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历史
2008-01
新世界出版社
[法]勒内·格鲁塞
347
260000
秦传安
无
作为一个研究东方文明的世界级知名学者，勒内·格鲁塞所著的这本《伟大的历史》与平常的“通史”相比有很大的区别，相较于一般通史中偏重政治、军事等“大事件”，本书更偏重于文化的层次。因此，我们从书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从原始蒙昧中的崛起，更可以看到一个伟大文明绵延五千年的波澜壮阔，从中读出思想的睿智和艺术的儒雅。当政治和军事从历史的视野中淡出之时，我们的内心将不得不对一个伟大文明心生崇敬之情。
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1885-1952），法同著名历史学家，一生潜心研究东方历史与文化，是法国亚洲史学界的泰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法国军队工作。1925年，被任命为巴黎吉美博物馆的助理管理员。1933年，成为塞努奇博物馆的馆藏指导及亚洲艺术藏品的负责人。
第1章 中土第2章 先民的扩张第3章 封建制度与侠士精神第4章 先圣先贤第5章 火与剑第6章 中国的恺撒第7章 过渡时期第8章 华夏盛世第9章 文人的胜利第10章 丝绸之路第11章 佛教的启示第12章 汉代的盛衰第13章 三国鼎立第14章 大入侵第15章 北魏的艺术第16章 天子隋炀帝第17章 太守李世民第18章 宫廷大戏第19章 大时代第20章 社会危机第21章 宋代与改革的难题第22章 星座上的梦想家：徽宗皇帝第23章 生活的优雅第24章 中国思想的结晶第25章 征服者第26章 大汗忽必烈第27章 马可·波罗第28章 一次民族复辟：明代第29章 1644年的大戏第30章 大清皇帝译后记
第1章 中土亚洲文明是众多美索不达米亚之类的大冲积平原的产物，这些地方，土壤的天然肥沃激发了人的农业才能。这就是巴比伦在西亚的情形，也是中国的“中原”在东亚的情形。这片大平原，从北方的北京到南方的淮河，从西部洛阳的通衢大道到东部山东的崇山峻岭，覆盖范围超过12万5千平方英里，面积比英格兰和爱尔兰还要大。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同样，中原也是黄河及其支流的馈赠。“在相对晚近的时期里：我们是在地质学家所赋予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说法，这块平原是一片海湾，大海的波涛冲刷着山西的绝壁悬崖，而今天的山东半岛，当时还是一座岛屿。”从远古时期起，黄河就从更远的西部黄土高原携带着巨大的泥土冲积层滚滚而下，把它们堆积到这一区域，因此创造了一片非凡肥沃的冲积土。作为这一泥土沉积物不断积累的结果，大海被阻挡住了，海岸线不断向东延伸；这个过程今天依然在继续。就这样，年复一年，泥浆抬升了黄河的河床，两岸的居民不得不相应地筑高他们的堤坝，结果，这条大河流到下游的时候已经远远高出于平原之上；这是一种荒谬的情境，充满了极度的危险。再向西，在中原的那边，绵延着层层叠叠的黄土梯田，覆盖面积超过26万平方公里，那条营养丰富的大河就是从这里发源。这一丘陵起伏的地区，整个都被浩瀚无垠的黄土层所覆盖，它类似于阿尔萨斯黄土，是在过去数千年里被大风所堆积起来的细腻的粘土、沙粒和石灰岩的尘粉，形成了大块的整体，岁月的侵蚀把它们切割成层层梯田。总的来看，这是一块像中原一样肥沃的土地（那时候这里并不缺雨）。这里是黍稷和小麦的王国。最后，还有一些广袤的区域，从北京到开封，再从开封到南京的门户，西北梯田的黄土与中原的冲积泥层在这里悄无声息地融合，组成了整个地区最肥沃的部分。在这一区域，黍稷耕作与水稻耕作结合了起来，前者适合于黄土梯田，后者则更适合于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华文明就是从这一地区兴起，与农业的发展携手并进，或者毋宁说，是与黍稷耕作以及后来的水稻耕作携手并进。史前时期不为人知的那几百年时间，被用来焚烧并清理覆盖着西北黄土高原的灌木丛林，被用来排干浸润着东北中央平原的沼泽湿地。《诗经》中的远古歌谣颂扬了这项劳作：“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还有：“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艺黍稷。”在那些因为指导这种集体劳动而受到颂扬的神性英雄中，有一位是神农，他教会人们刀耕火种、使用锄头；另一位是后稷：“黍稷之王”。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劳动，要归功于传说中夏朝的创立者大禹。他通过挖沟排水的工作，从水中开拓土地，“让江河退回大海”，并增加了沟渠与河道的数量。