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
2009年3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美）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
375
符家钦
无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苗族。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他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八十余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主要代表作有中长篇小说《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在中国文坛上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由美国著名汉学家金介甫教授创作的《沈从文传》，是公认的沈从文研究中的重要作品。作者以谨慎的治传态度。花费极大精力搜集史料，仅资料卡片就多达六千余张；作者还数次来华探访沈从文本人。得到很多第一手资料，并与传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于沈从文创作的评述，作者秉笔直书。忠于作品本身，虽推崇却不盲目：对于沈从文的个人生活，一切以史实为证，不猎奇亦不回避。全书行文严谨、观点深刻、内容翔实，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史价值。 这部以沈从文创作历程及作品阐释为重点的评传，聚焦沈从文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地方主义”立场，以及创作中的地域色彩。以客观审慎的论述。使读者加深对沈从文充满湘西特色的文学作品的理解，并见证这位备受争议的文学大师是如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步步走上中国乡土文学的创作道路。真切感受传主所经受的充满苦难的心路历程。
作者简介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1948-），美国汉学家，现为美国纽约圣若望大学历史系教授。1972年开始研究沈从文，在文学史界，金介甫第一个给予沈从文以明确的崇高地位，被誉为国外沈从文研究第一人。1977年以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译者简介符家钦（1919-2002），当代著名翻译家，四川合江人。长期从事翻译工作，1978年起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英文组组长。1984年因病截瘫致残，但他在轮椅上依旧以一年出一书的进度与命运抗争，先后出版过著作及译著24部，共计600多万字。因对沈从文作品的喜爱，以及对金介甫文章的看重而精心翻译了《沈从文传》一书，期间与金介甫进行了很多深入的探讨，译笔尽显流畅、精准，极具可读性。
引言 / 7湘西少年 / 15 •湘西：沈从文的世界及其历史根源 / 17 •沈从文的童年 / 25 •沈从文处在时局转变的时代 / 34青年时代：沈从文和湘西都在自谋出路 / 55 •沈从文与军营生活 / 61 •军人与学者 / 72故都怪客 / 99 •在参加中国文艺复兴道路上的失误 / 101 •成了作家却不依附任何作家集团 / 107 •沈从文第一批新式作品 / 116 •满腔怒火的北京青年 / 124 •虽到上海怒气未消 / 132沈从文乡土文学的根源 / 157 •沈从文的乡土特色 / 162 •抒情诗人沈从文 / 164 •来自民间 / 170 •从单纯叙事到有所启发 / 176 •对歌之外还有求偶门道 / 181平易朴实却古怪的乡下人 / 197 •不受羁绊的部落：沈从文的传奇小说 / 201 •普通乡下人的社会地位 / 208 •普通乡下人的世界 / 216城里人：面对青春与死亡 / 239 •沈从文形成了自己的“倾向”/ 246 •同政府抗衡 / 254 •沈从文的思想性小说 / 259力争自治 / 293 •湘西衰落的前后 / 295 •1934～1946年间湘西的动乱局面 / 300 •沈从文40年代的乡土文学 / 308 •沈从文不愿遵命写作 / 313积极抵抗与消极抗争 /333结论 /351参考书目 /357译后记 /373
