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中國文化地圖 第一卷
2003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朱大可,张闳
377
中文
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分子的蜕变和分化，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文化景观。知识分子从庞大的国家主义话语体系中分裂而出，经历剧烈的动荡和改组，分化为诸多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立场、利益份额以及话语方式的群体。这些变化为21世纪文化话语形态及文化批评勾勒出混乱的轮廓，也为新的话语运动的崛起提供了重要契机。 学院官僚主义 对当下文化话语形态新格局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学院”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对学院学术加大了扶持力度，并鼓励学术研究与产业和商业合作，这样既增加了学院学术的影响力，又为其带来巨大的利益。学院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也达到了近几十年来罕有的水平。另一方面，学院体制进一步健全和强化，学位制度、职称制度、岗位制度的完善，使学院迅速官僚化，成为国家机构映射在知识界的一个权力摹本。 学院是主流体制的知识垄断策略的实施者，也是国家进行丝绒化管制的法定代理人。学院在国家授权下圈定知识体系，建立和维系学术威权。在以“学而优则仕”为传统的中国学问制度史上，只有经过国家文教体制确认并受其支配的学人，才能够进入社会上层，享有政治、文化、经济和话语的特权。即使在当下的全球化资讯时代，知识体系仍是强大的社会整合工具。公民社会遭到知识等级体系（文凭与学历）的肢解，知识秩序也掌管着衡量主流与边缘、正统和异端、高雅与低俗的尺度，学院学问优劣标准成了决定性律法，只有经它确认，公民才能获得各种正当性的地位和权利。 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批学术“权威”把持着学术资源的支配权，掌控知识的价值尺度和学术等级的评判权。通过学术研究基金的审批、学术成果的鉴定、学术奖项的评审以及学术人员的职称评定和岗位聘任等“学术行政”行为，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威。学院知识分子阶层成为新文化秩序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学术评判更多的时候是学术“权威”阶层内部的利益分割。通过培养学生、研究生，学院派拥有大量的、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招生规模的扩大，有效地维持着这个学术“权威”梯队的基本结构和规模。 这种学术官僚形态的发育庞大，触发了无可规避的道德腐败。自20世纪80年代对民众进行了“人本主义”的“思想启蒙”之后，学院开始对其自身展开“资”本主义的“货币启蒙”。近年来，学术腐败丑闻连续不断：大量的学术抄袭、剽窃事件，招生黑幕，评奖丑闻……学术腐败戴上了一张“知识正义”的面具，民众对学院知识精英又具有先天的崇拜情结，令这种丑恶行为更具伦理欺骗性。而专业特性的限制，使之又只能依赖学术界内部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清理，因而它比其他领域的腐败更缺乏监督机制，也更难以审判和惩处。 有一些学院精英分子意识到学院自身的人文危机，于是他们乞灵于五四以来的新学术大师的幽魂，企图依靠重新修订学术“神谱”来重整学院理念和知识分子精神，“新国学”的学术宗庙重新燃起了幽暗香火。但这些学术努力在强大的现世利益驱动下露出了扭曲的面容。学术“神谱”的建立，只给学院学术抹上了一层神圣高尚的油彩，强化了学院学术的道德威权，使学院进一步“知识庙堂化”。 另一方面，以各种不同方式谋求与国家主义的融合，是学院知识分子的最新走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流语境发生了一系列微妙变化，国家主义在新文化格局中需要寻找新的知识代言人。学院精英与主流话语形态一度破裂的关系在新的格局下得以弥合。以“国学”、“新儒学”和“民族主义”为话语形态中介的学院知识分子，开始了与体制的漫长蜜月，并在新权力系统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更为甚者，20世纪80年代处于边缘地位的前卫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现在大多融入学院，成为新一代的“学院精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指望学院知识分子成为自主的批判性力量，并营造出一个哈贝马斯式的健康的“公共空间”，无异于痴人说梦。
