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老灵魂
2009-1
经济日报出版社
雷晓宇
209
无
本书收录了雷晓宇记者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世家专栏的所有文章,是一本中国商业世家亲访的合集。 本书分为晚清“高干”下商海、古典的商业智慧、在梦想中折戟的一代、世家的日子和段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描绘了清末时期，许多家族从官宦到实业的历史轨迹，使读者看到了实业救国的艰难，看到这代人在实业救国过程中无法克服中国体制性的障碍，产权无法得到保护以及舆论普遍不同情的历史悲剧；第二部分讲述了中国最初的贸易城市涌现出的一批商业精英的商业智慧，相信这些商业智慧对于今天也是一笔丰厚的财富；第三部分讲述了中国商业史上那些商业巨人和时代抗争、妥协和融合的过程；第四部分展示了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中国商业家族的沉沦、商业精英的个人性格和城市的气质，以及纵览百多年历史与命运交织的特殊体验和人生感悟。书中一步步艰难曲折的中国商业发展历程，发人深省；一个个商业巨人的奋斗人生，鲜活生动；一幅幅尘封已久的历史照片，弥足珍贵。
雷晓宇，女,1979年生于湖北。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曾在上海从事广告业,2005年在《中国企业家》杂志开始记者。
第一章 晚清“高干”下商海 半学半官张之洞 盛宣怀：首席官商 张謇：失败英雄 周学熙：华北工业之父第二章 古典的商业智慧 广州十三行传奇 晋商衰败的常氏样本 扬州盐商传奇 绍兴师爷 苏州富潘：财富的背影第三章 在梦想中折戟的一代 半儒半佛卢作孚 外圆内方资耀华 穆藕初：70年前的中国梦 金融豪门洞庭席家 刘鸿生：实业大亨的红与黑 末世做官难风流——钱昌照、翁文灏和资源委员会 “味精大王”吴蕴初——吴蕴初后人的回忆 范旭东：被遗忘的“重化工之父” 无锡唐氏第四章 世家的日子和段子 不是人间富贵花 “我的父亲刘文辉” 天津买办世家的日子和段子 留下来的人——三个老北京的世家记忆 唐薇红：旧上海的金粉世家 宝庆路3号
插图：第一章 晚清“高干”下商海半学半官张之洞“张之洞代表这么一类人：半学者半官僚，很在乎自己的清誉，很聪明，很懂得政治上的平衡，很懂得为官之道，但是具体操作、技术性细节，他不会。”所有了解张厚粲的人都知道，她对采访这件事情有多么排斥。至于拍照，她的回应则是：“这事我绝对不干。”好吧，那么——“你对祖父张之洞了解到什么程度？”“我什么都不了解。”“一无所知？”“我知道的都是你们写的。我没见过他，连我母亲都没见过他。家里也没留下什么东西。”尽管如此，这份血缘还是对她后半生的命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解放前夕，张厚粲从辅仁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北师大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称她的祖父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人”之一，但这并没让她之后的日子好过些。“文革”时期，这是张厚粲的罪状之一。所谓世家，对她来说是伤疤。“这些事情，如烟不如烟，又怎样呢？”她把一口没有叹出来的气咽了下去，嘴角带着讥诮的笑，“我这个人，没有历史。”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但总有些蛛丝马迹。七十多岁的老教授张厚粲肩后的窗台上有张照片：二十出头的辅仁心理学高才生，风华正茂。照片被紧紧地压在玻璃下面。她总归姓张。这个姓曾经冠盖满京华。性格：可人晚清才子郑孝胥曾经品评时人说：袁世觊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这话很明显有褒张贬袁的意思。不过，张本人得知后回应说，袁世凯岂止有术，简直多术。百年之后再看，人们觉得这话也就姑且听之。袁固然多术，张也并非无术。曾国藩曾经说李鸿章是拼命做官，俞樾是拼命做学问，“但是事实上张之洞比李鸿章还要会做官。”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说，“李鸿章当时就有汉奸的骂名，而张之洞对于谈判签条约的事情从来不沾。他是个明白人，知道中国也就这么个德行了，就非常小心地保全自己。”张之洞做官从来不肯涉险。他早期在京做清流领袖，抨击时政，人称“青牛”，可见能量之大，但他从来不得罪人，给自己留有后路。所以他虽然早期和李鸿章，后期和袁世凯有意气之争，但是一生没有特别明显的政敌。任湖广总督的时候，在戊戌政变发生的第二年（1899年），曾经发生假光绪皇帝携太监造访的事件，张的反应是不见——如果他坚定站在太后一边，就该把假皇帝抓起来。可他没有。万一是假的呢，岂不是身家性命、身后名节都完了？所以，张鸣称张之洞为“可人”，取其乖巧之意。既要给自己留下敢言、忠臣的名声，又不能得罪人，这其中的分寸、进退、技巧，的确是高难度的风险投资，非“可人”莫办。