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视角
2004-11-0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詹姆斯・C・斯科特
493
王晓毅
无
通过19世纪德国的科学林业、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俄罗斯的集体农庄等许多许多具体的例子，分析这些项目为何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有许多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来说明正是由于国家在发展规划中忽视了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忽视了地方的传统，将复杂的发展项目简单化，从而导致这些项目的失败。 巴西利亚的建设、俄罗斯的集体农庄和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国家在制定发展规划时该如何行事？在长达10年的调查、研究与探讨后，詹姆斯·C.斯科特，这位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得出了他的答案：是国家在发展规划中忽视了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忽视了地方的传统，将复杂的发展项目简单化，从而导致这些项目的失败。本书获2000年度美国麦特·道亘 “最佳比较文学图书”奖，值得关心国家发展、对政治学和人类学有兴趣的读者一阅。 19～20世纪是人类最为辉煌的时期，人类的能力被各种科学大大地扩张了，他们不仅不断地征服自然，也在不断地征服自己。但是到了20世纪末期人们突然发现，在那些引以为自豪的项目背后，居然是人类巨大的灾难。斯科特在这本书中阐述了许多失败的项目，从德国的科学林业到苏联的农业；从巴西的城市到坦桑尼亚的村庄，每一个项目都很辉煌，但是带给人们的却是巨大的灾难。项目可能是一个很含糊的词汇，斯科特在书中用了另外一个术语——社会工程——更直接地传达了这些项目的特征。
詹姆斯．C．斯科特教授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Sterling）教授，农业研究项目主任，曾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Princeton）]研究员和柏林高级应用科学研究所的古根海姆研究员。他是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以及东南亚研究会（Council 0nSoutheast Asia Studies at YCIAS）成员。1997～1998年斯科特教授被选为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主席。1998～1999年，他在高级研究所从事行为科学研究。 《国家的视角》出版于1998年，并在2000年获比较研究学会的马特·达根奖（Mattei Dogan Award）。斯科特教授的著作还包括《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精英的真实与信仰》、 《比较政治腐败》、《弱武器：农民的日常抵抗》、《统治和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 《农民的道义经济：东南亚反叛与生存》。此外他在《亚洲研究》、 《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比较政治学》、 《美国政治学评论》、《理论与社会》和《政治学与社会》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
第一部分 清晰化和简单化的国家项目
第一章 自然与空间
第二章 城市、人民和语言
第二部分 转变中的视野
第三章 独裁主义的极端现代主义
第四章 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试验与批评
第五章 革命的政党：计划和诊断
第三部分 农村定居和生产中的社会工程
第六章 苏维埃集体化，资本主义梦想
第七章 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美学和微型化
第八章 驯化自然：清晰和简单的农业
第四部分 失去的环节
第九章 薄弱的简单化和实践知识：米提斯
第十章 结语
译者后记
20世纪改变人类状况的大型项目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错误?詹姆斯．C．斯科特分析了极端现代主义的独裁主义国家规划中的各种失败——俄国的集体化、巴西利亚的建设、强制的坦桑尼亚乌贾玛村庄等等——揭示了所有这些规划灾难的共同条件。他认为，这些失败教育我们，如果要想取得成功，中央管理的社会规划必须要了解地方习惯和实践知识。 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在这个世纪中最有意义和启发的研究之一……对现代国家成长最吸引人的解释……斯科特提供了反对滥用国家权力来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最有力理论。 富有启发意义和文采斐然的作品，这部著作呼吁要拯救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世界。 一个有说服力的、在很多方面很有洞察力的解释，说明为什么社会改革的巨大项目总以灾难结束，更不用说革命了——苏维埃的灾难是一个对充满幻想的国家规划的重要批评。
20世纪改变人类状况的大型项目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错误?詹姆斯．C．斯科特分析了极端现代主义的独裁主义国家规划中的各种失败——俄国的集体化、巴西利亚的建设、强制的坦桑尼亚乌贾玛村庄等等——揭示了所有这些规划灾难的共同条件。他认为，这些失败教育我们，如果要想取得成功，中央管理的社会规划必须要了解地方习惯和实践知识。 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在这个世纪中最有意义和启发的研究之一……对现代国家成长最吸引人的解释……斯科特提供了反对滥用国家权力来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最有力理论。 富有启发意义和文采斐然的作品，这部著作呼吁要拯救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世界。 一个有说服力的、在很多方面很有洞察力的解释，说明为什么社会改革的巨大项目总以灾难结束，更不用说革命了——苏维埃的灾难是一个对充满幻想的国家规划的重要批评。
无
据说对技术的批评从老子就开始了，前卫的老子成为了两千年后与海德格尔遥相呼应的素心人，而中间这段浩浩荡荡的时间光谱里，只要你想得出，尽可以把姓氏字母从A到Z的人塞进去。不信？18世纪以来，仅举以B开头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远远没有例举完，就已经人头济济了。
如果要仔细辨析，每个人的批判重点与反思维度当然是不同的。比如海德格尔谈“技术”，是在现象学层面谈，而法兰克福学派谈的更多的是海德格尔所谓的“技术的东西”；保守主义者的复古沉思与现代性批判者燃烧的复仇火焰不同，波德里亚对“拟像”的抨击也与本雅明的“技术复制”判然有别，但是，偏偏是这群人，有时就是能被拉到一起开茶话会，简直连《午夜巴黎》都望尘莫及。
这种茶话会，现在叫做灌水，古代叫做灌米汤。在缺乏严格细腻的甄选标准的前提下，至圣先师与阿猫阿狗一起煮了一锅米汤大全。这类米汤大全的好处是，可以无限的写下去，效仿大仲马，来个“二十年后”续、“三十年后”续，坏处则在于，层出不穷的例子往往可以简化成一句话，就此完结。
斯科特依照此法，灌了一锅叫做《国家的视角》的米汤。冠以米汤之名，首先是因为其批判的对象乃乱箭齐发，射中谁就算谁，很有时下流行的“技统治术批判研究”中老子共海德格尔齐飞的风范。于是，我们看到，膝上中箭的有启蒙理性、集权国家、极端现代主义（浓浓的齐格蒙特•鲍曼的气味）、乌托邦共同体；其次，也是因为其观点的提法了无新意，来源陈陈相因。很遗憾，我没有在这本厚厚的著作中看到任何新颖深刻的观点与思考，相反，斯科特的笔触虽然像梁任公那般“笔端常带感情”，可惜带的是别人的感情。他唯一做的，是把各家观点集中起来，再涂奶油一样涂上一层层案例——可是，在网络与讯息飞速发展的今天，案例讯息的收集不仅是速成的，而且是现成的。
试举几例。在《国家的视角》中，斯科特谈论起巨型国家项目（“科学林业乌托邦”）与国家机器之间的逻辑关系，认为正是通过现代国家的集权手段才得以实施这种以清晰化与简单化为皈依的大型项目，但项目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农民不能凭借经验自由选种树木，只能听任所谓的科学规划种植单一经济树种，单一性意味着破坏性，虫害一旦袭来，单一树木的防御能力可想而知。这种观点早在马文•哈里斯的《文化的起源》中就已有论述，而且哈里斯又承认自己深受维特福格尔（也即汉学家魏特夫）的“水利理论”的影响——“水利网络和设施越大，这一体系的整体效率就越高，就越容易产生一人专权独尊的农业管理等集体制。”追根朔源的结果，是陈陈相因。
而对意在改善人类状况的大型项目频频出现问题这一怪现状考察的过程中，斯科特身上带有太多迪特里希•德尔纳的色彩。斯科特考察了大量案例，从国家度量衡的统一到国家土地改革，从大城市的重新规划到人姓氏的创造，斯科特费尽心思想呈现却又只能泛泛而谈的问题，早已经被班贝格大学心理学教授迪特里希•德尔纳从认知行为领域进行了专业化的分析：“在未了解一个复杂系统中所有连锁因素之前就采取行动，即使我们怀着善良的意愿，也难免铸成大错。”（迪特里希•德尔纳《失败的逻辑》 中译本于1999年就已面世）此番言说，与《国家的视角》书底页上的追问如出一辙。迪特里希•德尔纳致力于对事物变量做出全面化考量，并给出了多元化的失败原因考察及极具建设性的修正措施，但是，纵观《国家的视角》，问题还是那个问题，给出的药方却贫乏的很，仿佛一切脏水都可以泼到缺乏变通的集权国家身上。
最使我不满的，倒不是这些硬伤，而是斯科特立场的暧昧性。在《国家的视角》中，斯科特明显带有新式自由主义的色彩。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中，代表人物密尔等已从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角度对经济自由主义做出反思，甚至在自由主义中引入国家主义学说，这一点分明地体现在二战胜利后英国工党的胜利上（虽然这之后，古典自由主义复辟成功）。总的来说，这种战后自由主义兼容了保守主义，本质上是经验的、反意识形态的。斯科特整本书都在这一大政方针指导下书写，他对国家权力和规划设计极为警惕，一方面大声疾呼多元化的自由民主社会，一方面汲汲于“米提斯”的诉求——所谓米提斯，斯科特解释道，来源于古希腊人，指的是“本土技术知识”、“实践技能”、“技术知识”，简而言之，是经验。再加上斯科特对这种知识极度——没错，就是极度——奥克肖特式的划分，斯科特的自由主义里的保守主义色彩，真是浓得化不开了。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为了减少论战性或者不冒犯政治背景各异的读者——他在行文中又总那么三两次，有意无意点出：我的批判不仅针对社会主义的集权国家，苏维埃的集体化与资本主义的梦想有时同样脆弱，但话锋一转，他还是将大块奶油般的案例抹在前者身上，提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里的规划失败，不痛不痒，更像是一块挡箭牌，或者遮羞布。
在这一锅米汤里，斯科特搅出了一个太极图，国家规约和多样态的社会基层黑白分明，截然对立。大概，他不仅忽视了民间社会之类提法的乌托邦色彩，更忘记了权力规约具有的生产性意义。
作者简介：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斯特林教授，农业研究项目主任，1997~1998年被选为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著作有：《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精英的真实与信仰》（1968），《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1986），《统治和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1990），《国家的视角》（1998），《不被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之一种》（2009）等等。
本书概要：
【核心观点】
这本书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领袖如何为使其人民和景观能够现代化而设计出种种项目。这些项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略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而归结其原因，则是“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的泛滥提供了条件。
所谓的规划者对其所要改变的社会或生态所知之少，而地方上流行的知识及其在压迫下的适应和逃避在许多时候是如何成功地避免了完全的灾难。
尽管作者下面讨论的几个例子都是以前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规划，但是极端现代主义的狂妄及其带来的灾难（比如巴西利亚、科学林业、工业化农业）并非社会主义背景下独有的危险。它也同样可以是巨大并且强有力的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产物，当这些组织试图通过群体力量操作自然和它们的人力以实现其控制范围最大化的时候，就会出现类似的结果。（这是一个全人类面对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在特定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下的结局）
【第一部分：清晰化和简单化的国家项目】
国家总是试图清晰化、简单化和标准化地方的多样性。
每一个行动都可以说明地方知识和实践作为一方，国家管理制度作为另外一方之间的关系模式，这一模式自始至终贯穿本书。从国家的视角看，在每一个事件中，在原来形式下的度量衡和土地所有权的地方实践都是“不清晰的”。它们显示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反映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纯粹的地方利益。
铸造清晰性的工具：流行的度量，国家的度量
原因：
其一是每个地方会有每个地方各自的度量习惯，例如，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地区，如果问到“到下一个村庄还有多远”，回答往往是“煮三锅米饭的时间”。又例如，在19世纪法国，一块土地的大小往往被表述为多少摩根（morgen）或折诺斯（journals）（都表示工作天数）以及需要哪些类型的工作。爱尔兰的小农场被描述为“一头牛农场”或“两头牛农场”。
这些各式各样的习惯“地图”不一定按照表面积，而是按照工作和产出的单位、土壤类型、可接近性以及满足生存的能力等建立景观。丈量单位是地方化、利益指向、具有特定背景和特定历史条件的。国家担心的正是这种混乱不堪，使得其对地方的认知和管理极为困难。
其二，就是国家的统治者发现，统一地方的度量单位与是否能顺利并更好地收取赋税有关。这就关系到了度量的政治学。贵族和教士发现，直接增加封建赋税是很困难的；不同的缴纳标准是长期斗争的结果，哪怕是在习惯基础上很小的增加也被看做是对传统的严重危害。例如，在早期欧洲，谷物是如何被倒进筐内（从肩的高度还是从腰部的高度倒下？前者更加紧密一些。）是否潮湿，容器是不是要晃动使谷物更紧密，最后，筐上面是否要刮平或者保留高出的部分也经历了长期而痛苦的争论。
不统一度量单位遇到的挑战：
简单地将地方实践编纂起来，制定出一些换算表的努力很快被基层的迅速变化所超越并失效。国家或者要冒险将地方情况严重估算错误的风险，或者要严重依赖地方追踪者的建议，也就是依赖国王议会中的那些贵族和教士，而他们立即就会抓住权力所能带来的利益。
不统一度量单位的后果：
由于国家只能在各种简单的信息、流言和反映自己利益的地方报告中摸索，因此它的反应往往是滞后和不恰当的。
如果国家只有不精确的情报，那么国家积极努力地征税、征用军队、缓解城市短缺，以及其他的一些措施，都会导致政治危机。
效率的极大降低，达不成财政目标。
来自国家有效的监督和可控的比较都是不可能的。
统一的阻碍：
1、地方权力集团的反抗。制定和颁布地方度量标准的特权能为贵族和教士带来物质利益，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2、当地人民的反抗。在推行统一的标准的过程中，在官方系统之外，公制单位推行很慢。尽管颁布了法令禁止在商店中使用突阿斯尺，要用公制米尺代替它们，但是公众仍然使用旧的系统，经常在公制米尺上刻上旧的单位。甚至到了1828年，新的度量单位还主要是在法律领域，而不是实际生活领域。
促成统一的因素：
市场交换的扩大。官员和重农主义者都相信统一的度量是创建民族市场和推动理性经济行为的前提条件。
世俗观点和启蒙哲学都希望在整个法国实现单一的标准。
法国大革命特别是拿破仑王朝的建立促进了法国，乃至整个帝国的度量系统建立。
统一后的意义：
从一个由一群不可比较，只有当地居民才熟悉而对外来者来说则是完全陌生的小社区所构成的社会中，产生一个清晰的单一民族社会，这种观点的在支持者很清楚地知道，问题不仅是管理的方便，还有来自其人民的转变。“风俗、观点以及行为准则的一致性毫无疑问会引导出一个具有相同习惯和取向的大社区的产生。”抽象的平等公民概念将创造出新的现实：法国的公民。度量制度的统一制式更大简化运动的一部分。国家保障所有法国人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他们不再仅仅是领主和君主的臣民，他们都有不可剥夺的公民权。
土地制度：地方实践与财政简况
国家在简化土地制度上的努力和在统一度量单位上的努力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财政和管理目标。
将各种不同的习惯土地制度归纳统一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历史上，至少在自由主义国家，解决的办法往往是简单地将土地的所有权赋予个人。习惯实践中，复杂多样的土地制度也被简化为土地的完全所有权和可转让的契约制。
在农业中，处于管理者视野中的是高度一致的地块，每一个地块都有一个合法的拥有者，也就是纳税人。这种简单化的最高成就是土地清册。
前现代和早期现代国家在征税的时候主要是与社区，而不是与个人打交道。定期到每家每户和其耕地层面进行征税的人员只是负责征收封建赋税和宗教什一税的当地贵族和教士。在这方面国家既缺少管理工具，也没有足够信息进入这个层次。
国家缺少地方信息的原因：
首先是地方生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次，尽可能地少缴税和少征兵的作假符合地方官员的利益。
应对手段：
土地图册和土地登记的目的都是为了消除财政上的封建主义。
土地图册的弊端：
土地图册对于国家的价值在于其抽象和普遍性。当然关于一块土地有许多比其表面积和边界位置更重要的内容。如土壤的类型、适合种植什么作物、耕种是否困难，以及距离市场的远近。
