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台湾近代三大诗人评传
2011-7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丘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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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各族人民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骨肉同胞。据《三国志·孙权传》记载：早在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吴王孙权就曾派遣卫温和诸葛直两位将军，率领“甲士万人”，浮海东征，去寻求夷洲和宜洲，并从夷洲带回数千人。这个“夷洲”经专家考证，就是现今的台湾。自此以后，大陆人民每朝每代均有东渡台湾者。明代嘉靖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沿海各省工商业的发展，台海两岸间的贸易日趋发达，因而促使大陆赴台人员显著增加。尤其是郑成功据台期间，大量招引闽、粤沿海人民渡台“军垦”，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特别是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后，结束了台湾与祖国大陆长达60年(1623—1682)的分离局面②，实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大一统。这样一来，就迎来了台湾开发的新高潮。在清政府奖励移民政策的激励下，东南沿海人民(主要是闽、粤两省的河洛人和客家人)成千成万、一批又一批地东渡台湾，加入到开发台湾的行列中。因此，台湾得到了大开发。 随着明清时代对台湾的大开发，台湾的文坛也开始活跃起来。有史可考的台湾见诸文字的最初文学作品，就产生于明末清初。那时改朝易代，激荡的政治风云使移民的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传统垦荒者及工商业者外，还新增了一批不满清廷统治的文人学士和官宦人家。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文学修养，又心怀强烈的民族意识。因此，他们来到台湾后，便赋写了许多浸透历史沧桑之感的诗文篇章。这批诗文篇章，成为台湾地区最早的文学作品。其中较著名的诗文作家有沈光文、朱术桂、徐孚远、王忠孝、卢若腾、李茂春、李正表、沈俭期、辜朝荐、许吉燥等人。其代表人物为沈光文(1612—1688)，字文开，号斯庵，浙江鄞县人。他38岁那年来到台湾，居台37年，最后葬身于台湾，生前写作了大量诗文作品，被后人誉为“台湾文献的初祖”。 从公元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在这长达262年的时间里，台湾诗坛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鸦片战争之前(1683—1840)。 这个时期，随着台湾与祖国大陆实现了大一统，大陆文人赴台者陆续增多，“游宦寓公，后先蔚起”。他们的到来以及他们在台湾的文学创作活动，给台湾诗坛带来巨大影响。其中，沈朝聘的《郊行集》，季麒光的《海外集》、《东宁唱和诗》，孙元衡的《赤□集》，陈梦林的《游台诗》，范咸的《婆娑洋集》，张湄的《瀛蠕百咏》是杰出者。在他们的带动下，台湾本土的能诗者也闻风而起，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诗1人。其中有黄俭的《草庐诗草》，陈辉的《旭初诗集》，章甫的《半嵩集》，陈肇兴的《陶村诗稿》，林占梅的《潜园琴余草》，郑用锡的《北郭园集》，郑用鉴的《静远堂诗文钞》，施琼芳的《石兰山馆遗稿》。等。上述这些，都是本时期台湾诗坛值得一书的杰出诗人及其作品。 第二个时期是鸦片战争爆发至甲午战争台湾沦亡(1840一1895)。 这个时期，由于外国列强的侵略，刺激了中国文人的爱国心，使不少文人赋写了大量的爱国诗篇。此外，在外国列强武装侵略的刺激下，我国在19世纪70一80年代兴起了洋务运动。这股洋务之风也刮到了台湾，在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主持下，台湾全岛兴办了一系列的洋务事业：开矿山、筑铁路、办工厂、铺设海底电线、开通邮路……这一连串的建设，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也吸引了大批人才来到台湾。这个时期(尤其是1885年台湾建省前后)，台湾不仅工、农、商各业兴旺，而且文坛也十分活跃。对此，《台湾省通志》有所记述： 降至光绪年间建省，气象一新，文运大振。先是开山议起，福建巡抚王凯泰奉谕过台经划，公余常与幕僚分韵唱和，所著《台湾杂诗》传诵全台。至(光绪)十三年建省，簪缨毕至，游宦游幕，尤多博学鸿才。时灌阳唐景崧以台道莅此，力倡风雅，新葺道署斐亭，公余辄邀僚属为文酒之宴，而台士之能诗者，亦悉礼致之。后升台湾巡抚，移住台北省垣，复玄牡丹吟社，赓续韵事，受此影响，台士相尚以诗，奇才辈出，驰誉内外。在此期间，有名于艺苑者，游宦有王凯泰、唐景崧、唐赞衮、李振唐、罗大佑、张景祈、马清枢、周萃仲等；游幕有何征、梁子嘉、陈衍等。台士其著者有施士洁、丘□甲、许南英、陈省三、李逢时、徐德钦、林启东、汪春源等， 亦各有不少著述遗世。 由此可见，《台湾省通志》的编撰同仁，是把施士洁、丘逢甲、许南英列为本时期台湾本土的三大诗人。而连横在《台湾诗社记》中对这一时期的台湾诗坛也有评述：“当是时，台人士竟以诗鸣，而施耐公(即施士洁——引者注)、丘仙根(即丘逢甲——引者注)尤杰出。二公各有全集，不特称雄海上，且足以拮抗中原。” 第三个时期是从台湾沦亡到台湾光复(1895—1945)。 