本书是2001-2002年中国大陆文化成果的一部“国风”式双年展，内容包括年度文化批评的精华文献、流行关键词及其阐释、文化事件年表等三大部分。编选立声更倾向于民间和自由个体，突破传统年鉴体例，展现出更为开放和前瞻的状态，是一本民间的重大文化“采风”备忘录。正如它的名字所示，它将成为人们巡视中国文化现状的精密地图，帮助读者按图索骥，从中发现最新文化发展轨迹和成果，是读者从事文化学习、研究、批评、探索的导读文典和珍贵档案。本书今后每一卷，旨在密切追踪中国文化流变和未来动向？
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57年生于上海，现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悉尼大学亚洲研究学院访问学者。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当时先锋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其著述有《燃烧的迷津》和《聒噪的时代》等。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在中国文化界负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
张闳，江西人，1962年生。曾为医生，后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主要从事当代文学及文化符号学研究。倡导文本细读和精确、犀利的意识形态符号解析批评，为新生代批评家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批评文集《内部的风景》、《声音的诗学》等。
文化批评文选文学批评文选 2001年 双城记 革命的“灰姑娘 诗歌公社的生产美学 鲁迅式破折号 身体的叙事 2002年 在小说与传记的重合处：梅女士出洋 诗歌的风箱 饥饿的踪迹：《江雪》中的胃的消失与呈现 《上海宝贝》到西方及其他 作为幽灵的后现代——20世纪90年代诗歌中的城市空间电影批评文选 2001 后现代，杭州还是汴洲？ “旧约”：讲中文的同性恋电影 悲情故事里的饮食男女 狂奔的女性政治学 2002 公共权力：女贼爱衙役，我们爱你们 跨国制作、商业电影与消费文化：《大腕》的文化分析 电影为什么这没“红”？艺术批评文选 2001 新巴洛克式神话：关于魔法、失乐园和白日梦——记刘大鸿的象征绘画 被附体的灵魂，或疯狂的躁动 行为艺术是一种强迫症 当代艺术中的摄影媒介热 2002 《空城记》：对徐累绘画的解读 行为艺术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境遇 中国当代艺术的异型地音乐批评文选 2001 另一种颠覆，或摇头——电子乐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中国的摇滚——大众和个人的想象 你好，我是混地下的 灵魂苏醒的一些方面——兼对2000年后歌曲歌唱性的考察 2002 摇滚的权利、梦想与蜕化 不是音乐是什么？——窥中国地下摇滚的精神场景大众文化批评文选 2001 口香糖与爱情：欲望的虚幻满足 作为欲望迷宫的酒吧 封面女郎：凝视·面容的形而上学 上海：情欲在尖叫 上海市民的身份焦虑 2002 家乐福：语法、物品及娱乐的经济学 黄段子：一种以色情面貌出现的反色情材料 失落的庭院·文人·冷风景文化关键词文化事件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青年人的文学阅读更多地被限制在革命传统教育方面，《青春之歌》当然主要也是为了提供这方面的需要。但这并非是这部作品受欢迎的主要原因。《青春之歌》还提供了比一般革命文艺更多一些的东西。比如，其中涉及青年人在情感选择上的自由模式，这一点，恰恰是当时的青年所匮乏的。从这一方面看《青春之歌》多少还保存了些许五四新文化的残余。一点点自由的呼吸，却是弥足珍贵的。但这也是日后这部小说被更激进的革命派认为其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加以禁止的主要原因。 《青春之歌》试图表达女性解放的合理途径：借助社会和阶级的力量，获得性别上的平等和社会对女性地位的认同。