法式》C92，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图书馆藏张蓉镜抄本（张本）以及新近影印出版的故宫本《营造法式》，特别是中华书局影印的南宋刊本《营造法式》残卷，是确定字形时的重要依据。最后校对统稿阶段还参考了北宋时期影响较大的两部韵书《广韵净和《集韵》的宋刊本。另外，考虑到《辞解净涉及的词语尤其是各个词条其中有很多字对于非专业的读者而言可能显得生疏，因此，为了阅读时的顺畅以及进一步查阅其它辞书的方便，我们特地给每个词条加注了汉语拼音，供读者参考。具体的读音基本上依照《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遇到多音字或异体字等情况，则结合字词的含义，根据我们的理解选定了一种读音。确定读音虽然总的看来操作比较简单，即依照《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即可，但若具体到每个音的确定，又涉及到不少问题，情况往往非常复杂，需要做专门的深入研究；而且字的音义关系甚为密切，而除了读音之外，字形也有类似的复杂情况，同时还要考虑版本刻印传抄的因素，也就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关于读音和字形，此前学界已经都有过一些讨论，限于篇幅，这裹仅依文字在原书中是否有音注，分两种情况各举一例大概说明一下我们的工作方式。
《辞解》：封面底图采自南宋刻本《营造法式》，左上方是陈明达先生签名，书脊及扉页题名集南宋刻本《营造法式》及南宋刻本《孟子注疏解经》。正文笔画数上下栏图案摹自正定隆兴寺大悲阁北宋崇间《敕赐阁主》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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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按照检索顺序来排的 而不是按照营造法式来排的 所以看了来觉得有点点累 不过都有解说和图样 很好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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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于《营造法式》的大部分词条进行了解释，排版较为精细，尤其是利用宋元书画对木作构件进行说明，估计这应该是受了傅熹年的建议。
感觉此书稍显不足的就是，所选照片范围过小，往往一座庙宇有多张照片呈现，希望再版时照片选取能够更广泛些。书中把天台庵写成了所辖潞城，算是一处差错，当属平顺县。此外后页《竹笳十八拍》在后索引目录中被写成了别的名称，算是一处笔误。再者部分词条解释的并不清晰，比如铺作的算法，以及重台勾栏等词条。
瑕不掩瑜，前后翻阅此书概有10遍，每次都能获得新的收获。好书一本。
《〈營造法式〉辭解》[1]是對我國古代建築經典《營造法式》中1105個詞條的解釋，是建築史學家陳明達先生晚年研究《營造法式》的遺著。作爲陳先生的學生，王其亨、殷力欣先生一起承擔起了整理《辭解》的工作，王其亨教授領導的天津大學建築學院建築歷史與理論研究所的師生也多與其間。值此中國營造學社成立80週年之際，在各方人士的共同推動下，將10餘年來整理和學習這部著作的階段性成果付梓，以饗學界同人，並告慰陳先生在天之靈。筆者受王老師和殷先生所囑，謹將陳明達先生的生平和學術成就、這部著作的內容和價值以及我們整理工作的有關情況略作介紹，以供讀者參考。
一 生平與學術事蹟 [2]
陳明達（1914～1997），湖南祁陽人，生於長沙。其先世陳大受(1702～1751），爲清乾隆朝軍機大臣、太子太傅、直隸總督、兩廣總督，諡“文肅”。曾祖陳文騄（1840～1904），光緒朝歷任杭州知府、臺北知府、臺灣兵備道道員、廬州知府等職，於光緒十八年(1892）任臺北知府時倡修的40卷《臺灣通志》是現存臺灣舊志中最大的一部。民國14年（1925），父陳肯堂舉家從長沙遷往北京。其年，陳明達11歲，到北京後與莫宗江（1916～1999）成爲同學，二人交誼終身不渝。在北京上學期間，陳明達曾師從齊白石學習國畫，另從德國畫師習素描、水粉。家貧故常變賣古籍，父每擇其佳者令其手抄全書留底。1931年高中畢業，原擬赴東北大學學習，因時局和家境而輟學謀生。1932年，經莫宗江介紹，入中國營造學社，始爲繪圖員，後升爲研究生、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在營造學社期間師從梁思成、劉敦楨先生，是劉敦楨先生的主要助手。上世紀30、40年代營造學社進行的實地考察與各項研究活動，陳明達多與其中。1937年轉移到西南後，除了參與營造學社組織的雲南、四川古建築調查活動外，1941～1942年還作爲營造學社的代表參加了中央博物院彭山漢代崖墓的發掘考察，專門負責崖墓建築的研究工作，完成了《崖墓建築——彭山發掘報告之一》[3]、《四川崖墓》[4]等專著。同一時期，以梁思成、莫宗江先生等1930年代調查、測繪應縣木塔的工作爲基礎，於1942年繪製完成了木塔1/20模型的圖紙60餘張[5]，又繪製學社調查漢闕模型圖紙約50張。1943年離開營造學社，赴重慶任陪都建設委員會工程師、中央設計局研究員，參與重慶城市規劃。解放後，主持設計、監督施工了西南局辦公大樓和重慶市委辦公大樓，在此期間還撰有《西南區的古建築及研究方向》[6]一文。
