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
2008年6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尼·别尔嘉耶夫
219
耿海英
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作者为俄国白银时代最富盛名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作者围绕人、自由、恶、爱、革命、俄罗斯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基本主题，系统整理了陀氏的“世界观”，在别氏的阐释中，人与人的命运被看作陀氏创作的全部主题，自由被视为陀氏世界观的核心，自由、恶与爱之间相互纠结缠绕的辩证法，人神与神人的区分则被视为陀氏世界观中最富光彩的部分，陀氏本人亦被看作俄罗斯革命“天才的预言家”。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思想设计哲学，宗教文学，政治，人类学和伦理学等领域。被誉为“二十世纪的黑格尔”。
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代序） 前言 第一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形象 第二章 人 第三章 自由 第四章 恶 第五章 爱 第六章 革命。社会主义 第七章 俄罗斯 第八章 大法官。神人和人神 第九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我们 附录一 大法官 斯塔夫罗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关于人的启示 附录二 人名译名表 译后记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除了人，别无他物：没有自然，没有物质世界，在人的内部，也不存在使之与自然界、与物质世界、与日常生活、与客观的生活结构连接的东西。存在的只是人的精神，他只对此感兴趣，只研究它。近距离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尼？斯特拉霍夫讲到：“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人身上，并且，他只捕捉他们的本性和性格。他感兴趣的是人，独特的人，连同他们的精神气质、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国外期间，“占据他身心的不是大自然，不是历史遗迹，不是艺术作品”。不错，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有城市，有城市贫民区，有肮脏的酒吧和发臭的出租屋。但城市只是人的环境，只是人的悲剧性命运的一个因素。城市充满了人，但城市不是独立的存在，它只是人的背景。 人脱离大自然，扯断了有机的联系，陷入恶劣的贫民区，在那里痛苦地蠕动。城市——是人悲剧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惊异地感受与描写的彼得堡城，是在人的背弃与流浪中诞生的一个怪影。在这个鬼魂般的城市的迷雾之中，滋生着疯狂的思想，发育着犯罪的构想。在这些罪恶之中逾越了人性的界限。一切都积聚地、浓缩地包围着脱离了上帝本原的人。一切表面的东西——城市和它的独特氛围，房间及其畸形的环境，酒吧连带它们的臭气和肮脏，还有小说表面的情节——所有这一切只是人的内在的精神世界的符号和象征，只是人的内在命运的反映。任何外表的日常生活——自然的或社会的，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不具有独立的现实性。那些肮脏的酒吧——“俄罗斯男孩儿”在那里进行世界性问题谈话的地方，只是人的精神和思想的辩证法的象征性的反映，它们都有机地与人的可怕的命运相联系。还有，所有情节的复杂性，在情欲的旋风中、在情欲的吸引和排斥中相互碰撞的所有人物的日常生活的多样性，都是深深地内在于人的精神命运的反映。一切都围绕着人之谜旋转，一切都为发现人之命运的内在因素所需。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结构中有一个巨大的中心。一切人和事都奔向这个中心人物，或这个中心人物奔向所有的人和事。这个人物是一个谜，所有的人都来揭开这个秘密。例如《少年》，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优秀的，但没有得到充分评价的作品之一。一切都围绕着维尔西洛夫这个中心人物旋转，这个人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最迷人的形象之一，人们对他充满了一种激烈的态度，不是被他紧紧地吸引，就是强烈地排斥他。所有的人只有一件“事情”——揭开维尔西洛夫之谜，揭开他的个性、他奇异的命运之谜。维尔西洛夫性格的矛盾性让所有的人吃惊。在揭开他的性格之谜之前，任何人无法在自己内心找到平静。这就是所有人从事的真正的、严肃的、重大的人的“事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人们几乎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一般的观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让人产生无所事事的印象。但人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最严肃的、唯一严肃的“事情”。人高于一切“事情”。人就是唯一的“事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千姿百态、没有尽头的人的王国中，找不到任何其他的事情，找不到任何现实生活的建设。有的是某种中心，人的个性中心，一切都围绕着这个轴心。有的是紧张的人的关系的旋风，一切人都被卷入其中，并在其中疯狂地旋转。这股旋风是从人本性的最深处、从人地下的火山岩本性中、从人无底的深渊中刮起。那个少年，维尔西洛夫的私生子，在忙碌什么？