但这种社会的和阶级的力量本身却必须通过男性才能得以呈现。在一个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对其自身的社会身份的选择往往首先就是情感选择，或者说，对情感对象的选择的不同，将会影响到女性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的性爱观念和不同社会身份的情感对象，也影响到女性的情感选择。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中，女性社会身份的选择所面临的困境经常通过性对象的选择表现出来。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当时甚为风行的所谓“革命加恋爱”的故事当中。在这些故事中，“新女性”往往通过性爱自由来争取个性解放和通过革命争取全社会的解放。 在以女性为视角的革命文艺作品中，革命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言情故事——革命的与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男性对女性的争夺，不同政治派别的政治较量在情场上的表现，也是这些政治势力的“精神生殖力”的较量。性别的魅力与政治的魅力呈现为一种互为转喻的关系。一方面是以性爱的方式对政治观念的演绎，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政治话语对性爱的改写。革命文艺中的女性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男性身体的关注，男性不同的身体特征成为不同政治身份的标志。革命文艺有一种特殊的关于人体体征的“符号化”程序。从这一角度看，革命乃是一种“身体的政治”。 知识分子是这一社会阶层中有着“二重身份”的人群，在革命者看来，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在生活上则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工农群众是有距离的。对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之间在形象上的这种差异性，毛泽东做过一个著名的对比分析：“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是关于身体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身体与心灵的分离，或者说是“灵／肉”分离状态。它们构成了这个“辩证法”所需要的对立的两面。根据这个“辩证法”，人的身体很可能是一个虚假的外表，一个不确定的“能指”，而它的“所指”则常常正好构成了其“能指”的反面，至少在知识分子那里是这样。“革命”在身体的层面上真正恢复了其最初始的意义：革（皮肤，以及整个外部体征）决定了其拥有者的命（生命本质）。根据这一原则，20世纪50年代的革命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往往被塑造成“小白脸”。“小白脸”成了“虚伪”的符号，而黝黑的面孔则成 了“诚实”的符号。由此而进一步将身体“道德化”。 《青春之歌》对不同政治身份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描写就大不相同。作者以一个女性（同时，也是一个革命者）的眼光，特别强调了他们身体特征上的差异。对未曾改造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余永泽的形象描写最有意思。他身体瘦削，小眼睛，这个形象在某一特殊的环境里显得特别滑稽。书中有过这样一段描写—— 卢嘉川站在门边，静静地看着余永泽那瘦骨伶仃的背影——他气得连呢帽也没有摘，头部的影子照在墙上，活像一个黑黑的大圆蘑菇。他的身子呢，就像那细细的蘑菇柄……深夜惨白的电灯光，照见他的细长的脸更加苍白而瘦削。 我一向是觉得在中国谈后现代问题是很难谈得清的，是很不后现代的，是很容易“却把杭州作汴州”的。可能很多人也有这个感觉，所以文艺理论界将一些爱谈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主儿唤作张“后主”、王“后主”。我感觉，真正的后现代一定要有一个极度轻松的氛围。我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就不是后现代，因为他生活的地方没那个氛围。