其間，梁思成先生向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推薦陳明達到文物局任職，因西南局辦公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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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下簡稱《辭解》。
[2] 關於陳明達先生的生平，殷力欣先生整理彙編的《陳明達古建築與雕塑史論文集》附《陳明達年譜》所
述甚詳。這裏以《年譜》爲基礎，結合其他材料，僅將其家世和生平學術事蹟略作梳理，以供讀者參考。
[3] 陳明達. 崖墓建築——彭山發掘報告之一（上）[C]//張复合，賈珺. 建築史論文集(17).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60‐88. 陳明達. 崖墓建築——彭山發掘報告之一（下）[C]//張复合，賈珺. 建築史論文集(18).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125‐150.
[4] 後佚失，《崖墓建築——彭山發掘報告之一》曾提及此稿。見：陳明達. 崖墓建築——彭山發掘報告之一（上）[C]//張复合，賈珺. 建築史論文集(17).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72.
[5] 陳明達. 應縣木塔·編後記[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43.
[6] 陳明達. 西南區的古建築及研究方向[J]. 文物參考資料，1951，(11)：106‐113.
程而推遲至1953年方成行，任文化部文物局業務秘書、文物處工程師，致力於全國古建築、石窟寺類文物的研究與保護工作，參與擬定了《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與《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其中，古建築方面的工作成果可見於1953年發表的《海城縣的巨石建築》[1]、《古建築修理中的幾個問題》[2]，1954年發表的《關於漢代建築的幾個重要發現》[3]、《山西——中國古代建築的寶庫》[4]、以及與祁英濤等合寫的《兩年來山西省新發現的古建築》[5]、《山西省古建築修繕工程檢查》[6]、《山西省新發現古建築的年代鑑定》[7]，1959年建國10週年發表的《建國以來所發現的古代建築》[8]，1961年發表的《褒斜道石門及其石刻》[9]、《漢代的石闕》[10]等文章。石窟寺方面則主要涉及三篇文章。兩篇發表於1955年，其一爲《四川巴中、通江兩縣石窟介紹》[11]，其二是整理趙正之、莫宗江、宿白、余鳴謙等勘察敦煌莫高窟的工作成果，撰寫成的《敦煌石窟勘察報告》[12]。還有一篇發表於1959年，即《關於龍門石窟修繕問題》[13]。同時期，結合上述兩方面的業務工作，還著有《漫談雕塑》[14]和《保存什麼？如何保存？——關於建築紀念物保存管理的意見》[15]、《再論“保存什麼、如何保存”》[16]等文章。另外，在1950年代上半期與大木匠師路鋻堂等合作，以此前繪製的應縣木塔圖紙爲基礎，指導了木塔模型的製作。
從1950年代後半期開始，陳明達參與了兩項研究中國建築的集體工作。起先，受梁思成先生委託，於1956年參加編纂《中國建築》[18]圖集，並撰寫前言，進而遵從梁先生建議，將篇幅較長的前言初稿以《中國建築概說》[19]爲題另作專文發表。而後，又在1960年代初參加了劉敦楨先生主編的《中國建築簡史》和《中國古代建築史》數稿的編寫、修訂工作[20]，並於1963年發表了《對〈中國建築簡史〉的幾點淺見》[21]。
1961年，調任文物出版社編審，負責審定古建築、石窟寺兩類書稿，選定應縣木塔和鞏縣石窟寺分別作爲這兩類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全面記錄性圖錄的試點。隨後即親赴現場進行考察、測繪，撰寫研究論文，並於“文革”前先後完成和出版了《鞏縣石窟寺》[22]和《應縣木塔》[23]兩部專著。這一時期，以《應縣木塔》爲起始，陳明達制定了包含約30個專題的中國建築史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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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明達. 海城縣的巨石建築[J]. 文物參考資料，1953，(10)：72‐77.