正是中国人的祖先们所过的这种农业和定居的生活，把他们与那些一直过着游牧打猎生活的部落区别开来，这些游牧部落，要么生活在陕西和山西北部的大草原上，要么生活在淮河与长江流域的沼泽森林里：他们大概属于同一种族血统。没有理由认为存在种族的差异，更无法想象他们是原始中国人种的移民：有人说他们来自中亚。而且，这些“野蛮”部落，环绕着远古中国的狭小领地，他们注定终有一天也要采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古风时期的末叶开始，他们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游牧生活，开始从事农业（在长江下游的游牧部落中，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在东京湾也是一样，如果说安南人与他们的芒族同胞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成了海滨地区稻田的耕种者，而生活在内陆森林中的芒族人却没有尝试去学习关于农业的任何东西。就同样的地区而言，古代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跟今日的乡村生活并无大的不同。在大平原上，他们住在泥屋里（砖要到后来才得以使用），这些泥屋抵抗不了季风雨和侵蚀所造成的毁坏；而在黄土高原上，他们则居住在从峭壁上挖出的窑洞里，田地悬于农含之上，窑洞的通风口有时候古怪地通到耕地的中间。蚕的饲养看来也有着非常古老的起源。如果我们可以相信《禹贡》（约公元前7世纪）中提到的经济地图的话，山东及毗邻地区就很可能一直是“桑土”。除此之外，在传说中的“三皇”当中，排名第二的黄帝曾亲自教中国人养蚕，用纺织品取代他们用稻草或野兽毛皮所制成的“粗”衣。而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从灌木丛和沼泽地里开垦土地，为的是确保他们的征服地能采用一套精耕制度，这套制度在他们今天的后代中依然有效。有人写道：“中国人的农业只不过是更大规模的园艺而已。”我们可以补上一句：在中国农业的发祥地，无论是在黄土高原，还是在中原冲积地，都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林地，中国人对森林有一种憎恶感，不管是在哪里发现的。在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之后，中国人便系统地开山伐树，远远超出他们对燃料的直接需求，同时也懒得去操心如何进一步利用那些山丘，任由它们光秃秃地躺在那里。因为有西北梯田和东北辽阔低地的养育，他们根本不愿意在高地上定居。平原上的黄土就这样世世代代塑造着中国人。没有比中国农民的生活更辛苦劳累的了。尽管他们有着顽固倔强、不屈不挠的耐性，尽管有黄土高原和中原的天然肥沃，但他们始终听由自然环境的摆布。在干旱时节，黄土地面临饥荒的威胁，而在中原，则有黄河泛滥的危险。中国人对他们所说的“河神”怀有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畏惧，这种畏惧，佐证了远古时期的河畔居民因这位无法驾驭的邻居而感受到的恐怖。为了让河神息怒，他们总是定期向他献上童男童女作为祭品。这些大片大片的低洼地，因为缺乏造林而无力抵御洪水和干旱，这里的农民，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农民都更加勉强地依赖于土地。他们日常生活的秩序受到节令的控制。比其他任何农业地区都更加明显，这里的乡村生活被清楚地分割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从春至秋在地里劳作，接下来就是在室内过冬。春分时节，冬天的几个月里一直躺在地里的“禁牌”被竖了起来，一个头等重要的仪式：神田的首耕，由国王亲自主持，给土地“驱神”。春分不仅预兆着土地的丰饶，而且预示着种族的繁盛。在“燕燕于归”之日，人们开始举行婚礼，这在冬天是被禁止的。在乡村，当“初雷乍响”的时候，年轻的农夫和乡村少女们便聚集到一起，唱着情歌，在田野里结合：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日观乎？士日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秋分时节，在举行收获庆典之后，对于村民来说，闭门不出的冬天便开始了，这期间，女人们把她们的时间都用在了纺织上。不难看出，农民的生活范式严格遵循季节的循环。中国人最初的宇宙观，尤其是把事物分为两个一般类别的原始“分类法”，很可能就来源于此，这种分类法直至现代依然在支配着所有的中国哲学体系，无一例外。早期的农民生活被严格地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闭门不出的冬季，此时女性的工作很突出（这是纺织者的季节），另一个是农业劳作时期，主要由男人打理。