拉什迪的《撒旦的诗篇》也不是后现代，写小说写出杀身之祸来，要靠警察保护才能活命，这还后什么现代？写小说跟组织三陪、开局设赌一样，照顾了警察的业务，这种地界出不了真正的后现代。我们今日中国没有后现代文艺运动，不可能有真正的后现代作品，因为我们面对的多是前现代问题，我们生活里更多的是前现代境遇，所以，有时真正的后现代作品和后现代人物来了，我们这里的人就看不懂，就乱打一气，就无端地义愤填膺。可笑的是面对小燕子的翱翔、面对《还珠格格》、面对后现代大师周星驰，我们这里的许多后主就看不懂，就不认识，就上去给一闷棍。 我们产生不了后现代，但是我们得到后现代的营养绝不少，我们这里有后现代意味的事情也不算少。1999年，要是没有那个会打闹会上房的小燕子支撑着，那我们全国百姓还不齐刷刷朝着雍正皇帝扑通跪倒？嘴里还要高唱起那电视剧里的主题歌：世间万苦皇帝最苦。 中国有后现代文本，我们也可以阅读、消费后现代作品。后现代艺术的营养也可以滋养我们。但是，中国绝没有后现代境遇。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都知道，对此可以有各种形容和解释，但肯定跟后现代沾不上边！我们面对的首要的、更艰难的、更迫在眉睫的问题不是全球化危机、殖民主义威胁，而是闭关锁国的情结、封建主义的势力。我们的尴尬和恐惧不是高度商业化、高度消化社会中那难以选择的后现代烦恼，而是话语霸权、有话不好好说的义和团情结和农民起义冲动。在拿起笔做刀枪的冷战思维中，是读不懂后现代的。看看福柯在1968年5月风暴中的行为就知道，思想能随便解构，一定要身体安全才行。 但是，在这里，在今天，我们照样得到后现代营养。我们不光从现实主义的思考和再现中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尽到我们的责任。面对严肃的生存境遇，我们也喜欢听到天堂里的笑声。15年前，米兰·昆德拉在耶路撒冷颁奖的时候作了一个即兴的演讲，题目借用犹太人的一句谚语，叫做“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他说：“为什么人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呢？因为人们越思索，真理就离他越远。人越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就越远……欧洲最早期的小说家却看到了人类的新外景，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艺术，那就是小说艺术。”而“小说艺术就是上帝笑声的回响”。 然而就是这样两句信手拈来的犹太谚语，却被许多中国人误读、望文生义地曲解了，被为我所用地简化、改造成一种时髦和金科玉律，当成了反对思索的尚方宝剑。在这种话语游戏的反复搏弈中，我们自己也就渐渐有些找不着北，不晓得自己究竟是活在东方还是西方，更不知今夕何夕，忘记了这里高墙上的时针究竟是指着前现代还是后现代。昆德拉的原意是指幽默对绝对真理的超越、对“历史必然规律”这一虚假信念的超越、对集权主义的超越；他也是在说这个意思：“权力、镇压和权威永远无法以笑的语言发话。”（巴赫金语） 后现代的超越精神启示我们怎样走出沉重的历史，提醒我们也许可以用另一种套路去解开现实的死结。这就是有话好好说，有话笑着说。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很多地方想起了影片的幽默和奇思妙想，不由咧开嘴笑了。 三、清理快感，找出玄机 对程青松书中谈到的片子，我大多数是耳熟能详的，有的还是我推荐给他的：可是，我看到他居然发现了许多我没看到的东西，似乎继承了文学上的芝加哥新批评派的细读传统。这让我这个同行很为生气。比如，他理出了《滑动的门》和《劳拉快跑》对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盲打误撞》是如何继承的。这种继承既在剧作结构上也存在于生活哲理思考的层面。继承和参照，在这本书里叫盗版关系．或者叫抄袭。这也可以吧，因为本文的互指、融合就是后现代艺术的重要特色。再例如，我们很多人都看到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蓝色》、《白色》、《红色》是对应了法国国旗的三种颜色；可程青松还看到作者的另外一些有突破性的机巧安排：在这三部影片中，都有一个只出现了一次的老妇人。而且，她都是在艰难地想把一个瓶子塞进垃圾桶里。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以自己的整个创作作为单元来让我们读解、体会他的哲理思辨？“《蓝色》中的主人公由于沉浸在自己丧失的痛苦中，面对她无动于衷；《白色》中被妻子以阳痿休掉的男主人公则面带讥讽和嘲弄，其实他嘲弄的是自己；只有《红色》中的女主人公上前去帮助了老妇人。”