他从早到晚，永远急匆匆地，没有喘息和歇脚地奔波什么？他整天整天地从这个人那儿跑到另一个人那儿，为的就是打听到维尔西洛夫的“秘密”，为的是猜透他的个性之谜。这就是严肃的“事情”。作品里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维尔西洛夫的重大意义。所有的人都为他本性的矛盾震惊，都把目光投向他性格中深刻的非理性。维尔西洛夫的生命之谜被给出了，这也是关于人、人的命运的秘密。因为，在维尔西洛夫复杂的、矛盾的、非理性的性格中，在他不同寻常的命运中，掩盖着人一般的秘密。因此，似乎，除了维尔西洛夫之外，什么也不存在，一切只是为了他，一切因他而存在，一切只表征他内在的命运。这样的中心式结构也是《群魔》的特征。斯塔夫罗金，是太阳，一切都围绕着他运转。在斯塔夫罗金周围也刮起了一股旋风，这股旋风转变为人的疯狂。一切都趋向他，就像趋向太阳。一切都来源于他，一切又都回归于他。一切都只是他的命运。沙托夫，彼？韦尔霍文斯基，基里洛夫，——只是斯塔夫罗金散落的个性的碎片，只是这个不同寻常的个性的向外释放，在释放之中个性也被耗尽。斯塔夫罗金之谜是《群魔》唯一的主题。吞没一切人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与斯塔夫罗金有关的一切“事情”。革命的疯狂只是斯塔夫罗金命运的一个因素，是斯塔夫罗金内心活动和他的自我意志的表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的深度，从来无法在平稳的日常生活中表达和揭示，从来都是在火的激流中才能显示；在火的激流中一切稳固的形式、一切冰冷和僵化的日常秩序都被融化和燃尽。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这样走进矛盾的人之本性的最深处，上面被另一类艺术家们覆盖着一层日常生活的面纱。对人之深处的揭示导致的是一场灾难，逾越了这个世界美的界限。在《群魔》中也揭示了不同寻常的人之个性的分裂，人在自己无穷的欲望中，在无力的选择和牺牲中耗尽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白痴》的结构与《少年》和《群魔》相反。《白痴》中，一切运动不是朝着中心人物梅什金公爵，而是从他向所有人的运动。梅什金，先知般的预感和直觉的洞见的俘虏，在猜测所有的人，首先是两个女人，娜斯塔霞？菲里波夫娜和阿格拉雅。他帮助所有的人。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唯一的“事情”，他整个地被它所俘获。他本人生活在默默的迷狂之中，在他周围是狂风暴雨般的旋风。斯塔夫罗金和维尔西洛夫身上神秘的非理性的“恶魔”本原使周围的环境极度紧张，并在自己周围形成了恶魔般的旋风。梅什金身上同样非理性的，但却是“天使”的本原没有引起疯狂，但它也不能医治疯狂，尽管梅什金真诚地想成为一位能治疗病痛的人。梅什金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人，他的天性是光明的，但也是有缺陷的。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在阿廖沙身上表现完整的人。非常有趣的是，黑暗的人——斯塔夫罗金、维尔西洛夫、伊万？卡拉马佐夫，被人们解读，所有的人都向着他们运动；而光明的人——梅什金、阿廖沙，解读人们，他们向着所有的人运动。阿廖沙解读伊万（“伊万——是一个谜”），梅什金在心中去领悟娜斯塔霞？菲里波夫娜和阿格拉雅。“光明的人”——梅什金、阿廖沙，被赋予领悟的天性，去帮助人们。“黑暗的人”——斯塔夫罗金、维尔西洛夫、伊万，被赋予神秘的天性，去折磨人们。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向心的和离心的运动结构。《罪与罚》的结构是另一种。那里，人的命运不是在人的多样性中、不是在人们相互关系的白热化中得以揭示。拉斯柯尔尼科夫是面向自己来测度人性的界限，他拿自己的本性做实验。“黑暗的人”拉斯柯尔尼科夫还不像斯塔夫罗金或伊万那样是一个“谜”。他还只是人命运中的一个阶段，是人在自我意志的途中，这个阶段先于斯塔夫罗金和伊万？卡拉马佐夫，少有复杂性。这里，被测度的不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本人，而是他的犯罪。人超越了自己的界限，但自我意志还没有改变人性的根本形象。《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提出了问题和谜面，而伊万？卡拉马佐夫、斯塔夫罗金本身就是问题和谜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繁忙的生活，现实的催赶，你的灵魂是否需要呼吸更自由的空气？作为伟大的文学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个与灵魂交往的人，从而成了现代许多人的精神之父。他的作品构筑了一个自由深邃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大门向全人类敞开着。2，别尔嘉耶夫是俄罗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曾被誉为“苏格拉底第二”。他的许多学术著作成为相关领域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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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之所以能称之为伟大并超越时代，就是他们从不闭门造车，凭空捏造一些空泛的哲学理论，而是深刻的洞察人生和现实的意义和规律，运用理性这一工具在生活观感和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从而解释和影响世界的现实，引导人类社会的走向。
俄国20世纪最伟大（没有之一）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别氏的思想涵盖极其广泛，包罗万象。其独到之处，在于拜托形而上学数千年的本体论传统（当然尼采更是先驱），开创了新的形而上学思路。试以自己的理解来把握他的思想核心。