这个时期，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人民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过着被奴役、被压迫的水深火热般的生活。有许多不甘心受奴役的人们逃离家园，内渡大陆；而更多的台湾民众则由于生计所迫等诸多原因，不得不留在台湾，忍受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淫威。关于这一时期台湾的诗坛状况，《台湾省通志》也有一段评述： 日据时期，游宦游幕，纷弃台而去。而台士之不能内渡者，寄人篱下，百念俱灰！闭门谢客，多以诗酒自诲。嗣为维系祖国文化，出为结社，提倡击钵。于是，一呼百应，诗社林立，至此风气一变：昨浸淫于八比试帖，以取功名；今则击钵催诗，以吟咏为乐，以夺元为荣。据查，在此时期，诗社多至百计，诗人且达三千。所作击钵吟诗，别成一格，可传者虽少，然而陷落初期之作品，则颇多佳构，备受内外人士之嘉许。② 这段文字，中肯地评述了台湾沦亡后仍然居留台湾的诗人们的状况。应当指出，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诗人群体发生了一分为二的现象。一部分人内渡大陆，一部分人留居台湾。以丘逢甲、许南英、施士洁等人为代表的内渡诗人，回到大陆后，不甘心抗日保台运动的失败，对台湾的沦亡痛心疾首，他们饱蘸着台湾同胞的辛酸血泪，赋写了数以干计的饱含强烈爱国主义激情的血泪诗篇，为我国诗库增添了珍贵的篇章。而那些因种种原因被迫居留台湾的诗人们，则在日本殖民统治者的高压下，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由于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拒绝日本殖民当局的腐蚀利诱，拒绝和他们合作，不愿替日本当局做事。因此，他们大都避居农村、山地，过着隐居、半隐居的生活。这种寄人篱下的处境，使他们百感交集，因而唱出许多感人肺腑的诗句：“风烟北望无穷恨，何处关山又暮笳”(林资修《山中岁暮感怀》)、“何当触我兴亡感，忍泪新亭且破颜”(连横《城南杂诗》)、“旧恨到心双泪落，新诗下笔万情牵”(施天鹤《秋怀》)、“一白扁舟逃难后，故园东望只增悲”(林朝崧《杂忆》)、“兵燹殃千里，亲朋散四方，故乡归未得，泪眼阅沧桑”(王松《感兴》)……应该说，这一时期居留台湾的诗人们的诗作，充溢着故土沦亡之后的无限悲痛，读之是可以催人泪下的。 还应当指出，进入20世纪后，日本驻台当局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加速台湾的殖民化，因而在台湾全岛推行“读日文，穿和服，改用日本姓名”等一整套奴化教育和殖民文化政策，妄图淡化乃至最终消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民族气节的台湾知识分子，为了维系祖国的文化传统，为了激发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他们隐蔽而又巧妙地掀起了一场汉学运动。他们提倡“读汉书，写汉字，讲汉话，作汉诗”。这场运动几乎遍及台湾全岛，历时30余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场汉学运动，促使台湾诗坛出现了“诗社林立、诗人众多”的特殊景象。据《台湾省通志》载：“在此时期，诗社多至百计，诗人且达三千。”在连横《台湾诗社记》中，列出的有名诗社就达69个之多。在《台宁击钵吟集》中列出的有名有姓的诗人就达1200余人。可见，这一时期的台湾诗坛是相当的兴旺发达。这一时期最富盛名的台湾诗人有连横、林朝崧、洪□、王松、胡南溟、林资修、蔡国琳、吴德功、许梦青、施天鹤、林献堂、蔡惠如等人。 笔者从台湾近代诗坛中，选择丘逢甲(1864—1912)、许南英(1855—1917)、连横(1878—1936)这三位最富时誉的诗人作为代表来加以评述。通过对他们三人的评介，不仅可以了解其本人的生平业绩和诗歌创作，而且也可以从中了解台湾近代诗坛的大致状况。而对施士洁等一批有显著成就的台湾近代诗人，只能以“小传”的形式加以简介，并附录于本书书末。对于笔者这一做法，祈望能得到广大读者和这批先贤的后人及其亲属的谅解。若能如此，笔者也就心存感激了。
第一，收入该文库的部分早期出版的学术著作，现虽经修订补充，但由于当时在注释的完整性要求上，与现今相比较并不十分严格，甚至可以说不完全合乎学术规范。对于这种情况，各书作者尽量进行了补充，力图按照现在的规范要求，使注释达到完整的程度，但因客观条件所限，仍有少数注释没有达到这一要求，敬请读者谅解。
第二，现在重新修订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有些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结论已有所变化，有的甚至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大多对此并没有作明显的改动。这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张来不及作更多的修改，另一方面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从事相关学术探索的发展历程。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某个侧面具体地体现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断深入和不断进步。
第三，各书所收录的时人文章、演说词、诗词等各类文字作品，都具有史料性质与价值，其中也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与痕迹，用字用词习惯、数字用法与现今的著录和编校规范(如2010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1995年颁布的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有些不同，有的甚至存在某些“政治性”的问题，但为了尊重历史原貌，保持史料的完整性，便于学术研究，一般都未予以删改，请读者和研究者阅读和使用时注意鉴别。