因为性格上的谨慎、圆熟，加之深有城府，张之洞也遭致很多议论。当年他的幕僚辜鸿铭就说他是“妇妾之道”，有“脂粉气”，言下之意嫌他不够有担当。大约这个满肚子“茶壶茶杯”妙论的怪脾气老头，觉得上司应该和自己一样是个金刚怒目的人吧。无论如何，事实就是：张之洞出生于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三年（1837年），去世于清王朝终结的后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前两年（1909年）；从他外放山西成为掌握实权的封疆大吏（1881年），到回京人主军机处（1907年），他个人仕途的最后20年，正是晚清变局的最后20年。在这个变局中，他处理很多问题的做法，似乎和朝廷的旨意并不完全一致，然而他总能全身而退，不沾尘埃，不仅没有遭到批评、怪罪、责罚，反而官越做越大、越做越稳。“其中原因，除了他对于官场的规则、潜规则很有心得，另外，他虽然有权术，但是玩得比袁世凯要高明。”湖北大学教授何晓明分析说。举个例子，袁和张都编练新军，当时全国最强的军队就两支，一支是袁世凯的北洋军，一支是张的湖北新军。这个问题上，两个人的差别就很大。袁世凯把军队看成命根子，后来玩起了军人政治。而张之洞在1907年从湖北调到北京，进了军机处，军队一兵一卒都没带，全留在湖北了，而且不再插手。“这说明张编练新军不是培养个人的势力。和袁世凯的出发点、对军队的认识、对武装力量作用的理解，有很大区别。他还是想做事的。”张之洞在广州任两广总督期间，任用冯子材取得中法战争的胜利。在湖北任湖广总督的近20年间，兴办近代工业、近代商业、近代军事、近代教育。当时湖北武汉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全国总量的12％，仅次于上海，被日本人称为“东方的芝加哥”。曾和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则称张是“中国第一能办事之人”。“因为会做事，给他做官加了分。”张鸣总结说，“他一生都在做官和做事之间找平衡，做官是他的体，做事则是他的用。”思想：中体西用然而再七窍玲珑的人，做官和做事都难免会发生冲突。对于张之洞来说，最千钧一发的一次冲突就是戊戌变法。一开始，张之洞是赞成变法的。梁启超一介举人，张作为湖广总督居然要开大门放礼炮迎接；康有为更是在张家长住，两人隔天就见面，彻夜长谈。这是张之洞和维新派的蜜月期。“他们是相互需要、相互利用的关系。张之洞办洋务和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有相合之处，比如办实业、办教育。”何晓明说，“张想利用维新派为自己办洋务获得舆论支持，维新派则想通过张为变法获得权贵的一些保护。”但是，和张之洞相比，维新派还是太天真。“百日维新的纲领有什么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吗？没有。”张鸣说，“他们就是口号喊得厉害，什么民权、议会、男女平权，还要改造经学，什么都来了，完全超出了当时中国人的接受能力。而且这些问题，他们并不打算当时就实现，为什么要一下子都喊出来呢？”这样做只会打草惊蛇，用一个现在还完全用不着的改革方案，让当权者对于自己的权力前景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这是维新派天真的地方。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变法还是不变法，而在于太后和皇帝的权力之争，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怎能获得改革成功？张之洞是帝后两党都寄予厚望的地方实力派，在政变期间，他迅速站到西太后一边，并且参与追杀革命党人。在关键时刻，他性格中的圆滑被磨砺出刀锋，做事的“用”让位于做官的“体”，他不惜以革命者的血来洗刷自己的名节——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正是他的学生。他等于耍了一个滑头，见势不妙，马上见风使舵，两面三刀。和康梁的流亡海外、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相比，张之洞这个“不倒翁”又一次涉险过关，原因就在他那个著名的《劝学篇》。《清史稿》上说：“政变作，之洞先作《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就在政变前夕，1898年，他写了《劝学篇》，提出“旧（中）学为体，新（西）学为用，不可偏废”，同时得到光绪和慈禧的赞赏，被朝廷当作官方文件在全国印发。“其实，中体西用的主张和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个提法让西太后听了受用，也为自己留足了后路和本钱。”张鸣说，“事实上，口号上落后一点，争取的人可能更多一点，也更容易成功。后来清政府的新政还是沿着这个路子在走。”梁启超曾经评价说，甲午战败之后，中体西用就是中国的流行语，而张之洞最乐道之。