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寻胡适历程
2004-0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余英时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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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寻胡适历程》根据《胡适日记全集》的內在线索，探讨胡适在各个阶段与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关联，并就上述引起议论的疑点，择其较有关系者予以澄清，让胡适自己说话，还胡适一个原业面貌。
余英时，1930年生。美国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历任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学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耶魯大学历史霁座教授。2001年6月自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荣退。
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 一 留学时期（1910——1917） 二“新文化运动”初期（1917——1926） 三 “大革命”时期（1926——1930） 四 侵略阴影下的新北大（1931——1937） 五 出使美国（1937——1946） 六 内战时期（1946——1962） 七 落日余晖（1910——1917） 后记 谈学谈诗二十年 ——序《胡适杨联往来书札》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 前言 一 胡适的出及其思想史的背景 二 思想革命的始点 三 长期的精神准备 四 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 五 胡适思想的形成 六 方法论的观点 七 实验主义的思想性格 八 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 《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 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 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 ——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征引书目
一 留学时期（1910—1917） 《胡適留学日记》刊布最早，流行也最广，所以不须多说。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中，已详引《留学日记》，说明留美七年是他的“精神准备”时期。1917年6月他启程回国则象征了“准备”时期的终结，因为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已发表在《新青年》1月号，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这七年之内，中国学术思想界正处在低潮时期，不少人都在重新探索出路。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和章士钊的《甲寅杂志》都代表了这种探索的努力。胡適个人的“精神准备”和中国思想界的“新探索”恰好发生在同一时期，这才造成了他“闭门造车”而竟能“出门合辙”的巧遇。 在这一阶段中，胡適生命史上有两个相关的疑点必须予以澄清：第一是博士学位问题，第二是他的哲学造诣问题。
在胡适个人生命史上的每一阶段，一向都存在著一些或大或小的疑点，他的博士学位问題，他的西洋哲学素养，他对毛泽东的影响，他和蒋介石的关系……随着《胡适日记全集》的出版，其中有些问題已能够获得比较明确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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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研治中國思想史——不管是古代還是近代——的人來說，“胡適”這個名字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開的。
不管我們採取何種評判的立場，胡適畢竟在20世紀上半葉的思想學術界具有他人所無法比擬的中心位置。爲什麽胡適能夠在短短一兩年時間取得中國學術思想界的領導地位？爲什麽剛好是胡適而不是其他人？對於歷史學的從業者來說，首先是一個需要解釋的歷史問題。在我以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一文提供了一個扼要而精闢的解答——雖然不全面，但卻也是幾乎不可能全面的。對於如何研究思想史，此文也可以算是一個非常好的範例。它不僅概述了五四運動前夕的思想環境，深入剖析了胡適的思想準備及其對通俗文化和上層文化兩個領域的衝擊，更從學術思想的內在理路上解釋了為何胡適及其所引進的實驗主義能夠成功。一種學術思想，一種思維方式方法如何能夠移植、接榫到一個全新的環境中去，或者如何能夠剛好在某一個時代得到迅速而廣泛的認可，僅僅從外在的社會經濟變遷來解釋，又或者以一句時代發展要求輕輕揭過，是遠遠不夠的。胡適個人的思想結構，實驗主義哲學或其他哲學派別與中國傳統思想基本架構之間的關係，都需要從學術內部本身進行解釋。這樣，“思想史”中間才能看到“思想”，也才是真正的“思想史”！
在爲《胡適日記全集》所寫的序言中，作者通過日記的記述澄清了胡適人生的一些或大或小的疑點。作者當然清楚，日記材料由於記者本身的立場，難免會存在偏見甚至不實之處，尤其是胡適的日記是寫給後人看的，裏面甚至還有刪改、補記的地方，僅憑其中的敘述是不足以完全支撐起一個真實的胡適的。因此，作者以日記爲主，而比對了相當多其他材料，使得他筆下的胡適更貼近那個歷史上的胡適。當然，我也不敢說作者是完全“中立客觀”的。裏面有些敘述，恐怕仍然需要其他不同記載的檢驗。
看似有些意外的是，作者前後花了近20頁的篇幅勾勒胡適與Roberta Lowitz女士的一段情緣。雖然這一段與書中其他部分所主要涉及的中國近代思想學術史、政治史似無甚關聯，但對胡適這個“人”卻有著很重要的意義，胡適的個人形象也愈發鮮明、立體起來。這與那些治史而不喜歡讀詩詞，或者以為其無甚價值的人——治中國古代史者尤甚，有著鮮明的對比。歷史是由人構成的，而人又是鮮活的、有生命的，古代的詩詞恰恰是最能反映一個人真實性情的文字。這也是很多人觀詩詞乃至一句之作而能預見作者將來成就、歸宿的重要原因（這方面的記載在古代相當多）。那麼，生動的認識一個人，不也是歷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么！
書中諸文，大多屬於根據新材料所得出的新認識，所以對作者而言，是“重尋”，是“再認識”。於我，卻都屬於胡適先生的一場“首映‘秀’”。十分慚愧的是，以前只讀過胡適具體的關於學術思想史的幾篇文章，甚至連《中國哲學史大綱》都不曾讀完，遑論其它了。對於他的生平和他的思想，零星的知道一點。這次通過此書，算是補充了，對於1910-1960年代的中國思想學術史乃至政治史，也都有一番新的認識。之前曾向NP請教誰寫的胡適最好，他推薦了余英時和羅志田。今年余英時的這本書出了新版，也就賣了下來，抽了點時間翻過。於我的論文，大概是有些“不務正業”吧（其實，就方法、視野而論，對我還是相當有啓發的，只不過與主題不相關而已。）。可惜這個毛病卻總也改不掉。昨天聽張文江先生關於《莊子》的講座時，他還提到讀研究生，就不要學，或者說是對於拿學位“該學的”都沒學，我於此大概是頗有些相似的吧。
這本書，雖然封面上沒有改，但裏面全都作“適”，算是還了“胡適”的本來面目，沒有爲他改名。但以我私心揣度，這個版本可能逃不過一些刪節（去年底的一本談陳寅恪的書刪去了不少，另文會有說明）。如果我的猜測屬實，於胡適所堅持的“自由主義”立場不啻是一個諷刺。他的理想暫時還看不到實現的一天，而他這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an incurable optimist），又不知是否會悲觀起來呢！
2012年5月24日夜