它还有一定的滞后性。土地图册就像是一幅河流静止的照片，它所反映的是在调查那一刻土地制度的安排和所有权，但是河水在不断流动。因此。规定在土地地图和土地登记上要记录这些变化。当脚注和附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地图就变得不清晰了，于是我们就要再画一张更新（虽然仍是静止的）的地图，也这个过程会不断重复。
也正是这种滞后性，使得各地农村的抗税活动长期不断。
核心问题就在于管理上可行的程序往往要牺牲其精确和公平。
同时，最严重被忽略的还有土地所具有的任何生存或生态的价值都被认为是美学的、仪式的和情感的价值而被排除在外。
变革和抗拒：
新的土地制度是被植入的，而那些率先了解新土地管理制度的人获得了特殊的机会，就如在殖民地中，那些中间人就能获得可观的利益。
我们不仅要意识到国家通过简单化转变现实世界的能力，还要看到社会在修改、扰乱、阻碍，甚至颠覆外界强加的各种条款方面的能力。如果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加诸于相对较弱的市民社会，那么地籍图就可以完成得比较早且比较全面。所以拿破仑法典就比英格兰的地籍图完成得早。同样的逻辑，在外来法令统治下的殖民地，完成地籍图比较早；而在城市国家则完成较晚。在定居人口比较稀少的殖民地，比如北美和澳大利亚，制作全面而统一的地籍图的障碍就很小。
土地登记的弊端：
很多早期的土地登记倾向于几何学的网格状的土地规划，这种规划整齐划一，但是同时也就越容易与不整齐的、自然的土地景观相冲突，使得在现实中出现很多令人吃惊的荒唐的事。
城市
地方知识在空间上的作用就像那些难懂的方言在语言学上的作用一样。从历史上看，对相邻城市的外来者，保持相对模糊性可以提供政治安全的边界，从而不被外来精英控制。
但是，国家和城市的规划者努力克服城市空间的混乱，使之具有从外面看来的清晰透明。
而且，强大的国家与统一设计的城市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很明显的。例如意大利城邦国家的空阔清晰的巴洛克风格就是将城市空间简化为标准和秩序，这也反映了君主伟大而令人敬畏的权力。
这对于抵御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敌人也都有很大的意义，因为主要的笔直的大道作为军事道路，能最大程度方便军队的行进。例如拿破仑和豪斯曼的计划的核心是国家的军事安全，重新设计城市首先是为了方便镇压平民起义。在巴黎有一些“革命之炉”，这些地方有任意的建筑，被不可救药的狭窄和转弯抹角的公共道路、小巷、死路网络所覆盖，这里居住着一些与土地（财产）没有联系的游民，缺少有效的监督，他们人口高度地增长。
笔直的街道有助于动员军队镇压起义，但两边应是优雅的房屋门面，尽头则应是给游客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宏伟建筑。但在临街一面的背后，建筑者则仍可以建造拥挤的、缺少空气的房子，而且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
芝加哥的基础规划就基本上接近一个乌托邦。甚至河流都难以打破这种城市冷酷的对称。
这种人类定居的几何规律有三个特征：
不是在街道层面上，而是对于上级和外来者，它是最清楚的。也就是说从上帝的眼睛或者绝对统治者的角度来看。
对外来人来说城市规划是很清楚的，这是因为这些宏伟计划与当地居民生活经验规则没有任何关系。
同质的、几何的和统一的地产为其成为市场的标准商品提供了便利。正由于它们是一个个抽象单元，脱离了生态和地形地的实际，所以像货币一样，可以做无限的组合和分割。
产生的问题：
在豪斯曼宏大的新首都中也同样包括了孪生的魔鬼。在创建城市的等级结构时，他们曾预想要在高贵的地方建立市中心，而将城市贫民迁移到边缘地区。最典型的就是一个叫贝尔维尔的工人区，被称之为流浪汉社区，骚乱之炉，在那里，警察不敢进入，政府难以规划，一般民众阶级带着他们的狂热和政治不满。如果说人们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豪斯曼赶到边缘的人重新夺回这座城市的尝试，那么贝尔维尔就是这种愤怒的地理集中地。
姓的创造
作为现代国家机器运转前提的最后一步是发明永久的、继承父姓的取名方式。这最初是为了使官员能够明确地区别其大多数国民而设计的。在项目完成以后，也就进一步创造出了清晰的人民。
可以想象，建立固定的、继承父姓的取名方式运动是在国家努力为其财政制度建立更强大和有利基础的背景下发生的。
当地官员和人民往往对这个运动进行抵制，因为他们有理由相信，对当地人口的登记和统计可能增加新的税收和征兵负担。
但姓氏是创造出正式清晰地个体公民关键的第一步。
标准的正式语言的指令
在国家所有的简单化项目中，最强有力的可能就是建立单一的官方语言，这也是其他许多简单化项目的前提。
掌握拉丁文曾一度为少数精英确定了其对更广阔文化的参与地位，而掌握标准的法文则允许对法国文化的深入参与。这一步骤的潜在逻辑制造了文化的登记结构，地方语言和区域文化被降格，最多也只被归为奇特的地方风尚。
交通模式的集权化
在法国的例子中，道路网络长期以来也反映了地方领主和国家君主的集权野心。
法国国家建设的现代化主义者就致力于将仔细计划的集权化行政网络模式叠加在当地现存的交通网络上。他们的计划就是将公路、运河，最终还有铁路排列成像车轮的辐条一样，从巴黎呈放射状发出。这些发明都是为了扩大和促进中央控制。一个研究道路中心的历史学家称之为行政道路，目的只是为了军队行军和税收到达国库。所有的人、货、信息都要从首都或者经过首都才能到达目的地。
由此将法国各省和各省的人口与巴黎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而且可以从首都迅速派出军队镇压在任何地方出现的反抗。
它以牺牲外省外代价提高巴黎和国家的地位，这极大地影响了区域经济，它将外省边缘化了。
七、小结论
国家的简单化，包括制作地图，人口普查，地图册和标准度量单位，都代表了国家掌握大型复杂现实的技术。发明、完善和部署这些抽象活动表明了国家能力的巨大提升——从纳贡和间接统治转变为税收和直接统治，使国家官员直接了解和进入到以前不透明的社会。
积极意义在于先进的直接统治技术是强有力的，不仅能够概括已知的事实，而且能够发现新的社会事实。
这些简单化行为的国家动机很简单，也基本相同：征收赋税、控制和操纵。
而这些干预的形式往往是要以当地人为中介，他们了解社会内部的情况，但同时也可能加入自身特有的利益。如果没有这些中介—但通常是存在的—国家行为往往是无效的，无法命中目标。
消极影响在于清晰性在扩大了国家区别干预的能力——既可以是养活犹太人，也可以是驱逐他们；这些概括的事实是被国家官员所理解和影响的事实，偏离了真正的现实。
清晰性意味着观察者的位置要在中央，并且他的视野是概括的，这个视角一般是不会给百姓的。
国家简单化的五个重要特征：第一，它们只是国家感兴趣的实用主义事实，第二，它们都是成文的文件事实，第三，它们是静态的事实。第四，许多被格式化的国家事实都是集合的事实，第五，出于许多目的的考虑，官员需要将国民组成不同类别，从而可以对之进行集体的评估。
将那些便于集合的标准化事实进行加工的过程看起来至少有三个步骤：首先，不可或缺的步骤是建立通用的度量或编码单位。下一步，对属同一类的各项进行计算和分等。之后每一个事实被加以“复原”，被创造成了新的“事实”，并最终达到了官员所需要的概括事实。
国家许多行动的目的都在于将在他们的统治范围内的人口、空间和自然转变为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里面没有意外，便于观察和控制。
【第二部分：转变中的视野】
独裁主义的极端现代主义
国家简单化的项目都带有地图的特点，它们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只在于精确地概括复杂世界中地图制作者最感兴趣的那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
地图在概括它所反映事实的同时，明显可以改变事实。当然这种改变的权力是在那些左右特定地图观察视角的力量中，所以从17世纪至今，具有改变现实力量的地图都是由国家—这个社会中最强有力的机构来发明和实施的。
多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国家发展的悲剧都来源于三个因素致命的结合。第一个因素是建立对自然和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极端现代主义”，各种全面理性的社会工程就是这个思想下的产物。第二个因素是毫无节制地滥用现代国家权力作为达到目标的工具。第三个因素是缺乏抵制这些计划能力的软弱和顺从的市民社会。
什么是“极端现代主义”?
其中心就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需要以及与随时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相应的不断增长的对控制自然（包括人类本性）的超强自信。因此，它是一个关于将科学技术进步应用于——往往通过国家——人类活动各领域的全盘幻想。
特点：
极端现代主义意味着与历史和传统的真正决裂。认为所有人类继承的习惯和实践都不是基于科学推理，都需要被重新考察和设计。科学设计的生产和社会生活计划比承袭的传统更先进。
极端现代主义设想的是重塑社会习惯和人类本性自身。按照人类的目的和需求改造自然是他们信念的核心。
这一预想的独裁和中央集权含义是很清楚的。
极端现代主义关注的时间几乎只有未来。过去是障碍，是必将被超越的历史；现在则是开创更好未来的计划平台。
它是官僚知识分子、技师、规划专家和工程师的典型意识形态。他们的位置不仅仅意味着统治和特权，同时还意味着对民族建设和社会转型所承担的责任，他们自我认定的人民教育角色往往会剧烈膨胀。
20世纪的极端现代主义的发育土壤：
国家权力危机，如战争和经济危机，以及国家不受阻碍的计划能力极大扩张的环境，如革命的权力交替和殖民统治。
遭遇的抵制：
私人空间信念的存在，这是国家及其机构无权干涉的。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私营部门。
最重要的抵制因素是起作用的代议机构的存在。通过它们，社会的反抗能够表现出其影响。
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试验与批判
总体的城市计划：勒库布西耶的《光辉的城市》
书中主要讲述了他的三个设计：第一个是巴黎中心邻里计划的核心理念，第二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业城”，最后一个是里约热内卢容纳九万人的巨大住房计划。
这些计划的规模是巨大的，是自我中心的，与原有的城市没有任何协调，新都市景观完全取代了原有的城市。
几何学和标准化：
他个人信奉简约的线条，并将这种信奉表现为人类基本的特性。直线、直角和国际建筑标准的施行都是走向简单画的关键步骤。而最关键的步骤可能是勒库布西耶在其一生中一直坚持的严格的功能分割。
当然，在实践层次上，直线往往非常昂贵，不切实际。但是他的几何学很少考虑节约成本。
功能的分割可以使规划者清楚地考虑效率的问题。人们可以比较两条道路的效率，但是狭隘的效率指标忽略了许多其他并非不重要的目的。
勒库布西耶的学说的逻辑就是详细地描述城市空间的用途和功能，从而使单一目标的计划和标准化成为可能。
由规划、规划者和国家进行统治：
他设计的城市是要求集权制的，在其核心地区是“高级”功能区，从中心往外，等级逐渐下降。影响和命令完全是从中央发到边陲。
他认为我们处在规划者专制统治的时代。他自认为是技术天才，而且以真理的名义索要权力。在这里，技术权威论就是坚信城市设计中的人类问题一定有解决办法，专家可以发现并实施这种办法。如果用政治或讨价还价来决定这些技术问题只能导致错误的办法。（谁掌握了规划权，谁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拥有了绝对的“合法性”。）
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树状城市规划需要独裁手段推行。所以苏联吸引他的不是它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革命的、极端现代主义的国家对空想的规划者可能会有的欢迎。
作为乌托邦项目的城市：
他的城市是机械时代意识的理性表达，现代人必然会全身心地接受它。在他的城市里居民所享受的满足不是自由和自主的愉快，而是在逻辑上契合理性计划的愉快，带着骄傲接受他们在一个高贵、科学规划的城市机器中的恰当角色。
任何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可以从他距离中心的远近上表现出来。
他根据自己的认识为其他人设计了基本需求。这些需求是通过建立一个具有特定物质和生理需求的抽象简化的人类概念来制定出来的，比如这些被规划的对象需要多少平方米的生活空间，多少阳光和新鲜空气···（人完全被异化为工具、激进理性、独裁的牺牲品。）
他对效率的关注使他认为购物和准备饮食都是时的麻烦事，应该像运行良好的饭店一样，由统一的服务供应。（典型的计划经济的思维，试图以有限的理性来规划、控制无限变化的社会。）
巴西利亚：建成的最接近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设计师：卡斯塔）
巴西利亚的建立代表的是一个反对旧巴西的腐败、落后和无知的宣言。
城市中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成为官方指定的公共空间：包括体育场、剧院、音乐厅、餐馆等。比较小的、没有组织、非正规的公共空间，如人行道旁的咖啡店、街角、小公园、邻里广场等都根本不存在了，而这些公共空间，也正是发展公共意见和“小区民族主义”的重要地方。
每一个单位住宅的正面都呈严格的几何形和完全相同。这种正规统一的设计所造成的感觉贫乏和单调的环境，难免反过来还会损害居民的精神。
反对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一个例子：简.雅各布
简.雅各布：《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视觉秩序和经验秩序：
规划者最根本的错误在于认为建筑形式的复制和标准化，也就是纯粹的视觉秩序即意味着功能秩序，实际上却往往没这么简单，它们的秩序要从深层去探讨。
（例子：阅兵场上行进的仪仗队和真正要去打仗的部队。）
交叉使用和复杂性的功能优势：
城市中的公共平安——人行道和街道上的安全——是由存在于人们自身的各种自愿的控制和标准所构成的复杂和无意识网络所保持的，并且也是由人们自身加以强化的，因为许多人会不时观察街道以及频繁和持续地使用。（小孩在街上被哄骗的例子）
在小的农村地区保持社会秩序依靠的是个人声誉的面对面的政治生活，城市中则要依靠众多人的街头协议来保持微观的政治秩序。（食品店老板有一个专门的抽屉是放朋友们的钥匙的。）
非正式的社会秩序的重要性。真正的秩序是体现在日常实践的逻辑中，维持秩序的正式公共制度只有在这种丰富的非正式公共生活的支持下才能成功地发挥功能。
雅各布的口号是多样化、交叉用途和复杂性（社会的和建筑的）。居住地、商业区和工作区的相互混合使邻里更有趣、更方便，也更惬意——吸引了步行者，反过来也使街道比较安全。同时，这对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多样性的条件最关键的是混合用途。“不同用途错综地交结在一起并不是混乱。相反它们代表了秩序的复杂和高级发展的形式。”
“妇女的眼光”。1、她的注意力主要锁定在围绕工作或在工作之外出现在街头的日常生活。对公共空间的关注使她将家庭和办公室内部，以及工厂都留在视野之外。她所观察的活动，多数都不是仅有单一目标或者狭义意义上的明确目标。2、人类的很多活动是为了追求范围广泛的目标和满足。城市的目的应该是适应和支持这种多样性，而不是妨碍它。
作为城市标本制作术的独裁主义城市规划：
城市不能是一书的作品……生活是包罗万象、错综复杂的，而艺术是任意的、象征和抽象的。
现代城市设计的最大问题是把一个静止的格局置于丰富的未知可能性上。
同时，在许多城市规划者教条背后的专横假设是他们知道人民需要什么，但是事实却是他们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
当然任何对多样性的让步都将带来相应的行政时间和预算费用的增加。
没有规划的规划：
勒库布西耶的规划者关注的是整体城市景观形式和将人从一点转移到另外一点的效率，而雅各布的规划者则自觉地给非预期的、小的、非正式的，甚至没有产出的人类活动留出空间，这些活动构成了“有生命城市”活力的关键。
尽管城市规划者试图设计和固定化城市，但是城市往往逃脱他们的掌控，总是被居民再构建和塑造。不论是大城市或是丰富的语言，这种开放性、可塑性和多样性使它们可以满足为数众多的不同目标——包括许多尚未形成的目标。
雅各布指出傲慢的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主要问题。1、规划者假设可以得到计划所需要的预测。2、规划者不知道我们其实对社区的培养和保持所知甚少。
【第三部分：农村定居和生产中的社会工程】
苏维埃集体化，资本主义梦想
苏维埃—美国的迷信：工业化农场
全世界的社会工程师和农业规划专家都相信理性化、大型化，甚至全国规模的农业生产。
泰勒主义者的工作原理就是科学地将工作过程分解我简单和可重复的运动，从而使不熟练工可以迅速学会，这个原理可能在工厂运行得很好，但是将这些应用于复杂和非重复性的作物种植却很成问题。因此农业工程师转向了农业中比较容易被标准化的方面。他们试图使农业建筑的布局理性化，使机器和工具标准化，并推动主要农作物的机械化。
工业化农场的规模使他们更容易获得信贷、政治影响和销售渠道。但它们失去了灵活性和高素质的劳动力，作为补偿的是他们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沃布拉德是一个巨大的国营农场，开垦了37.5万英亩土地种植小麦，但却是一个惨败。绝大多数原因都可以概括为在特定背景下。与规划不同，农场并非是假想的、一般的、抽象的农场，而是不可预测的、复杂的和特定的农场，有着特殊的土壤构成、社会结构、管理文化、天气、政治约束、机器、道路以及其雇员的工作技能和习惯。它的失败和巴西利亚一样，是极端现代主义项目的失败。
这些项目忽略地方知识、实践和背景，最多认为它们是必须绕过的障碍。
苏维埃俄国的集体化：
指挥这些巨大变迁的官员在实际操作中相对忽视了决定农村经济的生态、社会和经济安排。
从国家中心的角度看，集体化可以说是成功的。集体化可以成为实现传统国家机器（统治）的两个目标的工具：征收赋税和政治控制。他们创造了新的、大型的、等级制度和国家管理的农场，农场的作物种类和征收的份额都是中央决定的，其人口在法律上也是不能流动的。
在正式的指令经济之外，常常是不符合苏维埃法律的非正规实践防止了制度内部与生俱来的巨大浪费和低效率。集体化农业能够存在60年主要不能归功于国家的计划，更主要的是那些非正规的行动、灰色市场、物物交易和灵活性，这些弥补了那些失败。
第一轮：布尔什维克国家与农民：
多数的农村地区都对布尔什维克充满了敌意。对于列宁来说，小农肯定要被消灭并让位于大的社会化农场。
革命在农村所带来的后果：
革命过程本身的影响也使农村社会更加不透明，因为也就更难与征税。2.48亿亩土地被没收，从大小地主手中没收的土地被分配给农民，使他们每户平均土地面积达到70英亩。
第二个关键的结果是，它增强了农民社区对抗国家的决心和能力。每当革命推翻了旧政权的统治，而新的革命政权还没有在整个区域被巩固的时候就会产生一段暂时的权力真空。村庄从而第一次可以自由组织他们自己的事务。在这种状况下，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国家的到来就像军事抢劫一样，被农民认为是国家对农村的再征服——是威胁他们刚刚取得的自治的一种殖民化。
在农村的迷宫中，处于困境的国家是如何找到自己道路的？布尔什维克在可能的地方都试图建立大型国营和集体农场。在1917年~1921年的叛乱中，许多农业试验不可能大规模展开，仅有的试验也普遍严重失败。因为不能重建农村的景观，布尔什维克只能在战时法律的帮助下强制征集。
第二轮：极端现代主义和余粮收集制：