按照类似的分类方法，万物被分为两种法则或形态：阴和阳，阴对应阴影、寒冷、收缩、潮湿和女性，阳对应热、膨胀和男性。这两种法则，就像它们所效仿的季节阶段一样，是互相对立的，同时又互相更改、互相引发、互相转换。它们之问的互相依存，或者统辖它们的交替与转换的秩序，就是宇宙的秩序，也是社会的秩序，或者照中国人的说法，就是“道”，这是构成后来中国一切哲学学说的一个中心概念。中国人的原始宗教，其主要目标就是确保季节的循环与农业生活的周而复始相和谐，或者像后来所说的：天人合一。天上的秩序，由居住在大熊座的“皇天”（也称“上帝”）所控制。同样，人间的秩序则由国王来保证，为了这个目的，国王被授以“天命”，这让他成为“天子”。国王的职责就是为管理农事而制定历法，用必须的献祭以及与皇天相协调的仪式活动举行季节仪式。在大祭司这个角色上，国王的首要职责就是主持新年大典，通过祭献一头红牛作为燔祭向皇天祈春。接下来就是耕神田，这是农事开始的信号。在夏天的第二个月，国王要举行另外一场献祭，伴随着祈雨，如果不成功的话，那么就要处死所有的神汉和巫婆，他们因为自己的咒语被证明毫无效果而被活活烧死。最后，在冬天快要到来的时候，国王主持弃田仪式，然后带着祭品返回冬天的住处，这一次，牺牲品是一头黑牛。这次祭祀是献给“太阳神”的，接下来的一次祭祀就是献给祖先的了。最重要的一次庆典：收获庆典圆满结束了一个周期，全国的百姓都要参加这次庆典，饮酒狂欢，普天同庆。在每个季节，国王都要穿戴合乎季节“方位”的服饰：冬天是黑色，春天是绿色，夏天是红色，秋天是白色；这些就是他在大祭司的职位上行使职能所穿着的僧袍。在他行使五花八门的职责时，协助他的有整个卦师和法师“团队”这些人在早期中国哲学的苦心经营中所扮演的角色稍后我们会加以分析。除了这种“季节循环”之外，还有一种“祖先循环”，这对今天的所有中国百姓来说是很平常的事，但在远古时期却只局限于贵族阶级。实际上，只有那些有理由被祖先灵魂附体的贵族，才是唯一的拥有一颗能够生存下来的灵魂的阶层。事实上，他们拥有两颗灵魂，一颗是纯粹的动物呼吸，注定要变成一种鬼，围绕着尸体盘旋；另一颗则是精神上的灵魂，死后以神怪的形式升天，但只有当其实体被子孙们的祭品所供养时才能生存。这种“祖先崇拜”，本质上与日常或季节性的供奉有关，这些供奉使得死人（被他的牌位所代表）能够参与到家庭生活中来。就它的起源来说（即“地神”崇拜，在原始时期被一棵树或一块粗糙的石头所代表），同样也与这种领主宗教有关。这个神（最早的地域性的神）凶狠而残暴。马伯／乐说：“他喜爱祭献给他的鲜血和祭品，献祭的时候首先要用牺牲者的鲜血涂抹他的石碑。这个牺牲者通常是一头牛，不过，要是用人牲也不会让他不快。”在人类历史上这些鸿蒙初始的时期，我们发现了一个农民社会，他们生活在中原与黄土冲积层的交汇处，在忙着清理这块远古的中国领土上的矮树丛，这是一个有着贵族阶级和君主政体的社会。那些战争领袖的存在，证明了中国农民被迫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他们时刻要警觉地提防着周围的半游牧部落。由这个农民社会的土地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很快就产生了一个高踞于社会顶端的奢侈阶层。尽管对于第一代王朝：夏朝的政治历史我们实际上一无所知，但关于他们在这个遥远时期里所使用的器具，考古学最近给了我们一些蛛丝马迹，在最近7年里，关于第二个王朝：商朝（前1558-前10507），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一批意想不到的发现。鉴定年代来自夏朝时期的最早考古发现，出土了一件粗糙的装饰陶器，饰有所谓的“篦纹”图案。这种装饰风格，在欧洲的俄罗斯被普遍使用，在公元前2000年至1500年之间的西伯利亚尤为著名，它的发现或许表明，这两个国家在那时候就已经存在某些联系了。接着是绘制器皿的发掘，近年在河南省的仰韶和秦王寨两个村子发现了一些砖红色的陶瓷器皿，绘有一种生气饱满、笔法灵动的装饰图案，包括几组意想不到的条纹、三角、斑点、交叉线和带有睫毛的眼睛。仰韶陶器出现在大约公元前1700年，这个日期与夏朝的第二阶段是一致的。半山陶器（这是以甘肃省内自1921年起开始发掘的一个地点命名的）的鉴定年代是公元前1500年至1400年之间，或者依据某种观点是在公元前1400年至1300年之间，这个年代与商朝的第一个时期相吻合。这些器皿是真正的艺术品，绘有红黑两色螺旋纹的华丽装饰，其装饰品质堪与爱琴海的艺术品相媲美。而且，这种可比性不仅仅是风格上的，因为类似的主题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史前绘制陶器中也发现过，这让人不由得猜测：它们可能是通过俄罗斯草原的通路从爱琴海传到中国西北的。但毋庸置疑，这种外来的装饰风格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壤中持久扎根。在半山，除了这些“爱琴海”螺旋纹装饰之外，我们还得到了很多更简单的装饰形态（棋盘图案）的证据，这些明显是从编织物上模仿来的。