胡适之先生过世之时，蒋中正送去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虽然入室弟子唐德刚觉得如此内容绝不会让先师中意，但蒋公的评价其实不失公允。
当年的留学生之中，既有鲁迅、徐志摩这样抛弃发妻的例子，也有季羡林般对家庭横眉冷对的消极，而胡适却对糟糠之妻江冬秀不离不弃，确实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当然，凡人皆有七情六欲。胡适留学期间，也曾与一位外籍的韦司莲女士有过亲近，另一位中意的女子则是好友任鸿隽的妻子陈衡哲，笔名“莎菲”。据说胡适之女胡素斐的名字，也是来源于此。但他始终恪守着“朋友妻不可欺”的底线。
要说胡适生命中最特殊的一段“恋情”，可能是他在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时的一段“奇遇”。
在胡适1938年的日记中，曾经多次出现过一位Roberta Lowitz女士（后多称Robby，即Roberta的亲切称呼）。根据记录来看，尽管胡适大使忙于“争取美援”，但两人见面频率相当之高。
这位Robby女士何许人也？应该算是胡适的恩师、实用主义哲学开山祖师约翰·杜威身边的工作人员，类似于助手或者秘书。Robby女士夫姓Grant，但两人似乎处于分居状态，Grant先生后于1941年去世。
对于两人之间的关系，研究过胡适日记的学者认为：“可以说名胡适并没有什么‘一见倾心’的经验，也没有主动地去接近她。他们之间最后发生了一种微妙情感，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和Robby的一段情缘似乎并不很严重，决不能与韦司莲的关系相提并论……”
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一项出人意料的发现是，约翰·杜威的大弟子胡克在其自传中写道：晚年的杜威为了与Roberta Lowitz Grant的关系，几乎断绝了和儿女家庭之间的关系，最终在88岁拿去迎娶了比自己小45岁、比胡适小13岁Roberta。
于是，当年自己的女粉丝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胡适的继任“师娘”。1950年的胡适日记里恭恭敬敬地将她称为Mrs. John Dewey——真不知先生下笔时，心中是否感觉到一丝讽刺。
最后说一句，考证出这段胡适最后的“跨过恋情”的又是何方高人呢？那就是先后师从过钱穆、杨连升、费正清的余英时教授。
余英时先生的文字在广博征引下非常具有启发性，语言既简练又严谨（陈建华的《从革命到共和》在这方面要差不少），并且余英时先生非常善于概括、撷取重点和疑点和难点，于是借着这些功力，就有了这本书的一个主体，就是依照胡适日记将胡适的一生分为七个阶段，扼要走过一遍。胡适的博大过专，意思是在他爆得大名及他之后的一生中，不少专门学者在那一门的功力都能甚过他，但他却能成为“中国的伏尔泰”，也正在于此。他提倡白话文，动力在于让中国的文化为所有中国人学习，而打破一种文化的士人垄断，他自己的写作向来是追求易懂，他在美留学期间，已经将国民导师作为自己的今后目标，那么要在社会的各个层次的人中产生广泛影响，就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浅显——即，“启蒙运动心态的主要困境在于肤浅；它无法欣赏任何思想深邃的事物。于是，在哲学上，杜威、赫胥黎、达尔文和马克思风行一时，而柏拉图、康德与黑格尔则无人问津。”并且，胡适虽然师从杜威，但是他只是撷取了杜威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即大胆地假设，小心的求证，而从无兴趣去探究杜威哲学的全部内容，余英时先生说这一点对于现在迷失在西方哲学世界艰深内容中的人来说不失为一种启示。而在此，又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为什么后来胡适的广泛影响会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问题在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两种哲学方式，胡适“成也方法论，败也方法论”，在那个问题繁多的社会时期，人们对于改变世界的哲学的急迫是解释世界哲学所无法满足的，而胡适的只取方法论显然是巧于避免单纯介绍解释世界的哲学思想，而更靠近后者，然而这种根深蒂固于胡适思想上的方法论是不可能允许他提出一套宏大的改变世界的理论的（如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因为他不可能只有大胆的假设，而没有小心的求证！
我原本对于胡适先生的认识也很肤浅（现在或许也是），这大概是国民导师角色或者启蒙者角色共有的特点，就是显得他的思想是容易理解的，因而曾经我对他也不是很感兴趣，直到我阅读到傅斯年。傅斯年是一个锋芒毕露博闻强识性情耿直雄才大略（未能真正施展）的人，史语所这个光芒万丈的机构正是他一手建立和维护的，然而他一生最为服膺的人，是胡适！他曾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因我个人非常崇拜傅斯年，也因而对胡适感到极大的好奇，希望知道他的不同凡响到底是在哪儿。虽然目前只读过这一本即另一本由胡适纪念馆馆长潘光哲所编的《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能瞥见一角，胡适的魅力对我而言，有民主自由、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这种乐观既表现在他对民主自由终会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相信民主自由一定是历史的大趋势而专政独裁必定是短暂逆流，也体现在他面对一辈子都持续不断规模庞大的谩骂批评之下的容忍态度，我依然记得一个故事，就是反右的时候，大陆大规模批判胡适，包括他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汇编成八卷本的《胡适思想批判》，而那时在美国的胡适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将这八卷本看完的人）、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有在驻美大使任上促成美国支援以及美日谈判破裂的功绩、有他很早就对斯大林和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清醒认识（这种认识实在让人佩服，许多伟大的知识分子都未能认清），有超乎常人的坚持和强大内心（他一生从未改变过他的自由民主立场，从认清苏联式共产主义，到办《自由中国》，到劝蒋介石不再连任总统，他从未改变更从未畏缩），有他认为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晚年信条（想想晚年的他，容忍两个字尤其让我感动，大概这是他总结一生的两个字吧，让我想起了殷海光先生）。这些虽然只是我所敬慕的几点，但是已足使我感到，如果我们那时便接受他，我们中国的人，也许至少可以避免不少伤害了吧。假设总是让人唏嘘，不去想了，但愿我们今人能够从胡适那儿能继承下一些应当时时铭记的一些话。
我现在竟也养成了一些记笔记的习惯，用你的妙笔生花本。我摘抄了一些胡适早点留美日记中的文字，觉得很有意义。他在进德中有“表里一致——不自欺，言行一致——不欺人，对己与接物一致——恕，今昔一致——恒”，第三条感动我尤甚，这大概是他一生所以能海阔胸襟的缘由吧！另外他还说过“极权与民主的冲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急进的革命与渐进的改革，（二）控制划一的原则与个体发展的原则”，如果一件灾难本可避免，那这就会使你痛苦，重读胡适，便会时时有这番痛惜之感。余英时先生的著作非常值得读，非常想再读他的文章！下一个阶段，希望把三本与苏联知识分子有关的书作为一个系统慢慢看完。
全书共收三序三文，非常好看，出乎意料的好看。篇幅最长的是两篇长序：为联经出版社《胡适日记全集》所做的序《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为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作的序《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论学谈诗二十年》是为《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作的序，篇幅较短。三文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于题目观，便可知此书涵盖面之广。