第四，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所谓辛亥人物也并非局限于革命志士，而是包含更为广泛的范围。对于那些中间流派的甚至是旧营垒人物的诗文，只要是在历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或者对于史事与社会情况记载较为翔实而确有参考价值者，也在这套丛书收容之列。因为革命运动决非是革命党人的孤立行动，它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各种矛盾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所以也有必要研究其他各种营垒与各种类型的人物，才能对辛亥时期的历史获致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前言
丘逢甲评传
第一章 家世及其少年时代
第一节 丘氏家世
第二节 少年时代
第二章 青年时代
第一节 心怀报国志
第二节 连捷成进士．．
第三章 在抗日保台的烽烟中
第一节 创办义军
第二节 刺血上书
第三节 力保台澎志末酬
第四节 内渡回大陆
第四章 粤东乡居
第一节 卜居淡定村
第二节 “夜夜梦台湾”
第三节 走访广州
第五章 潮汕讲学
第一节 执着地灌输新思潮
第二节 痛恨列强，愤懑朝政
第三节 感触时事，缅怀先贤
第四节 乡思绵绵斩不断
第六章 为创办新学而奔忙
第一节 兴办“东文学堂”
第二节 创设“岭东同文学堂”
第三节 考察南洋，募集资金
第四节 百折不回，矢志办学
第七章 在广州
第一节 着力培养新进青年
第二节 任职谘议局
第八章 在辛亥革命的急风暴雨中
第一节 在革命浪潮冲击下，思想趋向革命
第二节 暗护革命党人
第三节 力促广东和平光复
第四节 生命的最后时刻
第九章 诗歌创作
许南英评传
第一章 家世及青少年时代
第二章 坎坷的科场之路
第三章 甲午前后
第四章 南洋之行
第五章 宦游南粤
第六章 借居闽南
第七章 两次渡台
第八章 生命旅途中的最后两年
第九章 诗歌创作
……
连横评传
附录 台湾近代其他重要诗人小传
作者手记
后记
逢甲的出生地苗栗县，地处台湾西部沿海平原的北端，是东部山地和西部平原相交接的地带，著名的“铜锣湾断层”就在这里。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宜人。在这块土地上，聚居着从福建漳州、泉州地区迁来的“闽南人”(亦称“河洛人”)和从粤东、闽西迁来的“客家人”，也有少数的高山族同胞。□甲的祖先就是从粤东嘉应州(今梅州市)迁来的“客家人”。 所谓“客家人”，是指自西晋永嘉年间之后，为避战乱，陆续从黄河流域和江淮大地移居南方而其后代操客家方言的汉人。客家人的南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年代，特别是唐朝中叶的“安史之乱”和唐末的农民大起义以及南宋末年的异族入侵，促成了几次大规模的南迁高潮。不少中原人成群结队迁徙到福建、江西、广东一带的山地，定居下来，当地原先的居民便称呼这些新来的移民为“客家人”。 现在聚居在粤东嘉应州一带的客家人，大都是在南宋末年从福建、江西迁来的。这次迁徙与文天祥率领“勤王之师”，从江西、福建转移到嘉应州有关。据《嘉应州志》载：“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文信国引兵出江西，沿途招集义兵，所至响应，相传梅民之从者极众。”后来，文天祥不幸在海丰县的五坡岭被俘，“勤王之师”在崖山战役中也几乎全军覆没。年仅九岁的南宋末代皇帝赵□，在丞相陆秀夫的背负下，投海自尽。延续了150多年的南宋王朝，从此灭亡。嘉应州经过此次事变，又复荒凉。此后，从福建、江西迁来一批客家人，才算改变了嘉应州的荒凉局面。对于这一历史事件，黄遵宪在《己亥杂诗》中曾作过吟诵：“男执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崖山舟覆沙虫尽，重带天来再破荒。” 逢甲家族的二世祖丘文兴(字创兆，世称“创兆公”，据说他是岳飞的曾孙婿)就是在这个时期，追随文天祥的“勤王之师”从福建上杭迁居到嘉应州所属的镇平县员山(现今广东蕉岭县文福乡)。逢甲后来曾经写过这样两旬诗：“东望军山念吾祖，勤王当日亦复师无功。”用以怀念其祖先创兆公当年跟随文天祥“勤王”的事迹。刘士骥先生(广东龙门人)在《梅州丘氏创兆堂记》中，也作过类似的记述：“梅州丘氏，始迁祖讳文兴，宋征士，文信国参军也。先世由中州迁闽……少与乡人谢翱善，信国勤王师起，与翱同杖策入幕府，信国已北行，复与翱同归闽，道梅州北，今镇平县之文福乡，喜其山水，因下居焉。”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逢甲的祖先丘创兆，原先住在福建，因追随文天祥的“勤王之师”入粤。文天祥被俘后，他和谢翱同返福建，途经广东镇平县文福乡，被此地的秀丽风光所吸引，便定居下来。创兆公定居文福乡后，仍念念不忘宋室江山，在当地倡建“相公祠”和“宋恩亭”，用以祭祀民族英雄文天祥并寄托遗民之思。他的民族气节，也影响其后代，“其后代子孙虽有学行，但终不仕元”③。 丘氏家族在现今蕉岭县的这块土地上，经过十几代的繁衍，到康熙年间，已成为这个地区的大家族之一。创兆公的后代，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当今国际著名数学家、世界数学最高奖“菲尔兹数学奖”得主、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先生及其父辈、祖辈也是创兆公的后裔。 到了乾隆年间，逢甲的曾祖父丘仕俊率领家人离开蕉岭，东迁台湾。逢甲后来曾经写过这样两句诗：“东迁四世过百载，故居乔木苍烟霏。”用以吟叹他家的变迁情况。