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
2002-0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丛书编委会 编
338
无
卷首语 《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第一卷出版后得到社会各界读者的关爱，在这个读书寂寞的时代居然引起了许多的关注，在一些城市竟然常居畅销书榜，几个月就发行了数万册，上百家大小媒体都报道了她的诞生，这对我们实在是一种莫大的鼓励。我们出版此书，本是想给当代中国的思想学术的创造与接受提供一个真实的平台，而无意于在喧哗中增加一份热闹，我们决不企求它成为什么明星得到什么褒奖，但愿能为您带来诚实的思想和真切的见解，为您所付出的时间和期待提供应有的回报。 我们深知这本书的读者是和作者们、编者们一样的热爱智慧关心社会的读书人，对任何虚设的图景和伪装的热情都会引起强烈的反感，对任何肤浅的劳作和笨拙的复制也都会产生本能的拒斥。我们也深知我们都面临着一种特别的需要——知识和由知识而发生的理性与思想：在这个需要中我们才有可能建构起现代化社会和人生的真正秩序与准则。在起步走向世界经济生活的共同圈之时，这个并不新鲜的话题却使我们感受到最新鲜的紧迫感。 思想的尊严与人生的尊严同样需要丰富的理解和容受。真正的理解和容受同样是一种真正的尊严。尊严出自本我而归于时间与人心的衡定，真理难属客观却需讨论研求。不同的观点、标准不仅可以深化认识，提供多角度多侧面的观察和思维训练，而且可以培育我们对这个复杂的世界的容受和平等对待一切客观的存在：所以《讲演录》不是任何前定或预设的过滤器，也没有统一的框架和特别的选择：我们面对一切科学的知识思想和创造性的劳作，无意于表达个别的癖嗜。 这显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舞台，难以提供今日中国大学思想与活动的全副景观，但它无疑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或者说一个精华蕴聚生命强旺的部分。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不变的承诺。 《大学学术讲演录》丛书编委会 2002年1月1日
大学校园历来思潮涌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学者们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学术的发展。他们常常以在大学内外的讲演来传播新知，激励思想，在一个公共论述的空间里闪烁出智慧的光芒和批判的锋芒，显示了最为活跃的思想力量。本书力图把当下学者这一富有活力的姿态记录保存下来，同时也可以打破讲演的时空限制，让更多的读者汇入到自由地思考、探索和交流的氛围之中。本卷主要收录2001年度国内各大学重要学术讲演稿，少数前此时期的特出讲演稿亦收录。
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杜维明教授志业的未来或无条件大学(人文学科也许能使之他日成真)／德里达社会科学及制度经济学概论／汪丁丁刺猬的温顺／刘小枫亚当·斯密论经济和伦理的一致性／赵晓力中国司法传统的再解释/贺卫方现代中国哲学的自觉/张汝伦人文教育的位置应该在哪里?／陈思和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叶 澜90年代与“新意识形态”／王晓明自由主义民主与共和主义民主——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反思／许纪霖物质的兴起：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倾向／罗志田边缘文化的积聚及其效应——上海：近代中国新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及其变迁／姜义华殖民的现代性营造——重写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建筑与城市的历史／夏铸九台湾消费社会形成的初步思考／陈光兴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李欧梵20世纪起步的是与非——以梁启超的“文界革命”为中心／黄 霖从语言形式到民族传统的想像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观与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陈国球张爱玲作品中的衣饰／黄子平文学香港：想像城市的一种方式／罗 岗《白鲸》的白色／格 非在现实与记忆之间——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纪实摄影／颐 铮
书摘 其实，施特劳斯也没有太把伯林放在眼里。伯林固然是英国经验理性主义和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传人，但就这两种“主义”而言，伯林都算不上思想深刻的代表。施特劳斯从来不因哲学和政治歧见看不起什么人，只要思想有深度、学问功夫到家，无论哲学和政治歧见多大，施特劳斯都十分敬重，且极为认真地看待其思想。按意识形态的政治立场划分哲人——左派、右派或进步、反动，无异于拒绝真正的思想冲突：在施特劳斯看来，韦伯和海德格尔才分别是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和历史主义哲学的代表，对此施特劳斯都有专文讨论。对于伯林，施特劳斯不过顺便纠弹而已。 哲学和政治见解虽然不同、但深得施特劳斯敬重的思想家，除了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和历史主义哲学的思想代表，还有黑格尔右派的传人施米特(Cad Schmitt)和黑格尔左派——马克思主义的传人科耶夫(Alexandre Koieve)。青年施特劳斯在柏林犹太学院任教时，与曾因在黑市倒卖肥皂被捕、从莫斯科逃出来的科耶夫结为知交，其时科耶夫正从雅斯贝尔斯写博士论文。这两位哲人一开始所想的就不是一个路子，政治见解也南辕北辙：虽被肃反委员会拘押过，科耶夫自称斯大林分子，施特劳斯对共产主义运动从来没有好感，那时还是犹太正统思想的信徒。