沈从文在离开故乡将近十年之后，曾经回忆说：“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1〕（《从文自传》）沈从文运用自己的想像力，把这些印象写成小说，使我们了解现代中国作家最偏僻的背景里种种瑰丽多姿的场面，超过了解作者本人。沈从文的作品取材于各种来源。有的是他童年回忆，有的是他的苗族保姆和乡下亲戚讲的民间故事，有的是他在当地军阀队伍中见到过的勒索赎金的恐吓信，有的是他在乡下行军途中或沿河漂泊时经过的那些地方的种种传说，有的是他躺在床上时听到窗外的街谈巷议和做买卖时的交谈，还有正午时争吵的士兵和成群结帮的顽童的对骂。沈从文正是根据这些素材，刻画出了湘西地区的生动形象。湘西：沈从文的世界及其历史根源沈从文的故乡位于湖南西北部，大体上属于沅江和澧水流域，只有沅江的源头还插入贵州境内。在1910年以前，还没有湘西这个名称。中华民国成立后才设立了湘西镇守使，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县正是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的驻地。更早一些年代，老百姓口中说的湘西是指雪峰山以西，古代五溪蛮所居住的地域。清代湘西划归辰沅永靖兵备道，民国初期又设辰沅道，一般称为上湖南。但湘西这一名称在30年代起已被普遍使用。〔2〕尽管名称有过多次改动（辰沅永靖道、辰沅道、湘西），但是从清初1670年以来，它就属于道的建置，湖南建省只比它早六年。由于雪峰山的阻隔，山以西地区在明朝以前的许多朝代，都和山以东的湖南湘江盆地在政治上关系松散，远不如跟北边的湖北地区那么密切。民国以来，没有多少当地居民留在湘东或湘中一带，但还有100万人在今天的湘西兴旺繁衍，构成山区人口的半数。湘西的一般方言并不属于东部方言，而被划归于四川的西南官话体系。山峦绵亘的湘西山区，不同于号称中国粮仓的湖南平原。直到1958年，湘西已开垦耕地只占全区面积的十分之一，其中种植稻谷的良田还不到一半。而人口也只占全省的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由此看来它真是穷困地区。〔3〕当然湘西不仅是个具体的地区，也几乎是个想像中的地方。湘西这个概念的形成少不了沈从文的一份功劳，他把这个地区看作不同少数民族的大熔炉，这种浪漫的看法是一个良好的出发点，在沈看来，湘西是开化较早的汉族（从东方北方迁来的主要民族）的文化边远地区，自古以来，汉族就跟至今仍然居住在他家乡西部山区的苗族毗邻而居。在沈从文出生100年之前，苗民已被汉人征服，但许多苗民仍一直抗拒文化移入。〔4〕所以按照沈的阐述，这片边远地区至今仍是一个汇合点，各种生活方式可以在这里互相搀和、融合，而又互相排斥，而且还在按照沈从文表述的方式进行。对沈从文来说，湘西不但活生生地再现中国的伟大历史，还再现了在有历史以前的、为历史作基础的更大的原始力量，这股力量将再度推动历史前进。几个世纪以来，湘西的不同民族是按地形分布的，苗民多半住在山间，后来的汉人因为经营农业，都居住在沿河和河水流过的低地上。历史学和人种学还没有确定湘西最早的民族，或者说苗民，原来就是山民呢，还是被后来的民族赶上山去的。鉴于苗民至今还从事粗陋的农业，种玉米、甘薯一类旱地农作物，汉人就认为苗民在技术上还处于原始状态。然而上述作物都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才传入亚洲，这就说明苗民的种植技术远不是一成不变的。〔5〕抵抗汉人入侵的西南原始民族在历史上都称为蛮（即南方野蛮人）。沈从文以为汉人和部落民族不但同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祖先也同出一源——只要你能察看他一再提起中国诗人屈原和汉代名将马援，他们在2000年前深入南方时，就发现那里的人民是一个爱好音乐、艺术、辛勤劳作、自给自足的民族，而且已经建立了一个文化昌盛、爱好诗歌的王国：楚国。可惜北方人和南方人那点共同的人情意识——更不要说共同的祖先意识了——已被千百年来敌对的军事冲突消磨得模糊不清。沈从文在文章中含蓄地指出，只要两个民族选定不同的寻求生活的道路，分道扬镳就是不可避免的。汉人选的是儒家道路，发展城市，这种文化发展下去，必然会使汉人支配他们的同类。然而按沈从文的边远地区观点，汉人文化后来已经逐渐衰落，到沈的青年时代（清王朝最后十年）已经走到危机的爆发点。汉人由于长期奉行繁文缛节的礼教，墨守僵死的文学经典，已经一蹶不振，相形之下，部落民族由于恪守古风，却一直保持着他们的活力。沈从文描述的汉、苗两种民族精神的差异，得到了比较客观的观察家的首肯。〔6〕他指出苗民不读书，结婚不管对方是什么阶层，不说谎，做买卖不懂得怎么赚钱。沈从文对苗民的这些气质赋予道义上的意义，说明苗族的坦诚率真，并未被汉文化所造成的文质彬彬、贪得无厌、等级森严等约束所玷污。沈从文心目中的苗民关心的只是辛勤劳作以求生存，祭祀无处不在的鬼魂和守护神，通过喝酒、唱歌、比赛、自发的爱情活动等简单的乐事在情感上得到抒发。在沈的笔下，苗民思路奔放不羁，对世界有直截了当的美的鉴赏力，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显得富于创造性，他们对生活的激情在各种节日里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时常达到发狂、着魔的程度，这似乎表明他们成功地和神达到浑然一体的程度，而在这点上汉人却只能说说而已，或者更确切地，只能写写而已。在沈从文看来，正是在神的面前，在礼节上负担过重的汉人文化破产处境暴露无遗。人必须面对神，不管是西南边陲的原始精灵，还是20世纪生活中机构复杂的教会。尽管汉人和他们的文明同他们的经济才能和空洞的礼仪分不开，把部落民族看作蛮人，但苗民的生活方式只是人类初级的朴素生活。