极端现代主义者关于未来农业的信念与眼下国家征收粮食的危机之间的结合推动了1929~1930年冬天的全面集体化。
当时的社会主义农业既不能为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也不能为满足工业增长过程中进口技术所需要的资金提供粮食出口。
集体化的目的在于“将小的、落后和零碎的小农农场转变为联合的、大的公共农场，它们具有现代科学的机械和科学的数据，可以为市场大量生产谷物”。
农民对此强烈反抗，因为这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
专制的极端现代主义理论和农奴主的实践：
大规模集体化背后的假设是大型集体农庄应像工厂一样，在集权的经济中完成国家的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生产任务。集体化的一个长处就是国家可以控制每种作物播种多少。
规划者明显喜欢单一作物和广泛而严格的劳动分工。
与中心化逻辑相伴随的是征收。各州、县和集体农庄的定额多事基于计划的需求和对收获不可靠的估计而机械计算出来的。每个集体农庄都会声称其定额是不能完成的，因而要求减少任务。他们从痛苦的经验中知道，如果真的完成了定额，那么下一轮的任务就会增加。
集体农庄和农奴制实质上很相似。
在集体农庄的建设规划中，所有自主的公共生活的中心点都被消除了，新矗立的是集体农庄的办公室、会议室和学校。
苏维埃集体农庄失败的原因：
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和谷物，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相对的独立和自治，国家创造了一个事实上没有自由的劳动阶级，拖延和反抗。
中央集权的行政结构和中央计划的强制命令创造除了一台对地方知识和地方条件全无反应的笨拙机器。
列宁主义的苏联政治结构没有或很少给农业官员以激励，促使他们能做出调整与农民协商。
【第四部分：失去的环节】
每一个这种项目都被那些规划者无法控制的不确定性所破坏。即使是他们所掌握的的历史规律和对各种变量及计算的规范是正确的，可因为他们计划的范围和综合性，还是会产生许多不可预见到结果。
“如果对未来唯一能够确定是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如果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我们将要不断面对意外和惊奇，那么任何计划、任何药房都无法应付未来不断显现出的不确定性。”
基于经验可以得出以下几条法则：
小步走。我们应该尽可能迈小步，停一停，退后观察，然后在计划下一小步的行动。
鼓励可逆性。鼓励那些一旦被发现有错误就很容易被恢复原状的项目。不可逆的干预就会产生不可逆的后果。
对意外情况作计划。要选择那些对未预见事物有最大适应性的计划。
为人类创造力作计划。计划永远要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那些计划涉及的人将来都会发展处经验和洞察力，从而改进设计。
极端现代主义项目的霸权和精确不仅仅来自忽略不确定性，而且还在于将发展的主体标准化。这些主体，就像是自由主义理论中的“无印痕公民”一样，为了执行计划的需要成为了没有性别、品味、历史、价值、意见和自己的想法，没有传统和特定个性的人。但是主体的标准化，也使得执行计划中的分辨能力变得更强。
极端现代主义者的简单假设是，在它监督下的所有行动或过程，都只有单一的事件在运行。
斯科特的这本书，如同他的另外一本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样，总是有着震撼性的观点。道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用经济理性来研究小农的学术传统，对小农报以深厚的人文关怀。而本书也同样具有颠覆性，作者指出，那些人们津津乐道的、似乎改善了人类状况的大型项目，实际上都失败了，关键在于“极端现代主义”的泯灭人性。这些简单、整齐、宏大的项目，就好比乔治•奥威尔那本惊世骇俗的《1984》所描绘出的一个没有反抗、不知反抗、整齐划一、清晰简单的大众社会，冷冰冰，没有人情味。在我们现实中，仍然在轰轰烈烈地大举拆迁，制造一座座没有街道生活的空城。远的不说，人大近年来的许多面子工程，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还记得刚来人大那会，虽然房舍很陈旧，道路很狭窄，但却蕴藏着生活的活力。这两年，随着明德知行楼楼群的拔地而起，大兴土木换来的是学校变得极富现代美感了。但是，在我眼里，人大漂亮了，却不亲近了。“大师大楼大气”却没有了“人文人本人民”。再回到这本书，我从其中获得的最大的触动，还在于其理论之上，强烈的人文关怀。包括作者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在内，你总能体会到对“人”的重视。作者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要“以人为本”。我们究竟是要把自然和社会改造成更容易被国家识别和控制的清晰而又简单的对象，是真正站在人民的角度去关心和改善人民的福祉？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要做到以人为本，对于掌握霸权的国家来说，是不容易的。正如同《国家的视角》这个书名所指，国家看待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清晰化和简单化。为了使社会情况变得清晰以便于征税、征兵、防止暴乱等等，国家总是想用最简单的方式把社会情况搞清楚。国家恨不得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张地图，打开一看就知道有多少人、都是谁、住在哪、有多少钱等等。国家甚至为此不惜用简单和清楚的社会工程重新建构社会。这种强制性，或者说是偏执，正因为有了国家权力的支撑，才变得难以被社会个人所拒绝。所以要做到真正的以人为本，我们不能希望国家会完全放弃梳理社会的心思。国家的收敛需要建立在强大的社会权力基础之上。但是，这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可悲之处。因为你明明知道，但是你又很难做些什么。我们只能冀希望政府能明白，不仅维护社会秩序而且包办社会建设，是一件有害的事情。只有这样，国家视角上的霸权主义才会收敛起来，真正去想想怎样做到“以人为本”。
过去的一个世纪，是生产力极大发展的一个世纪，然而，它又是血泪斑斑的一个世纪。
平心静气地盘点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一百年中，人类拥有了惊人的能力，我们创造了比过去几千年加起来还要多的财富，然而，我们也制造了比过去几千年加起来还要多的悲剧。
铁是文明的源头，又是杀戮的祸根。为什么我们无法超越这一宿命？
因为，科技给人类带来幻觉，让我们自以为能预知一切，操纵未来。于是，为什么不合力去建造一座人间天堂呢？如果大家现在付出一点，子孙万代都过上好日子，这岂不是天大的好事？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完美的方案出台了，但所有方案都遇到了重大挑战：如果参与计划的人不认同这个计划，怎么办？于是，洗脑、恐吓、强制、惩罚、杀戮……暴行们找到了合理的借口：不肯为公利付出，他就是坏人，对于坏人，又何必客气？
问题的核心在于：科学真能预测未来吗？真的存在一个完美的社会改造方案吗？
科学面对的是物理世界，在同一场中，规律对所有个体都起作用，而人类世界则完全不同，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立的见解，他会根据情况的变化做出自己的选择，因此跳出“规律”之外，事实是，把物理中的决定论硬性套入人类社会，这本身就是违反科学精神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并不赞同这么做。
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真正推动人类进步的是“自发秩序”，而人为设计的社会，往往会因为自由意志被阉割，从而彻底丧失活力。
遗憾的是，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吞噬并改造其他文明的可怕力量，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下，后发国家往往没有时间更多思考，其社会也无法慢慢调试。一步到位、立竿见影式的解决方案终于压倒了审慎、敬意、温情与传统。当一个文明连自身的传统都不能拯救时，那么，她又有什么力量对杀戮喊停呢？她又如何能有效地约束权力的虚妄？
从福音到噩耗，从天使到恶魔，我们早就知道这世上没有救世主，可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寻找、虚拟甚至在扮演着救世主，人性的缺陷与技术力量如此相遇，结果就是共同的悲剧。
本书2004年在国内曾出版，市场反响寥寥，此次是再版，为了“以幸福为名扼杀当下”的荒诞戏不再上演，但愿望更多的人能认真地读一遍这本书。
读斯科特《国家的视角》一书，特别是将这本书翻译出来以后，觉得有很多话想说，但是犹豫了很久，因为一直没有理清思路，怕话说不清楚，也就一直没有说。其实最开始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的副标题《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因为这个副标题至少在两个方面引起了我的共鸣，首先是承认许多抱着好意的项目是失败的，不仅是失败的，有许多更成为人类的灾难；其次探讨为什么这许多项目都失败了，就其原因在哪里。
19～20世纪是人类最为辉煌的时期，人类的能力被各种科学大大地扩张了，他们不仅不断地征服自然，也在不断地征服自己。但是到了20世纪末期人们突然发现，在那些引以为自豪的项目背后，居然是人类巨大的灾难。斯科特在这本书中阐述了许多失败的项目，从德国的科学林业到苏联的农业；从巴西的城市到坦桑尼亚的村庄，每一个项目都很辉煌，但是带给人们的却是巨大的灾难。项目可能是一个很含糊的词汇，斯科特在书中用了另外一个术语——社会工程——更直接地传达了这些项目的特征。
为什么是灾难
我们可以从身边看到这些灾难的发生。斯科特在书中举了许多国家的例子，但是却没有讲到中国的大跃进，他说他希望中国的学者会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大跃进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因为大跃进具备这些社会工程几乎所有特征。
首先，大跃进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状况。从一开始，大跃进就承诺给中国人一个高速实现共产主义的梦想，也就是要改善人类状况；其次，大跃进是政府设计并通过国家权力贯彻实施的，尽管表面上可能是各个地方政府放卫星，但实际的动力来自于高层政府；再次，大跃进之所以能够被推行，是因为农民被组织进人民公社中，这一组织结构保障了大跃进被实施；最后，大跃进也反映了人类的狂妄，相信人可以主宰自然。灾难性的结果是有目共睹的，死亡了数以千万的人口，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的损失。这些都是当时就可以看到的灾难，还有很多灾难过了几十年才缓慢地显现出来，比如当时许多森林被砍伐，到了1990年代，生态上的灾难才逐渐显示出来，出现水土流失、地下水位下降。
因为有太多人陷入了饥荒，所以大跃进很快就被公认是一场灾难。但是有更多社会工程并非如此快地显示出其灾难性后果，比如作者在书中讲到德国的科学林业。为了能够增加财政收入，从德国起源的科学林业开始用人工种植的单一树种代替，尽管一些灾难已经开始显现出来，比如病虫害增加，生长速度减缓等等，但是科学林业的灾难需要2个世纪才能完全显现出来。中国的人民公社也是经过了20多年，才被作为一种错误的选择被放弃的。
这些社会工程的失败往往是逐渐显示出来的，认识这些社会工程失败不会象识别大跃进那样容易。它们更多的时候显得非常辉煌和富有成就。比如，在书中提到的坦桑尼亚乌贾玛村庄，从表面上看可能是非常富有成效的，正像尼雷尔总统所说的，只有将散居各处的农民集中在一起，使他们生活在村庄中，才能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和教育。这样的想法似乎没有错误，但是乌贾玛村庄化却受到坦桑尼亚农民的普遍抵制，因为被组织进入村庄以后，农民进入了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从是他们不懂的耕作。村庄并没有为农民提供医疗和教育的便利，反而威胁到了农民的生活。村庄中的农民不知道在新的环境下如何从事农业生产，村庄化带来了坦桑尼亚的粮食危机。
斯科特在书中还讲述了城市建设，随着城市功能分区，人们的工作、购物和居住被分割在不同的城市功能区，城市的不同部份被宽阔的公路连接起来，宽阔的公路上奔跑着各类汽车。街道越来越整齐，广场越修越大，城市的空地被种成草坪，看起来非常漂亮了，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城市的进步。但是在斯科特看来，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是失败，因为社区的功能几乎消失了。原来那些看起来混乱和狭窄的街道给当地人的交往长社会生活提供了便利，在那里，人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引述了人类学家贾科布对整齐划一的街道的批判，认为这样的城市是缺少活力的。在他们的观点中，甚至贫民窟都有其独特的作用，因为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穷人首先实在贫民窟中积累了社会资本，从而才开始他们在城市的生活。
当我们说这样的城市建筑和农民组织是失败的时候，他是从市民和农民的角度，特别是一般的农民和市民的角度看的。
当我们谈论一个社会工程是否是失败的时候，有着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个是国家的视角，从国家的视角来看，书中所讨论的项目大部分都是成功的，因为这些社会工程或者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比如科学林业；或者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比如乌贾玛村庄，以及前苏联的集体农庄。但是这些社会工程公开的旗号并非是强化社会控制，而是要造福于参加者。从这些被迫的参加者角度看，这些社会工程无疑是失败的。
在农业项目上，不同观察角度所造成的不同结论更为明显，农业科学家不断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用单一的作物种植代替多种作物，用化肥和农药解决农业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的时，原来普遍流行的轮耕被作为落后的技术停止了，代替的是整齐划一的农业，从国家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成功的，因为粮食产量提高，并且成为可以计算的了，国家征税更为方便。但是从农民的角度看，这可能是失败，因为单一的品种不适合他们生活中的多种需要，他们原有的知识在这里都成为无用的。农民并没有从新的农业技术中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所以他们往往拒绝接受。在许多地方，由于忽视了地方环境的多样性，新的农业技术甚至可能带来许多负面效应。
当斯科特谈论这些社会工程失败的时候，并非抽象地谈论失败，而使从特定的角度，也就是一般人的角度，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讨论这些社会工程。
为什么会失败
如果说观察这些社会工程失败的角度是人民的视角，那么寻找这些失败的原因恰好在于它的反面，也就是国家的视角。
如果说这些社会工程给人民带来了灾难，那么为什么它们会被强有力的推行？斯科特从四个方面对其做出了解释：
“第一个因素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能够重塑社会的国家简单化。”简单化是斯科特分析中一个最重要的概念。这里如果借用民族国家概念的话，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君主都向更清楚地把握自己的王国，但是他们缺少必要的工具。而民族国家建立以后，他们通过人口普查、人口登记、乃至使用官方同意规定的姓名，以及建立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国家更清晰地了解并控制了社长。对于国家来说，社会并非再是一个暗箱。国家了解和控制社会的过程也就是清晰化的过程。为了使社会更为清晰，国家对社会采取了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国家从外界赋予社会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国家最容易掌握的。比如，在国家的统计中，个人的特征被忽略了，留下的只是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的人口统计，所有的人被假设是一样的。土地被按照统一的面积单位进行统计，而土地的具体特征则被忽视了。当然，国家并不仅仅停留在掌握社会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还要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构造社会。社会不再是自然形成的产物，而是国家有一是作用的结果。国家采取标准化的方式重新构造社会，这个社会最便于国家的管理。简单化、清晰化和标准化是国家对社会实施管理的重要工具。
“第二个因素是我所称的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他们特别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关于“High-Modernist”的翻译，我也犹豫了很久，最后决定将这个词翻译成极端现代主义。在斯科特那里，极端现代主义是一种极端的自信，相信人类可以任意创造出一个世界。但是在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具有这种能力的人绝不是所有人，而只是那些掌握了科学知识的专家和官员，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可以俯视芸芸众生。他们是世俗生活中的上帝。在斯科特的眼里，尽管表面上这些人是相信科学，但实际上他们与科学相去甚远，他们将科学变成美学、变成宗教。所谓美学，是因为他们所推崇的仅仅是流线型的、巨大的、对称的、功能分割的，而与此相反的东西都被他们认为是没有效率、落后和应该摈弃的。所谓宗教是因为他们不承认人类认识的不足，他们的科学是封闭的，是不接受任何新事物的。在农业技术上，斯科特将所谓的农业科学家与农民的关系作过一个有意思的比较，他认为农民更为开放，他们准备随时接受新的事务；与此不同，农业科学家认为自己的知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们从不愿为了适应当地情况对那些普遍原理做任何修正。从这方面看，农民具有一种科学精神，而在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科学家反而不具备科学精神。