[2] 陳明達. 古建築修理中的幾個問題[J]. 文物參考資料，1953，(10)：78‐87.
[3] 陳明達. 關於漢代建築的幾個重要發現[J]. 文物參考資料，1954，(9)：91‐94.
[4] 陳明達. 山西——中國古代建築的寶庫[J]. 文物參考資料，1954，(11)：93‐96.
[5] 陳明達. 兩年來山西省新發現的古建築[J]. 文物參考資料，1954，(11)：37‐84.
[6] 陳明達. 山西省古建築修繕工程檢查[J]. 文物參考資料，1954，(11)：85‐86.
[7] 陳明達. 山西省新發現古建築的年代鑑定[J]. 文物參考資料，1954，(11)：87‐89.
[8] 陳明達. 建國以來所發現的古代建築[J]. 文物參考資料，1959，(10)：37‐43.
[9] 陳明達. 褒斜道石門及其石刻[J]. 文物，1961，(4/5)：57‐61.
[10] 陳明達. 漢代的石闕[J]. 文物，1961，(12)：9‐23.
[11] 陳明達. 四川巴中、通江兩縣石窟介紹[J]. 文物參考資料，1955，(1)：32‐68.
[12] 陳明達. 敦煌石窟勘察報告[J]. 文物參考資料，1955，(2)：39‐70.
[13] 陳明達. 關於龍門石窟修繕問題[J]. 文物參考資料，1959，(3)：30‐34.
[14] 陳明達. 漫談雕塑[J]. 文物參考資料. 1955，(2)：102‐108.
[15] 陳明達. 保存什麼？如何保存？——關於建築紀念物保存管理的意見[J]. 文物參考資料，1955，(4)：
6‐10.
[16] 陳明達. 再論“保存什麼、如何保存”[J]. 文物參考資料，1957，(4)：66‐70.
[17] 陳明達. 應縣木塔·編後記[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43.
[18] 中國科學院土木建築研究所，清華大學建築系. 中國建築[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
[19] 陳明達. 中國建築概說[J]. 文物參考資料，1958，(3)：14‐25.
[20] 見：國家建委建築科學研究院.《中國古代建築史》的編寫過程//劉敦楨. 中國古代建築史[M]. 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4：422，423.
[21] 陳明達. 對《中國建築簡史》的幾點淺見[J]. 建築學報，1963，(6)：26‐28.
[2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 鞏縣石窟寺[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
[23] 應縣木塔[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66.《鞏縣石窟寺》與《應縣木塔》二書1960年代出版時均未署主要作者之名，《應縣木塔》“文革”後再版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方寫作“陳明達編著”。
“文革”開始，研究工作中斷。1970年陳明達夫婦被下放至湖北咸寧。1973年返京後，調任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建築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恢復研究工作，開始撰寫《周代城市規劃雜記》[1]，並與賀業鉅先生探討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問題。其後，又與預應力混凝土結構專家
杜拱辰先生合作，於1977年發表了《從〈營造法式〉看北宋力學成就》[2]。同時，還承擔了《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史》一書戰國至北宋木結構建築技術部分的撰寫工作，後來，又將此稿修改補充爲《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築技術（戰國——北宋）》[3]於1990年出版。1978年，
補寫了新版《應縣木塔》的《附記》，並撰寫完成了《〈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兩書於1980、1981年先後出版[4]。1980年代初，爲天津大學建築系、清華大學建築系、中國藝術研究院等院校的研究生授課。1984年，在薊縣獨樂寺重修千年之際，寫成《獨樂寺觀音閣、山門建築構圖分析》[5]，後來又擴充爲《獨樂寺觀音閣、山門的大木制度》。同年，爲其指導的王天所著《古代大木作靜力初探》[6]作序，又爲井慶升《清式大木操作工藝》[7]撰寫前言。