汉人从前也具有苗民的文化和活力，那是在汉人变得麻木不仁、目光短浅之前。在沈从文的想像中，苗民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年轻时期的生活方式。可惜的是，至今还未找到可靠的苗民历史资料来作为衡量沈从文的敏锐想像力的标准。过去五个世纪中汉人和苗族人写的历史都是出于想像虚构，比沈从文设想的还要荒唐。这些虚构故事为汉、苗两民族的命运编出种种神话，说两族祖先本来就是世仇，要不就说是竞争的同胞。把苗民的先世一直追溯到汉族传统祖先黄帝时代的蚩尤，说他是黄帝的土著敌人；说苗民是个生活在洞庭湖地区的刚愎自用的民族，被贤明的国王舜放逐到西部去的，而且还受过大禹的惩罚。还有一种说法是：苗族始祖是瓠——是一条狗——但通常被认为是瑶部落的图腾制的祖先。〔7〕实际上，虽然中国古文中出现过“苗”字（即三苗），但中国今天讲苗语的民族的历史只能追溯到宋代。他们在湘西的“土著”资格可能只能从他们自湖南西部邻近山地迁移到上湘西高原地带落户后算起，只比宋代汉人迁到这个地区早一步。苗民可能学过种水稻，一度来到沅水流域的低洼地带，后来又被汉人赶回原处。不过没有理由假定苗民是最早住在湘西低地或者高地的部落民族，这种假定只是明清两代汉族史学家为了把敌人写得体面一些，才为富于反抗性而又性格开朗的苗民塑造出一个历史悠久的远祖家谱。沈从文为山里人的祖先加点光彩也许是非常明智的，这样一来，一些有种族意识的人假定的——那些人与汉人间那条无法弥合的文化民族鸿沟，就一定存在了。他心目中的部落民族虽然世系含糊不明，现代文化对一种失去了的幸福象征却更强有力，尽管这种象征可以从属于任何种族集团，而且更难通过民族学方面的事实，或者更中肯地说，因为缺乏事实根据而加以诋毁。苗民有独立的文化，因而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外来的。他们的语言不属于汉藏语系。他们的民族传统中保存着其他文化的精华。据沈从文的想象，有许多在汉人中早已消灭了的中国西南某一民族许多独具特色的性格特征，这些特征今天在许多讲汉语的壮族、傣族、土家族中还保存不变。因此认为苗族文化“古老”、民族“年轻”、礼仪“保守”的想法并非自相矛盾，而是他们擅长于迅速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8〕除了起源问题至今含混不清外，西南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文化一致、政治统一的特点；这就是他们对现代人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千百年来那些不让汉人插足下湘西的人也许是某一个南方民族（他们已被汉人同化几世纪），或者是现在已经几乎被汉人同化的土家人的祖先。土家人居住在沅水支流比较贫瘠的地区和山上，他们现在一般都讲汉话，很少讲本族语言，但他们也许可以作为湘西最富于西南文化气息的一个源泉。50年前土家人还被叫做土蛮，他们有自己的军队。在明代他们还被土司率领到东南沿海去抗击倭寇。湘西其他悠久历史的民族还有侗族、瑶族和仡佬族等山地民族，这些人都是苗民的死对头，现在几乎都已迁移了。所有这些人都是古代楚民族的后裔，他们共同创造了一种融合各民族的异域情调，中原人民把这种异域情调跟他们的西南联系在一起。〔9〕更确实的证明是古老的历史叙述，说起过去1000年间汉人怎样进入沅水流域和各个支流地区，把挡住他们去路的人赶上高地。最后，到明清两代，渴望找到耕地的汉人又爬上高山坡，在崎岖的高地种植，这片高地从湖南一直延伸到贵州境内苗民山寨。上湘西边地的山区宽达150里，是隔开沅水盆地与西边贵州水系的天然界限，自古以来就是征服者与土著民族的战场。汉人在1615年试图结束边疆冲突，仿效北方长城的办法，建起一道高墙，把苗民全赶到西边去居住。这道墙建在苗民区域内，距离沈从文出生的凤凰城西只有十几里。明朝国势衰微后，苗民在1628年把城墙摧毁。在满人入主中原后，18世纪汉人又卷土重来。沈从文在根据湘西苗民传说写成的一部现代小说中指出，汉人为征服苗民使用的最厉害的武器是——士兵和官吏。〔10〕清代在苗民山区已建起许多军事哨所，有城墙，有岗楼。其中有一个城镇建于1700年，用来统治镇溪和子坪的苗民，命名镇。1704年统辖整个湘西兵马的兵备道设在这里后，这里成为清朝湘西汉人统治全区的政权中心。虽然直到1911年住在镇城内的人口不过三五千人，可驻在它四周的正规军却高达7000，其职守不仅是镇抚山区苗民，还兼管沅水流域与邻近省份开化地区的绥靖工作。〔11〕像镇城这样的戍卒屯丁的城镇，在基本的文化意义上象征了朝廷的侵入，因为部落民族以前不知道集中人口，建立城镇。对汉人来说，这种边区的城镇首先是用来作为保护士兵和屯垦戍卒的要塞。此外，沈从文热切地指出，跟着士兵拥来的商人不久就掌握了当地的经济命脉，这种人并非本地人，而是来自外省，如江西人垄断绸布业，广东人垄断药材业，福建人垄断烟草业。〔12〕筑城的汉人还把镇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筑了许多小的城堡、屯、碉堡、营汛。人类学家在30年代吃惊地发现这类碉堡营汛有不少还仍然存在。堡有泥土或石块堆成的围墙，一条贯通全堡的街道，两头都开着堡门，比较大的堡中间有十字街道，有三扇或四扇大门。正是在一座叫黄罗寨的城堡里，沈从文的父亲在一两岁时，差一点被一只老虎吃掉。