其一，客体化。他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传统，指出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所追思的本体实在，实际上推动了人类走向世界客体化的道路。以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的思想为极致，他甚至将精神世界客体化为实体，而个人精神必须为此而牺牲，为极权统治提供了哲学根据。客体化在人类历史上的危害巨大。在政治上会导致专政甚至极权（无论是对忠君爱国还是集体主义的推崇和鼓吹都是把普通人民客体化为棋子，他们生杀予夺的权力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在经济上，表现为人的异化（专业分工和经济物欲的膨胀使得人成为商业生产机器的固定零件和追逐利益和名声的经济动物）；在基督教信仰上，会导致教会从世俗角度曲解神，因此导致更多的罪恶（错误把上帝曲解为统治者，则藐视信徒的自由，而信者得救、不信灭亡这种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宣教方式无异于威逼引诱，违背了基督救赎的本意）。总而言之，客体化使人丧失自由，而自由本是幸福之源。
其二，恶的由来。这是饱受遭受天灾人祸的人类永恒的追问，也是基督教思想的核心问题。恶和苦难从何而来？假如有一位全能至善的神，它创造的世界为什么会允许有恶的存在？别尔嘉耶夫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在于自由，尤其是精神（灵魂）的自由。没有自由，则神所造的人只会是傀儡或木偶，失去自由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自由是人生的意义所在，而意义高于幸福，也带来幸福。然而，个体是有限的，至善又是无限的，自由意味着个体要选择，恶（奥古斯丁对恶的定义：善的缺乏）是有限的人选择的一个必然结果。面对撒旦满足个人私欲的诱惑人自甘堕落，甘愿牺牲自由以换取私利，便是一种摧毁自由的恶。如此看来，自由会带来恶，但是恶却会摧毁自由。如果要完全消除恶带来的苦难，就要消除自由。面对这种二律背反，只有通过基督的救赎才能真正恶和恶带来的苦难（主要是人祸，而非天灾，天灾前人另有解释）。
其三，客体化与自由的关系。客体化会剥夺人之自由，进而带来更多的恶和苦难，更多的恶又促进了客体化（看到万物为刍狗，自然会觉得天地不仁，把思想客体化；看到人祸连连，只好构建越来越复杂的制度来制约，把社会客体化）。可见，恶是通过客体化来消除自由，出路所在只能是神的救赎。但客体化甚至使救赎者基督也被客体化为主宰一切的统治者，信徒只是谋求利益和幸福，为此甘愿抛弃自由，使教会客体化，背离了基督的救赎的本义——基督来要人与神建立个体的自由的关系，以救赎消灭恶，以自由的本质去趋向神的至善。
为了阐述自由和客体化等命题，别尔嘉耶夫写了四十几部书，不计其数的文章，令人咋舌。
今日通读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耿海英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名家眼中的名家，经典注释的经典。其实对陀氏理解的先行因素是对陀氏作品的预先理解，然而陀氏著作本人一本未读，应当对此演绎文字理解不佳，然而此书文字晓畅，未尝感觉有十分的阻碍。
全书贯穿大量的神学探讨——并非是具体神学问题的——而是“世界观”意义上的神人关系。别尔嘉耶夫评述的陀氏作品，比如《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死屋》《马塔拉佐夫兄弟》，一统而论，核心在“人”，并无他物。一种寻求自救之答案的人类中心主义贯穿陀氏执笔的始终，“人神”还是“神人”？“人神”的希冀将会导致人类的毁灭，毕竟人类终究无法步入神的境地；而“神人”是安分守己的，是“神性的人”，中心语仍在“人”之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别尔嘉耶夫的世界观中，尼采的“超人”是无路可行的：“上帝死了”，然而人类却不能舍弃上帝而独在，上帝的死亡意味者人类的死亡。而“自由对他来说，即是人正论，又是神正论，应该在自由中找到为人的辩护，也要找到为神的辩护。”人的自由的要义不是“欧几里德的智慧”所能解决的，那呼唤一种实践的哲学与神学，其中应该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
别尔嘉耶夫以为俄罗斯精神并非西方精神，亦非东方精神，而是东—西方。俄罗斯精神融合希腊—基督教世界与东方神秘主义，但整体而言已经被纳入希腊—基督教世界，其民族精神与东正教的渊源不可不察。信仰之外，俄国皇帝自冠“沙”字，其实即是“凯撒”之音变，俄罗斯国旗中间尚镶有罗马双头战鹰。我辈可于此今日瞻仰昔日罗马的荣光。俄罗斯大地盛产思想家，据说“知识分子”一词即是来自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勃洛克等等星光闪耀，灵性逼人。其中勃洛克的《知识分子与革命》思想深刻，文风犀利而不失狡黠，着实让人读后难忘。
一个盛产思想家的民族往往是专制主义的天下，俄罗斯的专制主义从未消减。乱世出英雄，平世存庸才。然而“一将功成万骨枯”，英雄的代价是他人的牺牲，我厌恶种种英雄的时代，我也不愿成为英雄时代的俄罗斯人。牺牲者或者殉道者，皆非我求，无论在昔日俄罗斯还是文革时期的中华。
作为十九世纪乃至于整个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人生并不算长久的六十年时间里为后人留下了太多值得反复玩味的优秀作品，尤其是在他创作生涯中后期完成的几部长篇小说代表作更是堪称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与之相对应的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研究同样成为了俄罗斯文学批评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除了最有名的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外，其他批评家诸如梅列日科夫斯基，罗赞诺夫，舍斯托夫也都发表过各自独特的见解。而别尔嘉耶夫的这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则在以上各人的理论之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也因此成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
