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科学发展观
2012-1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耿志敏等
250
《邓小平理论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构建》是编者耿志敏承担的上海财经大学“211”三期研究项目“亚洲发展论研究——马克思亚洲学说与科学发展观”总课题的分课题“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构建”最终研究成果，全书分为国外发展理论的历史演变及理论诉求；从小康建设到科学发展：现代化指标体系变动的思考等数章内容。
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希望和成功之路
一、跨越“卡夫丁峡谷”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难题
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主题的确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以人为本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科学发展、社会和谐
第一章 国外发展理论的历史演变及理论诉求
一、西方早期发展理论及其局限性
二、国外发展理论的演进
三、国外发展理论的时代特点
第二章 科学发展观：从初步探索到系统总结
一、统筹兼顾：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学发展的初步探索
二、发展是硬道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学发展的深入探索
三、三大发展理念的形成：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学发展的全面探索
四、科学发展观：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理论与经验的系统总结
五、发展观异同比较
第三章 从工业立国到科学发展：新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演变
一、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先工业化后社会化、以市场体制为基础、先发展农业与轻工业后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战略
二、学习苏联经验，先社会化后工业化、以单一公有制与计划体制为制度基础、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现代化战略
三、借鉴苏联经验，多方兼顾、统筹安排，允许民营经济发展、重视农业与轻工业发展的现代化战略
四、以以钢为纲和全面跃进为主题、以土洋并举与群众运动为方法、以高速发展和赶英超美为目标的赶超型现代化战略
五、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工商并举，以计划经济、单位社会、城乡二元为制度基础的现代化战略
六、以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走在世界前列为目标的四个现代化战略
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硬道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致富光荣为主题，以先富到共富为发展路径、以小康为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
八、以依法治国、完善市场体制、健全社保体系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以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为手段，以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战略
九、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建设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战略
十、演变态势及其经验教训
第四章 从小康建设到科学发展：现代化指标体系变动的思考
一、从基本小康的指标体系到全面小康的指标体系
二、从重GDP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到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的现代化指标体系
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标体系变动的若干思考
第五章 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新工业化思潮
一、新工业化思潮缘起
二、新工业化思潮的特点
三、新工业化思潮的主要理论形态及其得失
四、新工业化思潮的主要成果、基本共识以及不足之处
第六章 科学发展视阈下的中国农村现代化之路
一、亚洲发展论与农村公社
二、城乡二元体制与城乡统筹发展
三、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和谐社会构建
四、农民工流动机制变迁的考察
第七章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建设
一、生态文明的涵义
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路径与方式
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
第八章 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路径与展望
一、和谐社会建设历史溯源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和谐”本质的透视
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
四、当务之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五、科学发挥政府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标体系构建原则的探讨
第九章 世界和谐与文明进步
一、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
二、和谐东亚构建的现实条件及路径
三、中国和谐与世界和谐
后记
一、亚洲发展论与农村公社.从近代历史的发展来看，当英、法、美、日、德先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走向复兴之际，中国向现代化前进的每一步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传统力量的顽固性超乎想象。这种传统力量不仅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更来自于中国原生的基层社会结构--“农村公社”，由此，我们不得不感叹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成果，从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中求解中华文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路径。 （一）中国“农村公社”的考查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里的“亚细亚”有两种解释：一是人类社会在幼年时期的社会形态，是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会经历的社会形态；二是指亚洲社会在步人次生阶段以后却始终处于“停滞”的状态，仍然保留了“亚细亚”的若干特征，即公有、公社和东方专制的强大。 在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特征的理解中提到了一个亚洲的“原子现象”，即公社共同体的存在。这种公社共同体在印度和俄罗斯表现为公社和村社，在中国古代则表现为村落（本章又称“农村社区”）。马克思认为，“亚洲公社”最坏的一个特点表现为“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又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公社”之间“互不联系”使“公社”处于事实上的“隔绝状态”。“公社”内部有天然的分工，生产的物品基本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交换很少或几乎没有。对比于中国农村公社的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的农村的确呈现出一种互相隔绝的状态，这种隔绝造成了农村社区的孤立和封闭，也造成了我国传统社会几千年发展的停滞。 1.作为原点的中国农村公社 中国的农村公社的初始大概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周天子在建国伊始把土地和人口分封给诸侯，也即所谓的“封地”和“封臣”。诸侯再将分到的土地和人口分给下一级的臣子和大夫，以此类推，直到西周时期的“邑”和“里”，也即农村公社。“邑”和“里”是通过“井田”的方式组合的一个集体。①古人对井田制的勾画和描述最详细的莫过于孟子，孟子将耳闻而眼未见的井田制描述为：“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井田制既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生产方式，也体现出当时农村公社的合作组织形式，人们“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②孟子认为，通过实行井田制，各家由于土地的平均分配而相安无事，社会就可以实现太平。然而，孟子所推崇的井田制并没有持续下去，这里的“私田”并非真正意义的土地私有，无论公田还是私田都是周天子的土地，土地随时都可以进行再分配，周朝的子民以耕种“公田”为代价来换取对“私田”的使用权，致使人们对关系自己利益的私田尽心尽力，对完成上级任务的公田却敷衍了事，井田制的生产方式无以为继，经过商鞅变法后完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井田制下公社田园诗般的生活却在以后的数千年内成为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所期待的治国理念。我国近代出现的“儒家社会主义”即呼吁井田精神的复归，保护中国旧有的村落不会受到“商业精神”的破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