阅读中正色端容时居多，乐不可支时也不少，因为有趣的部分十分有趣。那些严肃的论述，余英时先生写得既清楚明白，又意蕴深长。时不时挥毫写就的长句，一口长气，一气呵成，分明表达着极复杂且微妙的含义，却游刃得绰绰有余，还总透着幽默，读来忍俊不禁，印象深刻。篇篇皆逻辑谨严，层层推进。
阅读此书，一方面享受着余英时先生清晰呈现的胡适先生澄澈、丰美的思想，不虚蹈的“启蒙”行动；一方面却难以自拔地深陷无奈、混乱的冥想，比如：如果有幸降生在胡适先生的那个理想国，那个自由、民主的国，此生何貌？胡适期待的理想世界，依然是今天太多人的梦想。
全书不到20万字，含量却相当大，我只拣两篇长序作些笔记，“心得”且不敢妄言，遑论“评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胡适先生为“不自由，毋宁死”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到的依据，想籍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自由价值观的相通。我借来作此文的标题，因为觉得这恰是胡适先生的人生写照。
《胡适日记全集》四百万字，普通读者比如我，是不大敢去问津的。余先生说从晚清到民国，重要人物的日记，以史料价值言，远难有能与《胡适日记全集》比肩的。他说在一切涉及20世纪文化、思想、政治动向之类的论著中，他往往最先参考胡适日记。根据《胡适日记全集》的内在线索，他将胡适的一生分成了几个阶段，并将各阶段与中国现代史进程相关联，给予诠释。全文读来脉络清楚，言简意准，对于概览胡适先生生平，了解一些被云遮雾罩的历史真相，都相当有助益。
作为一本大陆出版的图书，尺度已经有些让我惊喜交集，比如“一二•九”学生运动，比如蒋介石的所谓不抵抗等等。澄清，是一项浩瀚且艰巨的工程，打开一点是一点，再少都弥足珍贵。同时，围绕着胡适个人生命史上的大小疑点，比如博士头衔，比如某段不为外界所察的恋情……余先生考据起也不含糊，有趣得很。那位胡博士，欲遮欲掩、涂涂改改的笨拙，欲盖弥彰得十分好玩。
胡适的一生，余先生将其划分成如下七个部分：
一、留学时期（1910-1917）
留美七年，胡适的“精神准备”时期，且与中国思想界的“新探索”时期吻合，于是“闭门造车”，“出门合辙”。
针对胡适的博士学位与哲学造诣问题，余先生释疑为：论文缓缴；不能算是专业哲学家，但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足够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
二、“新文化运动”初期（1917-1926）
任教北大。是胡适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发挥最大影响力的时期，最重要且流传最广的论著大都成于此阶段。
三、“大革命”时期（1926-1930）
不到一年的欧洲之旅加上三年半的上海定居，胡适自言：“不算草草过去”。学术上，著述“约莫有百万字”；政治上，自1929年5月始，写了一系列批评国民党的文字，自由主义立场在与国民党的激烈争执中获得明确而具体的展现。
关于胡适1926年间匆匆三四天莫斯科行表现出的兴奋与好感，余先生认为在当时，胡适的确对苏联和社会主义抱有比较肯定的态度。直到1941年7月8日，胡适在密歇根大学作“意识形态的冲突”的演讲时，才第一次将之于纳粹和法西斯视为一丘之貉，认为其与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能并存。（P25）
四、侵略阴影下的新北大（1931-1937）
胡适出任北大文学院长，主要心力集中在帮助蒋梦麟改革北大。但从1932年始，越来越深地卷入政治和外交生活。与国民党进入互异中合作。主编《独立评论》五年，三次参加太平洋学会的会议，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为关注焦点。
通过日记中关于“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内容，阐释胡适与青年的关系。这一节读得最觉惊心动魄，也长叹不已。救国的前提把自己铸造成器，这是胡适一生所持的坚强信念。抗战前几年，本诸这一信念，为避免青年学生的牺牲，他苦劝学生“安心求学”，但难抵“有组织的暗中运作”。直到晚年，追忆起这一段经历来，犹有余痛。
五、出使美国（1937-1946）
“九一八”以后，胡适一是出于和平主义的思想，二是深知当时中国军事力量远不能与日本相抗，因此主张避战谋和，但胡适深知中日之间“和平终不可得”，早在1935年便预设中国需要独撑几年苦战，努力寻求国际援助，促成英、美向日本开战。他出使美国，便是为了实现这一构想。大使任上，胡适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使美、日交恶，一心一意把美国卷入太平洋的国际大战。1941年12月8日美国正式对日宣战，“12月8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
卸任后胡适留美讲学。而这一时期的日记被余先生考证出了胡适与Robby（后来成为杜威夫人）一段“由浓而淡，化解得了无痕迹”，“并不很严重”的情缘。
六、内战时期（1946-1949）
1946年回国就任北大校长。此时的胡适，是教育、文化、学术、政治诸界的领导或象征性领袖，“俗世地位已达到顶峰”，日记于是简化成了流水帐。余先生“旨在认识《日记》中所见的胡适”的此文，被迫简化。
胡适仍然一心要办好北大，但内战局势下，“复兴北大”只能是一个圆不了的梦。政治两极化中，胡适虽拒不加入国民党政府，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国民党，1948年12月14日，告别北大，飞往南京。“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
七、落日余辉（1949-1962）
1958年4月前寄寓美国，后返台就任中央研院院长。就算寄寓美国期问，胡适也频返台湾，以“自由中国”代台湾，争取延续宪政法统和言论自由，维护学术自由。希望台湾能够名副其实地成为“自由中国”——才有可能将民主和自由推广到整个中国。1960年代的雷震冤案以及随后的《自由中国》停刊，令他遭受了平生最大的精神打击。
另一长序是为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作的序：《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对胡适的思想史进行了分析。
《胡谱》也是一部三百万字的大部头，余先生认为它是“中国年谱史上一项最伟大的工程”，说如果能循诵一过，便可“对谱主一生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获得一极清晰而深刻的认识。”无力问津者如我，仔细读读这篇序就很好。依序略记如下：
一、胡适的出现及其思想史的背景
1917年因提出文学革命纲领而“暴得大名”，以二十六七岁的年纪，一跃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余先生详析原因，总结道：“在五四运动前夕，一般知识分子正在迫切地需要对中西文化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他们渴望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旧格局，然而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几位中心人物已没有人能发挥指导的作用了。这一大片思想上的空白正等待着继起者来填补，而胡适便恰好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出现了。”
二、思想革命的始点
思想革命的始点如果说是陈独秀所倡导的“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或者“拿英、美做榜样”、“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那都是和胡适非常接近的。而胡适提出的更简明的“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打破了长期以来思想的僵局，建立起一个新“典范”，“使许多人心中激荡已久的问题和情绪都得以宣泄而出。”中国近代思想史因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长期的精神准备
