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终结
2006-9
社科文献
曼纽尔·卡斯特
382
无
不管我们度量时间的方式如何，这的确是一个变动的时刻。在20世纪后四分之一期间，一场以信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改变了我们思考、生产、消费、贸易、管理、沟通、生活、死亡、战争，以及做爱的方式。一个动态的全球经济已经在地球各处建构起来，将全世界有价格或价值的人及活动联结在一起，但那些与支配利益者无关的人与地，它们与权力和财富的联结网络却被关闭了。一个真实虚拟的文化，围绕着相互影响日益加强的视听宇宙被建构起来，渗透到每一处精神表征和沟通传播中，以电子超文本整合文化的丰富性。空间与时间，做为人类经验的物质基础，已经被转化了，流动空间支配了地方空间，无时间性的时间废除了工业年代的时钟时间。对抗信息化与全球化逻辑的社会的表达，围绕着原初的认同而建构起来，形成以上帝、地域、种族或家庭之名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性社区。在此同时，要建立父权家长制和民族国家等如此位高权重的社会制度将会在信息和财富的全球化以及认同与合法性的地方化相互结合形成的压力之下引起质疑。 在前两卷分析了这些结构变动的过程及其引发的宏观的政治与社会脉络的基本转化，所塑造与决定的全世界人类经验与社会行动。本卷将继续探索此一宏观转化，试着将它们解释为几种具有信息时代特性的过程相互作用所造成的结果：如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认同的建构、父权家长制与民族国家的危机等。虽然并不是所有历史变动的重要向度都包含在本卷的论述中，但作者认为在以下各章中所罗列与分析的趋势的确建构了一种新的历史图景，它的动力很可能对我们的生活与我们后代子孙的生活造成持续性影响。 本卷以苏联的解体为分析的起点并非偶然。1917年俄国革命及其点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是20世纪重要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现象。共产主义与苏联，与对抗性的回应，曾触动整个世界，并深深地影响整个世纪的社会与人民。然而，此巨大的帝国与其强大的神话，却在短短几年中崩溃了，成为全无预料的历史变动中的最离奇例子。作者认为此过程的根源，显示了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表现出国家主义无能处理向信息时代的过渡。第一章将试提供这个陈述的经验性基础。
曼纽尔·卡斯特，1942年生于西班牙，1979年起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社会学与城市和区域规划学系，曾在巴黎大学任教12年，还增任教与客座访问于马德里、智利、蒙特利尔、坎皮纳斯、卡拉卡斯、墨西哥、日内瓦、哥本哈根、威斯康星、波士顿、南加州、香港、新加坡、台湾、阿姆斯特丹、莫斯科、新西伯利亚、东京/一桥以巴塞罗那等地。已出版了20余种著作，包括1989年的《信息化城市》古根海默会员，欧盟执委会委员。曾获得莱特·米尔斯奖与罗伯特和海伦·林德奖。
前言 一个变动的时刻第一章 工业国家体制的危机及苏联的崩溃 经济增长的扩张模型以及超工业主义的极限 技术问题 认同的诱拐及苏维埃联邦主义的危机 最后的改革 民族主义、民主，及苏维埃国家的解体 历史的伤痕、理论的教训及社会的遗产第二章 第四世界的兴起：信息化资本主义，贫穷与社会排斥 朝向两极化世界的全球概况 非洲的非人性化 美国的新困境：信息时代的不平等、都市贫困及社会排斥 全球化、过度剥削以及社会排斥：从儿童的处境而得的观点 结论：信息资本主义的黑洞第三章 异常的联结：全球犯罪经济 犯罪组织性和全球化，罪犯之文化认同 俄罗斯之劫 积累的机制 拉丁美洲地区的毒品非法交易产业、发展与依赖 全球犯罪结构对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影响第四章 亚太的发展与危机：全球化与国家 亚太命运的改变 平成时期的日本：发展中国家与信息社会 龙途末路？亚洲四小龙及其公民社会 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发展中的民族主义 中国的区域发展与官僚（资本主义） 结论：全球化与国家第五章 欧洲的统一：全球化、认同和网络国家 欧洲统一是一连串防卫性的回应：以半世纪来的视野出发 全球化和欧洲的整合 文化认同和欧洲统一 欧洲的制度：网络国家 欧洲认同或欧洲计划？结论 理解我们的世界 新世界的开端 一个新社会 社会变动的新大道 越过这次千禧之后 怎么办？ 终场附录 信息时代如何改变生活——在大洋彼岸与虚拟世界哲学家卡斯特对谈 第四世界意味着什么 科技将我们带向何方 信息时代如何改变生活 中国能够做些什么参考书目
书摘苏联的突然崩溃，以及伴随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消失，引出了一个历史之谜：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时，苏联领导者迫切从事的重建工作，最终竞导致苏维埃国家的瓦解?毕竟苏联不只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三大工业经济体，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和稀有金属生产国，是在能源和原料上惟一能自给自足的国家。的确，从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就承认有严重的经济缺陷存在，其增长率自1971年起就一直递减，到了20世纪80年代增长率为零；可是整个西方经济在过去20年内生产力亦是减缓，有某些年份甚至是负增长，但也没有遭遇到灾难性的后果。