屯建在人口比较稀疏的地区，只有100英尺宽，300英尺长，能住几十个士兵，加上一些牲口、粮草。屯也有石头砖块筑成的五英尺高的墙。上面开有雉堞、枪眼。更小的防御工事按固定距离筑在小山顶和大路上，只有一般房子大，但是周围兴起给驻军居住的村子，直到20世纪还保持在原地。据沈统计，镇城共有1000座碉堡、300座营汛。1795～1806年的苗民大起义被血腥荡平100年之后，边区的战斗气氛已被乡村气息所替代，原来山顶上星罗棋布的碉堡已经变成富有浪漫色彩的废墟，居住着戍卒和他们家属的后人。1911年民国成立后，还有许多人仍可领取饷银。今天凭高眺望，还可依稀“想见当时从一个望塔到另一个望塔鼓角齐鸣、烽火报警的光景。”〔13〕这类有围墙的住所除了为沈从文的小说提供富于浪漫色彩的背景外，还把当地人象征性地分为城里人与乡下人两类。中国城乡之间普遍有一种社会界限，而在湘西，这种城乡之分一开始就具有种族界限。当大多数苗民被汉人同化以后，这种区别更具有文化界限。不管怎么说，在20世纪的湘西，“乡下人”仍然是苗民的委婉说法。〔14〕沈从文也自称乡下人，他所说的乡下人只是指不是住在下河的人，却不一定指苗民。但沈从文一写到乡下人的“‘愚蠢’、粗鲁、不会交际时，看来指的是苗民。他们不懂城里人的礼节，连起码的礼貌规矩也不会，更不用说能说会道了，因此容易被逼得跟人打起来”。〔15〕苗民除非被当作汉人，否则仍然受到严重的歧视，但到沈从文的时代，很多苗民都已参军。搬到城里去住（包括镇，他们占镇人口的三分之一）。〔16〕在沈从文的小说里，苗民就在城墙外头种地、开店铺、做豆腐、粑粑来沿街摆摊叫卖，还能够在船上充当水手。总而言之，苗民跟汉人通婚、文化上被同化，反过来汉人也被苗民同化的结果，就在镇城外悍的农民当中产生出一种汉苗交融的地方文化。沈从文在他的《我的小学教育》里这样写道：“在镇，是苗人占三分之一，外来迁入汉人占三分之二混合居住的。虽然许多苗民还住在城外，但风俗、性质，是几乎可以说已彼此同锡与铅一样，在坩埚里融合后，彼此都同化了。”〔17〕与此同时，在镇城的西北方向，未受到汉人同化的苗民，依然保持着他们祖辈传下来的生活样式。他们一直避开汉人为设防建起来的通道、驿站和交通中心，远远地住在那些人迹罕到的山坡上，宁愿与世隔绝，反倒觉得平安。他们聚居的村落叫寨子，寨子里不像汉人村落那样有正规街道，而是许多小道错综交叉，有如迷宫，使陌生人进去后会迷失方向，遭到伏击。苗民也会耕种水田，会在山中梯田间建造水车来灌溉田畴，但大多数苗民喜欢刀耕火种的粗放种法。这可能是民族的习惯，也可能是他们老处在汉人包围之中，不得不作好随时退却的打算。苗民为了取得独立生存付出了高昂代价。然而他们能在逆境中生存下来，毕竟感到怡然自得。〔18〕把湘西描绘成遗世独立、生活太平、原始能量异常充沛的乐土，沈从文并不是第一人。早在19世纪，湘西就以风景秀美、中国山水画家和文人墨客未曾点染吟咏过而赢得“中国的瑞士”的美称。〔19〕外国观光者更把湘西推崇为扬子江流域中风景独特的地带，因为只有湘西这个地区直到20世纪还与外界隔绝。湘西的山不算高，然而蜿蜒流经其间的条条江水，却像鬼斧神工的雕刻大师那样，把它映衬得千奇百怪，浸泡成一片碧绿。山中的岩洞，悬湍的激流，以及层出叠嶂插入平川时构成的景观，足以使最富于浪漫气质的人也叹为观止。许多风景地至今游人们还难于涉足其间，因为苗民一般不愿汉人知道这些仙境。在民国建立后战乱频仍的早期，湘西这片地方也相当安宁平静，被看成独立于世的小小王国，有的人甚至把它称为世外桃源。外界人没有看出，湘西土著居民与世无争的态度，原来是出于仇外心理，却把它看作怯懦退让，以为这些远离交通干线生活的乡下人，必然像古代传说桃花源（现在沅水下游真有一个桃源县）中的隐士那样，生活得无忧无虑，所以才与世无争。〔20〕像这样一个苗民与汉人、山区与河谷、西部与东部具有明显冲突的地方，怎么会被人看成一片有共同特征的地区呢？其实，这个多民族区在过去满汉两族统治时期推行的怀柔政策使得地区观念没有滋长机会。可是，军阀割据又给了湘西（包括苗民）以拯救全区人民摆脱中央统治，争得政治上完全自治的新机会。湘西在区域自治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有四个独特条件：第一，直到20世纪，政治上统治湘西的体系始终是地方武装势力，现代化的清末新军从来没有进驻过湘西。因此当民国初年全国转入军阀割据时，湘西早已自成一个军事体系，没有别人敢来插足竞争。其次，从战略地位上说，镇这个早已站稳脚跟的行政中心，恰巧并不位于湘西的经济核心地带，而是远离交通大道的山区。〔21〕第三，镇在丧失了国家和省的粮饷后，却能用新的经济财源加以弥补，即贵州的鸦片，用船运到沅水下游各地时，湘西可以从中抽税。由汉苗两族组成的镇人，长期以来是东方来的殖民者所觊觎的目标，现在却转而在经济上占了上风。第四，由于他们和旧的军事体系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清朝并没有对旧体制加以革新，于是镇人的子子孙孙和门生故吏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新的地方权贵。湘西的军队是18世纪最初30年间组建起来的。当时清朝官员把最后没有归顺的苗寨头人加以撤换，设置了三个厅，每个厅都归道管辖。三个厅被称为镇、乾州、永绥。其中永绥后来证明不易镇守，就把厅治移到茶峒，每个厅都由正规绿营军镇守。