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新批判
2010年8月
重庆大学出版社
邓晓芒
311
无
我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批判，可以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撰写的《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一书，最初的书名叫《表演人生》，完稿于1987年。当时虽然正处于“文化热”和“新启蒙”的巅峰，但却没有哪个出版社愿意出这本古里八怪的书。书稿本是应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约稿写的，属于《边缘丛书》中的一本，但完稿后出版社突然食言，原计划六本书只出了三本就不出了。拙稿就属于被遗弃的一本，后来通过朋友交到另外一个出版社，但又在编辑手里压了两年多，最后还是不出。直到8年以后，1995年，东方出版社的刘丽华君来武汉大学组稿，把书稿拿去了，但有言在先：印数若不过4000册就没有稿费。结果初印5000册，当年就加印一万册，且加印后的书价从12元提高到16元。出版社赚足了银子，我的思想也开始为世人所知。唯一的遗憾是封面不太理想，而且把封面上的辛弃疾的词《西江月》印错了作者（词是我提供的，但我至今搞不清设计者怎么会把作者改成了“谢逸”）。但词是极好的：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日：“去！”我觉得这正是当时我写此书的心情的写照。在此书未出版之前，我还曾把书中的一节抽出来，以《人格辨义》为题发表于《江海学刊》1989年第3期，并引起了徐少锦先生的商榷：《“人格”有道德涵义》（见该刊1990年第6期），我在同一杂志1995年第3期以《再辨人格之义》予以回复。另一场争论是由我发表于《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的《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引发的，南开大学的吴疆先生在该刊1993年3期发表《反语言学，还是超语言学？》一文提出质疑，我则于同年第6期以《“超语言学”与“反语言学”试析》加以回应。从那以后，我与国内或海外对传统文化持维护和保守立场的学者们的论战就没有停止过，比较重要的如1996一1997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与郭齐勇先生关于“新保守主义”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我第一次打出了“新批判主义”的旗号；又如1997-1999年在《科学·经济·社会》上与胡国亨和石砩先生长达两年的反复争论。另外我对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1994）、季羡林的“河东河西论”（2002）、杜维明的中西文化观（2003）等等，都有很尖锐的批评。这些论战文章都先后收在我的论文集《新批判主义》和《中西文化视域中真善美的哲思》中了。
本书分上篇和下篇。本书上篇收录的是作者跟全国各地学者就“亲亲相隐”的争论文章，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有人评论,说这场争论是五十年来国内最有深度的中国伦理争鸣，这场争论是要传于后世的。 下篇收录的是对著名哲学家牟宗三误读康德的几篇批评文章，最后收录的是“对毒食品文化泛滥的反思”一文。
邓晓芒，中国当代哲学家和美学家。在我国哲学界、文学界、思想界享有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力。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是西学东渐一百多年以来，直接从德文全译康德“三大批判”的国内第一人。现为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德国哲学》主编。
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全套书获教育部第四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奖一等奖。代表性成果有专著11部：《思辨的张力》（获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奖二等奖）、《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合著，获教育部第二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奖二等奖）、《黄与蓝的交响》（合著，获教育部第三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奖三等奖）、《冥河的摆渡者》、《灵之舞》、《人之境》、《灵魂之旅》、《新批判主义》、《康德哲学诸问题》、《哲学方法论十四讲》、《人论三题》等。
上篇 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 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 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 就“亲亲相隐”问题答林桂榛先生 关于苏格拉底赞赏“子告父罪”的背景知识附录 一、从“亲亲相隐”之争看新儒家的误区 二、对一年多来这场争论的总结性回顾下篇 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一)——关于“先验的” 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二)——关于“智性直观” 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三)——关于“物自身” 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四)——关于自我及“心”附录 对有毒食品泛滥的文化反思 儒家是“结构性伪善”吗?——关于康德与儒家人性论与邓晓芒商榷——邱文元 儒家伦理的儒家式自辩——答邱文元先生 中国当代启蒙的任务和对象(提纲)