这两句诗写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两句诗推断：逢甲的曾祖父大概是在乾隆末年(18世纪80至90年代)移居台湾的⑤。 逢甲的祖先为什么要离开故土东迁台湾？这恐怕与粤东“山多田少，人稠地狭”有关。我们知道，整个粤东兴梅地区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可耕面积相当少；明代以后，这里的人口剧增，谋食很不容易；再加上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致使许多失掉土地或得不到土地耕种的人们，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远涉重洋，到东南亚一带谋生。假如说，粤东兴梅地区是一个山区，那么，地处闽、粤边境的蕉岭县更是山区中的山区了。这里山更多，田更少，谋食更不容易。在丘逢甲的祖居地文福乡，至今仍流传着IH时代的一首民谣：“嘟、嘟、嘟，吹过印下、白泥湖，粥水邦番薯！”这首民谣，生动地反映了旧社会当地劳动人民所过的悲惨生活：他们一年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也只能过“粥水邦番薯”的生活，不少人不得不外出谋生。 在蕉岭外出谋生的移民中，移居台湾的人数最多。据统计，在台湾的客家移民中，来自蕉岭的人数占居首位。直到现在，蕉岭大多数村庄的居民，都有自己同宗族的亲属在台湾。在台湾近现代的名人中，祖籍是蕉岭的，除丘逢甲外，还有黄清泰、吴汤兴、罗福星、丘念台、吴浊流、林海音、刘阔才、徐庆钟等人。蕉岭先民大量移居台湾，一来是因为此地与福建毗邻，蕉岭先民大都是从福建迁来，与福建居民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受清代中叶福建居民大量移居台湾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蕉岭这块地方“人稠地狭”，不易谋食。 当时，台湾地广人稀，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有大量的荒地可以垦植，比较容易谋食。时人有“台地一年耕，可余七年食”；“一岁所获，数倍中土”的说法。再加上台湾孤悬海外，所谓天高皇帝远，清朝统治“鞭长莫及”，封建压迫和剥削相对轻一些。这一切，对于闽、粤人民是颇具吸引力的。 此外，交通便利也是造成闽、粤人民大量移居台湾的原因之一。台湾岛与祖国大陆隔海相望，海峡最宽处不及二百公里，最狭处仅一百三十公里。每当天气晴朗的日子，登上福州的鼓山大顶峰极目远眺，便可隐约望见高耸在台湾北部的鸡笼山。在顺风时节，帆船只要一天多时间就可以从福建沿海到达台湾西海岸。这样短的距离，这样方便的交通条件，比远涉重洋到东南亚各地更为便利。 造成闽、粤人民大量移民台湾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清朝统治者在巩固了全国的统治地位以后，采取了开放海疆、鼓励移民的政策。我们知道，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加强，特别是郑成功的后代郑克壤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投降清朝后，清朝统治者在是否开放海疆的问题上，虽几经反复，但最终还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采取了解除海禁、开放海疆的政策。到了雍正十年(1732年)，福建巡抚鄂尔太向朝廷奏准：凡妻子在内地的移民，允许其家眷迁移台湾。这就进一步放宽了移居台湾的限制。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闽、粤两省的人民移居台湾者显著增加。在这一背景下，蕉岭先民在清朝中叶以后，便大量移居台湾。 大陆移居台湾的人民，以福建的漳州、泉州所属各县的居民最多。据统计，漳、泉移民大约占整个移居台湾人口的五分之四。 粤东客家人移居台湾的时间比闽南人晚，西部沿海平原大都为早先移台的闽南人所居住。因此，粤东客家人来台后，大都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山问盆地和近山地带定居。P4-7
1911年举世瞩目的辛亥革命爆发，迄今已整整100周年了。这场革命爆发的时间尽管距今已愈来愈遥远，但其重要意义与历史地位不仅未因此而被人们忽略，相反还越来越受到重视。百年以来，辛亥革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演变，乃至在亚洲与整个世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海内外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可谓硕果累累。但在百年之后，以“百年”之眼光对辛亥革命重新加以审视和探讨，当会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获取许多新的认识，取得更多新成果。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原名历史研究所)，是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后的首批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国家级重点学科，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多年以来，研究所在首任所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现为本所名誉所长)的率领下，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果，荣获多项国家级与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受到国内外近代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与好评，由此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重镇之一。