我们知道，三部影片中正好《红色》是以博爱为主题的。 有时候地下乐队会遇到一些奇怪的提问者。比如一个刚刚从李亚鹏或孙悦那里回来的戴蓝色窄幅墨镜的娱记，怀里还揣着企宣通稿和红包，突然被编辑派去采访这帮愤怒青年，他／她因此兴奋，对对方的发型、收入、性态度和祖籍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尝试着打听认不认识吸毒者，以及打算什么时候被全国人民接受……结果通常是这样：那个尽可能客气的被采访者终于得到释放，在背后大骂这个呆鸟，而呆鸟回家去写了一篇稿子，说好有个性，原来摇滚乐不光是愤怒啊，原来也有爱。 愤怒是因为爱。这个道理好像并不被普遍接受。因此又出现了以下的情形：一个人去采访地下精英左小祖咒，刚问完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被对方反问：你听过我的音乐么？什么？没有？现在听一首吧，戴上耳机，我给你开大音量。该记者听了五遍，说声谢谢再见，慌忙回家了。 如果大家对艺术家的兴趣集中在姓名、花边和爱好上面．那么地下乐队有理由让大家失望，甚至说对不起我没法回答你的问题．我是混地下的。人们于是知道，地下那片的风景比较封闭，对出名的诱惑爱理不理．说话不客气。眼神和打扮都是古怪的，他们的价值观和大家不太一样……以此推理，想扮酷的孩子只需要把自己弄得又穷又吓人还拒绝被了解就够了。但从逻辑上看，这实际上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社会真的还有一点空间留给怀疑物质主义的人，留给爱好不同声音、奢谈自由的人，留给固执地坚持自己想法的人，那么他们产生不同的美学，并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很正常了，他们会继续拒绝那些浮光掠影的了解，因为那其实不是沟通而是扭曲。 好在交流开始了。地下乐队希望人们关注他们的音乐而不是生活状态，这要求并不过分。从2000年夏天的西单文化广场音乐周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撞到了地下摇滚的枪口上，据说有近10万人参加了这场长达一周的露天演出，有人砸吉他给大家看，有人裸奔未遂，很多不被习惯接受的发型和服装出现在西单。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摇滚乐演出，地下的还没有来。住在莱茵河·声场、开心乐园、豪运、CD Cafe、火山、橡树、藏酷等酒吧附近的人发现，那些定期不知从哪些角落钻出来的怪人中，也开始出现一些可以允许进入写字楼和政府办公楼的面孔，他们是某人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以及看了报纸后心血来潮的周末夜行人。有时候，像崔健这样的巨星，在帮助新兴中产阶级怀旧之余，也会带“舌头”、“病蛹”、“扭曲的机器”这样的地下同行一起玩，他们暴露在以宽容和善于接受新鲜事物著称的人群面前，而后者，虽说没空去创造什么，但还算有心情看个究竟……当然，更多被荷尔蒙和广告拉到摇滚偶像附近的观众，在欣赏“瘦人”的活蹦乱跳和“唐朝”的传奇光环之余，也接触到了偶像的反对派。
前言 朱大可 张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分子的蜕变和分化，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文化景观。知识分子从庞大的国家主义话语体系中分裂而出，经历剧烈的动荡和改组，分化为诸多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立场、利益份额以及话语方式的群体。这些变化为21世纪文化话语形态及文化批评勾勒出混乱的轮廓，也为新的话语运动的崛起提供了重要契机。 学院官僚主义 对当下文化话语形态新格局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学院”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对学院学术加大了扶持力度，并鼓励学术研究与产业和商业合作，这样既增加了学院学术的影响力，又为其带来巨大的利益。学院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也达到了近几十年来罕有的水平。另一方面，学院体制进一步健全和强化，学位制度、职称制度、岗位制度的完善，使学院迅速官僚化，成为国家机构映射在知识界的一个权力摹本。 学院是主流体制的知识垄断策略的实施者，也是国家进行丝绒化管制的法定代理人。