1980年代前半期，撰寫、發表了兩篇對中國建築史研究極具指導意義的文章，其一是1981年爲慶祝《文物》300期而作的《古代建築史研究的基礎和發展》[8]，其二是1986年發表的《紀念梁思成先生八十五誕辰》[9]。1980年代後半期，主持了一系列關於古代建築、石窟寺著作的組稿、撰稿和編審工作，主要包括：主編“中國古代建築研究”叢書並爲其組稿，主持《中國大百科全書·建築、園林、城市規劃卷》[10]中“中國建築史”分科的編寫，參加《中國石窟·鞏縣石窟寺》[11]的編審，主編《中國美術全集·鞏縣、天龍山、響堂山、安陽石窟雕刻卷》[12]並撰寫卷首論文《北朝晚期的重要石窟藝術》，至1990年代還抱病審閱《四川漢代石闕》[13]書稿。1987年從中國建築技術研究院建築歷史研究所退休後，繼續進行學術研究，包括撰寫《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築技術（南宋至明、清）》[14]、《〈營造法式〉研究札記》[15]、《〈營造法式〉辭解》等，直至1995年方因年邁終止寫作。
縱觀陳明達先生的一生，未及弱冠即入營造學社跟從梁思成、劉敦楨先生學習和研究中國建築，直至耄耋之年仍研精覃思、筆耕不輟，前後越一甲子，即使是在1940、1950年代從事城市規劃、建築設計實踐期間，也堅持學術研究，60餘年如一日，將一生都獻給了研究中國建築的事業，他的學術成果不僅是我們這個時代認知中國建築的寶貴財富，也成爲後來者繼續前進的堅固基石。
陳明達先生的學術歷程，他在1980年自己總結爲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著重實物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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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明達. 周代城市規劃雜記[C]//張复合. 建築史論文集(14).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57‐70.
[2] 杜拱辰，陳明達. 從《營造法式》看北宋力學成就[J]. 建築學報，1977，(1)：42‐46，36.
[3] 陳明達. 中國古代木結構技術（戰國——北宋）[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4] 陳明達. 應縣木塔[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陳明達.《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5] 初名爲《獨樂寺兩建築的構圖分析》，作爲“獨樂寺重建一千週年紀念論文”發表但未公開出版，後收入：文物出版社編輯部. 文物與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三十年紀念[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6] 王天. 古代大木作靜力初探[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7] 井慶升. 清代大木作操作工藝[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8] 陳明達. 古代建築史研究的基礎和發展[J]. 文物，1981，(5)：69‐74.
[9] 陳明達. 紀念梁思成先生八十五誕辰[J]. 建築學報，1986，(6)：14‐16.
[10]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 中國大百科全書.建築、園林、城市規劃卷[M].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
書出版社，1988.
[1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中國石窟.鞏縣石窟寺[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12]《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 中國美術全集.鞏縣、天龍山、響堂山、安陽石窟雕刻卷[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13] 重慶市文化局，等. 四川漢代石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14] 陳明達. 陳明達古建築與雕塑史論[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217‐238.
[15] 陸續整理發表於：張复合. 建築史論文集(12)[C].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31‐41. 賈珺. 建築史(22)[C].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1‐19. 賈珺. 建築史(23)[C].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10‐32.
