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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与衰-汉唐经济法制与经济社会调控研究

张中秋 政法大学
出版时间:

2007-3  

出版社:

政法大学  

作者:

张中秋  

前言

一、缘起本书带有命题的性质,但本文是笔者一直想写的文章。2005年中国政法大学启动“211”工程,“中华法系复兴与和谐社会构建”被立为本学科建设项目。在讨论项目分工时,学科组认为我以前做过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经济分析,[1]所以布置给了我这方面的任务,希望我能从经济法制角度联系中华法系复兴与和谐社会构建探讨问题,因此这多少有些命题作文的味道。后来课题组扩大,由我和郑显文教授、宇培峰副教授三人组成。由于时间和积累方面的原因,我承担了本书的主要部分(具体分工参见本书“后记”)。

内容概要

本书选择了断代史性质的专题研究,而且集中在汉唐。本书着眼点在汉唐经济法制与盛世的关系,但随着历史真相的展开,作者发现汉唐社会不只是盛世,还有由盛转衰的历史,而且在这种转变中,经济法制也与此有关。面对新的问题,着眼点从与盛世的关系延伸到了与由盛转衰的关联,这就有了《盛与衰——汉唐经济法制与经济社会调控研究》的书名。这首先是为了尊重历史事实;同时,也是为了从经验与教训两方面来研究中华法系的复兴与和谐社会构建问题。

作者简介

张中秋,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著作10部,其中专著5部。获教育部和国家级学术研究奖4项,其中个人奖2项,合作奖2项。研究方向为法律文化,有系列著作出版。曾应邀赴美、德、法、日、韩等国,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参加学术活动和讲学。主持的项目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理论研究》。

书籍目录

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及其与社会盛衰之关联(代序)第一部分 汉代经济法制与经济社会调控 汉代土地法制与经济社会调控  汉代的疆域与土地占有形式  地权转移与土地兼并的形势  抑制土地兼并与社会经济调控  东汉度田法与经济社会调控的再努力 汉代赋役法制与经济社会调控  田租法令与盛世动力  算赋与口赋  户赋与献赋  更赋:徭役与兵役  其他赋税及其经济社会意义 汉代工商法制与经济社会调控  汉代手工业法制与经济社会管理  汉代商业法制与经济社会管制  汉代专卖法制与经济社会调控 小结:汉代经济法制与社会发展第二部分 唐代经济法制与经济社会调控 唐代土地法制与经济社会调控  唐代的疆域与经济社会形势  唐代的重农与土地开发  均田律令的内容与经济社会关系  均田律令的实施与大唐盛世  社会经济变化与均田律令的废止 唐代赋役法制与经济社会调控  租庸调法与公平理念  两税法与经济社会关系再调整 唐代工商法制与经济社会调控  唐代手工业法制与经济社会管理  唐代商业法制与经济社会管制  唐代专卖法制与经济社会调控 小结:唐代经济法制与社会变迁第三部分 汉唐经济法制思想与资料研究 汉代经济法制思想述要——以《盐铁论》和桑弘羊为讨论中心  西汉的专卖立法  《盐铁论》与“盐铁之议”  桑弘羊的经济法律思想 新发现的汉唐经济法制资料研究  新发现的汉代经济法律资料研究  新发现的敦煌吐鲁番唐代经济法律资料研究  简要结论后记

章节摘录

汉代赋役法制与经济社会调控赋役包括赋和役两项。赋主要是指租税,包括田租、财税和各项杂税;役主要是提供劳动服务,包括各种徭役、兵役和杂役。赋役是传统中国财政的主要来源,赋役法制是保证赋役实施的法律制度,同时又是传统中国官方调整各种经济社会关系的有力杠杆。赋役法制制定的是否合理,实施中能否得到贯彻,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盛衰,甚至决定一个王朝的兴亡。这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和经验,我们在汉代史中可以看的很清楚。一般认为,汉代的赋役由田租、算赋与口赋、户赋与献赋、更赋(徭役与兵役)以及其他赋税杂役所组成。从理论上讲,所有这些项目的岁人都应属于皇帝个人,这是从君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中所引申出来的必然结论。但事实上汉代在财政管理上有一个严格的区分,形成政府的或公有的财政和皇帝宫廷私有的财政两个范畴。西汉时期,这两个财政系统分别由两个具有独立的收入和支出的部门掌管,它们是大司农和少府。大司农一职起初沿用秦制称治粟内史,公元前143年改称大农令,公元前104年改为大司农。在整个西汉时期,大司农所掌管的政府财政逐渐而稳步地扩大,终于与由少府所掌管的宫廷财政的比例大体相当。到东汉时期,汉光武帝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将少府的全部收入转给大司农。公元40年以后,少府变成了只是办理宫廷杂务的一个行政机构,并且日益为宦官所把持。

后记

本书为中国政法大学“211”工程“中华法系复兴与和谐社会构建”之一种,主持人为张中秋教授,作者有张中秋教授、郑显文教授、宇培峰副教授。其中,张中秋教授负责全书的提纲和统稿,并承担本书代序、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撰写;郑显文教授承担本书第三部分中“新发现的汉唐经济法制资料研究”的撰写;宇培峰副教授承担本书第三部分中“汉代经济法制思想述要”的撰写。作为作者,我们特别要感谢审读杨育棠教授,正是由于他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和辛苦的劳动,本书才得以现在的面貌面世。当然,书中的不确之处,还是应该由我们来负担。以上诸况,谨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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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考据较为详实,论理较为充分,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书内容创新不多,多以述代论,结构程式化。但可以作为了解汉唐经济情况的一般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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