2009年，研究所又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和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专项重大项目“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的研究任务，此外还承担了多项有关辛亥革命的省部级课题。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研究所与出版社通力合作，决定倾全力推出这套30种的大型“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文库所收之书籍主要分为两大系列，一为学术研究系列，包括新出版的学术著作和部分以前出版经修订的专著，还有曾任研究所所长的刘望龄教授的80万字遗稿《辛亥首义与时论思潮详录》；二为人物文集系列，包括新编和原已出版的两类。由于操作方面的困难，本研究所研究人员主持编写的近50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章开沅先生主持修订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以及另外几本相关学术著作，均未收录在本文库之内，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因此，这套文库虽然已达30余册，但仍不能体现近30年来研究所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的全部成果。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出版仍十分不易，除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员以及特邀之校外学者全力以赴的共同努力之外，还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合作，否则在时间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将很难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能够得以出版，应该感谢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的鼎力支持与鼓励。2009年，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员经数次开会讨论之后，确定以“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为题，撰写一部多卷本学术著作，作为向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学术献礼。当年11月，我赴京参加社会科学司组织的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会议，专门向张东刚副司长介绍这一研究计划，希望得到社会科学司的支持，张东刚副司长对该选题当即给予充分肯定。不久之后，“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被列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除此之外，张东刚副司长当时还建议我们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将正在编撰的系列新著与资料，与先前已出版但受到国内外近代史学界关注的重要著作与史料书籍修订之后，汇集在一起共同出版，此乃出版“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最早动议。 随后，我将这一计划向章开沅先生作了汇报，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于是即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先生商议出版事宜。我校出版社的范军社长和段维总编辑都是颇具学术眼光的出版人，多年来一直十分支持研究所辛亥革命研究著述的出版。此次虽在出版社进行改制面临较大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两位出版社领导仍是一拍即合，决定克服重重困难承担出版“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任务。在确定出版这套文库而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之后，其间还曾出现过一些先前未曾预料到的变故，几乎使早先设想的计划难以按时全部完成。此时，依然是范军社长与段维总编辑勇于担当，严定友副总编辑、冯会平主任以及出版社全体编辑共同努力，才使原定计划得以继续实施。因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对于这套文库的顺利出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首义之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也一直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到来之际，省市领导当然会更加重视。