为什么恰巧是胡适？历史再有客观要求，个人也得具备主观条件。胡适对自己所要扮演的历史角色，“不但早有自觉，而且也进行了长期的准备。”留学时期他最关怀的便是“中西方文化异同的问题，特别是中国传统在面临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时究竟应该怎样转化的问题。”他之所以能够早早“暴得大名”，完全是他长期自觉地“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的坚持，并且选择了走“通才”而非“专家”之路。
四、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
胡适思想之全面——“几乎触及了广义的人文学科的每一方面。”“不但冲撞了中国的上层文化，而且也触动了通俗文化。”
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使新思想、新观念通过当时的大众传播工具——报章杂志——直接传播给了广大的城市读者。而胡适白话文主张之所以得以建立，跟他留美七年所接受到的民主洗礼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使他能从理智上摒弃士大夫轻视老百姓的传统心理。胡适的思想不能简单以“西化”言，其基本方向是“取近代西方文化模式以改造中国传统”。
如果仅凭西学和白话文，胡适是不可能在中国取得思想领导权的。当时“中学”或曰“国故学”界，虽有经史子集之分，但研究方法都建立在考据和辩伪基础之上，胡适的治学途径恰巧自始就走的考据之路，而且他运用上了西方的逻辑知识。他在北大开讲中国哲学史课程，“截断众流”的魄力，将几位旧学基础不输于他的学生从旧派教授的阵营中争取了过来，特别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出版，使其影响从北大传布到了全国，胡适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坚固地建立了起来。
五、胡适的思想形成
实验主义是胡适生活和思想的向导，是他的哲学基础，他将其视为一种科学方法。他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赫胥黎和杜威使他明白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所谓“科学方法”最简扼的表述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六、方法论的观点
胡适能将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他所重视的永远是一家或一派学术、思想背后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其实际内容。”他自称杜威的信徒，更多却是基于方法论的层次，至于杜威学说的具体内容，他并不当成天经地义的信条。他坚持“方法”比学术本身更具客观性。具体来说，在方法论上，他将杜威的实验主义和中国考证学的传统汇合了起来。
七、实验主义的思想性格
从多方面分析了胡适所介绍的杜威的实验主义，对于中国当时的思想状态是实际而相关的。中国的主流思想儒学，其主要目的是在于安排秩序，或重建秩序，以期“改变世界”；杜威的实验主义恰好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
八、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
那么，以胡适所代表的新思潮为什么抵挡不住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呢？胡适是一个“启蒙”似的人物，做的都是“开风气”的工作，之所以能取得那样的影响力，恰恰来自他明白清楚的科学方法和合乎逻辑的白话文。科学方法的本质却限定它只能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而不能提出涉及整个社会的行动纲领。
在《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一文中，余先生写道：“在20世纪的中国，胡适是始终对民主不曾失去信心的人。”所以最后摘抄一段他认为最能代表胡适民主精神和信念的话，为此文作结：
“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来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就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1947年8月1日，胡适在北平作《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 的广播演讲）
（请勿转载）
为他建了一个相册：
《胡适先生》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76599838/
胡适这个名字可以说很多人应该都知道。但是很多人却没读过多少胡适的著作，对于他的生平更是知之甚少。
我想，这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政zhi原因吧。
比如同时代的鲁迅，关于他的生平一些主要的经历大家却都很了解。
很可能是因为后来胡适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还有之后大陆掀起的批判胡适的风潮。这些都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让人欣慰的是在今天政zhi环境比较宽松，关于胡适也有了越来越多正面和客观的评价。
特别是在大陆，这一点很重要。
曾经和一个在英国某著名大学读古典文献硕士的研究生讨论胡适。他对我表示他很讨厌胡适，主要理由简单的说就是胡适无论在很多学科都是中国比较早的研究那个领域的人之一，但是哪个学科他都不是精通。我当时对他的看法也有几分赞同，因为当时我还没读多少胡适的著作和关于他的研究的东西。
后来仔细一想，事情也许不对劲。如果胡适仅是如此，又怎会成为那个年代在大陆乃至后来在台湾的领袖人物。
比如我们常听到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胡适提出来的研究问题的方法之一的简单表述。
再比如毛泽东说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胡适所说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在本质有什么区别吗？“实践”与“实验”，“标准”和“试金石”，只不过是在字句上面有些许出入罢了。实际上两句话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是完全一样的。
近日看了梁文道最新几期的《开卷八分钟》，他介绍了一本余英时写的关于胡适日记解读与研究的书：《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
我是看到了他对于这本书的介绍才找来这本书看。
梁文道在节目的一开头便说：
“在1930年10月的时候，当时胡适到北京，那时候还叫北平协和医院那边做一个演讲，是用英文讲的，结果没想到那天来了很多学生，那些学生已经挤到有1000多人，当时胡适还在吃饭的时候，就听说讲堂那边已经完全爆满，水泄不通，怎么办，那么胡适看看表7点半了，他就决定放下饭碗，先去那边用中文跟学生们专讲一场，然后回头再讲一场英文版本。这时候你就看到，当时胡适在中国他的地位如日中天，不愧是后来我们心目中印象中那个胡适，他是一个青年导师，是无数青年人的偶像，他的气派，他的气场，他之为偶像的程度相当于今天的周杰伦，这么讲恐怕也不为过。但是事实又是否真的只是这么简单，只有这一面呢？”
这是书中所记载的一件事情，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出胡适对于青年的关系。然而，梁文道却没有说仅仅是关于这件事情的另外一面。实际上，更多的人并不理解胡适所演讲的东西，更多的人是抱着今天“追星族”们的目的去看一下这位传说中的“明星”。
胡适的在很多学科领域的成就还不如后来他带出来的学生，但是为什么他会受到当时的人乃至后来的人尊重和纪念呢？
这里再讲一件事：
“顾颉刚听胡适的课从伏羲开始讲，一年下来才讲到洪范。