当世界被所谓的左与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划分成二元结构的时候，极端现代主义却超越了左与右的界限，表现为集权国家共同的意识形态。如同斯科特所说的，在美苏关系陷于冷战的时候，两国的农业科学家互访频繁，美国农业科学家将苏联看成实现他们农业规划的理想国度。甚至苏联大型农场的设计也是美国科学家在芝加哥的宾馆中完成的。
“第三个因素是一个独裁主义的国家，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在斯科特看来，独裁的国家才有可能违反普通人的意愿实施这些大的社会工程。因为独裁国家具有较强的动员能力，还因为独裁国家更可以不顾及普通人的反对。19世纪的德国、专制时代的法国、前苏联，乃至坦桑尼亚都可以归入这类国家。“处于战争、革命、危机或民族解放中的社会往往为第三个因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紧急的状态往往导致对紧急权力的夺取，而这往往导致原有政权的被推翻。这样的社会往往会涌现一批新的精英，这些新的精英拒绝所有过去的东西，要为他们的人民做出革命性的设计。”但是民主国家也并非能够完全拒绝这样的社会工程。在斯科特原来的计划中包括了对田纳西水利项目的分析，但是很遗憾，因为担心篇幅过长，作者最后删掉了这一章。不过这说明，这类社会工程并非仅仅发生西方人所认为独裁国家，在民主国家也同样会发生，只是在这些社会中，它们受到的抵制可能会更大一些，所以美国的农业科学家才会因为自己的计划在美国频频受阻而寄希望与苏联。
“第四个因素与第三个因素紧密相关：软弱的公民社会缺少抵制这些计划的能力”当国家超乎寻常地强大时候，市民社会自然是软弱的。
斯科特概括了这四种因素的关系，“总之，社会的清晰性就提供了大规模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其愿望，独裁的国家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
当国家打着造福人民的旗号实施这些工程的时候，却遇到了重大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作者所总结的：“如果要我将这些失败背后复杂的原因归结为一句话，我要说这些计划的始作踊者往往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同时也将他们的对象看得远比实际上更愚蠢和低能。”我们在这里看到，一批自以为是先哲的领袖，抱着远大的目标，强行率领他的子民，按照他们想象中的路线图，不管社会的现实是什么，要直达目的地。结果是他们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如何避免灾难
斯科特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这些项目的批评上，他试图给出一些解决的思路。他知道“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范式，我同样可能会显出傲慢来，正像刚刚被批评的极端现代主义者那样。”那些社会工程的失败源于那些自负的官员和科学家要为社会做出详细的设计，并把这些设计强加于社会。那么，避免灾难的方法就不可能是一套严格的设计。斯特科从两个方面告诉人们如何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
从行动层面上，斯科特仅给出了很简短，但是很有意义的告诫，他说至少有四个原则可能帮助人们避免这种失败。首先是任何社会规划都采取小步走的方式，前进的步伐缓慢一些，边看边走，这颇有些象是摸着石头过河；其次是鼓励可逆性，许多失败的社会工程都是无法修复的，所以应该在社会规划中鼓励那些一旦发现问题就可以到退回来的机制；同时规划要有弹性，一旦出现意外的情况可以做出及时的调整；更重要的是第四点，在规划中要为人类的创造能力留出空间。因为人类的知识有限，所以人们要收起自己的傲慢，这正是行动层面上避免失败的关键。
在理念的层面上，斯科特提出了“米提斯”的概念以强调实践知识的重要。在斯科特看来，在我们从书本可以得到的知识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并不是逻辑演绎的结果，而是从实践中直接获得的，就象人们不管读了多少教科书，如果没有实践，就不可能真正会骑自行车一样；其次，这种知识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往往建立在当地经验的不断积累上；第三，这种知识还是开放的，处于不断发展中。在斯科特看来，米提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实践中真正的问题。
在谈到米提斯的时候，也可能人们会想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句名言，也可能会想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斯科特提醒我们的仍然是尊重实践知识。我想把斯科特的思想归结为人民的视角、人民的实践，希望这种归纳不会违背作者的本意，尽管可能会失之于简单化。
在斯科特的分析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权力的作用，人民的视角和人民的实践为什么会被国家的视角和国家的实践所淹没，主要的原因是不仅仅是忽视，更多时候是因为权力结构造成的。斯科特可能会寄希望于代议制民主，而我希望除了代一直民主之外，还会有更多适合下层人表达自己意愿和知识的渠道，这可能已经超出了这本书的范围，只是这部著作带给我的一点启迪。
詹姆斯·C.斯科特(Scott.J.C. )是一位显著定向积累的人类学家，高产而又“十年磨一剑”地来展现属于他的人类学视野。在其后期的著作《国家的视角》中，斯科特着重区分了“国家的视角”与“地方的视角”，并指出了清晰化与规范化给于一个国家的大项目带来的致命性打击。然而，研究并没有止步于此，作者又富有社会学想象力地提出“米提斯”的概念，以此来追寻地方性传统下知识与行动的意义。
“国家的视角”，顾名思义，由那些以科学与现代性为名不可一世的国家老爷们，管理与规制着国家、地区的制度规划。这种视角主要具象化在那些改善国家与地区境况的大项目上，然而这些大项目终究还是被打上了“致命的自负”之印章。国家在制定全国层面的政治与经济革新计划时，“国家的视角”或许能提纲挈领地展现并推进国家的意志；但如果前提条件变成制度下渗的地方时，“国家的视角”则显示出它清晰化的浅薄来。因为地方性传统是“国家的视角”鞭长莫及的领域，同样的预想结果会在不同的地区背景下一化万众。
“国家的视角”背后的支撑力量是“国家的知识”。“国家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是简单地对世界的观察，但因为国家有很强势的势力，它的观察就能改变这个世界”（Scott.J.C，2007）。不能否认，国家在运用现代性的科学方式改造着传统，以达到更为有效地满足物质的需要，的确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但是，与此同时，这种以极端现代性观念与强势势力的混合，自斯科特所言的普鲁士“科学林业”的改造至今，致使不计其数的大项目走向了成功后的失败——地方性传统被漠视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同样，今天严峻的农民工问题与养老问题也存在着广泛的“国家的知识”。增加农民工工资被国家看作是解决农民工生活困苦境况的途径，将地方性的关怀清晰化为￥之后的数字，而没有反思是否会有另一种选择呢？另外，敬老院中的老人对于资金资助的需要是否可能不如他们心底里的需要来得更为迫切呢？
相对于“国家的知识”，“地方性知识”显得更为复杂与多变。在中文语境下，广义的“风俗”基本能与“地方性知识”来对应，所谓“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之不同，称之为“俗”。各地的制度、方言、度量衡等都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并且多变性只有在当地的人眼中才能识得。如美洲土著居民在橡树的叶子长到松鼠耳朵大小的时候开始种植玉米（Scott.J.C，1998/2011），并且无论旱季与雨季的提前或延迟，通过这种方法总能得到良好的农作物收益。可见，地方的多变性在经验丰富的当地人看来只是一个共享的常识，但在“国家的视角”看来却是那么的惊异与不科学，然而科学本身又不能完全克服这种“恼人”的多变。
地方的人在适应复杂多变的地方环境的过程中，采取了与现代社会的科学化与现代化不同的实践方式，即作者概念化的“米提斯”。对于《国家的视角》的解读一般将国家视角的清晰化与极端科学化行为视为重点，然而，对于地方实践知识积累的“米提斯”却鲜有讨论。“实践技能”并不等同于“米提斯”，因为“米提斯”更囊括了环境与过程，并与技术知识在认识论上是有显著区别的。“在变异的、不确定的和特殊的背景下，米提斯才是最有价值的”（Scott.J.C，1998/2011）。就如艺术家与高级厨师，可以用文字记录他们的艺术，但文字本身也不能穷尽他们知道的全部。
技术知识可以从不证自明的第一原理经过逻辑推导得出，具有分析的精确性与普遍的适用性等特征。而“米提斯”是在一定背景下的特殊，是个人技能、“感觉”和实践结果。技术知识能借助统计学与概率论的发展，来将随机机会也纳入清晰化的管理中，呈现着现代性不能容忍风险与变异的意义。而类似创造与企业家精神则不能被融入技术知识的范畴中，“通过限定其范围，获得了很高的研究精确性与科学力量，但是所付出的可能的代价就是范围过窄”，为了单一的确定的目标而不能适应多目标与不确定性的境况。
从人与物理环境，到人与人的互动，再到更高层次的政治与战争等重大事件，“米提斯”都展现出来非凡的魔力。学骑自行车时，纵使有再好的语言准确的指导者，没有领悟实践的技能依然不能自在地骑行；一个成功的足球运动员不仅要知道他队友的步骤，而且要知道球队迷惑对手制造的假动作，这是千万次经验实践后，得出的“化学组合”；同样，将军与政治家与他们的对手总是处于相互的影响之中，都试图借助各种条件来战胜对手，而这种技能很难被提前计划。
“米提斯”之所以具有魔力，也因为它可以被看作是“前科学”的艺术。如一个经典的例子所述，马来西亚当地土人一直困扰于猖狂的疟疾病，经过神农尝百草式的反复试验，发现奎宁煮出的汤汁能有效治愈疟疾，但他们并不知道，或许也并不需要知道，后来科学实验室证明了奎宁中的金鸡纳霜成份是最主要的治愈因素。可见，“米提斯”带有偶然性，并且是模糊的科学，但不可否认，它可以被看作科学解释之前的有效实践，即地方性的科学序曲。当然，这种实践技能知识的获得过程并非在坦途之上，它来自于对环境非常敏锐的观察，来自于地位低下的贫困小农小心谨慎地观察与实验，更来自于致命威胁的推动。
令人有些沮丧的是，在现代性不断深入推进的滚滚浪潮下，众多地方性的“米提斯”正在悄无声息地从我们的世界上消失。国家的视角“无可争议”地占据了国家话语的最高合法地位，一如被国家盛赞的三峡大坝也可能带来旱情与洪涝，正诠释了该书发人警醒的副标题：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但是，与此同时，民间的、不起眼的与被清晰化数字隐藏的“米提斯”，已渐渐显示出它不可被忽视的魔力。地方性知识的贡献，有时，的确左右着统治者的航船。
值得看的一本书，关于权力对社会各方面的形塑。福柯学说的继武接踵，但档次略低一筹。
翻译略有瑕疵。国内学术翻译一直是个硬伤。其实不独学术翻译，文艺作品里也常见。在《挪威的森林》里，林少华因为缺乏爵士乐，摇滚乐修养，好些爵士乐，摇滚乐领域的名词都翻译得稀里糊涂，嗜爵士乐如命的村上春树情何以堪。张晓舟前几天发微博说德波的《社会景观》里把孙子兵法翻译成“桑卒的战争艺术”，以前还有把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的笑话。
这本书里，如果说把芒福德（Mumford)译成曼福德，把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译成勒库布西耶,偏离一致公认译名不远，把扎米亚金（Zamiatin）译成赞弥廷尚可原谅，那么把麦哲伦译成玛格兰，真是笑死我了。
玛格兰先生，环球旅行快乐吗。
反正是瞎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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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一点也不怀疑，作为管理者的精英阶层有着一般人所无法相比的信息来源和广阔视野。然而即便事实确实如此，这个系统是如此地庞大，以至于其外延触及到的因素多到无法以有限的手段所分析理解，而其内部的巨大基数也足以消弭精英地位占据的先天优势，无论哪一方面都足以另预先设计的计划失效。
整本书贯穿始终的精神，就在于提醒在处理任何复杂系统之时，不要忽略其中存在的广泛的个体经验和非正式试验。
如果凭直觉判断，不难得出极端现代主义对这类经验的武断处理是短视而不足取的，然而High modernism的这种极端自信是根植于人的内心之中的。在国家的高度之上，对于社会系统运行的描述务必是简单的，形成能够以统一形式的语汇所记录和传播的知识，而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控制、取得、支配对于国家具有价值的资源。尽管这套语言会不断完善，所关注的要素变得越来越丰富，与之相伴随的行政权力也相应地扩大，所造成的影响也从首都周围辐射向更远的地区。知识和生产力进步的巨大成就则足以是任何人被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力和美好的前景所诱惑，激发出更大的野心。在这一点上，精英未必就普通人更加理性。
极端现代主义并非科学，它是混合着野心和对视觉美学的偏执追求而诞生的宗教，但借助对话语权的垄断，极端现代主义的信徒们总是把科学作为他们行动的最重要符号。无论其信徒所乘坐的战车被冠以何种称呼，无论是进步、理性还是美感，其本质都不外乎权力或者资本试图将沙盘推演适用于现实世界的努力。由于传统实践在知识的发展和传递上十分缓慢，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对于一个产业/社会的进步来说，资本/国家的控制和推动是必需的，而这种强力的介入则造成了普遍的，零碎却更加灵活精确的传统经验的失落，甚至是整个系统丧失活力而陷入崩溃。因此，这种对进步做出解释权利的垄断是危险的。
作者将更多的视野集中在对农业及农村所作的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之上，但不难理解，这种对问题进行解读的角度可以适用于人群存在的任何领域。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中攻击资产阶级政府的软弱性和尽一切努力去维护那套腐朽的制度而不是打破它，但其无法认识到，正是所谓软弱的统治下存在着诞生大量米提斯式经验的土壤，使得制度保持相应的活力和适应性，而不需要以耗尽社会资源的代价去获得其所需要的进步，这也是所有暴力鼓吹者所难以认识到的（无论是因为短视还是私心）。
反正读完了这书，对中医都多了一丝宽容。
国家的管理者出于控制的目的，总是希望把社会弄得像机器齿轮一样，冷冰冰的一环扣一环。在这种所谓统一有序、简单清晰的政治理念下，社会的多样性消失了，微观秩序生长的力量被抹杀惹尽。但这种“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却往往事与愿违、弄巧成拙。从德国单一种植的科学林业到苏联的集体化农业，从坦桑尼亚的“社会主义”村庄化运动到巴西利亚如同一架飞机形状的城市规划，作者通过对大量事例的分析，回答了此书副标题所提出的问题：“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工程师治国”的规划思维仍无处不在：城市图案化、社区网格化、一条街道只能栽一种树，甚至店招也要统一……这本书，可以引发阅读者的一些有益思考。
这本书其实我很早就买了，一直搁着没有阅读，主要是基于三个原因：一方面，政治社会学（虽然作者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人类学家，他的很多作品确实是非常经典的政治人类学探讨，但我始终认为这是一部政治社会学作品，甚至社会学的痕迹都值得商榷）毕竟是我的“副业”；另一方面，这么宏大的问题，我始终没有信心，斯科特可以给我最终的答案；第三，我几次准备静下心来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总是发现“国家的视角”与试图解决的问题似乎总是有出入。所以，每次欲读还罢休。
当我最终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似乎上面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这部作品中，造成了非常重要的缺陷。首先从本书的题目以及试图解决的问题开始。
其实，本书的问题意识是非常清晰的，并且是关政治学，特别是北美比较政治学研究传统中非常经典的问题：那些国家通过强制性权力推行的，试图改变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所以，所有的论据都会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来：为什么会失败？
斯科特并不是从这些“项目”开始讨论的，他是从看待这些项目的视角开始讨论的，这些视角被称为国家的视角。所以说，这样的作品题目其实非常容易引起歧义：因为，国家的视角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分析范式，特别是埃文斯、霍尔以及斯考切波之类的学者在发起“把国家找回来”的运动之后，更是如此。当然，这里的翻译我觉得也值得商榷“seeing like a state”翻译成“国家的视角”并非不可以，但是考虑到“国家的视角”这一概念本身的丰富性，这样的翻译是非常值得考虑。所谓国家的视角，其实就是一种“极端现代主义”的视角，力图在对社会和环境进行改造的过程中，最终达到“至善”。
这样的讨论，题目和所要讨论的问题在这样的境遇中被置换了，问题变成了：那些遵循“极端现代主义”的视角的项目为什么会失败。并且，在对极端现代主义的讨论中，作者并没有局限于他非常熟悉的殖民地国家，相反，他是从欧洲的“国家建设”过程开始论述的。
当然，这样的论述是合理的，毕竟，经历“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欧洲，也是在这样的视角下进行国家-社会重构的。这也说明了斯科特宽广的视野以及渊博的知识，十年的功夫可见一斑。但是，这样的讨论也容易陷入窠臼：全文最具有价值的部分是由一个个案例构成的，可是这些案例的逻辑始终没有清晰地展现出来。为什么将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作为案例？为什么将列宁的思想作为案例？为什么将农村的社会工程作为案例？这些案例之间是可以比较的吗？比如说，在讨论极端现代主义城市的过程中，整个“失败”是以雅各布的批判来证明的；在讨论列宁的思想之时，“失败”也是通过卢森堡的批判来证明的；而在讨论苏联集体化之时，“失败”却是用“反抗”和“收成”来证明的。那么，请问，什么是“失败”，为什么会失败？这些案例之间的共同因素（或变量）是什么？
回到问题的本质：什么是“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什么是“失败”。宽广的视野确实在很多方面具有优越性，可是在对具体变量或者因素进行提取的时候，这样的“宽广”会成为“道理”的桎梏。正是这些桎梏，最终没有得出结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始终不知道这些项目怎样算是失败的？这些项目的特点除了具有“极端现代主义”的视角之外还有什么特征。毕竟，这样的项目是非常多的，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为什么？