查、測繪，積累感性認識，這是在20幾歲之前；第二個階段始於而立之年，主要是在建築設計工作之餘，深入、系統研讀《營造法式》，打下理性認識的基礎；第三階段則開始綜合前兩階段的成果，取得躍進，這是在中年以後。令人遺憾的是，由於“文革”前後停頓了10餘年，所以陳明達先生計劃在第三個階段研究的約30個專題，最後及身完成的僅有《應縣木塔》、《〈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獨樂寺觀音閣山門的大木制度》等寥寥數種，而這些著作也是陳先生最重要的學術成果。
二 《辭解》的寫作背景
總覽陳先生畢生著述，有一條主線貫穿其中，這就是對研究中國建築的“必不可少的參考書”[1]——《營造法式》的深入研究。不論是反映古建築初步調查成果的描述性報告，如《兩年來山西省新發現的古建築》、《敦煌石窟勘察報告·窟檐概況》，還是深入到建築設計層面的個案研究，如《應縣木塔》和《獨樂寺觀音閣山門的大木制度》，或是像《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築技術》這樣跨越時代和地域、針對中國建築整體的通論性著作，更毋論主題與《營造法式》直接相關的《從〈營造法式〉看北宋的力學成就》、《〈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等專著，可以說，陳先生的學術人生就是孜孜不倦的解讀《營造法式》、探究中國建築史的一生，他在梁思成、劉敦楨等先賢開創的道路上躬行踐履，掀開了一頁又一頁嶄新的學術篇章。正如傅熹年先生所評介，“對《營造法式》的研究是陳先生在建築史研究上的最傑出的貢獻”[2]。
因此，陳先生遺稿中最完整的兩部都是與《營造法式》相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雖然陳先生未能完成計劃研究的30個專題，是學界的重大損失，但他却留下了數萬言的研究《營造法式》的札記和包含千餘詞條的《〈營造法式〉辭解》，都極具學術價值。其中，《〈營造法式〉研究札記》文字已整理發表。其內容及整理情況請讀者查閱原書及殷力欣先生所撰附記[3]，這裏不再贅述，僅將《辭解》的情況略作介紹。
《辭解》原稿寫於16開信紙上，頁400格，共109頁，總計1105個詞條，42000餘字。詞條依首字筆劃數爲序，自兩劃的“入”字始，至33劃的“麤”字終，其間於筆劃變更處皆前後空行居中標出“三劃”、“四劃”……諸如此類。詞條的名稱都用下劃線標出，以示與
釋文的區別。如：“坐面版 佛道帳等帳坐上平鋪的版。”原稿又多在詞條釋文末尾的右側頁邊，用小字注出該詞條在《營造法式》原文出現的卷數。如：
“曲脊 兩際風內九脊殿山出之下，搏版以的屋脊。卷五 109 ”
其中，“卷五”在上，“109”在下，分居兩行。陳先生晚年研究多用商務印書館影印“萬有文庫”的四冊《營造法式》（即所謂“小陶本”）作爲工作本，這裏的“卷五 109”指的就是“曲脊”這一詞條出現在小陶本的第五卷、該冊的第109頁。註明出處的在全稿前後各處
有所不同，總的來說有三類。首先，從開頭到三劃“上華版”，各詞條均出注；接下來，直到原稿52頁“馬面”，則並非逐條標出，間有省略；再往後，到原稿第59頁十劃的最後一個詞條“起突卷葉華”，這部分詞條末尾注出卷數者就越來越少，往往每頁僅有一條甚至空
缺。十一劃以後的部分，約佔全文的一半篇幅，除了“階唇”一條外，皆未注明卷數。依照這些標註一一查核原文，可發現相當一部分情況都是關涉該詞條含義或詳細作法的語句。
原稿中文字的寫法基本依照仿宋的陶本，尤其是詞條名稱以及釋文中所涉及的《營造法式》原文詞、句，遵從較爲嚴格。同時，也存在使用異體字、簡化字和前後用字不一致的情況。數字的寫法有兩種情況。在意爲材份數的“分”之前表示有多少份的數字，以及上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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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思成先生在《〈營造法式〉註釋》的《序》裏所說。
[2] 傅熹年. 序//陳明達. 陳明達古建築與雕塑史論[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3] 賈珺. 建築史(23)[C].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31，32.