苏联的技术在某些关键的领域似有落后的现象，可是总体而言，苏联科学在基础学科上一直维持着优秀的水平：数学、物理、化学都如此，惟有生物学因为李森科(Lysenko)事件的错误，一时之间元气还恢复不过来。从20世纪80年代表现优于美国太空总署的苏联太空计划看，其科学能力在技术升级方面的扩散和表现并无力有未逮之处。另外，农业虽然一直处于危机中，但消费品的短缺已成为习惯，而且能源与原料的输出，(p．6)在1986年前至少足以换取外汇并进口所需的物资，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生活条件比以前更好而不是更坏了。 从各层面来看，苏联的势力在国内或国外都未受到严重挑战，当时世’界已进入了一个列强之间各有其势力范围的相对稳定时代。阿富汗战争的确造成痛苦，在政治形象上也有所伤害，军事尊严受到打击，但它顶多也只是相当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对法国、越南战争对美国影响的程度而已。此外，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仅限于一小群知识分子，他们既受尊敬同时也是孤立的；想要移民的犹太人虽有所不满，但也只是一些陈腐的话题和牢骚而已。尽管有一些暴乱与罢工的例子，但大多是由于食物短缺和物价上涨引起的，谈到真正的社会运动倒是没有。对各民族及少数民族的压迫虽招来了怀恨之情，在巴尔干各共和国都有公开的反俄敌对情绪，但这种情感并未化为集体行动或类似政治意见的运动。 人们不满这个体制，并以各种形式表现他们的退缩：犬儒主义，工作场所的偷鸡摸狗、浑水摸鱼，自杀及广泛的酗酒等。由于斯大林式的恐怖主义早已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有选择性且有限制的压迫，意识形态的教化顶多只是一种官僚的仪式，而不是真正的审查。所以，一旦勃列日涅夫的长期统治建立起一种常态和烦闷的生活形式之后，人们就学会如何对付这种体制，过自己的生活，尽量利用它，敬国家而远之。尽管苏联国家体制的结构危机已经隐含在历史的发展之中，置身其中的人却很少了解到此状况。苏联的解体，也结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胆、代价也最大的实验之一，它也可能是惟一一次其产生竞未有社会运动或战争介入的重大历史变化。斯大林所创造的国家似已使其敌人闻风丧胆，并且成功地长期割除了社会的反抗潜能。 当我们考虑到戈尔巴乔夫所发动的改革过程，其历史的迷雾似乎更深了。这过程是如何及为何失控的?毕竟，正如凡·雷吉摩特(Van Regemoter)那本研究俄国的改革过程的别具洞见的历史分析作品的书名所显示的，苏联以及之前的俄罗斯是一连串的“改革(Perestroika)”更迭，这和西方媒体所传达出来的简化形象大不相同。①(p．7)从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到柯西金(Kosygin)的20世纪60年代末期经济管理改革，其间经过了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戏剧性的重构，及赫鲁晓夫20世纪50年代的修正主义，苏联一直在进步倒退上快速摇动着，所以连续性与改革的交相更替就成了一种体系性的特征。的确，这是苏联体制面对每个长治久安的政治体系都必须处理的问题：即社会改变时所采取的特殊道路。不过，除了斯大林无情地、不断地改变游戏规则以符合己意之外，党组织总是有能力将改革摆在体制的界限以内，有必要时就进行政治整肃及领导变更。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个老谋深算的党怎么会在无止境的改革争端与掌控之后僵化了，竟然在政治上失控到必须诉诸一场绝望仓促的政变的地步，以致最终导致自身的灭亡? 我的假设是说促使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危机在性质上和以前的不同，因此这种差异本身就烙在改革过程本身，使得改革更危险，更加无法控制。我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就动摇了苏维埃经济与社会的危机的蔓延，其实是国家主义(statism)和苏维埃式的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在结构上无法确保社会顺利过渡到信息社会的表现。 我所说的国家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社会体制，整个社会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原理：社会所生产的经济盈余是由在国家机器内的权力持有者所攫取，这点和资本主义形成对比。在资本主义中，盈余是由经济组织的控制者所取得(见第一卷序言)，资本主义是朝向利润的极大化，而国家主义是朝向权力的极大化；也就是说，国家主义是朝向增加国家机器的军事与意识形态能力，以便将它的目标强加在更多的国民身上，进入更深层的意识。我所谓的“工业主义”是一种发展方式，其生产力的主要来源是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伴随着新能源的运用在量的方面不断地增加；而所谓的信息主义(informationalism)，也是一种发展方式，其生产力的主要来源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把生产要素的结合与使用加以极优化的质的能力。信息主义的崛起是和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不可分割的，那就是网络社会(见第一卷第一章)。20世纪最后25年的特色是由工业主义到信息主义，由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的转型，就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而言都是如此，(p．