也就是后来沈从文写的中篇小说《边城》里出现的那个茶峒。1795～1806年苗民叛乱以后，清朝派遣绿营军7800人到三厅来驻守，还带管其他两个山区的县。绿营军有一半驻扎在镇，归一个总兵统领，受湘西提督节制。湘西提督府不设在长沙而设在湘西的辰州，临近这片难于驾驭的地区，提督又受北边武昌的湖广总督节制，不受湘西巡抚管辖。这样一来，从军事上看，湘西与湖北的关系倒比同湖南的关系更为密切。1849年，即太平军起义前夕，湖南全省的53个营官军中，除了五个营外，全都驻扎在雪峰山以西各县，镇就驻了35个营。清朝末年改革军制，废除全国绿营军，另组新军，可是军制改革还未推及到湘西时，清朝已被民军推翻。因此，跟北方的联系切断以后，镇守镇城的职司在民国时期改为湘西镇守使。1917年湘西在军阀混战中取得独立地位后，镇镇守使便正式改称湘西军政长官。〔22〕上面这段历史还不包括绿营军的另一种部队屯田军，屯田军也可上溯到19世纪早期。虽然屯田军归长沙的湘西巡抚节制，但他们像正规军一样，到了1911年还没有被裁撤。其原因是，这些部队长期集中驻在镇，处于道尹的管辖下，当地戍卒豪强很容易把这批戍卒屯丁划归地方，一方面也因为屯田部队兵丁早就在屯田安置中同湘西土地结合在一起了。这片国家的屯垦农场面积超过十万亩，大多由戍丁屯垦或租给当地人种植，收取租税贴补军用。虽然这批屯垦军队主力是8000汉人组成，然而屯田军整体在承平时期看起来很像一个汉苗共同体，因为有5000苗民屯田士兵由苗族官佐统领。这些苗民有自己的田地，有自己戍守的碉堡，住自己的营垒。实际上他们就是当地的太上皇。因为苗族军官可以审案，收税，在五个边区县境内有警察，使这个地区变成部落之间的缓冲地带。尽管没有规定土司们的权力可以世袭，但显然他们已变成当地世代沿袭不衰的统治集团。民国初年（1912年）的一次大整编中，许多屯田的部队已编入正规军，可这个屯田部队本身早已形成一个公众的企业，拥有田地，给官兵发饷，仍然是一个苗民自治的社会。苗族军官官衔原是清朝颁授的，按理应随着清朝的覆灭而取消，实际上直到1935年国民党的军队势力到达湘西时，苗人的军衔始终沿用不改。〔23〕在沈从文看来，这个汉苗组成的共同体已经在他的家乡扎下根基，牢牢地庇护着这一股融合汉人与苗民、刀剑与铧犁、城市与农村的古色古香的社会。1936年湘西的自治状态才宣告终结，然后便是长达15年之久的内部混乱，使沈从文能把湘西风物写成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长河》。
1、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其作品在全世界享有盛誉，若不是离世，很有可能获得次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作家离诺贝尔最近的一次。2、世界上最经典的沈从文传记版本。国外研究沈从文第一人金介甫的经典作品，在港台、北美都具有重要影响。3、书中不仅描绘沈从文创作经历和人生历程，还涉猎了当时文坛其他的重要文人和文事，对于想要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士提供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史料参考。
无
老外写的传记就是怪怪的。这人虽然研究的史料多，可是写出来干巴巴的，实在乏味，远不如沈自己写的自传。
非常喜欢，很有内容，研究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的好书
一拿到手就觉得像盗版的，从来没买过这么差的书，不过内容没的说，当然好~
毕业论文打算写沈从文，先了解了解。
这么一部好作品，这样一部值得读的书，这么烂的纸张，太使人生气了。
这个版本很好，作者虽然是美国人，但写得很负责，对沈的研究也很透彻。译者的译文风格亦接近沈的文风。超赞。
要买传记就应该是买这种，而不是简单的虚构而成的小说。
金介甫可谓与凌宇一中一西研究沈从文的有成就者，读一读他们的书个人觉得很有用，而且符定钦的翻译也足见用心。
最喜欢沈从文的文风。这本传记里面，缺憾的是对他后半生的磨难写得少了，我对他后面转事文物的经历非常有兴趣，还买了一本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那本书很喜欢
在现代汉语阅读中，总是偏爱20世纪三十年代那些人的文章。大概因为，这些人大都深得古汉语浸润，文风深得我心吧。其中，沈从文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其小说文笔优美、意境如画自不必说，我对他的个人经历尤感兴趣。读《沈从文晚年口述》，你会发现他的经历就是一部传奇。读书逃学、经商参军、投身写作，直至后来辍笔研究古代服饰文化。他由小学毕业到后来成为文学大师，已是文坛佳话... 阅读更多
在众多的新书中，意外地发现了美国汉学家金介甫著的《沈从文传》，欣喜之余当即买下。被誉为“国外沈从文研究第一人”的金介甫先生，于1972年开始研究沈从文，在文学史的序列中，他第一个给沈从文以明确的崇高地位。金介甫认为，不应该把沈从文的生活只写成作家传记，而应该作为进入中国社会历史这个广阔天地的旅程，沈从文写湘西人的作品，可以当作整个中华民族的寓言来读。
是一本值得收藏的书,写得很好,推荐!