尤其是湖北省常务副省长李宪生先生，对我们研究所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计划与“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出版特别关注。研究所向湖北省政府专题报告研究设想与文库的出版计划，得到了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经费上的宝贵资助。 此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对这套文库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2010年，经过专家评审通过，“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列入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由此不仅提高了文库的出版档次，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出版社面临的经济压力。 这套文库最终能够顺利出版，使我近两年始终处于不安状态的一颗心得以平安踏实下来。两年来，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断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出现，有的问题甚至非常棘手，一度使人丧失了信心，所以我一直都担心这套文库不能如期顺利出版。个人为之付出的心血尚不足道，更为担心的是有负于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对不起我所在的研究所多年来在国内外享有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重镇的声誉。现在，这套文库虽然仍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终于顺利出版了，值得庆贺。在此需要感谢的单位与个人太多，难以一一列举，只能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最后，还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收入该文库的部分早期出版的学术著作，现虽经修订补充，但由于当时在注释的完整性要求上，与现今相比较并不十分严格，甚至可以说不完全合乎学术规范。对于这种情况，各书作者尽量进行了补充，力图按照现在的规范要求，使注释达到完整的程度，但因客观条件所限，仍有少数注释没有达到这一要求，敬请读者谅解。 第二，现在重新修订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有些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结论已有所变化，有的甚至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大多对此并没有作明显的改动。这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张来不及作更多的修改，另一方面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从事相关学术探索的发展历程，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某个侧面具体地体现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断深入和不断进步。 第三，各书所收录的时人文章、演说词、诗词等各类文字作品，都具有史料性质与价值，其中也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与痕迹，用字用词习惯、数字用法与现今的著录和编校规范(如2010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1995年颁布的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有些不同，有的甚至存在某些“政治性”的问题，但为了尊重历史原貌，保持史料的完整性，便于学术研究，一般都未予以删改，请读者和研究者阅读和使用时注意鉴别。 第四，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所谓辛亥人物也并非局限于革命志士，而是包含更为广泛的范围。对于那些中间流派的甚至是旧营垒人物的诗文，只要是在历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或者对于史事与社会情况记载较为翔实而确有参考价值者，也在这套丛书收容之列。因为革命运动决非是革命党人的孤立行动，它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各种矛盾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所以也有必要研究其他各种营垒与各种类型的人物，才能对辛亥时期的历史获致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朱英 2011年5月16日于武昌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与出版社通力合作，倾全力推出这套30种的大型“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丘铸昌编写的《台湾近代三大诗人评传(精)》是其中一册，从台湾近代诗坛中，选择丘逢甲(1864—1912)、许南英(1855—1917)、连横(1878—1936)这三位最富时誉的诗人作为代表来加以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