胡适直接从周宣王开始讲。一般都以为起码要从伏羲开始讲，一年下来才讲到《洪范》没想到胡适接首，丢开了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讲，这一讲把他们这一帮年轻学生吓了一大跳。因为他们发现胡适居然从《诗经》里取材称西周为诗人时代，有截断众流的魄力。
原来大家想要骂胡适，这时候却都服了。就是他带来了一种开天辟地的新观念。他接下去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学做了有多大成就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的新观念带出了一整代的年轻学生，把整个中国学问再往前推进。”（转引梁文道语）
简单的说来，胡适带给中国的是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研究问题的方法广泛的适用于各个学科各个领域。在此之前，中国做学问的人是没有用这种西方的方法的。
这本书实际上不能称之为胡适一生的传记，因为它只截取了胡适从美国读完博士回国之后到台湾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从开篇作者就探讨了胡适学历的问题。写到后来我们看到胡适为什么在刚开始的十年不主张对日本的挑衅行为开战，刚开始是个主和派，后来在抗战开始后又怎样变成了主战派。因为他清醒的认识到中国这个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与世界一流的工业与军事强国开战会是怎样的一个后果。
结果他这种态度就使得他受到指责。比如说这里面有一篇北大学生给他写下的信，是夹在他的日记里面。这个学生跟他说：“适之先生，《塘沽协定》签字以后，你替它辩护过。现在丧心病狂的军人又把整个华北出卖了，你还替他辩护吗？哎，我的胡适之老师。”然后呢，后面他还继续骂胡适说：“你真是丧心病狂了，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我们深切的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痛快吗？即使你阻止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与你有什么好处，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然后我们看看胡适当时在日记里的反应。他说：“孟真，我近日脾气不好。其实我这几天的失望比前20天更大。青年人没有知识、没有领袖，单靠捏造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局面是可痛心的。”
胡适面对这样的一封信，面对青年的不冷静和被人利用不可能不痛心。信中甚至多次出现“他妈的”三个字。
历史的轮回往往是天大的讽刺。从当时胡适劝阻学生们参加一二九运动，我们可以看出，“他一方面鼓励学生关心社会，但他始终认为学生应该冷静的好好读书，你们可以悠闲，但是不要罢课，罢课对你们没有好处。他认为你们应该好好念书，好好学习，这才是将来报效国家最好的方法。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当时当然被认为是极端保守，非常不中听。那时候年轻人跟他已经越行越远，而这时候他看到年轻人也跟当年他所知道的“五四”不一样，“五四”那时候傅斯年那帮人是没有一个组织的，学生自发就上街，但是来到3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地下党，地下组织工作，这学生是被组织出去的，他对这一点信奉自由主义的胡适尤其觉得是困惑。他认为学生运动为什么不是学生自发，而是要有人在幕后组织，而这些组织者又神神秘秘，他非常不喜欢。”（转引梁文道语）
关于胡适在开战之后对战争所作的论断让我想起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胡适的大体想法是日本虽然是工业军事强国，但是中国地域辽阔，日本战线拉的过长，必然陷入战争的泥潭，只要中国能挺个几年，然后想办法把美国拉入战争，或许还有转机。
我们看到，关于持久战的看法当时不单单是毛泽东等人有的看法，胡适也有类似的看法。
包括后来他受蒋介石委任，作为大使出事美国期间，他也一直在想办法把美国拖入这场战争之中。虽然前期并没有迅速的实现自己意愿，但却收获了诸如“美国不向日本出售军火”“不把废铜烂铁卖给日本”这样的协定。我们在胡适的日记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他取得这样的成果之时他的喜悦的心情。
其余的事情，诸如书中所披露的雷震被GMD治罪后，胡适曾经是想过援救的，我就不一一多说。
文章的最后，只说一件事情。
很多人拿胡适反对GCD来说明他对GMD的支持，进一步比较所谓的国共两dang谁好谁坏的问题。
其实胡适在台湾之后，也一直批判蒋介石，蒋经国等人，甚至怀疑孙中山的一些事情。因此他与GMD之间并不像某些人想的那么“和谐”。
胡适早年一直是对共产主义有好感的。至少在30年代初到40年代初他一直是这个看法。
他曾经有机会参观去苏联，参观了苏联官方人员带他参观的一些场所，但从书中作者的考证我们发现，实际上他在苏联参观的时间仅仅三个小时左右。
我们可以想到，官方人员肯定是把好的一方面展现给外人，就像今天的大陆官方带领老外参观中国的一些设施一样。
难怪那么多老外认为北京上海那么发达，怎么还会是个发展中国家。
我不太關注新聞，一是自己懶，二是覺得這個國度的新聞看了也沒多大意思。這種感覺就像看太監生孩子，你明知道不可能，爲什麽還要看呢？所以對很多閹割過的太監，我們不能用一個對待正常人的態度來對待太監。而我們也要努力不成為太監。最近，翻完了余英時先生寫的《重尋胡適歷程》，裏面收錄《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感慨良多。不是爲胡適感慨，而是爲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學生感慨，爲政治運動中的學生感慨。
上世紀三十年代，是一個風起雲湧的年代。國民黨剿匪、日本在東北的擴張、華北危機，世界範圍內更是一片獨裁政治的趨勢。而我國某些組織也利用了民族激情：
“赤色陰謀家事先已指使黨徒和同路人滲入清華。教職員和學生當中究竟有多少人有心或無意地參加陰謀，為外人無從知道。我想為數不會很多，用有組織的少數去控制無組織的多數，只需要屈指可數的幾個‘活動分子’便行了。”[1]
當時中共爲了解脫解脫在陝北的困境，決定發動全國輿論以促成中日戰爭的及早爆發，學生們沸騰的愛國熱忱，自然首先成為這一策略的突破點。因此潛伏在清華、燕大和北大的地下黨員及其組織便在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發動了“一二·九”運動。而在這些組織者的策劃下，北大的學生終於被捲入了運動之中。而時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任中國文學系主任的胡適卻在宣傳青年學生愈是在國家危難的時候便愈應冷靜，也愈應把握時機追求知識，“把自己鑄造成器”，以爲將來救國的憑藉。而這一樣的觀點，顯然與時局不符，與青年的熱情不符，好似大家都在談論聖誕舞會該穿什麽華麗衣服，而你卻大談舞會後的考試。胡適也接到了這樣的信件：
“適之先生：
《塘沽協定》簽字之後，你曾替它辯護過！現在喪心病狂的軍人又把整個華北出賣了，你還替它辯護嗎？……唉！我的胡適之老師！！！
在這樣危急的環境下，凡屬熱情的青年學生，誰心中不比喪了父母還難過！激于愛國的熱情放出一聲慘痛的呼喊，以求鼓起同學們的猛醒，這你能說是不正當的嗎？！這你能說是軌外行為嗎？倘若你以為這是不當，那你真是喪心病狂了！該殺的教育界的蠢賊！！
今天一院的通告，你親自撕了下去了！在你撕的時候，你的耳朵還紅了一紅！我們看見你那樣的心情，真哭笑不得！胡先生我們深切的瞭解你的人格！你的人格連一個無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對付你才合適！你媽的！難道華北賣給日本以後，你還能當北大的文學院長嗎？你把我這熱心的青年學生殘殺幾個，陷害幾個，你心還很通（“痛”字）快嗎？即使你阻止了我們愛國心的沸騰，于你又有什麽好處？！于你的良心也過得去嗎？
現在警告你：向後你若再撕毀關於愛國的通告，準打斷了（“了”字應刪）你的腿，叫你成個拐狗！勿謂言之不豫也！
將來殺你的人啟 十二月十日”
這種心態其實現在都很常見，一旦面對著關於國家利益的事情，很多人便冷靜不下來，好似自己不趕緊表個態便落後於時代，這讓我想起了某個時代對某位神明般的人物的效忠心。我們似乎一直沒有變化，一旦我們有熱情，便以為我們什麽都能做，什麽都是正確。這個時候，多么缺少冷靜思考的人物。胡適後來給周作人的一封信中提及“因為我不肯學時髦，不能說假話，又不能供給他們‘低級趣味’，當然不能抓住他們。”這是一種無奈的心態，面對眾人的瘋狂，自己的冷靜顯得與世界格格不入，好似被世界拋棄。正如李敖在後來的《播種者胡適》中寫道（儘管這篇文章引起很多論戰，但個人覺得李敖寫得十分好，在資料的引用、結論的得出都算公允）