读书多选择名家的读，藏书更必选名家的．这本书可选，原著者是大家，翻译者也是大家，写的也是大家的事，难得好书一本．本书早年间，曾有译本，此版一为全译本二把与正文同样精彩的注释全部呈现．
作者就如沈从文说的的那样学贯中西的人。全书文风严谨，作者参阅了很多资料。不过有些遗憾国内版本是删减版的（通过审核）。沈一生就如那句话说的“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湘西的儿子，死于湘西。
百年来，惊心夺魂的大剧此起彼落。除去大多数沉默的观众，我们这里多的，是兴冲冲跃上台去的演者。近年来我慢慢读一点沈从文，旁观者静默少言，有时跑跑龙套，他们为幕帘遮掩，不易引人注目。
时间，终于还是人世故事的编导，多少精明算计在她面前也黯淡无光。我们若顺她的眼光看去，精灵活现的演员与不明就里的观众常常只充配角，那几位不谙世事的旁观者，却是真的主角。
我念着这旁观者曾写下的话，心里想：
冬尽春回，曾经锦绣、终于荒废的田园，重又开始修葺了。那个能短笛牧歌，爱捡选山地做基础，会用坚硬石头堆造希腊小庙的老园丁，却早已回到边城去。
……
这样的人也许永远不再有了，也许还会回来。
沈从文先生去世２０周年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０日
美国学者金介甫结束他这本考据极翔实的《沈从文传》时，在他最后一个考据注释中断言：“未来的湘西可能寄望于开发旅游业。”
这实在是充满意味和惊人预见性的一句话。
金版《沈从文传》于１９８７年出版——２０年后，凤凰果然一变为中国最为炙手可热的旅游城镇。
其实，现在凤凰最热闹的沱江两岸，一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都是凤凰城郊，被称为“蔬菜村”。如今“最出风头”的吊脚楼客栈，以前是没人愿意要的贫民房。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凤凰古城以８．３亿元的价格被一旅游公司买断５０年经营权后，古城即开始旅游推广。其来势猛烈，使城内临水临街民居，在两三年之内大多改为家庭客栈、饭店，以及充满情调的各式酒吧。
随后，古城内原住民纷纷出租自己的临街门面。现在，凤凰老街７０％的店面，已经是外地专门来做旅游生意的了。
凤凰不再是原来那个凤凰。凤凰城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旅游城。
所有风景以门票界定——包括古老的城楼、沱江的水，以及沈从文故居等等。以前本地人自己在七夕、重阳才放的河灯，如今每天都从黄昏兜售到深夜。
沈从文，则早已完成了对故乡旧时“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的种种生动、卓绝的描述。
阅读这本考据与缱绻情感并重（同样引人入胜的考据注释页数高达全书1/3的比例）的出色的传记书的同时，神思一直游离：关于沈从文，关于湘西，关于凤凰，有些风景，一直在逝去。逝去的永不再回来。
沈从文的传记目前已经出了十来个版本，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两个人的作品，一个是中国的凌宇，一个是美国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前者先后出版了《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
从文的研究》（三联书店，1985）、《沈从文传：生命之火长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从边城走向世界（修订本）》（岳麓书社，2006）。
有理由相信这四个版本之间有继承关系，但是我手头只有十月文艺2003年版，无从比较。
金介甫研究沈从文大概比凌宇还要早，其博士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完成于1977年（不过此书中译本直到1994年才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金介甫出版了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这也是西方学者写的第一部沈从文传记，并由此，衍生出至少五个中文版，而译者都是符家钦。
1990年，此书第一个中文版由时事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沈从文传》，该版删去了原著中的注释；1992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沈从文传（全译本）》，译者补译了原著中的646条注释；1995年，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以《沈从文史诗》为名出版第三个中译本；2000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以《凤凰之子：沈从文传》出版第四个中译本；而该书最近一个版本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出版的《沈从文传（全译本）》。此外，旧书店曾经出现过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的《凤凰之子：沈从文传》，印刷粗劣，而且无论是国图还是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网站上都查不到该书，由此可知，这很可能是一个盗版。