事实上，这个说法也并不是他发明的，早在1830年就有人提出来，到1890年的60年间，很多人说得比他多、比他透彻，但是影响就是没有他大。“因为他写《劝学篇》贯穿了这个思想，被官方认可。而且他在湖北办的洋务也把这些思想落实为很多行政举措。”何晓明说。作为一个有话语权的实力派，这个功劳就记在张之洞身上了。说到对“中体西用”的评价，史家认为它虽然适应当时中国的现实逻辑，能够实现“开放”的主旨，但违背思想逻辑，割裂了体和用，当年严复就讥之为“牛体马用”。它是现实的不合理，合理的不现实，很是有一些荒诞色彩。最关键的是，到底何谓体，何谓用？“如果按照有些主张，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可以说是用，那么什么才是体？道德人心吗？那就更玄了。”张鸣说，“所以这个说法里面，体和用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有弹性的。正因为这个弹性，在之后很长的历史中，它被各种人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改造、阐释和演绎，一再翻版，持续发展。这种弹性才是这句话的妙用，是中国式的智慧。”当年张之洞为求自保，在帝后权力之争中保持平衡，弄出这么个四平八稳的东西，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可能料不到，自己为权宜而作的隐晦和模糊词汇会引起后世那么大的争议。命运：种豆得瓜1907年，张之洞终于迎来了进京主持朝政的机会。这年7月．他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这已经等于入阁拜相的权力。在晚清政局中，张之洞始终保持非常微妙的实力派的地位，他虽然得到重用，但是一直得不到彻底的信任。“这一次调入中枢也是这样，有架空的意思，削弱他在地方的势力。”张鸣说。张之洞离开武汉之后，这个城市的发展迅速地衰落下来。“就经济发展而言，惯性的东西还在。湖北工商业的发展在张之洞走了之后没有立刻就停滞。不过就治理一个地区的兴旺局面来说，张之洞一走，湖北武汉这个局面肯定是停顿下来了。”何晓明分析说，“一个是他的继任者端方在能力、意愿各个方面，不具备继承张之洞实业的条件；一个是当时已是辛亥前夕，全国的政局，包括武汉的局势、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在湖北的活动等等，这些局面端方他也没有办法掌控。”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在北京前海的家里病逝。临终前对家人说：“吾无甚痛苦也。”这一年，他72岁。以他的城府和心机，在去世前已经意识到清王朝气数已尽。不过他一定预料不到，两年之后，就在他经营了十余年的湖北武汉，发生了辛亥革命首义。“如果张之洞不在武汉搞洋务，辛亥首义不一定在武昌爆发。”何晓明说，“因为武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特别是革命党力量的形成，和张之洞在此经营几十年有直接的关系。他办的新式学堂，实际上成了传播新思想的阵地，他送到国外的留学生实际上有很多成了革命的先驱，这的确是他没有预料到的。”黄兴、宋教仁、蔡锷就是当年张之洞为了办洋务而培养的接班人。他肯定料不到这些接班人日后会成为掘墓人。但是历史的发展不是根据某一个人的设计来发展的，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张之洞，以及洋务一代人，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演员而已。他们不是导演，一切发展下去，已经不由他们掌控了。“种豆得瓜，这不仅是张之洞的命运，也是所有改革者必须面对的一个宿命威胁。”张鸣说。张之洞生前所看重的事：身家性命、身后名节、不朽功业，一个都不能少。可是他身后得到的评价却是三头不讨好。守旧派因为“种豆得瓜”把清亡归罪于张之洞，维新派对他变法时期的“变脸”耿耿于怀，革命党人对他晚年镇压革命军也骂声颇高。他一生谨慎小心、事事求全，到头也没有一个团圆。“张之洞代表这么一类人：半学者半官僚，经学造诣很高，很在乎自己的清誉，比较会做官，也比较能够跟上时代的节拍。”张鸣说，“不过这类人最大的弱点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致命的弱点：很聪明，很懂得政治上的平衡，很懂得为官之道，他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具体操作、技术性细节，他不会。”李鸿章就曾经说张之洞是“书生气”：好大喜功、不切实际、一意孤行。他在湖北办汉阳铁厂的时候，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把大冶的铁矿石、马鞍山的煤炭运往汉阳，再从英国购买炼钢机炉就大功告成。结果设备和矿石不合，根本无法使用，只好又花巨资从日本买设备。从1889年折腾到1905年，6年时间耗费近900万两白银，才炼出合格的钢。费孝通在《中国绅士》里说得好，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除了艺术修养、游山玩水之外，就只需要会两件事情：审案和收税。