到在頁邊標註的原書頁碼，基本都寫成阿拉伯數字；其他的數字均寫成漢字。另外，原稿中還存在幾個詞共用一條釋文的做法。將幾個詞（大多爲兩個詞）並列，兩詞之間以頓號間隔或後一詞加括號，共用同一條釋文。這樣的做法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幾個詞的意義相同或相
近，故系於一條解釋。如：
“盆脣、盆脣木 鉤闌尋杖下方的通間長構件，上坐癭項雲栱以承尋杖，下接蜀柱。木製者名盆脣木。 卷三 63，卷八 176”
另一種情況是幾個詞同類，釋文僅指出其所屬的類別，未作進一步區分，故放在一起解釋。如：
“水地魚獸、水地雲龍 石作雕刻紋樣之一，用於柱礎。 卷十六 126”
有很多詞條，也是含義相近，但卻未採取這種並列共出一條釋文的形式，而是都單獨列出一個詞條，在釋文中說明含義互見。如：“版引簷 即引簷，詳引簷條。”
值得一提的是，《辭解》中有不少表物件名稱的詞條，釋文都稱“做法不詳”、“形制不詳”或“形制及用途不詳”。如“芙蓉瓣”一條，釋文作“經藏、轉輪藏以及佛道帳等均作芙蓉瓣造。其形制不詳。”（第189頁，未加說明皆爲本書頁碼，下同）再如“平棊錢子”一條，釋文爲“佛道帳上的名件，其形制不詳。”（第120頁）更有“皇城內屋”一條，僅列詞名，釋文則付闕如，僅於右側頁邊注“卷二十五 50”（第255頁）。[1]
以上是《辭解》原稿的大致情況，因其未在陳先生生前發表，也沒有像《應縣木塔》再版的《附記》或是《〈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的《緒論》那樣由作者親自撰寫的介紹本書寫作緣由、論述主旨以及研究方法之類的文稿存世，故作爲整理者，僅就我們歷年學習
整理所得到的一些認識略述於此，供讀者參考。
《辭解》編寫的緣由有兩條線索，其一是編寫建築詞典，其二是研究《營造法式》，特別是對其名詞術語的解讀。
首先說第一條線索。從名稱、內容、體例等方面看，《辭解》繼承了梁思成先生1930年代初研究清代建築及工部《工程作法》編寫《清式營造辭解》的做法。梁先生在爲1932年3月脫稿的《清式營造則例》作的《序》中寫道：
“清式營造專用名詞中有許多怪誕無稽的名稱，混雜無序，難於記憶，茲選擇最通用者，約五百項，編成《辭解》，並註明圖版或插圖號數，以便參閱。”[2]
事實上，早在營造學社成立之前的民國8年（1919），後來成爲學社創辦人兼研究主要策劃者的朱啟鈐先生在倡議重印新發現的丁本[3]《營造法式》時，即認爲此書卷首之《總釋》“允爲工學詞典之祖”[4]，對此書的發現以及如此的定位也成爲其矢志不渝研究中國建築的
重要契機，從此以後，以《營造法式》爲先導，編纂中國營造用語的詞典即作爲一大研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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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雖然由於相應的專門研究尚未開展，陳先生撰寫《辭解》時未能給出包含具體描述的詳細釋文，但是，列出這些詞條本身實際上就是極爲重要的研究成果。正是在陳先生的提示下，我們在學習整理《辭解》過程中，尤其是實地調查測繪時，特別留意探究這些詞條的含義，並取得了一系列發現，總算沒有辜負陳先生的期望。如上文提到的“芙蓉瓣”和“平棊錢子”，就分別在晉城二仙廟大殿殿內宋代小帳（圖177、115）、長子崇慶寺大殿宋代小帳以及大同下華嚴寺薄伽教藏殿的壁藏天宮（圖114）等處發現了與《營造法式》較爲契合的實例。
[2] 梁思成. 清式營造則例·序[M]. 北京：中國營造學社，1934：2.
[3] 現存《營造法式》的幾種版本，名稱已爲學界熟知，包括較爲完整的丁本（石印本）、張本、故宮本、陶本和文淵閣、文溯閣、文津閣等幾種四庫全書本，以及不完整的南宋刊本（紹興本、紹定本），《永樂大典》抄錄的部分（永樂大典本）等。《營造法式》的版本，自朱啟鈐先生倡刊石印本以來即成爲研究《營造法式》的重要問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謝國楨.《營造法式》版本源流考[J].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1933，4(1)：1‐14. 陳忠篪.《營造法式》初探[J]. 文物，1962，(2)：12‐17. 李致忠. 影印宋本《營造法式》說明//[宋]李誡. 營造法式（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南宋刻本，古逸叢書三編之四十三）[M]. 北京：中華書局，1992：1‐10. 傅熹年. 介紹故宮博物院藏鈔本//傅熹年建築史論文選[M]. 北京：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492‐495.
[4] 朱啟鈐. 序//[宋]李誡. 營造法式（陶本）·第四冊·附錄[M]. 北京：商務印書館重印本1954：246.