很明显，除了第一个版本，湖南文艺版和国际文化版在书名中就已宣称其为全译本，幼狮版我没见过，不谈，中国友谊版则在译后记中书名该书亦为全译本。那么，究竟哪个是全译本呢？
其实，在湖南文艺版中，金介甫为全译本做的跋和符家钦的译后记都已明确说明，该版本是一个全译本，而且是紧接着时事版而出的，另外，跋和译后记的写作时间都很明确，跋为1992年4月5日，译后记是1992年1月，至于落款时间为1989年9月18日的汪曾祺的序，相信是为时事版写的。但是到了中国友谊版，跋已经没有，取而代之的是金介甫为中文新版作的序，落款时间为1999年，在序中，金介甫说，1992年湖南文艺出了全译本，1995年幼狮出了目前“这个最好的”版本。因此，我怀疑幼狮版乃是湖南文艺版的“出口”，而友谊版则是“出口”又转了“内销”。但是在这个版本的后记里，删去了萧乾、钟叔河以及湖南文艺出版社帮助出版全译本的一段说明，而落款时间也被删除，只是还保留了在说明全译本出版缘起时的一句“幸运的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同道也支持我的这一构想”。此外，再没提及这个版本与湖南文艺的关系。没看过湖南文艺版的人保准会纳闷，怎么湖南文艺赞同的设想却跑到友谊去出版了？接下来，国际文化版承袭了友谊版的这个前言和译后记，而且，连同汪曾祺为第一个版本作的序一起，统统删去了时间！在版权页上则明确注明这个版本引自台湾幼狮版。
除去序、跋、译后记的变化——且不说落款时间的删去使得书变得像弃婴一样年岁不可考，译后记的删节又仿佛缺了页的家谱搞不清血缘，后两个版本——幼师版不得而知——最大的问题在于，居然删去了湖南文艺版中近六十页的沈从文著作年表（1924-1985）！也就难怪湖南文艺版的351千字到了友谊版只有280千字了——不过奇怪的是国际文化版并未见比友谊版多了什么，可是字数居然就成了320千字，真是奇乎怪哉！
上面絮絮叨叨说了一大通，其实只是因为偶今天在旧书店淘了一本品相甚好的湖南文艺版《沈从文传（全译本）》来，为了搞清楚和手头已有的友谊版的差别，就那么比较了一番。而得出的结果是，湖南文艺版是最好的版本！故而又可以自得一番了。况且，该版本的封面、题名页和书脊的题签乃张充和手笔。而装帧，虽然封面用吊脚楼的剪影衬在从文的头像后面实在怪异的很，但是封底的版画却让人一下子就仿佛感受到了凤凰小街上湿漉漉的气息。
说来很遗憾,虽然也是湘西人,小时候也听说过他的大名,但是直到读了大学才读到他的书,而我当年那些大学的同学好多还是来读大学了才知道他的名字，可见直到现在他在中国的影响实在小的可怜。我本科就读于湖南边催吉首大学，那里离沈先生的故乡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学校凭借地利优势建起了沈从文研究所，中文系的一干老师都在研究沈从文，许多老师把沈从文拨高到了一个当时我们觉得不可想象的地步，当然，虽然事后看来也未免就是夸张。但那时因为逆反心理，看他的书看得少，总觉得他的文字有些淡，不符合我那个时候的味口，我那时喜欢的是激昂的振奋人心的东西，更关键的是他笔下的那个湘西跟我伴我成长的湘西，跟我所见的所感的湘西差差别太大了，让我感觉他是在写另一个地方，也许他笔下的湘西只是出于他的想像罢了。
对他的改观是在读研以后，一个人来到北京，做他来北京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读大学。虽然不至于像他那么惨，但是第一次离家那么远，总有一种思乡之情，所以对他的作品一下子亲切起来，第一次是借了一本《沈从文散文选》，觉得他的散文虽淡然而清新，没有那种世俗的气息，特别是后来看到散文中的一些方言还自已不由自主的念出来，觉得特别亲切。
今天读的这本自传是金介甫的作品（Jeffrey C Kinkley）,读传记性的作品，我一般还是选择外国作家的，因为觉得他们总是会客观一些。因为沈从文在中国毕竟还只是圈内人流行，中学的语文课本里面是没有他的作品的，虽然我认为他的文字其实比鲁迅更加适合中学生学习语文的须要。本书作者是学历史的，所以从历史的角度对沈从文的作品进行研究，得出了很多跟以前不同的观点，但至少是言之有据的。作者对湘西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考据，连我生长在那个地方的人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还曾发生了那么多风风雨雨的故事，我在我的印象中故乡是缓慢的，人们生生世世生长在那里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住木瓦房，好像一直都是这样的。
但是对沈从文在北京后期的生活这本书介绍得少，特别是他在北大跟西南联大教科书的经历没有提及，这让我很失望，因为我一直想看他写情书追校花的那一段。
沈留给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的不仅仅是现在这些
其实记录者自身未必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地方史、民族混居史等等
一个考不进大学的人未必代表他的所短
一个写不进文学史的人未必代表他没有影响
沅水
沅人
这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上，他想到了什么，就说什么，不论是自己的内心世界，还是对周围人、事和社会的感受，他在作品里几乎是毫无顾忌地刻画。真性情带来真文字，得到大家的喜欢。
而他的性格中，坦诚率真可能是最大的特点。这份坦诚率真是湘西苗族文化给他的，而他也很享受这份坦诚和率真，一生以此而可以恬静安详。不让我写文章，我去研究古代服饰，依然悠然自得。