以后两人各自越走越远，施特劳斯是古典的——坚守哲学学园的自由地盘，科耶夫是现代的——不屑于在学园讲授哲学，相信马克思所谓哲学在于改变世界的信条。然而，这两位哲人终生在对话。施特劳斯完成一篇重要著述，通常要寄给科耶夫，似乎是专为反驳科耶夫写的。 《什么是政治哲学?》讲稿(打字稿)照例寄给了科耶夫，科耶夫读后在稿子上写下：“施特劳斯=神学。”科耶夫并非不晓得，施特劳斯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神学家，甚至连犹太教思想家也算不上。施特劳斯早年是正统犹太教徒，据说后来放弃了自己祖传的信仰，转而信服希腊的古典哲学。至于基督教，施特劳斯似乎有一种尼采式的反感。既然如此，为什么科耶夫将施特劳斯看做神学家?20世纪凡与科耶夫有过接触的哲人，无不赞叹其哲学智能过人——精明有如伯林者就是其中之一。如此看来，科耶夫说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实质上是一种“神学”，不能视为随随便便的看法。 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关于复杂事物和复杂性的研究已异军突起，引起不同学科领域内的，尤其是针对复杂对象的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个20世纪不断出现的自然科学在宏观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的新发现，打破了牛顿物理学一统“科学观”天下的局面，从而使科学哲学家行政机关认识科学的涵义。令人深省的是，这场科学观的变革恰恰是从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始的。正如华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趋向来看，它们强调非直线性甚于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于强调简单化。此外，它们还强调不可能排除测量者对测量活动本身的影响，对于某些数学家来说，它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精确性更加优越，因为后者在囊确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现在似乎更接近于以前遭到蔑视的‘软性’社会科学，而不太接近于备受嘉许的‘硬性’社会科学。”与此相关的是当代科学哲学也关注复杂理论的探讨，从系统论等“老三论”，到组织理论等“新三论”，现在已进入到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复杂科学和由此做出学科研究方法转换后形成的研究成果的突现。它们向我们展示了——个新的科学家园的前景，复杂科学将至少是这个家园中的崭新一族。 教育理论的研究完全可以列入这一族中，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教育不仅是人类每一个文明社会和个体人生旅程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联接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且，它还具有与其他社会系统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它联接着、聚焦着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与可能的未来。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世界还有什么会比这还复杂呢?现在的问题是，当许多学科的专家加人到复杂性研究，或者说用复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面对着的最复杂的研究对象——教育的研究人员，是否感受到、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如果说，以传统科学标准建构出来的科学宫殿不可能有教育学的位置，那么，在新的科学家园的建造中，我们会不会因还在追寻“昔日旧梦”而丧失作为成员的资格呢? 五 还想到和想说的是关于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上个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和苏联等的影响。就拿最近20年来说，情况有所改善，但教育学科中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几乎大多走的是这一条虾Ｍ舻囊泼瘢禄鄣谋咴滴幕芸炀鸵此潜澈蟮闹鞲晌幕牒诵奈幕Ｉ虾Ｔ谖幕现沼谥匦箩绕稹５牵向长期如此而形成了一种“学术心态”，唯洋人是瞻，理论想发展就从国外搬，这恐怕就成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还有与前面相同的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存在着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具有普遍规律普遍价值的教育理论。因而我们在看到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时，就把它作为可很快移植的东西搬过来，相信它的普遍真理性。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合，但往往把此归咎于我们的“落后”。这可以视做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状态有了改变，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已经开始意识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并努力在研究中矫治，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用研究的方式介入到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这是本人认为可以提出原创性司题的背景之一。