当然，斯科特也给了一个结论，也就是全书最精华的部分：米提斯。他认为，因为米提斯的存在，所以这些项目会失败。可是，米提斯的存在没有办法解释我上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有些项目失败了，有些成功了。米提斯具有哪些特征？是不是那些成功的项目更加尊重“米提斯”？况且，如此多的案例，根本就很难证明“米提斯”在这些项目中以什么样的机制起作用导致“失败”。
所以，综合来说，这本书得出的洞见就只是哈耶克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证明的命题。但是哈耶克是利用逻辑严谨的过程证明了扩展秩序的有效性，斯科特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是在米提斯和现代科学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斯科特并没有提供更清晰的洞见。在这里，可以用《国家与社会革命》以及《强社会与弱国家》。
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对法国、俄国以及中国的革命做了“比较”，但是在作比较之前有非常清晰的框架：社会结构对整个革命过程的影响，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使得革命在不同的“国家”中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逻辑。一切都显得清晰，为什么选择这些案例也有非常清晰的理由，用来做比较的案例之间，也有非常清晰的变量依据。但是，《国家的视角》就面对这样的方法论困境，这可能也是比较政治学面临的困境（我有写文分析过）。
而米格代尔的《强社会与弱国家》利用同样的视角以及同样的问题，同样地多案例，却采用了不同的论证逻辑。米格代尔也在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的殖民地国家在对国民进行政治控制时是如此的无能为力？他们是怎样失败的？最后的答案在于“强社会与弱国家”。通过对强社会与弱国家的特征进行分析，米格代尔通过采用相关的案例，成功的给出了答案。但是，同样的问题，斯科特却因为其宽广的视野以及混杂的案例，给出了不鲜明的答案。
当然，作为2000年获得美国比较研究学会马特•达根“最佳比较研究书籍”的获奖作品，其成就斐然。多样化的案例为我们扩大视野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其对“极端现代主义”的警告虽然有点老生常谈，但依然可资借鉴。最重要的是，其视角可以与有关社会资本以及真实的《找回国家》进行深入地对比。当然，其有关政治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的探讨，这样一篇文章无法承受，所以暂时搁置不谈。
最后，可能很多人认为我的这篇文章太苛刻，我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在质疑詹姆斯•斯科特的学术精神和严肃性，这本书对我的冲击依然强大。我只是从学理的方面对其逻辑进行了些许追问，仅一家之言！
这本书很有名，太有名了，但是我认真读之前没想到他竟然是这么坚定的无政府主义。
这本书前前后后批评了一大堆看上去没什么关联的东西，但是总起来看，其实就是批评了两件事，一是“认识论知识”或者说规范的正式知识的拥有者（也就是科学家们）对这些知识的盲目信任和对metis（地方性知识、非正式知识）的蔑视，二是国家利用正式知识压制metis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前者是认识论上的，后者则是政治的。前者是说，技术上，专业人员对“科学”“理性”有着简单化的自负理解，这成为一种审美的信仰，事实上走向了科学的反面，缺乏fieldwork，缺乏向真实复杂世界学习零碎知识的动力。后者是说，政治上，这种“审美”被用来加强国家的控制和征收能力，而且由于领导人往往也误以这些“审美信仰”为“科学”，执行之中又结合独裁政体，结合官僚阶层之利益和方便，往往造成灾难。
原则上说，这两层意思都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作者多多少少还是太偏颇了。主要问题有：
1. 有点盲目太高自发自适应的地方性知识，贬低专业知识体系的演变进步的可能性。事实上，在high modernism盛行的时期，那也只是人类科学只是体系发展的一个阶段，现在的知识体系里面，对于复杂性多样性的认识已经普遍上了一个台阶。就拿书中的例子来看，生态多样性理论对德国从前单一物种的林业科学的批判，jane jacobs对60年代简单化城市规划理论的批判，甚至包括卢森堡等人对列宁主义的批判，现在都已经成为了相应学科的正式知识的一部分。科学总是在反复试错之中演进，科学不是永远只能研究普遍性的问题而对地方性的复杂问题无能为力。作者似乎对于地方性的细节知识抱有神秘化的倾向，有不可知论的味道。
2. 源于上一点中对正式知识的过分不信任，以及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所以作者事实上提出的主张非常类似于无政府不干涉的主张，反对任何雄心勃勃的社会工程计划。事实上这两者的优劣不是绝对的，就好像我们搞技术的，选择花心思自己写算法是一条路，搞个具有学习能力的自适应算法（神经网络之类的）也是一条路，到底哪条路好，还要看你具体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自发演化的算法经常也会演变到一个局部最小值而走进死胡同；也不是所有的干预都是糟糕的。无为而治并不永远正确。危险往往在自发演化之中不知不觉地积累。比如说，人口的压力，河流泥沙的淤积，城市资源的耗尽，经济中市场的失灵。。。
所以，如果看完了这本书就皈依了无政府主义，那就和书中所批判的对正式知识的迷信是一样的，不全面。这里还是要借用福柯的图景来看，知识是一种权力，暴力资源也是一种权力，权力无处不在，弥散在社会的每个角落，不是说某种权力就是坏的糟糕的，社会的健康运转其实有赖于各种不同权力之间的平衡。面多了要加水，水多了要加面。
原文链接：http://hutianyi.net/?p=2348
上一篇讲到，管理者对于清晰，可理解，井然有序的追求，常常是一种自身美学上的取向，这种上帝式的观念运用到社会改造中常常会出现灾难。
《国家的视角》作者斯科特在书的后半段进一步反思这种美学观念背后的根源，就是精英们对现代科学的高度自信，以至于粗暴地将历史传统知识智慧弃如敝履。类似的例子我们并不陌生：某种生物危害到了农作物生长，农业科研人员想到的办法无非是用化学物质扑杀这种生物，改变农作物生物特性以抵抗等，结果是带来了该生物的抗药性或者农作物变异问题。而一个富有经验的老农却会想到用把另一种生物的巢穴搬到农作物边上，这种生物是另一个生物的劲敌，诱使两者互相残杀，最后保住了农作物的太平。可是农业科研人员仗着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看不起这些传统土方法，他们就像强行要求俄国农庄改变田地划分方式的官员那样推广自己那套先进的农业方式。渐渐地，古老的智慧无人传承，祸根被埋下。
这样的故事我们是不是经常能听到？很多反思现代化的学者常常会拿这样的例子来例证他们的观点是不是？斯科特也不例外，他在书中也表现了对现代化社会的忧虑。但我个人对这种忧虑始终抱有一些怀疑。
书中强烈批判的现代主义美学式管理方法在最近的100多年特别盛行，可实际上这种思维历史源远流长。无论是古埃及、古罗马，还是中国，统治者管理国家的逻辑都是如此。毫无疑问，整个社会在这样的管理方式下始终在不断进步。既然把视野从百年拉长至千年，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力图将世界简单化”的思维模式实际上还是在不断复杂细化的。原来我们以为大片种树就能改善环境，现在我们知道还需要关注种树的不同品种的关系，树的分布密度，书与花草的关系等等。
不得不承认，很多古老的经验在解决问题上富有成效，就像之前那个保护农作物的例子中所讲的那样。可是，在褒扬这种古老智慧，嘲笑科学代言人（科研人员）时不要忘记，我们在叙述时仍然不由自主地用了一套“科学语境思维”，即阐述时已经把这种古老智慧用现代化的方式解构了，把它纳入到一个新的科学认知中。如果科学真的自大到如上帝一般不容质疑的话，那也不是科学了。
所以我并不认同作者斯科特将原本非常精彩的对“把个人审美喜好引入改造社会”的批判向前推进到对科学与现代化的批判，后一步，走得有点大。
如果我们把这多走的一步退回去，重新思考身边种种个人与社会的失败，并跳出斯科特从“审美角度”的解析框架，会察觉到一个更加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
迪特里希·德尔纳（Dietrich Dorner）在《失败的逻辑：事情因何出错，世间有无妙策》开篇问道：
“为什么铁路系统工作正常时，列车仍然会发生撞车事故？为什么所有操作人员都警觉地坚守着岗位，核反应堆依然会发生灾难性的融化事故？为什么我们制定得甚好的那么多专业和个人计划，会如此频繁地出岔子？”
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一两个坚信“现代主义美学”的人犯的错误，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停地被这些麻烦纠缠。德尔纳是怎么解释这些现象的？下一篇再讲。
原文：http://hutianyi.net/?p=2338
所有看到我iPod Touch界面的人都会惊讶：
主界面（左图）上一个App都没有，所有36个App都被分成3组安放在dock上，每组中的12个App的排列方式（右图）实际上也是经过反复进行揣摩的。例如第一排的四个排列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路径依赖”：系统默认顺序（但我把第三个“备忘录”换成了App Store，以符合本组名称“常用”）。第二排的顺序排列我考虑到了使用频率：把使用最频繁的Apps放在手指最容易够到的第二排，而最最常用的两个Apps放在第二排的当中，这样拇指可以非常舒服地点击它们。第三排的排列考虑了使用频率和是否需要打开VPN才能使用的条件。
这绝对是一件自我折腾的事情。由于每组的Apps数目限制在12个，因此当我想安装第37个App时，就面临两难选择：究竟是删除一个App，把新App顶替，还是就这么多一个？如果选择后者方式，那么第37个App的存在会破坏整个界面平衡的美感，如果为它专门再开一个新组，则那个新组也会因空空荡荡而让我不适，而且，那个新组的标题名字又改怎么取呢？……
我的审美取向深受现代主义影响，相信不难猜到，我的电脑桌面也是一样空空荡荡的，每天对各种文件打理归类，布置得整整齐齐，宁可删除可有可无的东西也绝不容忍一丝冗余。
此种管理方式是否高效呢？很大程度上是的。虽然很少有人会像我那样挖空心思地揣摩每个App属于哪一组，使用频率如何，每一行Apps之间内在关联如何，但在平时大家一直在被灌输一种思维：在管理过程中需要精确清晰，可度量。这也是为什么世界需要有通用的度量衡；城市需要街道名称、门牌号；交易需要合同，契约；人需要具有继承性的姓氏和具有区别性的名字，乃至一人一个身份证号码，中国以及几个为数不多的国家所赋予每个人的户籍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整个复杂的世界变得清晰，让我们可理解。
人们对于“清晰简洁”愈发追求，伴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让国家到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能力掌握，或者最终必定有能力掌握万物运作方式，然后将所有杂乱无章的流程进行优化，以臻无比高效的境界。
在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特看来，这些美好的想法往往导致了灾难。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中，他花了近500页篇幅来细细分析其中缘由。
书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斯科特对国家管理者的那种追求简洁易理解的美学观点的批评。这里的“美学”指的是什么？拿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
俄国革命前有个村庄叫诺夫斯洛克（Novoselok）。这个村子有着农业、牧业、林业。整个村庄各个条田相互混杂，为的是保障每家在每个生态区中都有一块条田。一个家庭可能会有10到15块条田，各自代表不同的生态区域和小气候。这种土地分配分散了家庭的风险，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或缩小，土地也在随时调整。
问题是，这样的土地分配规制让新来的统治者非常困惑。从地图上看，整个村庄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不规则区域，计算每家每户的土地面积变得非常麻烦。官员要求重新划分村庄区域，变成纵横交错，经纬分明的样子（这里无法贴图，请想象非洲大陆各个国家的边界划分方式）。
国家官员的的动机显而易见，每家每户被分配到了相同面积的土地，很公平；从地图上看，整个村落也变得很清晰；政府管理统计起来也格外容易。可是，原本依照产量分配土地的方式被后来的平均式分配模式取代后，产生了真正的不公平。
这就是斯科特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种管理者的“美学观念”对现实社会管理的影响。
书中关于这种美学观念批判的案例中，最震撼我的无疑是巴西利亚的建设。
我们知道，巴西利亚是一座凭空建设出来的首都城市。这座仅仅耗时41个月就诞生的城市，有两个人功不可没，一个是当时的巴西总统库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另一个就是城市的设计师卢西奥·卡斯塔（Lucio Costa），前者提供了后者近乎独裁者创作自由空间。这座年轻的城市也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然而，这座城市也饱受批评。来看看这座城市的俯瞰图：
整个城市建立在一个巨大的中轴线上，由一个梯形堤岸和一个三角形组成，（以下摘自百度百科）形如一架朝向东方的飞机。“机头”为突出于半岛尖端的三权广场，周围建有总统府、最高法院和议会大厦 。“机身”为一条长8千米、宽250米的东西向大道 。“前舱”是政府各部大厦、广场和大教堂；“后舱”是文教区、体育城、电视塔等；“机尾”是火车站和向南北伸去的铁路。是工业区和印刷出版区；再向后是小型工厂。“ 机翼 ”为住宅区 ，设有托儿所、学校、运动场、影剧院、医院、商场、餐馆等。“机翼”和“机身”的连接处为中央商业区，设有超级商场、银行、邮电大厦、国家剧院、大饭店等商业服务设施。生活区之间隔着绿地，或者花圃和丛林，四季常青，使人感到虽身处高楼群内，却不乏大自然的情趣。人工湖面积44平方千米 ，蓄水 5亿立方米，分南湖和北湖。附近有动物园和植物园。湖滨为使馆区和私人住宅区，湖中岛上是称作水晶宫的外交部。绿地面积占市区面积的60％。市区有现代化的高层建筑，有传统的西班牙式古城堡和欧洲巴洛克式建筑，有世界建筑博览会之称。
如果近距离看一看城市的建筑，你马上会明白整个城市规划布局到每栋建筑都完完全全是按照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理念设计的。
以一个外人来看巴西利亚，无论是空中俯瞰，还是站在建筑物前仰视，你都会被现代主义设计风格那种强有力的简洁美感所震撼。整个城市摒弃了复杂的小路；居民建筑也都是统一风格，绝无杂乱无章之感；道路设计也几乎摒弃了人行道的考量，一切以汽车为中心，因此交通更流畅。
但是，对巴西利亚的批评几乎是一致的：“这里没有任何人情味，生活极度不便，是一个乌托邦城市。”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表达了和斯科特完全相同的看法。难怪那部动画片是叫《里约大冒险》，而绝不可能叫《巴西利亚大冒险》。
完全可以相信，总统和设计师在规划巴西利亚时是以高度专业负责的心态来工作的，他们坚信清晰高效整洁的城市能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但现实给予了这些极端现代主义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现代主义美学的诞生与现代科技突飞猛进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十九二十世纪交界的人，每天接触到的是日新月异的科技成就，难道你不会被它们所震撼？难道你不会产生一丝“豪情壮志”？对科学与现代专业知识的信心是现代主义美学的摇篮。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我们发现这种把前文所述的那种上帝式的现代主义美学引入国家管理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那么我们究竟该以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去管理国家呢？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现代主义美学背后的科学？
从前有一座城，还有一座城，两座城一座总是向上，一座总是向下，城里的人都倒过来生活，向上的城市里面的人都努力堕落，向下的城市里面都努力上进。
两座城市中间有一面镜子，也有说是一个湖，反正每个人都看得见对岸的城市，但是镜子里的城市是颠倒的，这样努力上进的人看到对岸的努力上进，努力堕落的人看到对岸的努力堕落。
虽然看不见，但是这两座城市都在飞速奔跑的过程中衰老，蜂蜜的气息在镜像中成为雪水，烟云穿过湖水，氤氲的像是具有温馨景象的生物。商贩来往穿着五颜六色的褂子。有两种说法，城里一部分人认为自己在镜子里看到的是自己的世界，另一部分人认为看到的是理想的另一个世界，不论怎样，每个人都可以心安理得，前者不需要窥探，后者保留着某种神圣的崇敬。
我真的不想写了，
直到有一天，两座城里分别走出一个小孩子，一个仰泳一个自由泳到了对方的城市。
一本厚书，除非专门研究者，否则很难读完。导言基本涵盖了文章内容，但行文和翻译比较绕口。我就按照中国读者习惯的方式，对导言进行了再次压缩，有引用原文的，有按照我自己的理解重新编写过的，应该没有改变原意。
这是一个知识上的迂回旅行，我本来要去一个地方，结果顺着一个小岔道，我发现了更美的景色，因此我决定完全放弃原来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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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倾向于把社会简单化条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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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衷是想了解，为什么国家看起来总是不喜欢流动人口？比如流浪汉、无家可归者、巡游的工匠，吉普赛人，等等，在历史上也包括现在，似乎总是被国家看成眼中钉，国家总是试图将人们定居化。
通过研究，我的理解是，国家试图使社会变得更为清晰，更加条理，以便使收税、征兵、反对暴力这些行为变得更简便。
由此概念出发，清晰、条例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国家统一语言，统一度量衡、语言和法律条文的标准化、土地调查和人口登记制度，从而加强了对所统治对象的控制。