从文祖父二十左右组建地方军抗太平军，25岁升贵州提督，孙子却不争气，逃学、打架、撒谎、赌钱，帮人写情书，总之就是一点正事不做。但他却不是一个坏孩子，只是不喜欢守规矩。他喜欢书法，字写得不错，醉心文学，喜欢清新的诗，特别爱李商隐的诗，因为他真性情，少用典故。他也喜欢锤炼词句，博览群书，好交朋友，和每个人都相处得不错，又是将门之后，所以在湘西驻军当中过得还不错。
然而湘西实在太乱了。土匪军阀靠着鸦片收入，互相吞并，只知道滥杀无辜，普通的百姓几乎没有活路。从文受不了。他从《改造》、《新潮》和创作社刊物中发现了五四的精神并为之倾倒，在一场大病里死里逃生，他说，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决心到北京，追求一种崭新的生活。他说："我来北京寻找理想"。他又说："我想读点书，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
但他又能怎么样？到了北京，穷困潦倒，在湘西会馆苦熬。这时候，他倔强的反抗性格出来了，开始自我奋斗，不认输。他的初出茅庐是在北京《晨报》副刊上（想不到《晨报》当年这么不错，现在的《晨报》应该想想怎样才对得起先人）。通过《晨报》副刊，他得到文学界同仁的关注，梁思成是他的第一个评论家，而《晨报》副刊主编徐志摩把他带入文艺界。同时，他得以通过梁启超得到亲戚熊希龄的帮助，伴住香山双清别墅一旁，常常晚上和熊谈论时事、哲学到深夜，也可以在香山那些幽静的寺院楼阁间随意漫步，度过一段悠闲自在的生活。但归根结底他和这些社会绅士们不是一类人，他写文章，表达自己的看法，最后只好离开，重返精穷的生活。
在香山，他结交了《京报》副刊编辑：胡也频（《京报》这个报纸，到了二十一世纪又在北京出现，然后在2005年的年末是如此的有名，真是有意思）。他和胡也频、丁玲夫妇朝夕相伴、意气相投，追求共同的事业。
在北京，他发现北京能继湘西之后继续给他精神上的支持。这一方面是因为北京的古老文化。他说，北京的某些街道就是"过去600年间两个朝代古典文化的博物馆"。他爱逛琉璃厂，陶醉其中，"忘却一切，流连忘返了"。另一方面是因为北大。他的兄弟把他从琉璃厂拉回北大旁边住，然后一起在北大旁听。那时候的北大旁边，全是穷学生，都在北大蹭课，据说以至旁听生和正式生比例是3：1。在这样的环境里，虽然精穷，他也有自得的一面。他认为北京继承了中国古代那种地道的、非商业性的伦理道德，而上海正好在他的反面。在北京的日子里，他的文字以湘西、讽刺、抒写自我为主，后者主要描写自己被压抑的生活和想振作却在沉重的现实压力下无法振作几乎要幻灭的痛苦。
而他还是去了上海，那个年代最光怪陆离的地方。29年被胡适请去中国公学教课，而进入中产阶级行列，从此无需为生计担心。他继续自己的个性，不仅挑战海派文学的颓废无用，又为鲁迅过分的战斗浪费了自己的才华而叹息。而他，在继续写了一段讽刺作品后，转向新的文学领域，先后发表《边城》、《湘行散记》、《湘西》、《长河》。这些作品，在构思、风格和内容上再也不能让世人忘怀，奠定了世界级作家的地位。
然而，他对文学的热情也开始减退。和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一样，他更关注的是生活、是社会。在内心里，他的笔虽不是匕首，但也是苦药。他写了很多狂放不羁的散文，同时在33年得以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得以成为一位忠诚的编辑，小心翼翼地培养萧乾等年轻人。他也认真教课、继续钻研古典文学，同时又恢复了对艺术品的兴趣，当然也用情书打动了自己妻子的心。很想看他写的情书，从取得的效果来看，他绝对是情书圣手。
象每一个湖南人一样，他忘不了自己的根。正如他很留念湘西，他也对湖南充满感情。45年他专门写过《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而在29年他写道："江浙人会做官，又会革命，湖南人一革命就死，江浙人一革命就做委员。过细想来也不是怪事，江浙人是聪明一点，湖南人是呆子。"说明他很在乎湖南人的处境。
他一生追求的是什么，是"美"。他的文章，他对中国古典工艺美术的喜爱，和他对妻子的欣赏爱，都是唯美的，这也是他的文章让人喜欢的原因。"主义"在他那里让位于"美"，所以他同情左翼，却不投身左翼。书前面34年他和妻子的照片，他是学生气十足，妻子是恬静内敛，很合适的一对。
而美对于他来说，当然不是惊艳，而是平凡中的神奇。他说："美是不固定无界限的名词，凡事凡物对一个人能够激起情绪引起惊讶感到舒服就是美。"他仿佛在说，现在流行的Fun也是一种美，真是说出了我辈的心声，也道出了无数玉米、笔迷的心声。而更文学一点，他说："流星闪电刹那即逝，即从此显示一种美丽的圣境，人亦相同。一微笑，一皱眉，无不同样可以显出那种圣境。"完美地揭示了为什么无数人为蒙娜丽莎倾倒的秘密。所以，只要人性尚存，从文是永不会过时的。
因为对美的感受，以至他看似平凡的诗其实是这样的迷人，比如：
北京六月的雨呵。
虽然大也坏不了许多墙垣。
下次北京下雨的时候，一定念这首诗。
这点确实令人心里有被抽的感觉。
不过文中最后一句话可能也是一种安慰：
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了下来。别的地区却很少有这种福气。
买了。不错。
追张兆和是在上海的中国公学教书的时候
想看从文追张兆和看看沈从文家书就行啦
里面有大量的过程。。。
楼上的 取名真厉害。。。。呵呵
浙江的中学教材里就有沈从文的《边城》呢
这应该是从文先生最客观最全面也是最好的一本传记。金先生用大量的事实去逐步探究一颗赤子之心和一代文学巨匠的形成，书中大量的注脚值得中国传记作者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