“胡適就是這麼一個大而化之的人，如果我們盼望他熱情多餘理智、傻勁多餘俠義，那我們一定會失望的。這種情形，對一國眾望所系的胡適說來，當然是美中不足，但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他并不想逞快，打翻了一鍋粥，這種委曲求全的微意，都充分顯示了他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右派，一個保守的自由主義者，在激進者的眼中，太不夠辣了。”【2】
我發現多次的政治運動中，學生總是扮演著這樣一種角色，那就是口號喊得最響，被人利用得最多。當然這不包括五四運動這種自發性，由學生領導的運動。而是指那些領導者都是躲在台下，拉著台前的幾個學生做木偶戲般的政治運動。四十年前是這樣，二十年前也是，這時不時發生的所謂“抵制X貨”又有多少學生呢？在《狂熱分子》中，作者指出群眾運動的參與者大多對生活充滿“失意感”，即對生活的失望，這種失意讓他們選擇創造一個新的世界。《Fight Club》便是這種情況，其中一段臺詞個人認為不僅代表整個中產階級，更代表著對世界不滿的年輕人。
“廣告誘惑我們買車子、衣服，於是拼命工作買不需要的東西，我們是被歷史遺忘的一代，沒有目的，沒有地位，沒有世界大戰，沒有經濟大恐慌，我們的大戰只是心靈之戰，我們恐慌的只是我們的生活。我們從小看電視，相信有一天成為富翁、明星或搖滾巨星，但是，我們不會。那是我們逐漸面對著的現實，所以我們非常憤怒。”
正是這種對現實的恐懼、不滿或不安，讓學生這樣的年輕人迫切有個機會改造世界，也格外讓人利用。所以，作為一個年輕人，不如好好學會明辨是非，再去判斷對錯。而不是著急地尖叫地大喊“你這蠢賊”。
[1]蕭公權,《問學諫往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頁107
[2]李敖，《胡適研究》（中國大陸：中國友誼出版社，2006），頁19
《重尋胡適歷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09-01，26元，讀於2010年12月
书和它的批注们
今天看《重寻胡适历程》，不仅大有收获，而且还有意外的惊喜，此书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按理说，在书上乱写乱画特别没有素质，但此书上的批注其议论之严肃，考据之严谨，让人大呼过瘾
P46：某同学在书的右侧空白注道：某党也就这样！失望！任何政党与个人没有完全的正义与光明（07-03-23）同页，某同学用红笔，在书中“特立独行的精神”上打了对号，写道：100！
P53：胡适先生的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对主站与主和两难的态度，某同学在此记录上画了横线，写道：“天真！哼，闲云野鹤躲入桃花源不误国？”更绝妙的是，有一位同学在底下恢复道：“你懂个屁！”
P93：书中记录了傅斯年的一封信，大意是某党夺权后后果不可想象，某同学在此处大发议论道：“忒小看毛了，从历史来看，中国建国后，中国能不亡于苏联，却差点亡于毛氏，毛于内政外交方面都差点让中国崩溃，其所搞之山洞外交，使中国与世界隔绝，而其所搞之毛记恶政，如大跃进、反右倾、文革，对中国人民都是血债无头啊！
下面某同学恢复道：言之甚对！
P102：此处，就更加的热闹了，某同学就书中国民党败退之事发表议论：“我觉得作者有严重的偏见，之于某党，虽然某党在解放之时，对于自由确实较封建，但对于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农民朋友，却是有无限的功劳。”
下面有人就此回复道：“为大跃进死难的三千多万农民同胞鸣不平，也为上面评论之人对老百姓的关怀感到高兴，更为他对历史的无知感到遗憾
就上面的回复，又有人回复：“本书作者，in my opinion，对于劳动人民没有关怀之心，赞赏胡适的独立精神，但我更欣赏关怀老百姓的任何个人
而下面又回复到：独立何存！
就此，此页辩论暂时结束
P103：某人于右侧写道：天才，想想老百姓吧！
P107：某位同学于右侧评论胡适先生：田翁堪拯民，博士可误国
下面某同学就书中无知一词发表了形而上的高论：“为什么？没有知识就无知，你才无知！（对此我本人深表奇怪，难道没有知识不是无知的本来含义？？）
P112：某同学用娟秀的蝇头小字在左侧做了一番高论，而且是竖版：“未晓胡心中之国强为何？但有点可以肯定中国是独立的，大概胡认为不如以前独立是因为苏联遥控中国，然胡此念似太轻视毛及某党了，先生一世信仰实验主义哲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等，亦宣称以此为圭臬，，然于某党问题上似有心结，先生常道没有绝对的真理，要看其实效，则中国须独立自主为实效，某党做到，先生为何不肯释怀？吾以为先生之信仰实自由主义而非实用
下面某同学用同样娟秀的字迹回复道：“某党又何尝做到独立自主，那种闭关锁国式的独立自主，于中国又有何益？胡适要得独立自主之意是能吸纳融入世界
P113：某同学在上面写道：“胡适实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极重“民权”保障，向往民主自由，以为据此才能建设现代国家，本书作者亦是如此立场，相交而言，某党更重民生，强调大众的压迫与苦难，希望下层人民都起来闹革命，“天翻地覆慨而慷”在目前看来，大陆上的这两次实验都失败了，而相反地，台湾则进入了富足民主的现代社会，这只说明一个问题，建设国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是缺一不可的
P200：有人在左侧做出考据：“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南京大学胡福明教授提，被邓小平采纳，邓亦提拔胡为宣传部副部长”
某同学在下面回复道：考据大师，人才！但是省宣传部
看的我热泪盈眶啊……
P203：书中有“迻译时代”一词，而某人好心的标注道：同“移”
P253：启蒙者也成了伪装的政治规划者？当然是清梦家需要主体，是谁在启蒙？又启示了什么？
下面有人回复道：说得好！
P263；文中针对“舒适”这一胡适的错写议论道：“文中一直写“胡适”为“胡適”也就是正体字，但被此处简化了，不要想当然！”
从上面的评论文字看，他们或激烈或偏执，或明晰或抽象，或莫名其妙，但读书并思考，就已经无限的接近书中的道理，那就是胡适先生经常引用的，宁鸣而生，不默而死（这是范仲淹在《灵乌赋》中的话）书中，余英时先生对胡适的思想做了重头到尾的梳理，让人们明晰了这位20世纪的思想巨人，因何而伟大，他的温和持重，他的意气风发，他的无可奈何，他不可动摇的坚持，都让人无比的感动，在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中，他对那些坚持上课的同学说：“你们的独立精神是可爱的”他坚信，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他批评传统，强调容忍，信仰进步，不肯轻易下结论，做评判，因为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但要小心的求证，在胡适的120周年纪念里，我们缅怀的是什么，恰恰是他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精神，我非常欣赏上面各位同学的批注，他们代表着这个时代最奢侈的品格，那就是独立的思考，也许亟不可待的去把自己的生活问题解决是最最重大的事情，但或许还有更重要得东西，胡适说，他是一个要命的乐观主义者，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乐观
任重道远，不可不早为之计：第一、须有健全之身体；第二、须有不挠不屈之精神；第三、须有博大高深之学问。日月逝矣，三者一无所成，何以对日月？何以对吾身？ 1915年2月18日《自课》
《留学日记》卷九，第三册，页563 本书176-177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解放以来复旦校长,阐释校训未能如斯平实近人,多理科生故?
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 林纾 《畏庐三集》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页27-28。 转引自 重寻胡适历程 184
林纾的话,诚不可易.
中国传统中的自然法 1953
很想看.
