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研究导引
2011-6-6
重庆大学出版社
伍威·弗里克
380
孙进
无
《质性研究导引》最先以德语出版，后被翻译为英语、葡萄牙语、日语、韩语等，在国际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次中文版的出版直接译自德文原版，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作者本人的亲自关心和指导，因此可以说是对欧洲大陆质性研究方法最原汁原味地介绍。 《质性研究导引》经过教学法方面的精心设计，包括7大部分共31章，内容按照读者认识质性研究、确定研究问题、设计研究过程、选择质性研究方法、收集和分析质性资料、撰写质性研究报告、评价质性研究质量以及展望质性研究未来发展的认知逻辑顺序排列。每一章都有具体的学习目标、重点提示、案例分析、要点总结、思考练习题以及拓展阅读文献。此外，《质性研究导引》还配有许多形象的插图和概括总结性的表格。教学法方面的这些精心设计极大地提高了《质性研究导引》的易读性，令它既适合读者自学使用，也适合用作质性研究课程的教材，能够满足学生、教师和质性研究者各种层次的使用需求。
伍威·弗里克（Uwe Flick），博士，教授，1956年生于德国海德堡，先后在慕尼黑和柏林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1985--1989年，在柏林自由大学任讲师。1989--1996年，任教于柏林科技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并于1994年在此获得教授资格。1996--1997年，在汉诺威医学院担任医学社会学系的主任。自1997年以来，在柏林艾丽斯·萨鲁蒙应用科学大学（Alice Salomo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担任质性研究专业的教授。与此同时，他还在柏林科技大学兼任健康科学研究所的私立讲师。他曾在多所国外的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如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和伦敦城市大学、新西兰奥克兰梅西大学，以及智利的圣地亚哥、瑞典的卡尔斯塔德、意大利的帕多瓦、葡萄牙的里斯本。他的教学与科研重点为：质性研究方法、日常知识、个体及公共卫生、质性评估、青少年无家可归等。 孙进，博士、副教授，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德语系，先后在德国波鸿大学获得欧洲文化与经济学硕士学位，教育学硕士学位和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和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第一部分 本书框架1 本书指南本书的定位本书的结构本书的特殊组成要素如何使用本书2 质性研究——现实性、历史和特征质性研究的现实性以定量研究的局限性为发展起点质性研究的特点质性研究的历史处在现代末期的质性研究3 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关系在同一项研究中结合使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质性数据与定量数据的结合质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结合质性研究结果与定量研究结果的结合研究的评价与推广化有关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最新讨论以方法的适合性作为参照点4 质性研究伦理质性研究伦理的必要性伦理准则——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伦理委员会是解决办法吗如何让自己在研究中的行动符合伦理质性研究伦理——更好的研究所必需的第二部分 从理论到文本5 质性研究中的文献使用有关研究对象的理论性文献在质性研究中使用理论有关前人研究的实证性文献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方法文献撰写研究报告时对文献的使用文献查询6 理论流派质性研究中的研究视角主观意义：符号互动主义社会现实的生成：常人方法论社会现实与主观现实的文化框定：结构主义模型范式的竞争或视角的多元结合不同理论的共同点女性研究与性别研究实证主义与建构主义7 文本的建构与理解文本与现实文本作为世界的生成：一级建构与二级建构文本之中的世界生成：拟态（Mimesi8）处在传记和叙事关系之中的拟态第三部分 研究设计8 质性研究过程线形研究过程扎根理论对过程的理解研究过程的线形与环形研究过程中的理论作为世界的版本9 质性研究中的研究问题研究问题的裁定确定问题领域与界定研究主题关键概念和视角的多元结合研究问题的类型10 进入实地……第四部分 口述资料第五部分 观察法和媒介资料第六部分 从文本到理论第七部分 有效性论证、写作和发展前景
软件对质性研究的影响：举例说明 有关软件对质性研究影响的讨论从软件开发的初期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这一讨论受到了人们不同顾虑和担心的影响：首先，有一部分主导性软件是在某种特殊方法背景下发展出来的（如按照扎根理论来进行编码），难以应用于其他的方法。如果这种软件不适合用来在更高的程度上进行顺序性诠释，那么使用这种资料分析方法的研究者就会忽略这种软件。使用这种软件会不会改变分析文本资料的方式呢？或者说，使用这种软件会不会在普遍的意义上造成方法的统一，导向一种质性研究的“黄金标准”，正如Coffey等人（1996）所担心那样？Fielding／Lee（1998）在他们的一项有关在质性研究中使用软件的实证调查中发现，尽管他们所调查的研究项目都使用了CAQDAS软件，但是其中有三分之二的项目并没有使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及其编码方式。这一事实驳斥了这样的一种论点，即：使用这种软件会导致分析方式的统一，让某些方法占据主导地位。由此来看，对电脑的使用与对Strauss（1991）的方法的使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有些研究者想象的那样紧密。‘Fen Have（1999）向人们展示了如何可以将软件应用于会话分析。 另一个问题就是电脑软件对于各种不同的诠释方法的适用性。与编码和分类的方法相比，在顺序性分析这里，不同软件程序所提供的功能显得更加不重要了。这里仍然需要提出的一个批判性的问题是，随着人们在诠释文本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电脑程序，对它们的使用有可能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这种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特定的与这些软件“不兼容”的文本处理方式不再得到人们的使用？如今人们使用录音机做记录已经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那些不能被录影录音的内容，比如参与式观察，有时候就只能居于次要的地位（参见Bohnsack1999）。另一个担心是，软件程序会以含蓄的方式将自己的逻辑结构和展示结构强加给资料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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