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着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预料，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1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也会得到发展，中国教育理论界将取得越来越大的与国际同行在真实意义上的双向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这里，有对原创性的理解问题。有人把“原创性”与“封闭性”，与拒绝文化交流、对话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合“全球化”潮流的观点。这也许是1958年教育大革命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苏修”教育思想，骂倒一切，唯我独尊，以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口号，行政治斗争为实际的“原创”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痕迹引出的看法：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人类科学文化和通讯传播已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日，谁还会从排斥国际对话、无视已有科研成果的意义上强调原创性和实现原创性?但是，要提高原创性，确实需要在吸收的同时，克服唯洋是高的心态；要提高学术批判和独立发现思考的能力；要增强原创意识和对原创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创研究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一个“学术土壤”的改良和营造的过程。 本文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原，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做原始性(相对于“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他形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至少是由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要素综合构成。它未必一定关涉到学派创建、基本原理的突破等重大研究，但确实要求是从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现时需要中生长出来的“珍品”。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要少数人去做即可。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的建构，正是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育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理论的价值，还有推动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意义，同时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创造一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原创性研究指导下的改革实践中相互推进。 在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实行“统购统销”，以及全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后，上海已无法像往昔那样吸收外省市各类移民。除去通过干部调配、大学毕业生分配、安排复员退休军人及有计‘划地招收某些特殊工人外，外地人很难进入上海。上海也就不再有条件从源源不断的移民身上吸取各地域边缘文化，并进而去吸取各种地域文化的精髓。 在全部文化都高度一元化和高度意识形态化以后，核心文化也好，主干文化也好，边缘文化也好，都直接决定于行政权力的层级控制，它们之间的界限必然逐渐模糊c各种地域文化的差异，也被降低到很不重要的地位。上海由于其历史渊源，仍不失为中国一座文化重镇，教育、科技、电影等在全国还保持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控制下，人们的求学、求职、升迁、转业都很少自主权，原先曾在上海非常活跃的新的价值观念，包括自由意识，竞长意识，实践意识，时间、数量与信息意识，已失去存在与生长的社会基础。因此，上海作为全国新文化的中心这一历史地位也就成了明日黄花。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由于实行改革开放，珠江三角洲得风气之先，又一次走在中国各地的前列。外资大量进人，港澳台资大量进入，海外华侨华人资金大量进入，内地各省市资金和各不同层次的新移民从东南西北大量进入，珠江三角洲一跃而成为国内外各种边缘文化积聚之所，重演了一百多年前上海的历史。许多新的价值观念在珠江三角洲孕育，许多新的文化活动在珠江三角洲诞生，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许多新风气、新潮流的开拓者、领头羊。上海在这方面又一次落在珠江三角洲的后面。 90年代以来，由于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带动，上海重新敞开了自己的大门与怀抱。