钱穆高徒发掘胡适日记的成果。结果却发现，余英时研究胡适生平竟然用胡适那一套历史研究法，书中皆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特别是对“赫贞江上第二回之相思”这一胡适逸事的发掘，无比典型，甚为有趣。几看不出余英时乃钱穆高徒，反觉得是胡适门生。余英时写历史与钱穆甚不同，钱穆之史书流于疏阔，宏论甚多；余英时走的却是费正清那一套，难免所谓海外中国史学家了。
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副标题是《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这本书的主旨都在标题里了：是站在另一个立场上的历史学者对于一位历史人物的重新诠释。我们常常感叹历史看不真切，要撩开“历史的迷雾”，但既然是“迷雾”，就终有云开雾散见得真容的一天——这往往是隔着迷雾想象不到的另一副面孔。
感触颇多，一本好书总是给人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
关于胡适。“他一手遮天，断送了重庆方面屡求不得的美国调停的唯一机会”。胡适一生都在为他的信念奋斗，这件事最能体现他作为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关口的胆识与担当。
关于儒学：自从汉儒提出“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以来，在漫长的朝代更迭中，儒家在政治上与学术上都占据着统治地位。五四运动中提出打倒“孔家店”，即废除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对人性的桎梏；在学术上，更是胡适提出的“平等的眼光”，最终使墨子、管子等诸子获得与孔子并列的权力。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轮回啊。
关于五四：作者说，“它跟本上是一个文化矛盾的年代，而矛盾注定是多重面相的，也是多重方向的。……每一个五四知识分子都似乎是独特的，他们之中，很多人都随时在改变自己的想法，既快速，又剧烈”。他们既是陈独秀与鲁迅的激进主义，胡适的自由主义，还是梅光迪和吴宓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是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的极端守旧……
抛去国难当头这一点，那是个多么令人神往的年代啊，有那么多熠熠生辉的人物。真有点像春秋战国时代。
本书是余英时先生遍览《胡适》日记后写出的长篇序言，根据日记，余英时先生大致勾勒了胡适的一生，点到了胡适生命中最重要的几次转折和思想变化，也由此反思了胡适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回应了胡适何以为胡适的问题。对于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可以说见仁见智，然本书基本上严守“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二原则，几乎不见褒贬，所为基本是事实陈述与判断，有利于我们相对中肯地了解胡适的历史意义。然而虽然是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可由于是有“日记”生发二来，不免有若干八卦，这些闪烁其中的小八卦们极强地增加了阅读愉悦感。
1/
王国维的中学与西学，张广达先生曾有一篇专文论及，是篇用力深且论见高的文章，今日读此书，发现一条胡适日记中提到王国维论及“西洋”的只言片语，虽不能由此引得结论，却可以由此窥得这位对西学“入室操戈”者的态度一二。
1923年12月16日：
从访王静庵先生（国维），谈了一点多钟。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下略）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也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他又说，西洋人太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致破坏毁灭。我对此事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不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心头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时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无可厚非也。
2/
1947年前后，胡适陷入政治立场与文化立场的矛盾中，即既站在国民党政府一面，又坚决不参加政府。内心纠结，这封信或许的确写出了胡适当时的心里所想。
傅斯年致胡适：
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不过，假如先生问我的意见，我可以说：
一、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无一同者。他们得势，中国必亡于苏联。
二、使中共不得势，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进。
三、但，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四、改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下略）
五、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下略）
六、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最多只是办报，但办报亦须三思，有实力而后可。（下略）
我想先生看法也是如此，这些话是多余的。
3/
1949年，胡适前往美国为国民政府寻求支持，然而当时中国国内的时局已大为改观，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几乎放弃了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此时的胡适，可谓是孤立而又无援，不过他依旧发表文章抨击时局，其中一篇名为“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发表三天后，《大公报》便发表了胡思杜《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此后美国报纸也纷纷报道，胡适在一条剪报旁边写下两句话说：“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变成了新闻人物！此当是共产党已得我发表长文的消息之后的反攻。”由此可见当时舆论政治导向之明确，反应之灵敏。然而，胡适批判的声音并没有停止，他在一篇日记里记下了一件有趣的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舆论的影响力之强大。
1952年4月2日的《日记》：
下午在Far Eastern Association的Boston年会上，读了一篇短文，题为“From the Open Door to the Iron Curtain”。读了之后，即有中国亲共的学生两人（一为赵国钧，一为×××）站起来质问反驳，其一人“气”得说话四面大旋！其一人问：“你不信中国现在比从前强（Stronger）了么？”我说：“No!”他又说：“中国不比以前更独立了吗？”我大声说：“No!”
因为有余英时先生的注释，我们得以知道那位名字空缺的人是数理逻辑名家王浩，那时已在哈佛大学哲学系任教，而在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中，作为和何老先生关系密切的一位老友，书中对王浩的大幅讲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却无此一细节，如若这里没有出注，我们也很难联系得上。
4/
本书还有一段不容错过的八卦是胡适1937年以大使身份到美国后发生的一段微妙的感情。这位名唤Robby的女人是因为杜威的关系同胡适结识的。 当时国内战争形势一日不如一日，美国的朋友也纷纷回国救难，可说是胡适“在情感上最脆弱、最烦躁也最孤寂的时候。”余先生写道：“他和Robby的一段情缘似乎并不很严重，决不能与韦莲司的关系相提并论，也未可与曹佩声的缠绵悱恻同日而语……他在最孤寂的时刻偶然遇见了一个聪明而又善解人意的Robby,未及设防的城市竟被她攻破了。但胡适的自卫机能和责任感向来是很强的，他绝不会在临危受命、作‘秦庭之哭’的特殊情况下，闹出举世喧腾的笑话来。”然而即便可以以理驭情，但情感的萌生却是难以控制的，在《日记》里，胡适称Robby为“小孩子”（Hsiaohaitze），而自称“老头子”(Laotoutze)，余先生推测，在Robby向胡适示爱以后，胡曾以年龄为由搪塞，遂有小孩子和老头子的彼此称谓。从胡适的信件中，余先生检出一封“小孩子”写给胡适的信，内容如下：
Recieve forward letter today. Miss Laotouze unbelivably. Returning New York. Love. Hsio Hai Tze.