尼.别尔嘉耶夫是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新基督教哲学杰出的代表人物，作为一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尤其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可谓相当密切。构成别尔嘉耶夫哲学思想的核心词—自由，其思想来源除了雅.别麦的“深渊学说”外，最重要的当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对其的影响。别尔嘉耶夫自己亦坦言，他的以精神自由为基础的新基督教精神，起源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名篇《宗教大法官》中的基督形象。也正是由于二者之间的血肉联系，才促使别尔嘉耶夫将自己于1920年至1921年之交，在莫斯科自由精神文化研究院所作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系列讲座整理，并最终形成了这部著作。
别尔嘉耶夫选择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呈现出的有关人，自由，恶，爱，革命，俄罗斯，神人，人神等问题进行诠释，从宗教哲学视角出发，系统的阐释了自己心目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别尔嘉耶夫在书的第一章就明确的表示这并不是一本纯粹的文学批评著作。在二十世纪初唯美主义与形式主义大行其道，取代了十九世纪风靡一时的批判现实主义之后，心理学批评一度和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一起占据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主流。这种合流使得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出现了肢解化和碎片化的趋势，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了各类批评家眼中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保护人”，“残酷的天才”（尼.米哈伊洛夫斯基语），“新基督教的预言家”，“地下人”，“真正的东正教徒和俄罗斯弥赛亚思想的代言人”，这些指示的确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某种特质，但却无法展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全部。而在这种大趋势之下，别尔嘉耶夫的坚持与创新就显得难能可贵。别尔嘉耶夫认为“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起着巨大的核心的作用。天才的，思想的论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所占据的地位并不亚于他那不同寻常的心理学分析。”相反，“如果不深入到他丰富和独特的思想世界，就无法走近，无法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由于抱着这样的观点，别尔嘉耶夫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描绘上，这也使得他的著作迥异于那些传统的只沉醉于对具体作品人物，作家生平以及艺术技巧之类的批评。
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形象到底是怎样的呢？有以下的几个关键词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动态”。纵观全书，别尔嘉耶夫一直在毫不吝惜的使用着两个词语，那就是“火”与“旋风”。在他看来，只有这两个词才能形象的展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里描绘出的思想的样态，也只有这两个词，才能揭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思想的样态。别尔嘉耶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是生动而强有力的，而并非静止与死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着力于描绘和考察思想的动态过程，“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不是凝结的静止的范畴，而是火的急流。”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别尔嘉耶夫甚至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期的另外一位俄罗斯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与其进行比较。他认为托尔斯泰以其“不可模仿的完善塑造了静态的生命形式的完美的艺术形象”，他的艺术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可能是更完善的，是一种“阿波罗式的艺术”，他的小说也许是世界上最出色的静止小说。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面向变化的艺术家，他的思想更为有力，是一种“狄奥尼索斯式的艺术”。如果用别尔嘉耶夫在书中一直在频繁提到的一个观点来形容，托尔斯泰是静止的肉体—心灵层面的作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动态的精神层面的作家。（关于这三个层面的理论，下文会简要提及）动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的基调，也是他的思想里其他特质生发所凭借的基础。