務一直深受其關注[1]。1925年朱先生爲陶湘受其囑託主持校勘、刊印的仿宋本《營造法式》（即陶本）撰寫《重刊〈營造法式〉後序》，特別提到：
“亟應本此[2]義例，合古今中外之一物數名及術語名詞，續爲整比，附以圖解，纂成《營造辭典》……”[3]
尤其到了1929、1930年營造學社成立前後，朱先生更是一再強調此事的重要性。如在1929年3月爲文昭示學社旨趣時說道：
中國之營造學，在歷史上，在美術上，皆有歷劫不磨之價值。啟鈐自刊行宋李明仲《營造法式》，而海內同志，始有致力之塗轍……營造所用名詞術語，或一物數名，或名隨時異，亟應逐一整比，附以圖釋，纂成《營造辭彙》……”[4]
闡明學社任務時又將編纂《營造辭彙》列在計劃的第一項“屬於溝通儒匠、濬發智巧者”之中：
“學社使命，不一而足……一、屬於溝通儒匠、濬發智巧者……輯纂《營造辭彙》，於諸書所載，及口耳相傳，一切名詞術語，逐一求其理解。製圖攝影，以歸納方法，整理成書。期與世界各種科學辭典，有同一之效用。”[5]
同年6月致信“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介紹學社未來的研究設想時，再次重申這一計劃[6]。
到了1930年2月16日，在學社於北平舉行開幕會議時發表演講言及近期即將完成的研究成果，亦首推《營造辭彙》一書：
“草創之際，端緒甚紛……今茲所擬剋期成功，首先奉獻於學術界者，是曰《營造辭彙》。是書之作，即以關於營造之名詞，或源流甚遠，或訓釋甚艱，不有詞典以御其繁，則徵書固難，考工亦不易。故擬廣據群籍、兼訪工師定其音訓、考其源流，圖畫以彰形式，翻譯以便援用。立例之初，所採頗廣，一年後當可具一長編，以奉教於當世専門學者。”[7]
學社正式成立以後，整理《營造法式》與編纂《辭彙》的工作都同時展開[8]。正如負責編纂《辭彙》工作的闞鐸所說：“中國營造學社，以纂輯《營造辭彙》，爲重要使命。”[9]從1930年9月開始，每星期舉行兩次例會商討編纂事宜，既而又爲加快進度自1931年2月改爲每周3次，並決定先就清工部《工程做法》詳細研究。又由闞鐸蒐集了解日本編纂營造辭典類工具書的工作成果，還專程去日本考察，訪問有關人士、旁聽工作會議並獲贈工作資料若干。然“九一八”後，時局、人事多有變遷，編纂《辭彙》一事終未告竣。幸運的是，梁、
林兩位先生開始參加學社工作後，即將其中部分工作接續了下來，並於1932年（也就是陳明達先生入營造學社當年）3月寫就了《清式營造則例》及其所附的《辭解》與《尺寸表》。這前後的承繼關係，梁先生在爲《清式營造則例》出版所做的《序》裏寫得再清楚不過：
“我在這裏要向中國營造學社社長朱桂辛先生表示我誠懇的謝意，若沒有先生給我研究的機會和便利，並將他多年收集的許多材料供我採用，這書的完成即使幸能實現，恐怕也要推延到許多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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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部分背景及有關學者對《營造法式》研究的情況，參看王其亨教授指導：成麗. 宋《營造法式》研究史初探[D]. 天津：2009.
[2] 即《營造法式》。
[3] 朱啟鈐. 重刊《營造法式》後序//[宋]李誡. 營造法式（陶本）·第一冊·序目[M]. 北京：商務印書館重印本1954：4.
[4] 朱啟鈐. 中國營造學社緣起[J].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1930，1(1).
[5] 同上。
[6] 朱啟鈐. 十八年六月三日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函[J].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社事紀要，1930，1(1).
[7] 朱啟鈐. 中國營造學社開會演詞（附英譯）[J].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1930，1(1). 原文題作“開會演詞”，據其演講內容和其他述及此段學社籌備歷史的有關材料，以及原文所附英文譯作inaugural address
綜合看來，這裏的“開會”實際上就是營造學社的開幕典禮。
[8] 參：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社事紀要[J]，1930，1(2).
[9] 闞鐸.《營造辭彙》纂輯方式之先例[J].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1931，2(1).
