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运会制度变迁中的秩序、认同与利益
2011-1
张建会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1-01出版)
张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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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历经百年历史的全运会带给人们的思考往往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晚清政府的第一届全运会，北洋军阀政府的第二、第三届全运会，到民国政府的第四至第七届全运会、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至第十一届全运会，作为中国运动竞赛体系中竞技体育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赛事，以竞赛为杠杆，搭建了不同利益主体通过竞争实现利益的平台，演绎了利益相关者关系演变的趋势与轨迹，展示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体育的影响，透视了体育竞赛所特有的窗口作用。 百年全运会，当它进入21世纪的时候，废存争议之声鹊起，观点鲜明，唇枪舌剑。《全运会制度变迁中的秩序、认同与利益》一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基础上展开的。研究从制度变迁的视角，通过政治秩序、文化认同、利益博弈三个维度对全运会进行剖析，解释的绝不仅仅是为全运会本身，而是以全运会这一社会现象为案例，描画出了我国管理体制改革的错综复杂与艰难。 张建会，河北体育学院的年轻教师，在北京体育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勇敢地选择了全运会这一受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深入国家体育总局相关司局进行实地考察，经受实践锻炼，历经数年，当她将研究成果《全运会制度变迁中的秩序、认同与利益》一书献给读者的时候，其实奉献的是她深深感受到的理论的重要，感受到的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必须上升到理论高度才能导致的飞跃。相信该书的出版会对在我国从事全运会及其体育研究的同仁们有所启示和帮助，会对我国全运会的改革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会使作者在与读者的交流中得以不断加深对全运会及其体育的认识。
张建会，女，河北保定人，教育学博士。1996～2000年在河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学习，2000～2003年在河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攻读硕士学位，2003～2007年在河北体育学院任教，2007年考入北京体育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分会委员。参与国家国家软科学课题课题一项，参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项，发表论文十余篇。《应用型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国家体育总局2009年教学成果三等奖。
第一章 导论：追溯历史与聚焦制度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第二节 研究意义第二章 文献综述第三章 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第二节 概念工具第三节 研究的分析框架第四节 文章结构第四章 全运会制度变迁中的政治秩序第一节 1910至1948年的全运会制度与政治秩序第二节 1949至1978年的全运会制度与政治秩序第三节 1979至1992年的全运会制度与政治秩序第四节 1993至2008年的全运会制度与政治秩序第五节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的全运会制度与政治秩序本章小结第五章 全运会制度变迁中的文化认同第一节 仪式化教育中的文化认同第二节 符号化载体中的文化认同第三节 全运会利益共同体的群体文化认同本章小结第六章 全运会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博弈第一节 全运会制度的利益相关者第二节 全运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第三节 全运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博弈本章小结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致谢
版权页：插图：全运会发展的百年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制度变迁研究案例，它的变迁历史是一个牵涉众多因素故而颇为繁难的问题。从外部环境来说，涉及政治的变革、中西文化的冲突、经济的转型、战争的破坏等等；从内部来说，涉及竞赛规程的变化、项目设置的调整、举办地点的遴选、运动员代表资格的变化等等。然而，从学术界现有研究状况来看，尚无人对此历程进行系统的梳理。二、全运会竞赛制度：实现我国竞技体育战略的重要平台全运会作为我国运动竞赛体系中竞技体育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是我国竞技体育特有的调控手段，是最大的竞赛杠杆，是不同利益主体实现利益的平台，是我国实现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进程中不可缺少的政策领域。晚清政府时期，全运会竞赛在内忧外患中呱呱坠地，西方传教士利用体育竞赛传播宣扬西方体育文明，进而实现文化侵略的目的。有学者这样评论：“欧美近代体育，不管它是作为文化本身，还是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它对于加速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具有重大的历史贡献。它改变了中国人拒绝西方先进文明的观念，使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础之上的欧美近代体育在中国体育运动中成了主流，并完成了‘本土化’。”远东运动会模仿的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制度，象征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运动员代表着自己的民族和国家。1920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该项赛事。阮蔚春在《远东运动会历史与成绩》中认为：“在二十年前，体育运动在在中国几乎无人过问，自远东运动会创始以来，因为要每次筹备参加大会，所以各地便纷纷举行分区预赛，而甚至每次全国运动会的举行，也都是由远东运动会直接促成的。”
《全运会制度变迁中的秩序、认同与利益》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