自然界的组织也类似，事实上农业就是将植物加以彻底的再组织和简单化。
国家通过简单化社会带来的很多便利，不仅导入了更为精细的税收和兵役制度，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能力。这使得国家可以有区别地介入各种各样的食物，如制定公共卫生标准，进行政治监督和救济贫困人口。
简言之，现代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就是简单化，国家把社会简化为一张图纸，当然了，这个图纸是无法描述真实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它只是表达了官方所感兴趣的片段。反过来，国家通过权力，试图按照图纸上的方式来塑造真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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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国家社会工程灾难的四个必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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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视角，只要稍作修改，我们可以观察那些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所发生的众多巨大的发展失败，比如俄罗斯的集体化，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的强制化村庄都是20世纪人类的巨大悲剧，无论是生命的丧失还是生活都无可逆转地被打乱（其实还有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改编者注），还有巴西利亚等新城市的失败。
为什么那么多试图改善人类状态的项目却只得到了悲剧式的结果？
我想说明，那些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带来的巨大灾难，产生于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
第一、对自然和社会制度的管理制度
也就是上面说的能够重塑社会的简单化，就它们自身而言，只是现代国家机器很普通的工具，它给我们带来好处，也给我们带来潜在威胁。
第二、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
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持这种观点的人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类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他们倾向于以视觉美学的观点来看理性的秩序，在他们看来，一个有效率的，被理性组织的城市、村庄是一个在几何学上显出标准化和有秩序的城市、村庄。
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是国家有权力的官员和首脑，他们热衷于某些类型的计划和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热衷不仅符合他们价值观，与他们的利益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已经是非常中心的描述了）。
还有一种会特别热衷此观点，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和技师等等，作为秩序的设计者，他们的技能和地位收到高度赞扬。
这种人在左派右派中都能发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特别希望使用国家权力为人民的工作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行为、世界观带来巨大的，乌托邦式的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乌托邦想象，本身是无害的，在一个自由的议会制国家中启动规划的时候，计划者就得和组织起来的国民（也就是议员）讨论协商，很可能促进改革。只有第三个因素加入之后，乌托邦才有真正的威胁。
第三、独裁主义的国家
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
第四、软弱的公民社会
这样的社会缺少抵制这些计划的能力。
简言之，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的可行性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愿望，独裁的国家有实现这个愿望的决定权和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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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善人类状况的计划为什么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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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设计或者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他们经常会忽略真实的生活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任何的生产过程都依赖于许多非正式的和随机的活动，而这些制度不可能被证实设计在规划中。
正式的项目往往不成文，甚至压抑非正式过程，这就不仅损坏了项目目标人群的利益，也最终导致了设计者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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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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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此言之凿凿，可能有点像我刚才批评的极端现代主义者那样，一旦你下定了结论，你怎么看怎么研究都是这个结论，我可能也如此。但我还是想为两种指责作出辩护。
第一，指责我的观点是毫无原则地崇拜那些地方的、传统和习惯的知识。我想说的是，我的观点不是说实践知识是自然的、神秘的和平等状态下的产物，我强调的是，如果没有正式项目所忽视的那些实践知识的参与，正式的规划是无法立足的。
第二，指责我无政府主义。我已经清楚地阐释过了，国家是一个令人苦恼的机构，一方面保护我们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我们的自由。
我的观点是：一个受到乌托邦计划和独裁主义鼓舞的，无视其国民的价值、希望和目标的国家，事实上会对人类美好生活构成致命的威胁。一般情况下，国家并非如此残酷，但我们需要权衡国家干预带来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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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些结论仍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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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成这本书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东欧地区已经取得完胜，这让我对一些国家行为方式的批评看起来像是考古学，然而我想强调的是，不只是国家，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同国家一样，也是均值化、一致化、坐标化和大刀阔斧的简单化的推动者。今天，全球化是推动同质化最强有力的力量，而国家有时反而成了地方差异和多样性的保护者。
我反对某一类特定国家，并不意味我和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主张是一样的，这两者都主张政治上自由的市场协作。
我们将会看到，从现代社会工程项目的失败中所得出的结论，同样适用于市场推动的标准化。
坦桑尼亚的村庄化计划的目标是发展和福利，与前苏联的集体化不可同日而语，却仍在经济、社会和生态上遭遇惨败。巴西利亚，这个充分体现了苏维埃现代主义设计思想的城市，在中国享有美誉，对当地市民们来说却是噩梦一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为什么宏大的规划常常失败？进而，为什么国家有时更像是人们的敌人？从行为学的角度说，大计划常常具备两个特征：1、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2、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的时候，仍然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行。
十亿蚁民犯下的错误也没有一个杰出人物犯下的大，因为权力无法同时做到不受制约和聪明。
在我看来，这本书是哈耶克理论的实证版，或者说，是案例版。
对于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到底是否有可能获得全部的知识和规律？从波普尔的观点来看，是不可能的。理论的创设不过是信息的简化，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一个清晰的视角。评价理论的好坏，对世界的解释能力和解释范围是重要的标准。很显然，还没有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而且，也不可能有。但是，既然是简化，就必然存在信息损失。损失的信息或许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除了理论、政策、法规等等精英知识，还必须尊重地方或者社会的民间传统和知识。对于向我们这样一个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大部分制度框架都是拿来主义，与地方传统的结合非常不好，而且也缺乏足够的尊重。当然，不是说政策制定者中没有进行调研的个体，但好玩的是，一些参与制定政策的人只相信自己看到的，所以大谈“中国国情”，地方民情，对所有外来的东西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又大谈国际经验借鉴，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香港模式、新加坡模式，理论演绎，强调规律的普适性。两方面人群基本上鸡同鸭讲。
本书给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却没有很好的答案。哈贝马斯的理论或许可以借鉴，但是如何具体操作，还没有看到很好的解决方案。这或许是未来公共政策研究所必须考虑的一个重点方向。
国家的视角，值得追问的是，国家是什么。黄仁宇先生所追求的数目字管理为人所称道，但若将其置于詹姆斯的分析框架中，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关系如何构建的，在数目字管理的背后，敷设高层机构和底层结构之间的法制性联系才是要害。
The 20th century is replete with ambitious,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al projects that have resulted in major fiascoes. Third World leaders have repeatedly engaged in social engineering, consistent with an ideological commitment to modernist solutions of basic socioeconomic problems. For Scott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Yale), the manifest failures have had tragic consequences. In a treatment that can only be termed brilliant, he has produced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developmental literature. Richly illustrative cases include the total modernist city planning of Brasilia,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Tanzanian compulsory villagiza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 and others. Such high-modernist experienc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both the hubris of planners and a legitimate desire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Too often elaborate approaches to a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order foundered on an ignorance of local conditions. Scott argues strongly for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even outright improvisation. His critique of the massive, sometimes utopian plans that have emerged from the state isolate such common conditions as an unqualified belief in the benefits of scientific intervention and a willingness to employ authoritarian power. In sum, this is a book of seminal importance for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indeed,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Highly recommended for upper-division undergraduates and above. J. D. Martz;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Park Campus
还没看完。初看挺新鲜，继续看下去觉得作者的观点也不能过度拓展。以理性化为核心的现代性当然要追求事物的可控和清晰。难道含糊、混乱和毛糙才是应该追求的状态？
黄仁宇先生不是说传统中国的衰败不就因为缺乏“数目字的管理”吗？国家的管理完全基于含糊的圣人言论和粗糙的感性描述。
除非这个世界上没有了生存竞争，没有了对“效率”的狂热追求，否则作者反对的东西还得照常进行。
上路前，抓了几本书，其中就有这本。在火车上看完这本书后，收获很大，感想也很多。我不知道从应该如何来与大家一起分享读后感。这本书内容丰富，资料详实，证据充分，分析深入，有理有据，观点中肯，很多分析判断让人信服，应该说是一本好书，可是在这本书有让我对有的东西有新的了解，对有的问题有更深入的看法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困惑。所以，决定分成？部分写。一部分是简单介绍一下全书内容，再就是读书的收获，以及我从工作的角度如何来看。
之一：本书概括
本书作者主要是通过分析一些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失败的原因，来告诉我们在试图改变人类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和问题。
作者在书中举了四点来分析一些情况失败的原因：
1．
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也就是。。。能够重塑社会的国家简单化；
2．
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他们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生产能力的扩大、人们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以及对自然(包括人类社会)的掌握有很强烈的信心。。
3．
一个独裁主义国家；
4．
软弱的公民社会。
作者通过案例分别从这四点来对失败的原因进行论证。
关于第一点举的例子是种值单一经济林和国家改造农田来说明，为了便于统治者管理，简单化地对待人，田，生产，城市和农林既便于管理，赋税，也便于改造，使之为国家，或说统治阶级服务。
比如，从书一开始所讲的森林。作者认为，当森林被视为国家的财政收入之一时，“树的多种多样的用途都被单一木材和燃料的体积所代表的抽象的树取代。如果关于森林的概念仍然是实用主义，那么也就只是直接满足国家需要的实用主义。”于是，森林也好，生态也好，环境也好，都被摒弃在图表文件之外，草、花、苔藓、灌木、藤都不见了，爬行动物、鸟和数量众多的昆虫也不见了。说白了，图上的树就是钱，或经济利益的代表，其它凡是不能给国家，但是可以给农民或当地人，带来看不见的，长远的，包括文化和经济的元素，如“打猎、采集、放牧、打鱼、烧炭、挖设陷阱捕兽、采集食物和贵重矿物，以及森林在巫术、崇拜、避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往往都被忽视了。”
而原因之一就是实用主义者把自然当成“自然资源”来对待，而只关注他们目前认为对人类有用的因素。而后果就是：一，破坏了生物多样性； 二，破坏了自然平衡； 三，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 四，长期看来，单一品种的脆弱性和不经济。