这种装饰形态（本土形态）是在下一个时期（约公元前14世纪）所能发现的唯一形态（螺旋纹被抛弃了），它们是从甘肃省的马厂遗址中出土的。我们在那里看到了隔行编织物图案向绘制陶器的转移，在下一个时期里，我们将看到这些图案进入了最早的青铜器装饰。这里我们触及到了青铜器在中国出现的秘密。据考古学家门京说，青铜器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被引入西伯利亚。然而，在中国（特别是在安阳）发现的几件非常早的青铜箭头却显示出了西伯利亚的起源。此外，几件早期商代青铜器还透露出了对木制品的拙朴模仿的痕迹，青铜器制作者忠实地复制他的模型，甚至模仿了槽口和刀痕。突然遭遇到西伯利亚金属制作技术的中国人，仿佛一夜之间就拿起了他们远古的陶制和木制礼器，并把它们转变为青铜器。1934-1935年间在安阳（位于今河南省的最北端）所做的考古发现，把各种各样的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在这个公元前12世纪处于鼎盛时期的商朝古都，我们发现自己突如其来地面对着一个已经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尽管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东西能够揭示这一文明的发端。有一处发掘现场，占地约6公顷，完全被一幢建筑的基础所占据，这幢建筑规模宏大，被认为是一座皇宫。陵墓显示了用人和动物做牺牲的殡葬祭祀的痕迹。事实上我们知道，人牲曾长期在宗教仪式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在朝廷举行的新年仪式上，就用四个牺牲者分别对应四个主要城门的方位。在安阳陵墓中发现的那些用于占卜的骨头与龟甲上，刻有一直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汉字。这些汉字表明，书写符号与图画符号的差别并不大。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以及汉字，全都是从类似的图画中发展而来的。然而安阳发现的这些汉字已经充分格式化了，这迫使我们去认识自真正的“原始”图画以来汉字所经历的一个初步精细化的漫长时期，其原型迄今尚未得到揭示。
在我的印象里就地域而言，西方近代考古和史学研究的热点也有一个明显的“东渐’过程。这个过程从地中海及周边地区开始(这也难怪、这里是欧洲文明的摇篮)，然后逐渐才进，至埃及、土耳其、两河流域、波斯、印度次大陆、中亚腹地，一直到远东。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斯文•赫定(SvenHedin)、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在亚洲腹地和中国西北部所进行的考察与探险，都曾是轰动当时欧洲学界的大事，一时间，对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蔚然成风。法国研究东方文化的泰斗勒内·格鲁塞就是在这一知识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其学术旨趣受这一风气的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格鲁塞1885年出生于法国中南部小城格勒诺贝尔，是小说家司汤达的老乡。从蒙彼利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格鲁塞进入法国美术部，从此开始了他辉煌的学术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法国军中效力。1925年，被任命为巴黎吉美博物馆副馆长(1933年起担任馆长)和《亚洲杂志》(JournalAsiatique)的秘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格鲁塞已经出版了几部研究亚洲史和东方文化的重要著作：《亚洲史》(Histoire de l‘Asie，1922)、《沿着佛陀的足迹》(Sut les Traces de Bouddha，1929)、《东方的文明》(Les Civilisations de l’Orient，1929-30)和《草原帝国》(L‘Empire des Steppes，1939)。二战期间，维希政府解除了格鲁塞的馆长之职，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止研究，在此期间出版了三部研究中国和蒙古的重要著作：《蒙古帝国》(L’Empire Mongol，1941)、《中国史》(Histoire de la Chine，1942)和《世界的征服者》(Le Conquerant du Monde，1944)。