告父罪究竟对不对的问题，而转向了子告父罪的立足点究竟是建立在对神的内心虔诚之上，还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问题。所以苏格拉底对游叙弗伦的“非难”仅仅在于，后者给自己提供的理由只是自己对神的虔诚信仰。当然也有法律，游叙弗伦说：“正确的法律程序一定不能宽恕那些不虔敬的人，无论他是谁。”但他所认为的法律本身却并不是出自于理性，而是出自于神话传说，例如神话中的法律之神宙斯也曾捆绑自己的父亲克洛诺斯，逼迫他吐出自己吞食掉的其他儿子，而克洛诺斯甚至还阉割了自己的父亲乌拉诺斯，所以游叙弗伦认为他控告自己父亲的做法完全是有“神圣的事情”作根据的。但苏格拉底这一次的反应却和前面完全不同，他说：“游叙弗伦，你道出了我受到指控的原因。因为每当人们谈起这样的诸神故事，我总是表示厌恶，这就使得他们要坚持说我有罪。好吧，如果你对这些事情烂熟于心，与他们一样拥有这种信仰，那么看起来我必须让步了，既然我们承认对这些事一无所知，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但是，看在我们的友谊的份上，请告诉我，你是否真的相信这些事情？”显然，苏格拉底之所以要“非难”游叙弗伦，是因为后者和那些指控苏格拉底的人们“一样拥有”对陈腐的神话故事的“这种信仰”，所以苏格拉底说“你道出了我受到指控的原因”，也就是他正是由于“厌恶”那些“诸神的故事”，而力图用自己的理性思考一切事物的根据，因而被指控有罪的。所以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认为游叙弗伦和那些人一样，在思想上并没有超出对神话故事的迷信。但他还想拯救这位年轻人，所以继续追问他“是否真的相信这些事情”，以便通过和他进一步探讨究竟什么是“虔敬”，而使他一步步受到理性思维的逻辑训练，最终动摇他一开始深信不疑的对自己的虔敬的信念。苏格拉底的前提是，一个人如果连虔敬是什么都还没有搞清楚，怎么能够肯定地说自己是虔敬的呢？当然从有些人（如中国哲学）的眼光来看，苏格拉底给游叙弗伦所设下的是一个陷阱。因为真正的虔敬是不用、也不可能做理性的探讨的，一探讨就已经不虔敬了。
《儒家伦理新批判》是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无
本书上篇主要收录了作者由批判“亲亲相隐”而起的与国内一些儒家学者的论战文章，下篇收录了作者对牟宗三的康德研究的分析和质疑文章。书中涉及到的儒家学者在和作者交锋中处于下风，这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逻辑有关，儒家学者对西学不一定很在行，但研究西方哲学的作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却不逊色。
时下国学热风靡全国，国人盲目读经。有的企业更将弟子规作为规章。有的学校取消体操要求学生读《道德经》。学习传统文化当然是件好事。始终中国人不能忘根。但是中国人对古代文化的盲目推崇，盲目自信，不加批判，着实令我吃惊。
大家知道日本文化大多来源于遣唐史，不知各位读者是否知道日本是如何走入法西斯的，军国义的？1895年日清战争以日本大胜告终，民族自信心上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企图复兴传统文化。最终传统文化中的军国主义复兴，致使明治维新以来的西化遭受破坏。
现在的中国同样如此，西化尚未完成，就在虚浮的GDP影响下，沾沾自喜，《中国可以说不》就是这种心态的代表物。民粹主义旺盛。说什么日本韩国新加坡有传统文化作基础所以成功了。传统文化对发展有用。此乃事物之表面。如果这样，直接回到清朝就好了。干麻现代化呢。日本韩国，甚至香港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正因为资本主的法制，契约精神，现代理性人，作为国家基础，传统文化只是其多元文化一支罢了。国人不要夸大了传统的作用。
中国人对自已的传统文化不知道是过度自信，还是自卑，往往把当代的西哲思想联到古代，
什么孟子所说的君为轻，社会次之，民为重。这叫民主吗？？不是的。只有平等才有民主可言。任何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孟子的言论一经强化。可以变成暴民政治。
邓晓芒，研究康德黑格尔哲学十多年，思想深邃。看他的言论，见解新颖。以西哲作为标准来分析中国文化。此乃中国儒者的反思。因为爱他。所以批判他。因批判才有进步。
学习写驳论文的人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这本书，因为这是一场关于儒家伦理的一场辩论的文集。
邓晓芒的书，我最喜欢了。
解说得更有深度
好书读了过瘾
敵人是我們提高的動力和機會
没什么好说的，一般般的书，价格便宜。
目前看不错
买了很多，正看着
邓晓芒的书，值得一读。
邓大师的著作，不少新意。值得一读
前半部分很有启迪，后半部分难懂了。
本书上篇主要收录了作者由批判“亲亲相隐”而起的与国内一些儒家学者的论战文章，下篇收录了作者对牟宗三的康德研究的分析和质疑文章。书中涉及到的儒家学者在和作者交锋中处于下风，这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逻辑有关，儒家学者对西学不一定很在行，但研究西方哲学的作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却不逊色，当然作者的讥讽也很尖刻。至于作者对牟宗三误读康德的举要，学术性太强，收录进来就显得牵强了。
以往启蒙思想家对儒家的批判主要从现实后果和时代潮流的角度进行批判，少有从学理上进行认真分析，带有很强的情感色彩和鼓动性，而作者更注重对儒家伦理的原则的结构和来龙去脉的检讨。作者对儒家伦理的批判植根于对“文革”的反思。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就是儒家的马克思主义，从儒家“均贫富”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中国当代启蒙之所以老是停留于启蒙的门口，是因为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启蒙混同于中国传统的叛逆思想（老庄隐士、魏晋名流、明清异端等），虽然反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强调个性解放和个人独立，但若无普遍理性作为平台，就不能内化为人性中的一个必然的层次，只是一阵过眼云烟。即使是传统中的优秀的精华，在今天也只有尽快地实现启蒙的初步原则，才有恢复和弘扬的基础。
这场论战的焦点是，“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家族宗法血缘性的义务原则，在今天已成为一个导致国家体制腐败的重要源头。中国的“亲亲相隐”是人们必须遵守的义务，西方的“容隐”制度是作为“人权”（隐私权）之一个成分的个人权利。儒家伦理的根基不是社会普遍原则，而是家庭自然原则，不是社会公德，而是家庭私德。有一个推行家庭亲情的大家长来统一天下，将小家、大家和国家的等级秩序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一政治设计的成功是中华文明两千年大部分时间居于世界最繁荣昌盛的文明之列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宋明理学和整个儒家（及道家）绝不是“理性主义”的，而是直观类推（“能近取譬”）和直接证悟的。
康德哲学充满了矛盾，是思想内部的深层矛盾，用语很笨拙，表述很繁琐，概念的伸缩性过大，但思想的连贯性相当严密。牟宗三的全部哲学思考都是立足于中国哲学去思考西方哲学、康德哲学，把中、西哲学的取舍都完全看作是一个独断论的问题。
有毒食品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的文化心理模式。我们的道德原则只是在家庭和家族范围内适用的熟人原则，顶多是在一个国家的“大家庭”内部适用的原则；一旦这个社会中的人被抛入一个陌生人的社会（缺乏一个大家公认的有权威的家长使全体国民“熟化”），这样一种熟人道德就是完全不适应了，甚至成了反道德。
“亲亲相隐”在今天已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义务，文中搜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并对所获得的材料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