学院在国家授权下圈定知识体系，建立和维系学术威权。在以“学而优则仕”为传统的中国学问制度史上，只有经过国家文教体制确认并受其支配的学人，才能够进入社会上层，享有政治、文化、经济和话语的特权。即使在当下的全球化资讯时代，知识体系仍是强大的社会整合工具。公民社会遭到知识等级体系（文凭与学历）的肢解，知识秩序也掌管着衡量主流与边缘、正统和异端、高雅与低俗的尺度，学院学问优劣标准成了决定性律法，只有经它确认，公民才能获得各种正当性的地位和权利。 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批学术“权威”把持着学术资源的支配权，掌控知识的价值尺度和学术等级的评判权。通过学术研究基金的审批、学术成果的鉴定、学术奖项的评审以及学术人员的职称评定和岗位聘任等“学术行政”行为，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威。学院知识分子阶层成为新文化秩序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学术评判更多的时候是学术“权威”阶层内部的利益分割。通过培养学生、研究生，学院派拥有大量的、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招生规模的扩大，有效地维持着这个学术“权威”梯队的基本结构和规模。 这种学术官僚形态的发育庞大，触发了无可规避的道德腐败。自20世纪80年代对民众进行了“人本主义”的“思想启蒙”之后，学院开始对其自身展开“资”本主义的“货币启蒙”。近年来，学术腐败丑闻连续不断：大量的学术抄袭、剽窃事件，招生黑幕，评奖丑闻……学术腐败戴上了一张“知识正义”的面具，民众对学院知识精英又具有先天的崇拜情结，令这种丑恶行为更具伦理欺骗性。而专业特性的限制，使之又只能依赖学术界内部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清理，因而它比其他领域的腐败更缺乏监督机制，也更难以审判和惩处。 有一些学院精英分子意识到学院自身的人文危机，于是他们乞灵于五四以来的新学术大师的幽魂，企图依靠重新修订学术“神谱”来重整学院理念和知识分子精神，“新国学”的学术宗庙重新燃起了幽暗香火。但这些学术努力在强大的现世利益驱动下露出了扭曲的面容。学术“神谱”的建立，只给学院学术抹上了一层神圣高尚的油彩，强化了学院学术的道德威权，使学院进一步“知识庙堂化”。 另一方面，以各种不同方式谋求与国家主义的融合，是学院知识分子的最新走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流语境发生了一系列微妙变化，国家主义在新文化格局中需要寻找新的知识代言人。学院精英与主流话语形态一度破裂的关系在新的格局下得以弥合。以“国学”、“新儒学”和“民族主义”为话语形态中介的学院知识分子，开始了与体制的漫长蜜月，并在新权力系统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更为甚者，20世纪80年代处于边缘地位的前卫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现在大多融入学院，成为新一代的“学院精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指望学院知识分子成为自主的批判性力量，并营造出一个哈贝马斯式的健康的“公共空间”，无异于痴人说梦。 ……
无
《中国文化地图》是一本写给大家看的书,所谓写给“大家”看的，就是说，这本书不是以文化史的专业研究者和从事其他学术工作的人士为对象，而是面对那些虽非专业人士、但对文化观,特别是大众文化想象有浓厚兴趣的读者,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国文化地图》的内容也就是“述其大概”，亦即以较少若干幅名图简扼地回顾中国文化发展的事件现象，勾勒出21世纪中国文化演进的大体轮廓。很明显,这本书编选立场明显倾向于民间和自由个体，力求突破传统观念好恶，展现出更为开放和前瞻的状态，是一本民间的重大文化采风“备忘录”。正如它的名字所示，它将成为人们巡视中国文化现状的精密地图，帮助读者按图索骥，从中发现最新文化发展轨迹和成果。
中国正处于社会极速转型的阶段，文化与历史能够提供坚实的根基，知识分子就是地基上的一块砖，守着良知，怀着正义。
把重要的文化评论文章汇集起来，可以节省后来者的精力
朱大可编著的书籍，语言犀利，思想深刻，见一本买一本
别具一格的选题，好。希望有更多像大可这样别致的文化人。
书到的比预计的快，质量很好。还没来的及看。
真的很不错 文艺份儿
极有价值的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