法国解放后，格鲁塞的馆长职务得以恢复，并于1946年被推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52年，格鲁塞在巴黎去世。吉美博物馆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收藏亚洲艺术品及文献的重镇，格鲁塞长期担任该馆的掌门人，可谓是近水楼台，获益匪浅。有意思的是，跟斯坦因、伯希和这些注重田野调查的研究者不同，格鲁塞几乎一辈子都是关在书斋里做案头研究的，他甚至从未踏入过中国国门，仅有一次利用开会的机会在日本有过短暂逗留。这样埋首书斋的学术大师其实不乏其人，人类学的泰斗级人物弗雷泽便是。跟弗雷泽堪有一比的是，格鲁塞的著作也有非常强的文学性与可读性，没有丝毫学术八股的味道，这也是他的书深受普通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吧。本书的英文版本有一个较长的书名《华夏帝国的崛起与辉煌》(The Rise and SPlendour of the Chinese Empire)，我们的中译本所依据的，便是这个版本。跟通常意义上的“通史”相比，这本《伟大的历史》有其鲜明的特色。首先，格鲁塞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东方文化和艺术，这一学术旨趣在本书的侧重点上表现得很明显，单是从他把宋徽宗单列一章，就能看出作者的偏好。其次，这部作品的着墨，明显是重西北，轻东南；这与我们上面提到的学术风气显然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就西方所收藏的中国文献和古物来说，也是西北重于东南。不过并不能将此视为作品的不足。至少在我看来，一部带有作者鲜明个性、有偏好、有侧重的著作，总比四平八稳的所谓“通史”要有趣得多。译者深知自己的学识根基甚是浅陋，翻译这样一部书，一个最大的困难便是引文的查对。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书中所引中文文献，绝大多数我都查找并注明了原始出处，但仍有极少数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里可能有丙个原因，一是译者的闻见有限，读书不广，这自然是不消说的。但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因为作者不懂汉语，所以他的引文都是辗转引自其他西文著述，由此我猜想，其中有些引文可能是引自他人的转述，这样自然就有些出入。因此，有几处这样的引文就只好据原文意译，读者当中倘有博学君子，肯不吝教正，译者自然是欢喜雀跃，不胜感谢了。秦传安2007年9月24日于北京花家地。
《伟大的历史》以全球的视野，客观的态度，独特的角度，全面解读中国5000年兴衰！西方著名历史学家继《草原帝国》后又一重磅巨著，国内首次引进。我们真的是天朝上国吗？中国曾处于世界历史中何等的地位？不了解世界历史上的中国，不可能真正自省于当下。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看待历史事件的角度，有些被我们忽视的文化现象和历史细节被翻出来重新审视判定。翻看历史，除去回头望还要倾听异域邻邦的声音。
无
很早就读过，格鲁塞的著述《亚洲史》、《亚洲的觉醒》，《中国史》、《蒙古帝国史》、《成吉思汗》和四卷本的《东方文明史》等十几部著作。几乎每本书都成为世界历史名著。一直认为这个法国人在讲述历史上，有一种魔力，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就能够感受到历史所带给我们的乐趣和魅力。他在讲述历史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生硬感，语言华丽却不失生动，可以记起很多名句。同时，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非常可观，既不过分赞扬，也不带有偏见。在此书中，作者通过一个个生动活泼的事例，展现了帝国千年来的风风雨雨，人文风貌。相较于一般通史中偏重政治、军事等“大事件”，本书更偏重于文化的层次。因此，我们从书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从原始蒙昧中的崛起，更可以看到一个伟大文明绵延五千年的波澜壮阔，从中读出思想的睿智和艺术的儒雅。当政治和军事从历史的视野中淡出之时，我们的内心将不得不对一个伟大文明心生崇敬之情。此书绝对适合各个阶层的历史爱好者阅读，推荐！
勒内的书，从草原帝国、蒙古帝国史、成吉思汗到这本伟大的历史，写的都引人入胜。与我们了解的历史细节上稍许有些出入（可以理解）有的描述很新颖。作者看来很爱中国的文化历史，但也以法兰西自豪，因此在两者之间做了很多类比。
一晚上看完了.因此失眠!!