国内外各种边缘文化又开始向上海积聚。由于这一次起点比之一百多年前要高得多，新的中外移民文化水准要远远高于上海往昔的移民，新积聚的边缘文化很快就引来它们背后的主干文化与核心文化。上海在文化上终于重新崛起。但是，上海是否能够成为21世纪中国新文化的中心，还得视上海能否在当代社会基础上形成新的价值体系和实践体系，视中外文化能否在这里经由对话、交流、融合以及再创造，超越边缘文化而．形成新的核心文化及主干文化。上海能否成功，人们将拭目以待。 我个人认为，要讨论文学缘什么情的问题必须与时势联系起来。大致说来，天下太平、国富民强，不妨可以多一些人躲在象牙塔里批风抹月、拈花弄草、卿卿我我，雕琢雕琢个人的感情；而当天下大乱、国将不国的时候，恐怕更需要的是为国为民奔走呼号，歌唱时代的最强音。而中国的20世纪，总体上说来多灾多难的世纪。因而也需要文艺更多地注意反映“群情”，为民富国强服务：当我们现在一些人有汽车可开有洋房可住，有X0可喝，有卡拉0K可唱的时候，是很难理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受人欺凌、被人奴役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是很难理解当时需要社会的安定、政治的清明、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尊严才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强烈的感情：当然，我并不否定那些描写痴男怨女、山清水秀的作品的价值：在任何时候也有它们存在的意义。但不能反过来只承认这类侧重写“私情’’的作品的价值，而把表达“群情”性的作品拒之于文学大门之外。据我看来，21世纪也并不太平，步入21世纪的中国还不能彻底摆脱被人钳制甚至欺凌(尽管有时候自我感觉还不错)的境地，因而我们决不能盲目地跟着别人简单地否定那种写得“雄放隽快”、能鼓舞“群情”的作品，一味地沉醉在铜臭与小女人的圈里转，一味地鼓吹象牙塔里的“纯文学”。正像40年代朱自清所感叹的那样，把“言志”弄成“玩世不恭，追求趣味，趣味只是个人的好恶”，“谈窄而又窄的身边琐事”。我们在21世纪更需要的无疑将还是兴国之音、蹈厉之气。因此，我认为，像梁启超他们所走的路，从总体上说，我们还得走下去。 第三，关于“文化巨人”的问题。 我们肯定梁启超反映“群情”的所谓“载道文学”，不免有人会问：那为什么20世纪中国没有产生文化巨人?言下之意，即是强调变革是不能出文化巨人的，不写私情也是不能出文化巨人的。这里，我想谈两点看法。 第一点是，路走得正确并不一定走得最好。只有既走得正，又走得好，才能功德圆满。梁启超在20世纪起步之时，倡导“文界革命”，其大方向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由于主客观的各方面原因，他的“新文体”散文，尽管也有可圈可点的佳作，但如前所述，的确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这就影响了他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因此，要把“走得正”与“走得好”分开来看，不要因“没有走好”而得出“没有走对”的结论，不要以个人的缺点或不足来否定整个方向。实际上，纵观中外文学史，一切真正称得上“巨人”的作家，诸如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施耐庵、曹雪芹及荷马、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都是合着他们时代的“群情”，载着某一种“道”的。他们就是既走得正、又走得好的代表。 ……
卷首语《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第一卷出版后得到社会各界读者的关爱，在这个读书寂寞的时代居然引起了许多的关注，在一些城市竟然常居畅销书榜，几个月就发行了数万册，上百家大小媒体都报道了她的诞生，这对我们实在是一种莫大的鼓励。我们出版此书，本是想给当代中国的思想学术的创造与接受提供一个真实的平台，而无意于在喧哗中增加一份热闹，我们决不企求它成为什么明星得到什么褒奖，但愿能为您带来诚实的思想和真切的见解，为您所付出的时间和期待提供应有的回报。 我们深知这本书的读者是和作者们、编者们一样的热爱智慧关心社会的读书人，对任何虚设的图景和伪装的热情都会引起强烈的反感，对任何肤浅的劳作和笨拙的复制也都会产生本能的拒斥。我们也深知我们都面临着一种特别的需要——知识和由知识而发生的理性与思想：在这个需要中我们才有可能建构起现代化社会和人生的真正秩序与准则。在起步走向世界经济生活的共同圈之时，这个并不新鲜的话题却使我们感受到最新鲜的紧迫感。 思想的尊严与人生的尊严同样需要丰富的理解和容受。真正的理解和容受同样是一种真正的尊严。尊严出自本我而归于时间与人心的衡定，真理难属客观却需讨论研求。不同的观点、标准不仅可以深化认识，提供多角度多侧面的观察和思维训练，而且可以培育我们对这个复杂的世界的容受和平等对待一切客观的存在：所以《讲演录》不是任何前定或预设的过滤器，也没有统一的框架和特别的选择：我们面对一切科学的知识思想和创造性的劳作，无意于表达个别的癖嗜。 这显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舞台，难以提供今日中国大学思想与活动的全副景观，但它无疑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或者说一个精华蕴聚生命强旺的部分。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不变的承诺。 《大学学术讲演录》丛书编委会 2002年1月1日
《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2002》在学术上有很高价值，其内容具有前瞻性，反映了一个时代中国学者思考的最高水准，不仅满足于学术界乃至社会的需求，而且在出版选题资源的开发方面有拓荒之功。相信值得每位读者细细品味。
无
虽说是讲演录，可是思想深度不容小觑。本书最大特色可以说是深入浅出，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