其次是“民族”。别尔嘉耶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俄罗斯的作家，更是全人类的作家，他的创作是“用俄罗斯的语言，讲全人类的事情”，他不仅向西欧人展示了神秘的，东方的俄罗斯世界的东西，同时还试图去发现俄罗斯精神结构中某种本质性的东西，以“揭开俄罗斯之谜”。在书中，别尔嘉耶夫指出，由于俄罗斯民族启示录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的民族特征，他们的精神异常渴望终结和极限，使得其无法生存于精神生活和文化的中心。启示录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对立使得俄罗斯民族抛弃了道路中间的文化和历史，渴望用虚无或是在宗教上寻求终极的解决。这种极端性的民族特征虽然造成了俄罗斯自我毁灭，自焚的民族特点，却也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进一步深入到精神提供了便利。根据俄罗斯民族的传统观念，肉体，心灵，精神，这三层境界构成了人的全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之处恰恰是直接从肉体超越了心灵的层面，直抵精神的核心。在这里，别尔嘉耶夫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但丁和莎士比亚的创作进行了简单的对比。在他看来，但丁虽然是中世纪人世界观天才的表达者，但却只是表现出了类似于客体的，物质世界的现实性，即肉体层面。到了莎士比亚，他的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开始关注人的心灵世界，但并不是最后的，精神的深度。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才真正的使人脱离了精神生活的外缘，走到了精神中心。而精神核心所展现出的景象恰又回到了别尔嘉耶夫论述的中心—动态上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人类精神的地下火山得以喷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正在进行的精神革命的宣告者。他的创作表达了人类波涛汹涌，激烈动荡的本性。”
第三个关键词是“精神现实”。众所周知，今天我们在各种文学史的论述里都会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现实主义者”，但是在别尔嘉耶夫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与传统批评所确立的“现实主义”—果戈里式的现实主义完全不同。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现实”，这与他反复在书中运用的三层境界理论是完全吻合的。在书中，别尔嘉耶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去追求经验意义上的现实—表面的，日常生活的事实，生活秩序的事实，“带着泥土味的人的事实”。作为一名精神层面的作家，他更感兴趣的应该是人的思想和精神的真实—人的精神命运，人和上帝的关系，人和魔鬼的关系等。无论是《白痴》里的梅思金和纳斯塔霞.菲丽波夫娜，还是《罪与罚》里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和斯维德依里加洛夫，乃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伊万.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联系起众人的并不仅仅是那些显而易见的关系和制约，更重要的是他们彼此被一些“非此世的枷锁紧紧锁住”。这样就使得人们之间所有复杂的冲突和相互关系，揭示出的并不仅仅是客观现象的，现实的真实，而更像是人们内在的生活和内在的命运。可以说，这种精神真实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形而上化的现实主义。
第四个关键词是“自由”。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有一个常见的主题，即人格分裂。有关人格分裂的原因，批评家们可谓众说纷纭。而在别尔嘉耶夫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中的阐述里，似乎我们可以发现些许不一样的东西。别尔嘉耶夫通过对《地下室手记》里作者流露出的思想辩证法的分析，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从此发现了人的本性—对立的，二律背反的和非理性的。这种发现决定了其后作品里拉斯科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伊万.卡拉马佐夫等人的命运。别尔嘉耶夫认为人有根深蒂固的对受苦受难的需求和对非理性的，疯狂的自由的需求。这种需求使得人们无法必然的趋向益处，无法必然的与理性的生活秩序讲和。自由试图摆脱理性对心灵天性的控制，但这种摆脱又不可避免的折磨着人，最终引导人们走向死亡。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众多人物的人格分裂乃至最后的悲剧命运，均来源于人性里最自由的渴望，以及自由与理性的冲突。在别尔嘉耶夫看来，这种颇具独到眼光的发现，对幸福与自由，与个人价值不协调性的揭示，同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的世界观里的重要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