作者说：“将一个尚未被理解的复杂关系体和过程割裂开来，从而试图得到单一工具价值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任何干扰关键商品有效生产的因素都要被清除，任何看起来与关键产品的生产没有关系的事物都被忽略。”
随着工业的发展，在以前的国家简单化管理有了科技的武装后，更加变本加厉，威力更大，从而破坏性更大。在第二章作者先分析介绍了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按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强烈（甚至是僵化的）信念。而这些进步与183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和北美的工业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中心就是对持续性进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需要以及与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相应生产的不断增长的对控制自然（包括人类本性）的超强自信。因此极端主义是一个关于将科学技术进步应用于—往往通地国家—人类活动各领域的全盘幻想。
作者认为多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国家发展的悲剧都来源于三个因素致命的结合。
1，
对自然和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极端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它为许多不同的政治派别所接受，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而且主要是一些管理，工程师，科学家，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所推崇。
2，
毫无节制地滥用现代国家权力作为达到目标的工具。
3，
缺乏抵制这些计划能力的软弱和顺从的市民社会。
于是，我们看到了在20世纪，这种以科学进步的名义所造成的迫害充斥了我们的历史
教科书，从美国的现代农业生产，到中国的大跃进，从苏维埃集体化农业到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的失败，无不是国家，或某些精英分子，以科学进步和发展的名义造成了种种恶果。在第二章中，作者对现代极端主义种种弊端，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针对这些失败的项目，作者提出了“米提斯”概念。米提斯包括如本土技术知识，民
间智慧，实践技能，技术知识等各种知识有机结合，根据实际践情况而不是实验书本知识来改造人类生活。作者举了简单的例子，说人们可以根据观察，分析，试验和总结撰写一份清晰的自行车指南，但是很难想像初学者能够按照指南第一次试骑就会。要掌握骑自行车就需要不断地、几乎察觉不到的调整，最好的方法就是实际练习。
作者总结说，“如果说在林业、革命、城市规划、农业和农村定居中有一般的规律可言，这些一般规律对我们理解这个森林、这个革命和这个农场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所有的农业都发生在特定的空间（农田、土壤和作物）、特定的时间（气候类型、季节、害虫数量的变化）、为了特定的目的（有着自我需求和口味的家庭）。不顾这些特殊性，机械地应用一般规律只能导致实践上的失败、社会主义理想的幻灭，或者二者兼有。”作者分析，现代西方技术的发展是通过观察，总结出一套抽象，概括的，具有普便性意义的观点，然后利用某些观察的观点来作为行动的指导，过分强调了统一性，普便性，概括性，而忽略了项目对像的个性，特殊性和地方性。
作者通过语言来形象地说明的米提斯与技术的区别：“就像实际说话并不是从语法中推演出来的，米提斯也不是从一般规律推演出来的。讲话是能过模仿、使用、试验和错误而发展的。学习母语是一个随机的过程—一个连续的、不断纠正错误以接近目标的过程。我们并非从学习字母、单词、句子片断和语法规则开始，然后使用这些内容创造语法正确的句子。”作者评论，在实际生活中，语言不断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发展，不断有新的词语创造，组合，语法也在不断变化与突破。看到这里我想到了中国的语言变化，从古文，到现代文，从骈文到唐诗宋词，而语法也是根据实际生活的变化而调整，而不是把语法当成教条，一成不变。是扬弃的过程，是互动的。
在结语中，作者说，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插曲至少在两个方面可以被认为是悲剧。第一，那些项目背后的预言家和设计者犯了自大的毛病，忘记了自己也是凡人，行动的时候似乎觉得自己是上帝。第二，他们的行动远非攫取权利和财富，而是被改善人类条件的真诚希望所鼓舞—这个希望本身带有致命的弱点。
基于这些经验，以及结合米提斯的分析，作者提出了四个建议：
1，
小步走。我们更应该尽可能迈小步，停一停，退后观察，然后再计划下一小步的行动。
2，
鼓励可行性。鼓励那些一旦被发现有错误就很容易被恢复原状的项目。
3，
为意外情况做准备。要选择那些对末预见事物有很大适应性的计划。
4，计划涉及的人将来都会发展出经验和洞察力，从而改进设计。
之二，困惑与发展工作
对于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失败项目现在在中国都可以一一对应起来：
广西的速生桉种植如同文中的国家林业管理项目；
中国上下都在推的新农村建设在执行过程中与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项目何其相似；
广西南宁美食街政府强令搬迁后，结果一下没生意；最后又搬回老地方马上生意活起来，完全可以用作者文中对巴西利亚现代城市建设的理论解释；
中国大跃进简直就是苏联集体农庄的翻版；
。。。。。。
以上所有的些项目，如作者提示的：第一，所有极端现代主义者的干预都是以寻求帮助和保护公民名义并在他们协助下实施的；但是因为没有科学对待，结果破坏大于成就，损失大于收获。
第二，在方方面面，我们都是各种极端主义项目的受益人。
看这本书时，我意识到那些导致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失败项目在原因，恰恰正是某些项目成功的原因。
中国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从农村三通：通电，通水，通路，到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从毛泽东时代的普及医疗，教育，到现在的建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无一不与那四个失败的要素对应起来。而这些项目，却都成功了，至少从目前社会发展和我的认知水平来说，是成功的。
这又如何解释呢？
我觉得有几点：一，失败的项目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大众，社会，而是某些利益集团，如官僚，商人或某些精英分子；二，这些项目与当地人，或老百姓的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三，这些项目的设计的确很好地帮助了提高生活和生产。
作者举例说，如种痘，火柴，手电筒，抗生素等这些产品进入人们生活，就是他们通过了米提斯的检验，让技术与当地人的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作者提出了要把各种实际知识、共识，经验、本领、和“米提斯”（如本土技术知识，民间智慧，实践技能，技术知识）等结合起来，综合地去考虑问题，包括尊重，了解每一个地方的文化，地理，气候，人口，风俗，习惯等，让我们多跳出技术看问题，把很多非正式的活动也要一并考虑，从而让所有的活动能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
作者认为：“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他们经常会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严格服从规则地工作（work-to-rule）的失败可以清楚地说明一点，它们表明，任何生产过程都依赖于许多非正式的和随机的活动，而这些活动不可能被正式设计在规划中。仅仅严格地服从制度而没有非正式和随机的活动，生产可能在事实上已经被迫停止。。。。。。正式项目实际上寄生于非正式的过程，没有这些非正式的过程，正式项目既不能产生，也不能存在。然而正式的项目往往不承认，甚至压抑非正式过程，这就不仅损坏了项目目标人群的利益，也最终导致了设计者的失败。”
我想到了我的工作。
这本书对发展工作来说，意义有三个：
一是我们要抱着谦虚的态度进入社区，而不是自以为先进，就高高在上，颐气指使；要充分尊重和了解当地人的生产方式，并且考虑如何结合当地的情况来开展有关工作；比如，某些制度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农村现成的，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制度和规定，而不要一味强调我们的方式和方法；不然，我们很可能如历史上发生的，好心办坏事。再先进的科技，再好的用心，如果不能科学地对待，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人祸大于天灾。
二是我们要帮助当地人树立对传统民间知识的保护意识，甚至包括自信心和自豪感。不要一味迷信现代科技，把自己的过去给否定了。让他们从现代科技很强势的压力下，科学地对待自己的本土文化和传统。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感想就是做发展工作，不是商业活动和工业生产，不能片面追求效果，规模，并以受益人群多少，区域大小，资金量多大来评价和衡量。就像作者说的，不能简单化和清晰化地来对待我们的工作。发展工作的对象是人，是村庄，人有思想，村庄有文化，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环境对新事物的理解，接受和消化程度都不一样。同样一个道理，可能一个人领悟快，接受快，或一个村庄很团结，项目执行起来就顺利；而另一个人，或村庄，因为种种原因，接受慢，项目执行起来不但慢，可能项目还会失败。而这些东西，都是项目外的非正式活动，我们是无法考虑到项目中去的，也无法在图表，数据，地图中反应出来。就像前段时间和朋友谈的，同样二个能力一样的人，可能一个人一年只做了5万元的项目，而另一个人则做了20万；如果我们根据资金量来分析，肯定做5万的会很不利。可是如果我们深入地，系统地分析了解，就会发现，原来，很多非正式的因素对项目的影响是巨大的，与能力无关。而同时，也告诉我们，做项目时，要把众多如历史，文化，社会关系，政治制度与环境，人口素质等众多因素考虑进去，而不要仅仅从报告，图表和数据上去考虑问题。
总的来说，这本书很不错，值得一读。至少对我而言，很多地方分析得很透，论点鲜明，引起了我的共鸣。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也难免有不科学的地方，欢迎大家拍砖。
为人类的创造力做计划。计划永远要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那些
杨荷：预期之外的复杂－评《国家的视角》
“我在头脑里建造一座样板城市，可以按照她来演变出所有可能的城市来，”忽必烈说，“她包含一切符合常规的东西。鉴于现有的城市都或多或少偏离常规，我就只须预先料想到常规的种种例外，便能计算出它们最可能的组合形式来。”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巴西的首府巴西利亚建造于20世纪，它的设计风格受到现代主义建筑学大师勒•柯布西耶的影响，是一座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对于规划建造这座城市的设计师来说，它的宏伟庄严堪与彼得大帝兴建的圣彼得堡相媲美；对于巴西利亚的居民来说，“这是一座没有拥挤人群的城市”，单调，而又缺乏生活情趣。城市依其区域的主要功能可划分为行政区、商业区、居住区与工业区等等，已不是什么稀奇事，然而巴西利亚城区功能的划分极其严格，使得这座现代化的城市显得死气沉沉。规划者将居民楼组成方形居住区，居住区之间是为机械化交通工具设计的宽敞马路。这里见不到热闹的街角和街道两旁长长地延伸出去的店铺，因为按照规定，每四个方形的住宅区才拥有数量有限的零售店，一所电影院和中学；甚至连购物商场的地点和大小也是按照规划者的事先计算来决定的。
从城市的规划者和管理者的角度看，新建的巴西利亚符合清晰整洁、简单有序的几何美学标准和公平合理、严谨科学的政治理念。他们考虑如何将人们最快捷最有效率地从住宅区运往商业区或是工业区，所以城市的马路修得笔直而宽敞，最大程度地减少了交通阻塞。为了体现公平的原则，每家每户住在面积和格局相同，甚至外观都一模一样的公寓中，贫富差异被相同的住宅掩盖，同时被掩盖的还有个人审美观的迥异。容易成为藏污纳垢之场所的贫民窟不见了踪影，设计者认为这是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因素。总之，巴西利亚是一所健康、理性、公正的乌托邦式城市，“巴西文明的未来传导者将震惊于这些无名巨人的伟大成就”。
这样一座城市给巴西利亚的居民带来的究竟是便捷还是障碍？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中，詹姆斯•斯科特教授对此提出了疑问。他也许不是最早批判这种规划思路的人，作为《建筑学论坛》杂志副主编的简•雅各布，在她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也谈到了规划者应该对公共秩序的微观社会学保持注意。巴西利亚的规划者尽管考虑到城市宏观水平上的和谐与健康，却忽略了微观秩序上的复杂性。比如，街头一家便利店的老板，在一个上午也许不仅卖出了几包香烟；还帮助需要调换零钱的小贩换了零钱；为几位问路的游客指路；或许偶然地，他还成为目击一起交通事故的证人。即便是一家便利店的社会功能也是多样性的，如果强行从地理上将不同的建筑，不同的机构隔离开来，城市微观的社会秩序就被人为地破坏了，人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都将受到诸多限制。
规划者试图将动态发展中的城市束缚在静态的格局之中，然而城市的复杂结构之演变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假设一个勤勉的规划者收集到尽可能多的信息，他的信息也无法满足所有微观个体不同的需求，更何况并非所有的规划者都有这样的耐心去收集信息。即使数学与工程学中动态规划和最优化理论发展得更加完备，试图预测并规定一座不断变化的城市图景也注定要失败。詹姆斯•斯科特对中央计划式的城市规划思路的批判，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观点遥相呼应。詹姆斯•斯科特希望每个人都参与城市的建造和发展过程，这样的城市才是一座有生气的城市。而哈耶克论证了，在计划经济的安排下，社会运作的效率远不如市场价格指导下的自由市场的效率高。
自启蒙时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重大进步使得百科全书派哲学家坚信宇宙是有序的，人类能够倚仗科学知识和理性的思索探寻到万事万物的规律，这种乐观的情绪鼓励着人们改造自然、改善社会。然而哈耶克提醒人们，人类在改善社会秩序的努力中，如果不想弄巧成拙，他就必须明白自己不可能获得主宰事务进程的所有知识。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一篇经典论文《有目的性的社会行动之不可预期的后果》中，也曾解释过为什么美好的愿望往往事与愿违。进入项目策划者视线的只是行动的直接结果，然而在事件的进程之中，各种因素（也许仅仅是气候的变化）都可能给行动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詹姆斯•斯科特在书中还详细探讨了苏维埃集体化农庄给农村经济带来的灾难，坦桑尼亚的强制农村化对农业的影响，德国科学林业种植单一树种森林的失败等等。并非所有的集体项目都会以失败告终，而对于书中提及的那些失败的项目，詹姆斯•斯科特总结有如下几条教训：其一是国家管理者为了控制的方便，往往采取清晰简单、“一刀切”的运作方式，忽略了项目实施过程中复杂的细节；第二是管理者对某种美学形式的追求（比如宏大的气势、对称的格局、表面上看严整规则的秩序），致使他们未考虑到社会微观层面上的合理结构；第三是管理者希望迅速达到某个客观目标，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就犯过类似的错误。
他不仅仅批判了这些现象，还提出了颇有建设性的意见。通过重新定义一个源自古希腊语的概念——米提斯，詹姆斯•斯科特希望人们不要忘记理性和科学的局限之处，注重实践的知识和本土知识，给不可预期的事物留一点余地，给未来的发展留一点弹性空间。米提斯的原意是“狡猾的智能”，在本书中意指“本土技术知识”、“民间智慧”、“实践技能”等等。表面上看用途不大的实践知识能够在关键之处警示人们，而表面上看来混乱无序的结构也许是内部功能的合理体现。如果人们对他以象牙塔里的学者身份表态而不以为然的话，应该告诉大家，他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是研究东南亚问题的专家，曾在东南亚和欧洲的许多国家做过实地考查，曾向马来西亚农村中的长者学习如何将危害果树的大红蚂蚁赶走的秘诀。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詹姆斯•C.斯科特著 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5元。
【读品·杨荷】
“我在头脑里建造一座样板城市，可以按照她来演变出所有可能的城市来，”忽必烈说，“她包含一切符合常规的东西。鉴于现有的城市都或多或少偏离常规，我就只须预先料想到常规的种种例外，便能计算出它们最可能的组合形式来。”
卡尔维诺
《看不见的城市》
预期之外的复杂
巴西的首府巴西利亚建造于20世纪，它的设计风格受到现代主义建筑学大师勒·柯布西耶的影响，是一座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对于规划建造这座城市的设计师来说，它的宏伟庄严堪与彼得大帝兴建的圣彼得堡相媲美；对于巴西利亚的居民来说，“这是一座没有拥挤人群的城市”，单调，而又缺乏生活情趣。城市依其区域的主要功能可划分为行政区、商业区、居住区与工业区等等，已不是什么稀奇事，然而巴西利亚城区功能的划分极其严格，使得这座现代化的城市显得死气沉沉。规划者将居民楼组成方形居住区，居住区之间是为机械化交通工具设计的宽敞马路。这里见不到热闹的街角和街道两旁长长地延伸出去的店铺，因为按照规定，每四个方形的住宅区才拥有数量有限的零售店，一所电影院和中学；甚至连购物商场的地点和大小也是按照规划者的事先计算来决定的。
从城市的规划者和管理者的角度看，新建的巴西利亚符合清晰整洁、简单有序的几何美学标准和公平合理、严谨科学的政治理念。他们考虑如何将人们最快捷最有效率地从住宅区运往商业区或是工业区，所以城市的马路修得笔直而宽敞，最大程度地减少了交通阻塞。为了体现公平的原则，每家每户住在面积和格局相同，甚至外观都一模一样的公寓中，贫富差异被相同的住宅掩盖，同时被掩盖的还有个人审美观的迥异。容易成为藏污纳垢之场所的贫民窟不见了踪影，设计者认为这是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因素。总之，巴西利亚是一所健康、理性、公正的乌托邦式城市，“巴西文明的未来传导者将震惊于这些无名巨人的伟大成就”。