只要如此这般，就能够使整个帝国维持在低水平线上的长治久安。至于怎么从低水平进入高水平，没人操心。这个心张之洞是操了，但还是有想法没办法。盛宣怀：首席官商在100多年前的晚清社会，盛宣怀被誉为“天下第一官商”。在依附权贵，甚至成为权贵阶层的过程中，盛宣怀这类人的悲剧是：无法克服的体制性障碍，无法得到保护的产权，以及舆论的普遍不同情。“你们是《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华东师大教授夏东元问，“那么中国第一个企业家总归是盛宣怀喽。”历史往往记住的是“第一个”。夏东元认为盛宣怀当得起“中国商父”的名号。在中国近代，盛宣怀曾经创下11个“第一”：第一个商本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在山东创办了第一个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芦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第一所工业大学——北洋大学；第一所正规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第一个全国勘探总公司；上海第一个私人图书馆；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以前有人说他是一手拿16颗夜明珠。”夏东元说。其实这不过是约数，形容其权柄在握，风光一时。“在这11个第一里面，最重要的是铁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袁为鹏说，“就他掌握的资源来说，铁路是最集中的，同时铁路也是最复杂的，他一生受争议最多的就是铁路，曾经也是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大清的覆亡和盛宣怀的退出，和铁路大有关系。”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担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共修铁路2100多公里，超过民国成立至民国20年所修铁路总数。盛宣怀如何谋得这个肥缺？这要从张之洞和盛宣怀的关系说起。盛宣怀和张之洞“张之洞并不喜欢盛宣怀这个人。”袁为鹏说，“但是他又离不开他。”盛宣怀这个人的重要性就在这里。论做官，他一辈子最高也不过就是一个尚书；论德行，他的贪污问题一直就是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人人都知道他花头多，但是人人都离不开他，包括最高当权者慈禧也是这样——要不是盛宣怀办了电报和铁路，恐怕庚子之乱的时候老太太既走不了，也回不来。原因很简单，盛宣怀经办的铁路、轮船、电报，这些都是当时的基础性行业，而且是官办企业中为数不多的可以赚钱的大行业。“一个很重要，一个能挣钱，盛宣怀把这些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他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袁为鹏说。对清流出身、没有实际办洋务经验的张之洞来说，情况更是如此。1889年，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奉命在湖北兴办洋务。“这时候的湖北是个穷地方。一开始，张之洞自己对于在湖北办事也缺乏热忱。”袁为鹏说，“但之所以选择湖北，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办在经济发达的沿海，清政府担心一旦战事打起来，损失过大；第二，当时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全是李鸿章淮系的力量，对于一个王朝来说，这并不是好事，所以需要扶植张之洞在湖北的力量，用来牵制淮系。”和站在起跑线上的张之洞相比，当时的盛宣怀俨然是李鸿章手下的经济大总管。盛的父亲盛康是李的老朋友，传说李曾经认盛为干儿子，有子侄之情，算是他的大靠山。“到张之洞创业的时候，盛宣怀已经统领了全国90％以上的大企业。”夏东元说。力量的对比明摆着。张之洞就算对盛的私德有非议，就算忌惮盛背后的李鸿章淮系力量，“可他还是不得不在人才和资金上有求于盛。”袁为鹏分析说，“他在湖北办事的时候，大量人才都来自东南，这些人多少和盛宣怀都是有关系的。在资金上，他刚开始办汉阳铁厂的时候，醇亲王承诺每年拨银200万两，可是不到一年醇亲王就死了，钱也泡汤了。所以，汉阳铁厂的资金问题叫张之洞很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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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很不错 短小精悍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