8)其过程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在苏联，这种转型所需的做法，从根本上摧毁了国家官僚体制以及党的干部(nomenklatura)的既得利益。由于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改革者，看到了将苏联转型为具有更高生产力和技术能力的体制的重要性，所以他们放手一搏，让社会去克服干部对改变的抵制，并以公开性(glasnost)代替经济加速(uskorenie)成为改革的第一线。但是历史显示，俄国社会一旦进入了开放的政治空间，因社会长期受到压迫，所以它将拒绝依照国家预订的政策来重塑自己；把握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意味着不可预测与不可控制。这是戈尔巴乔夫步斯托雷平(Stolypin)的后尘，付出了代价学到的。 再者，广泛地为苏联社会打开政治表现的空间，以致释放出在斯大林体制下备受扭曲、压迫和操弄而隐忍不发的压力，追求一种有别于消退中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来源，导致仍极脆弱的苏维埃认同的断裂，因此决定性地摧毁了苏维埃国家、民族主义包括俄罗斯民族主义，成了社会与国家之间冲突的民间尖锐表现，这是导致苏联瓦解的最直接的政治因素。 造成改革出现危机以及民族主义一触即发的根本原因，是苏维埃国家体制无法保证苏联能转型到新的信息主义范式，并跟上世界其他国家的脚步。其实这个假设并不新，只不过是将古老的马克思概念加以应用而已，意即特定的社会体制会制约住生产力的发展，但必须承认此处呈现的情况带有一点反讽的历史扭曲。我希望读者能够注意下面所做的分析，其附带的价值将显示出国家主义的特性。为什么国家主义在结构上无法配合必要的改革以跟上信息主义的脚步?这当然不是国家本身的错。日本这个国家以及日本之外的发展性国家(在第四章我们将分析发展性国家的起源和成就)，是促进技术创新和全球竞争力，同时将相当传统的国家转化成先进信息化社会的决定性工具。当然，国家主义不等于国家干涉主义(state interventionism)，国家主义是一种特定的社会体系，其目标导向国家权力的极大化，而资本积累和社会合法性只是从属于此一大目标的次要目标。苏维埃共产主义体系(像所有的共产主义体系一样)(p．9)的建立是为了确保党可以全面控制国家，而国家则全面控制社会，其控制是借助于两根孪生的杠杆，一是中央计划经济，另一是严格控管的文化机器所强制的马克思一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所以，这一体系无法由工业主义过渡到信息主义，且在这历史转化(historical transition)的恶水中航行的不是一般的国家(state)，而是此一特殊体系。本章的材料就是用以说明此一命题的原因、情况及假设的。P2-5
书评“本书是目前描述全球信息化时代轮廓的最杰出成就。” ——安东尼·吉登斯：《新政治家》 “本书是达到巅峰的成就，卡斯特成功的研究绝对可以和马克思相互比拟，如同马克思的《资本论》旨在分析早期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机制和社会冲突，卡斯特的三部曲的目的在于了解这个正被全球信息资本主义所取代的系统。他已经如此地设定了自身终极的挑战，而他确实也完成了这项使命。” ——彼得·霍尔：《城市》 “继韦伯之后，社会科学界探讨社会变迁最具影响力且极为成功的努力成果。我们不仅希望社会科学界阅读此书，同时也特别希望经济学者能够阅读此书，因为相较于其他人，最需被提醒的是韦伯是一个经济学家。” ——崔思·傅立曼：《新政治经济》 ”一部空前的巨作，在我看来，此三部曲之著作至少是目前当代社会分析最好的作品。” ——法兰克·韦伯斯特：《英国社会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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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度量时间的方式如何，这的确是一个变动的时刻。在20世纪后四分之一期间，一场以信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改变了我们思考、生产、消费、贸易、管理、沟通、生活、死亡、战争，以及做爱的方式。一个动态的全球经济已经在地球各处建构起来，将全世界有价格或价值的人及活动联结在一起，但那些与支配利益者无关的人与地，它们与权力和财富的联结网络却被关闭了。一个真实虚拟的文化，围绕着相互影响日益加强的视听宇宙被建构起来，渗透到每一处精神表征和沟通传播中，以电子超文本整合文化的丰富性。空间与时间，做为人类经验的物质基础，已经被转化了，流动空间支配了地方空间，无时间性的时间废除了工业年代的时钟时间。对抗信息化与全球化逻辑的社会的表达，围绕着原初的认同而建构起来，形成以上帝、地域、种族或家庭之名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性社区。在此同时，要建立父权家长制和民族国家等如此位高权重的社会制...
这是卡斯特的网络社会三部曲之三。卡斯特的这三本巨著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当代史作品。
认同与网络，两本都很好。所以这本也一并买并了。
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广为人知，千年终结是第三卷。之可惜第一第二卷都没有货 ~
书不错，但还是建议看原版吧
很稀奇，很好奇，它就是我想找的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