这样一座城市给巴西利亚的居民带来的究竟是便捷还是障碍？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中，詹姆斯·斯科特教授对此提出了疑问。他也许不是最早批判这种规划思路的人，作为《建筑学论坛》杂志副主编的简·雅各布，在她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也谈到了规划者应该对公共秩序的微观社会学保持注意。巴西利亚的规划者尽管考虑到城市宏观水平上的和谐与健康，却忽略了微观秩序上的复杂性。比如，街头一家便利店的老板，在一个上午也许不仅卖出了几包香烟；还帮需要调换零钱的小贩换了零钱；为几位问路的游客指路；或许偶然地，他还成为目击一起交通事故的证人。即便是一家便利店的社会功能也是多样性的，如果强行从地理上将不同的建筑，不同的机构隔离开来，城市微观的社会秩序就被人为地破坏了，人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都将受到诸多限制。
规划者试图将动态发展中的城市束缚在静态的格局之中，然而城市的复杂结构之演变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假设一个勤勉的规划者收集到尽可能多的信息，他的信息也无法满足所有微观个体不同的需求，更何况并非所有的规划者都有这样的耐心去收集信息。即使数学与工程学中动态规划和最优化理论发展得更加完备，试图预测并规定一座不断变化的城市图景也注定要失败。詹姆斯·斯科特对中央计划式的城市规划思路的批判，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观点遥相呼应。詹姆斯·斯科特希望每个人都参与城市的建造和发展过程，这样的城市才是一座有生气的城市。而哈耶克论证了，在计划经济的安排下，社会运作的效率远不如市场价格指导下的自由市场的效率高。
自启蒙时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重大进步使得百科全书派哲学家坚信宇宙是有序的，人类能够倚仗科学知识和理性的思索探寻到万事万物的规律，这种乐观的情绪鼓励着人们改造自然、改善社会。然而哈耶克提醒人们，人类在改善社会秩序的努力中，如果不想弄巧成拙，他就必须明白自己不可能获得主宰事务进程的所有知识。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一篇经典论文《有目的性的社会行动之不可预期的后果》中，也曾解释过为什么美好的愿望往往事与愿违。进入项目策划者视线的只是行动的直接结果，然而在事件的进程之中，各种因素（也许仅仅是气候的变化）都可能给行动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詹姆斯·斯科特在书中还详细探讨了苏维埃集体化农庄给农村经济带来的灾难，坦桑尼亚的强制农村化对农业的影响，德国科学林业种植单一树种森林的失败等等。并非所有的集体项目都会以失败告终，而对于书中提及的那些失败的项目，詹姆斯·斯科特总结有如下几条教训：其一是国家管理者为了控制的方便，往往采取清晰简单、“一刀切”的运作方式，忽略了项目实施过程中复杂的细节；第二是管理者对某种美学形式的追求（比如宏大的气势、对称的格局、表面上看严整规则的秩序），致使他们未考虑到社会微观层面上的合理结构；第三是管理者希望迅速达到某个客观目标，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就犯过类似的错误。
他不仅仅批判了这些现象，还提出了颇有建设性的意见。通过重新定义一个源自古希腊语的概念——米提斯，詹姆斯·斯科特希望人们不要忘记理性和科学的局限之处，注重实践的知识和本土知识，给不可预期的事物留一点余地，给未来的发展留一点弹性空间。米提斯的原意是“狡猾的智能”，在本书中意指“本土技术知识”、“民间智慧”、“实践技能”等等。表面上看用途不大的实践知识能够在关键之处警示人们，而表面上看来混乱无序的结构也许是内部功能的合理体现。如果人们对他以象牙塔里的学者身份表态而不以为然的话，应该告诉大家，他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是研究东南亚问题的专家，曾在东南亚和欧洲的许多国家做过实地考查，曾向马来西亚农村中的长者学习如何将危害果树的大红蚂蚁赶走的秘诀。
我觉得最近翻译过来的欧洲这方面的文献，都有种“国务院津贴项目”的即视感~
关键是这本书是再版，据译者说影响超乎意料，总之看的我非常不耐烦！
这本还没来得及看。最近看米格代尔的《强社会与弱国家》，讲一些比较类似的问题。糟糕的是，米格代尔一开始尝试界定“国家”的时候似乎就含糊其辞：受西方影响下尝试的现代政府就算国家，前现代的地方政治组织就算社会。
对政府和国家的定义实在是人言人殊，不过米格代尔的定义看似也太草率了。另外我不太喜欢对市民社会或者所谓“强社会”的乌托邦式描绘。
米个代尔这样的观点，实际上表现了后来的学者一提到国家，都是通过“国家机器”来做预设的，“社会”就被作为一个“非机器”或者“反机器”的范畴。这其实还是遵循阿多诺的传统。问题是阿多诺眼中的“社会”是这样一个存在么？这方面的问题，推荐一下维尔默的书~
除了国家机器的预设，还有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的预设。我觉得米格代尔的定义接近以民族国家作为划分标准的提法。
另外为神马是遵循阿多诺的传统，而不是葛兰西或者阿尔都塞？
我个人觉得阿多诺是西马里真正涉及都“多样性”问题的人，他的所有理论一个潜在的核心就是厘清什么是真正的“多样性”，所以一方面他反对上层同一性哲学，另一方面也批判大众文化。因为在他看来这两种都是“机器”，无论使用主体是谁。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传统中就没有这个问题，他们的批判是基于主体的判别。
个人觉得不算本雅明这种西马边缘人物，西马最特别的两个人是布洛赫和阿多诺，这两个人比其他的西马人物都有研究价值，包括哈贝马斯都不如这两位。
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哦？？难道是自发的？
历史应该是自发秩序，不能人为设计，最好的办法是顺应这个自发秩序，比如给予更多的自由空间，在架构上更能容忍自由。
请问你是王晓毅本人吗
不是~
晕你竟然给了四星！
我觉得，最后那句话再增添三个字更好:社会的健康运转其实有赖于各种不同权力之间的平衡与冲突。
@mujun 看来你比我批判性强多啦。。。
矫枉过正，动态的问题动态的考量，此人野心很大，想用非经济领域的东西来佐证哈耶克的思想罢了。
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是，只要有机会，管理人员都会倾向于可操作性的提升。而人为的干预，必将毁坏以前的生态平和也罢，市场经济也罢。
地方知识的确有被抬高的嫌疑
但是以国家视角来看，总会出现管理层缺位的问题。就是管理人员只负责管理，专业化、科层化，最后变得麻木不仁。
地方知识也是在动态变化着的，而国家的专业知识库，则有时候得不到及时的更正和更新。
于是就出现了，管理层继续用过期的知识，指挥社会工程的局面。
还是那句话，农民关心的，只是这块田能养多少人而已。
这本书的最高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反洗脑的措施
让人民觉醒，不，其实人民早就觉醒了，从盐铁论那不和用的铁钳就觉醒了。
政府并不一定是必要的~
所以作为一本小政府的甚至是你说得无政府主义的书
我很喜欢
不存在什么二义性，我坚信，一个系统的自适应要么自己崩溃重来，要么就好好运转，由政府做干预，就会变得波动不堪
推荐你看《十年沧桑》，里面也有大量的农业转型的文章，和研究。
事实证明科学计划，无知且傲慢
而且数理学派也始终没能解决一般均衡方程的无数解
大家只能穿一样的胶鞋~~~
Scott不喜欢哈耶克，他在书里明确说了。楼上少yy了～
好吧，我看书不仔细，闪人，mujun大师一出马，杀伤力颇大啊~~~
和楼主同感，作者支持无政府主义。抛开学术不说，从应用的角度看，任何政府，任何时代都会有国家项目，大型工程。这些工程、项目难免不会统一标准，量化评估，所谓“一刀切”难以避免。而无为而治可能更坏。
作者在introduction里就说了自己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更提醒读者不要因为这本书就举起无政府主义的旗帜额
至于什么证明哈耶克的就更扯了，Moral Economy of Peasants里就可以看出他有多不爽市场经济侵蚀农民那种嵌入于社会关系和文化习俗的经济理念了。这里也是说国家官僚系统和市场经济都是一元化的思维，不过国家官僚机器是科层管理+简化管理的思维，市场经济是单一价格决定一切的思路而已
物种的多样性是很重要的
吓死我了，差点以为你要说理性不适用于管理国家……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啊啊啊啊啊
你要闹哪样
啊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
你买了？求借
我借的cosine的……
哦……那就更好了XDDD
下周上课时我还给他
总有人想将历史逐渐往前推进，现代社会的进步不是那么好估量的，公私权力的博弈、意识形态的争端都是问题
从楼主的压缩版导言看，本书行文不太有趣？
是的，得耐心读才行。
资本主义在东欧取得完胜？我风中凌乱了。
其次，比起所谓的乌托邦式的计划而言，资本主义本身对简单化、均一化的要求往往更为剧烈，因为这不是几个掌握权力的人的愿望，而是身处所有资本主义里的所有人的愿望。整个事情完全颠倒过来了，是所有人都希望废除掉非正式的过程，所有人都希望被简单化、均一化，变成一个“单向度的人”。而这还是在所谓最自由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发生的。
我的理解：是国家这个机构本身“对简单化、均一化的要求”，资本主义尤其是全球化对此起到了加速的作用，但整体而言，对改善人类的状况是起到了十分正面的作用。但这本书重点不在讨论资本主义和全球化，重点不在于不同特色的文化如何共存，他不是另外一本《世界是平的》，他讨论的重点在于“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他给的四点意见基本中肯。
先声明我作为一个认同马克思的理论的人，很难认同这种“正面的作用”。
问题在于，由于分工的细化、人的活动范围和交往的扩大，人本来应该越来越具有个性，越来越向着丰富性发展，但是资本主义一边为这种丰富性提供了极广阔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却不得不依凭自己的逻辑迫使每个人不断产生简单化与均一化的愿望，否则个人将很难在这个社会上很好地生活下去。
因此我认为，这种改善人类状况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采用或者在一些历史阶段根本还不存在一种可以使社会共同（我想加粗）控制和计划一个社会工程的模式。每个人在思考问题时，都不得不首先将其简单化、均一化，否则就违背了人的认知规律，因此不能简单地批判简单化均一化的思维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发展出一种共同决定社会项目的机制，而我想这种机制在资本主义里是不能完全出现的，它首先就要受制于生产资料私有制。
呵呵，我所谓之“正面作用”，主要指的是，人类营养问题的改善，居住条件的改善，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这些所谓的“硬指标”。与之相对应的，那些不成功的案例，其不成功是指，人类营养问题的恶化，居住条件的恶化，平均寿命的减短——最重要的重点是：这不是一本讨论资本主义的书。
我也没有讨论在主要讨论资本主义。问题是在于，使得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那些社会工程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全世界（首先必须承认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剩余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及那些国家）范围内其实是缺失的。
所以SCOTT给出的结论很重要:大项目要小步走,可回溯
同时要重视所谓的民间智慧,说白了就是要注意时间的维度,因为民间智慧是经历时间考虑的
把Scott的无政府主义等同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倒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联想。其实这本书英文版的序言最后，Scott说，我所指的那种high modernism，其实也包括了在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里被奉为正宗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也就是说他老人家对哈耶克还是很不屑的。
不过，美国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对于哈耶克，总归是不屑的，他们当中也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好好理解过哈耶克到底讲了点啥，所以他们对哈耶克什么评价其实也无所谓。
有所谓的是这个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和社会的自发秩序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按照福柯在生命权力的诞生那本书里的观点，新自由主义与治理术互为表里，因为那一个一个要为自己负责的，有理性选择能力的“个人”，正是国家造出来的。“自发秩序”是这一切努力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福柯的这本书虽然没有看过，但是这个问题很好，事实上想要说的是如何“塑造”出“自觉”的个体，国家与个人自由的发展之间到底是何种关联，国家的功能和边界在哪里。
生命权力的诞生好像刚刚被翻译成中文。其实英语学界也是近两三年才开始关注这些福柯晚期在法兰西学院的讲义的。生命权力的诞生和领土、安全与人口，都是很重要的著作。对我来说重要程度远远胜过性史、规训与惩罚之类的作品。而且规训与惩罚这样的作品经常被人误读，理解成“权力无所不在的渗透”，然后拿去分析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对民众生活习惯的规训，这是极有问题的。看了生命权力的诞生和领土、安全与人口，澄清了治理术和自由主义之间互为表里的关系，对那种乱套的做法，多少算剂清醒药。
好像翻译成生命政治的诞生，卓越上还找不到，也许过几天会有了。
其实Scott是否看得起Hayek不是重点，重点是我看起来两个人在怀疑政府理性方面是一致的，而且逻辑也是一致的，都强调的是信息的多元化导致理性设计不可能实现。
个人理性的度需要集体理性来约束... 虽然黄仁宇先生是那么认为， 我们还是需要对之存疑，是不是只是缺乏“数目字管理”造成的...
作者在整部书中反复强调他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无意反对国家的清晰化控制。但是极端现代主义的自大令国家往往忽视了那些在实际操作中起了巨大作用的米提斯，结语里很明确的阐述了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说，民主制度就建立在一下假设基础上，即公民的米提斯经过一定调整应该可以持续地修正这个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过犹不及”，凡事都有个适度。作者并没有全盘否定理性和清晰化，我们也不必把书中一些观点神圣化，教条化，或者另一个极端斥为歪理邪说。我觉的这本书更多的是提供给我们一个视角，一次思考，多一份敬畏，多一份思考，少一些理所当然的轻视。总之还是值得一读的。
我觉得之所以不可控是因为人类的认知还有限而已，比如像巴西利亚这样的项目之所以达不到预定目标不外乎三个原因：一、细节考虑太少，对现在社会的认识还不够；二、不够理性，为了达到一种审美上的目标而忽略了更理性更科学的追求；三、希望一劳永逸（这种态度是非常不理性的，因为一劳永逸从根本上违背逻辑和物质世界客观规律），而不是不断调整和修正。换句话说，“数目字管理”的精度和效率还不够。
我觉得作者并没有否定理性，而是要求我们考虑问题更细致，更贴近人性，从而在理性管理的道路上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而已。
说来说去都是一句话，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符合实际。
看，楼主，我一句话把您这篇文章给总结了。
哈哈。精辟！
前来膜拜楼主。
膜拜梅小满
对书的脉络都掌握得很清楚 又归结到对自己生活得总结 写得好
推荐一个读书报告，觉得很好：
我们的视角
（环境学院05级1班 李颖）
一．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更美的图，但我们生活的社会不是一张白纸
二．城市规划是一种文化的继承表现
三．自然可能是精确的，但是现实生活中的逻辑却是错综复杂和混乱的
四．失败往往来源于我们的自负和对社会责任感的缺乏
五．我们需要秩序化，需要理性化，但更需要人性化
这只是人家的提纲，原文虽短却不乏精辟见解。
你贴过了，要不要再贴？
INSPIRING!
《有目的性的社会行动之不可预期的后果》
进入项目策划者视线的只是行动的直接结果，然而在事件的进程之中，各种因素（也许仅仅是气候的变化）都可能给行动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
这些然我联想到对于一个项目的运营过程，开始计划都是很顺利的，可是到了施行的时候，会有很多变数存在。有经验的人员与没有经验的人，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区别出来，就像文中所说的“注重实践的知识”
项目的运营，涉及到很多用户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给行动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规划者试图将动态发展中的城市束缚在静态的格局之中，然而城市的复杂结构之演变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正像项目的运营一样，项目计划可以猜得中如何开始，却永远猜不中如何结束
“每个人都参与城市的建造和发展过程，这样的城市才是一座有生气的城市。”运营也是如此，搭建一个平台，规定一个开始，然后让用户去主导整个过程，适当的引导和激励，管他结局是如何呢！
good remark.........
人不可能掌握所有变量，人不是神。
所谓测不准原理应该适用于一切微观情境的
撒切尔也说过，所有的事情即使做了最充分的准备，都往往还是会发生意外
每次想到“不确定性”有种无力感。有退缩和沮丧倾向
所以混沌理论成为了现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潮之一。有时候也会想，得知事件之不可预料性是否可以成为内心坦然的最大理由。
人们总是在假设一切都可以控制，而且，总是不承认自己并不是那万能的上帝，所有的预期是人可以达到的，但是达到的却是那么的少。
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一谈到斯科特这本书就会提到哈耶克，明明他和哈耶克是站在两个极端的位置上
LS！！惊现！！我记得你当年很火的帖子！！！
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