这封信里，虽然因为不清楚中文拼音，将老头子和小孩子的拼音各漏去一个字母，不过这并不影响将这封信落实要Robby和胡适之间。余先生认为，当时胡适不满四十七岁，而Robby已经三十有四，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老”一“小”，这样的昵称只能是两人之间的情感已达到公开谈论的阶段才可能出现的。在《尝试后集》中，有一首胡适写于1941年的《无题》诗：
电报尾上他加了一个字，
我看了百分高兴。
树枝都像在跟着我发疯。
冻风吹来，我也不觉冷。
风呵，你尽管吹！
枯枝呵，你飞一个痛快！
我要细细地想想他，
因为他那个字是“爱”！
余先生推测，这封信所言之事，当与上封Rooby的电报有关，许是因回忆而作。因为，1941年后，Robby的名字便从《日记》中消失了。本书特别提到胡适的这段情缘，是因为这并非一笔简单的“事如春梦了无痕”的“相思债”，而是因为，余先生在阅检史料中有大发现——Robby最后变成了杜威夫人——胡适的师母，余先生说“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奇峰突起”，杜威在88岁时同年龄相差45岁的Robby结婚，而且这场婚姻引起极大的风波，余先生提示说——当时报章杂志中恐怕也有不少“流言”（gossip）。这是值得有兴趣的人去追踪的。
陳寅恪“雙重道德標準”致“賢者拙者”以雙重義務而亡，“巧者”以雙重權利而興，據真人實事而言，絕非泛論。眾人耳熟能詳者，莫過胡適小腳太太，即片面放棄儒學傳統男性家庭特權而承擔男性家庭義務，片面奉行立憲民國積極公民義務而放棄基本公民權利。陳獨秀、周樹人、吳虞、邵振青則反是，行使舊男子家主之權而遺棄發妻，享受杯水主義性自由而不負責任，絕不放棄士大夫特權同時以激進革命收廉價名譽。毛澤東之收地租於湘打土豪於贛，盡廢六法全書、民法刑法皆懸置而偏立自由主義婚姻法，毀棄傳統婚姻男性家庭義務，為八旗棄患難之妻、以洋裝小蜜扶正張目（國初民謠：老革命必有三妻：鄉婦明媒正娶、戰友自由戀愛、領導提拔秘書）。較北洋諸將成功人士廣置侍妾，而糟糠元配尊嚴不可犯，未見其善。民初自由派與激進派往往政治同盟而私行氣類難合，皆出前者僅愛政治自由，視社會責任感為神圣不可犯；后者以社會革命為重，以政治自由為皮毛。就學理而言，二者皆出西洋，然前者精而實，后者粗而偽。“遙遠的鏡子”以其神秘感，最能發揮心理學“洛夏墨跡”作用，原圖無意義，觀者判讀之異，確能反射觀者隱秘內心欲望。章士釗夫婦游英，見其小民愚鈍、愛鄉、愛家，廢然不言革命、婦解。胡適親歷北美，知其清教標準家庭保守、自制、勤儉，忌性自由過於儒者，唯公共責任感為華人萬不可及，然則聽者寥寥。新生代所愛之西洋，固非真西洋，實系自身欲望投射物，“挾西洋以駭腐儒”而已，其不愛政治自由（民初已有構架，然則其需索於積極公民者多而酷，非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士大夫所能堪，非自由散漫順民散沙所樂從），寶愛社會放縱，自投於社會革命，有其心理必然性（而非歷史必然性）。不幸社會之為物，不能或不樂自治者必受他治，民間社會破壞愈徹底、道德責任感愈低，愈須於霍布斯從林與全能國家之間選擇其一，二者共同之處在於弱者受虐於強者非但遠過於立憲政體，甚至遠過於舊式家長君主制，全能國家管制嚴酷程度必然與社會解體或社會革命徹底程度成正比，一切民間組織消失後，舍國家、社會二者合一外，實已別無維系動物性生存之術，而尚可望（并非必能）維系者亦僅存動物性生存而已。余老英時所謂“不是人住的地方”“不再有鄉愁”，即動物性生存之四維掃地禮義蕩然，非甚難解。今之華夏，謬解西學更甚於民國，久已視社會放縱與自由為一物，王力雄“拉薩比達蘭薩拉更自由”即此義，前途可知。我非菜菜湘湘，身即鄉愿，不急於扶危助順，尤難信任80后或任意世代華人，私心以為自作者自受，歷史如神明不可欺，不必多辨。
看完余英时对启蒙与文艺复兴的辩析，方知道启蒙主义包装下的政治真面目，也便知道刘再复“告别革命”的由来。。。
余英时先生的书写的真好，楼主总结的还不错
這書有沒有刪節？
还是八卦信息有乐趣
看了楼主的评论打算买了！
陈寅恪“双重道德标准”致“贤者拙者”以双重义务而亡，“巧者”以双重权利而兴，据真人实事而言，绝非泛论。
众人耳熟能详者，莫过胡适小脚太太，即片面放弃儒学传统男性家庭特权而承担男性家庭义务，片面立宪民国积极公民义务而放弃基本公民权利。
陈独秀、周树人、吴虞、邵振青则反是，行使旧男子家主之权而遗弃发妻，享受杯水主义性自由而不负责任，绝不放弃士大夫特权同时以激进革命收廉价名誉。
毛泽东之收地租于湘打土豪于赣，尽废六法全书、民法刑法皆悬置而偏立自由主义婚姻法，毁弃传统婚姻男性家庭义务，为八旗弃患难之妻、以洋装小蜜扶正张目（国初民谣：老革命必有三妻：乡妇明媒正娶、战友自由恋爱、领导提拔秘书）。
较北洋诸将成功人士广置侍妾，而糟糠元配尊严不可犯，未见其善。
民初自由派与激进派往往政治同盟而私行气类难合，皆出前者仅爱政治自由，视社会责任感为神圣不可犯；后者以社会革命为重，以政治自由为皮毛。
就学理而言，二者皆出西洋，然前者精而实，后者粗而伪。
“遥远的镜子”以其神秘感，最能发挥心理学“洛夏墨迹”作用，原图无意义，观者判读之异，确能反射观者隐秘内心欲望。
章士钊夫妇游英，见其小民愚钝、爱乡、爱家，废然不言革命、妇解。胡适亲历北美，知其清教标准家庭保守、自制、勤俭，忌性自由过于儒者，唯公共责任感为华人万不可及，然则听者寥寥。新生代所爱之西洋，固非真西洋，实系自身欲望投射物，“挟西洋以骇腐儒”而已，其不爱政治自由（民初已有构架，然则其需索于积极公民者多而酷，非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士大夫所能堪，非自由散漫顺民散沙所乐从），宝爱社会放纵，自投于社会革命，有其心理必然性（而非历史必然性）。
不幸社会之为物，不能或不乐自治者必受他治，民间社会破坏愈彻底、道德责任感愈低，愈须于霍布斯从林与全能国家之间选择其一，二者共同之处在于弱者受虐于强者非但远过于立宪政体，甚至远过于旧式家长君主制，全能国家管制严酷程度必然与社会解体或社会革命彻底程度成正比，一切民间组织消失后，舍国家、社会二者合一外，实已别无维系动物性生存之术，而尚可望（并非必能）维系者亦仅存动物性生存而已。
余老英时所谓“不是人住的地方”“不再有乡愁”，即动物性生存之四维扫地礼义荡然，非甚难解。
今之华夏，谬解西学更甚于民国，久已视社会放纵与自由为一物，王力雄“拉萨比达兰萨拉更自由”即此义，前途可知。
我非菜菜湘湘，身即乡愿，不急于扶危助顺，尤难信任80后或任意世代华人，私心以为自作者自受，历史如神明不可欺，不必多辨。
我是他秘书，呵呵^-^
友邦驚詫感動ing，從未設想小鍋看重余英時～
没有，我没看过，我看中你呢。
现在准备考研，所以都在做题，也没时间看你推荐的书，我考研就是为了再念几年书，可以去图书馆好好读几年正经书。
一棵反传统的树上可以结出不同道德的果实，而由不同的道德观来看，他们又可以在道德与反道德之间转换，所以有重建统一道德的要求，要求是真有益于道德的重建吗？
中国文化，几乎就没有正常过。
此等浅论，书蠹陈弊。
请教郭秘书，菜菜湘湘怎么解？
好文章，如醍醐灌顶，发人深省之至。
文中所论，吾久有所感，终不能如先生一语道出。
治国史者，不能不知西史，不能不作比较思考。
吾多以上古史作比较思考，因文明初始，同大于异。先生乃能一以贯之，通古贯今，以究天人之际。吾自觉学识仄陋，愿附骥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