写得好看.尤其是有历史认知的中国人,外人的视角,幽默的语言,西方的逻辑^^不忍放下来了,那么^^就这样失眠了.
1\这样一本书,居然有场景描写.写李世民,在突厥入侵的大军面前,他带着一百个骑兵,阵前豪气十足.哇,太吸引人了.就凭这一点,这次失眠完全值得.
2\瑕不掩瑜.没有唐朝禅宗的介绍,没有宋词,没有曾左李.尤其是对中国今天的版图,左是不可以忽略的人物.
3\好吧,他是十九世纪的人.我们原谅他的某些观点.他说岳飞是同事忌妒所害,哈哈
很不错的一本历史书，推荐。
以外国人的角度看中国，感觉就是不一样。好！
格鲁纳的经典！
本书是关于中国的通史，主要是给西方人尤其是欧洲人所写，可以对中华文明（尤其是其文化层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因此，本书尽量挑选一些对于洋人来说比较容易理解的大事来写。本书的最大弱点是缺乏社会学的视野。
不像我们的历史教书，总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条例化。感觉像是作者个人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和解说，有着个性的看法。细节的地方不是很清楚，跳跃也比较大，适合对历史有充分了解又想看看外国人是怎么看中国人的人去看
值得看一看,首先,语言有趣,比如:他把秦始皇称为中国的凯撒,呵呵.其次,这本书观点比较平实客观,而国内的书籍就是人云亦云,有很强的现代政治特色(请允许我用这个词委婉表达).再次,这确实是一本了解中国5000年历史发展历程的\通俗易懂的读物
很不错，和许多中国历史家不同的角度和视野。提纲挈领，读起来也轻松。读完很有启发和收获。
打五折所以非常值得买以不同的角度叙述历史与读国人写的历史又不一样完全是以旁观的角度以历史发展叙述值得读
这本书以很奇特的视角来描述中国史，看到历史书上不一样的东西。读这类书的感觉，像是剑桥中国史的感觉
典型的西方人写的简明中国史，外国人对中国史的一家之言。
看惯了国人写的史书，看这个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很不错，许多内容还是第一次知道。
独特视角的简史作品，少了一些阶级标签，少了一些阴谋论调
就像是一个历史老师在考前的串讲
喜欢历史的可以一看
不如我想像中的好。
有点意思，但不深刻
我在当当网买了《伟大的历史》这本书，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其第206页、207页、210页、211页、214页、215页、218页、219页、220页是空白页，通过上下文判断，以上这些页应有文字，不知如何退货？请其他读友收书时仔细检查
跟本不了解中国历史。最讨厌这种名字大，内容差的书。这次上当了！
建议专业者不要买 普及通俗读物 还那么贵
确实是一本值得看的好书
内容充实易懂，而且非常生动，是非常不错的历史普及书
一直喜欢格鲁赛的视角写东方文化，这本书同样是他的诙谐幽默，严谨科学的方法，写的也很引人入胜，把上下5000年的中国文明史挥洒得很自如，舒缓有致，读来不枯操。
个人觉得作者这本书与其以前的作品<草原帝国>差距较大,几乎只是把中国历史以入门人的角度来写,没有深度,很失望.
应该多看看我们的历史呀
格鲁塞的书似乎国内大都出版，像《草原帝国》之类，不知怎么唯独遗漏了这本？现在总算可以买一本了……真是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