以後。”[1]
綜上所述，以《營造法式》爲先導，編纂一部中國建築詞典，是朱啟鈐先生創辦營造學社時的初衷，雖未能告竣，但由梁思成先生接續，先圍繞工部《工程做法》等等清代材料，整理出《清式營造辭解》。所以，陳明達先生的《〈營造法式〉辭解》實際上所直接承繼的正
是朱啟鈐、梁思成先生等人所開創的編纂《營造辭彙》這一事業，這是暸解《辭解》緣由的第一條線索。
再說第二條線索。《營造法式》名詞術語多非習見辭彙，所以，自朱啟鈐先生發現並倡刊石印本之初即成爲研讀《營造法式》的一大難題。梁思成先生初讀陶本《營造法式》，即目之爲“天書”[2]。法國漢學巨擘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在石印本出版後不久著長文評介，所涉詞目僅數十條，詳加討論者不過“鬬八”、“櫺星門”、“飛仙”及“迦陵頻伽”等數種[3]。朱啟鈐先生亦稱“未嘗不於書中生僻之名詞、訛奪之句讀，興望洋之嘆”[4]。故探究這些辭彙的含義成爲解讀《營造法式》的首要任務。朱啟鈐先生與陶湘等在爲出版“陶本”校勘時就已經做了不少工作，營造學社甫一創建更將其列爲學社研究計劃之重點，在寫給中華文化基金會的第一次工作報告介紹成立以來的工作進展時，就將“改編《營造法式》爲讀本”列在第一項：
“《營造法式》自民國十四年（1924年）仿宋重刊以來，風行一時。而原書以制度、功限、料例諸門爲經，以各作爲緯，讀者每苦其繁複，圖說分離，更難印證，字句古奧，索解尤不易。茲因講求李書讀法，先將全書覆校，成《校記》一卷，計應改、應增、應刪者一百數十餘事。次將全書悉加句讀。又按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窑作、磚作、瓦作、泥作、彫木作、旋作、鋸作、竹作、彩畫作等爲綱，以制度、功限、料例，及用釘料例、用膠料例、圖樣等爲目，各作等第用歸納法按作編入，取便翻檢。不惟省并篇幅，且如史家體例，改編年爲紀事本末，期於學者融會貫通，其中名詞有應訓釋或圖解者，擇要附注，名曰《讀本》，現在工作中。”[5]
與前述編纂《營造辭彙》的情況類似，這一改編《讀本》的工作自1931年秋季以後亦爲梁思成先生等接續，並將書名改擬爲《〈營造法式〉新釋》，著力有年。梁先生加入營造學社之明年，即赴現場相繼調查平東三遼構，將《營造法式》與實物相比對，藉以在認知建築
作品的同時了解《營造法式》相關內容的含義，進而總結不同時代的建築風格特點，更是開出了解讀《營造法式》、找尋早期建築和建構中國建築史這三位一體的學術新天地。例如，梁先生在研究獨樂寺山門時比對實物與《營造法式》，寫道：
“華栱二層，其上層跳頭施以令栱，已於上文述及；然下層跳頭，則無與之相交之栱，亦爲明清式所無。按《營造法式》卷四《總鋪作次序》中曰：
凡鋪作逐跳上安栱謂之‘計心’，若逐跳上不安栱，而再出跳或出昂者謂之‘偷心’。
山門鋪作柱頭，在此點上適與此條符合，‘偷心’之佳例也。”[6]
又云：
“《營造法式》卷五侏儒柱節又謂：
‘凡屋如徹上明造，即於蜀柱之上安枓，枓上安隨間襻間，或一材或兩材，襻間廣厚並如材，長隨間廣，出半栱在外，半栱連身對隱。’
‘徹上明造’即無天花。柱上安枓，即山門所見。襻間者，即清式之脊枋是也。今門之制，則在枓內先作泥道栱，栱上置襻間。其外端作栱形，即‘出半栱在外，半栱連身對隱’之謂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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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思成. 清式營造則例·序[M]. 北京：中國營造學社，1934：3.
[2] 梁思成.《營造法式》註釋（上卷）·序[M]. 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3.
[3] 戴密微. 唐在復，譯. 法人德密那維爾評宋李明仲《營造法式》[J].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1931，2(2).
[4] 朱啟鈐. 中國營造學社開會演詞（附英譯）[J].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1930，1(1).
[5]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社事紀要[J]，1930，1(2).
[6] 梁思成. 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J].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1932，3(2)：32.
[7] 同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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