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注论
2010-4
语文出版社
孙雍长
267
299000
无
拙著《转注论》认为，“六书”中的“转注”并非“用字之法”，而是“造字之法”，而且是汉字孳乳之大法。简单地说，“转”就是“移”，“注”就是“附”，“转注”就是将一个“转注原体字”移附授注到一个“类首”的形体上的一种造字之法，换言之，也就是对一个“转注原体字”加注一个“类首”符号（即意符）的造字之法。这种造字过程所包含的原理和法则，便是“转注”造字法。这种造字法所产生的背景是：汉字经过初创阶段后，原有的一些企求形义密合的造字法难以再造新字，“假借”之法应运而生，然而，字少事繁，一字多用的负担过重，表义歧向性的弊端越来越突出，必然给文字的使用和认读带来困难。于是就采用“转注”法给“假借字”加注“类首”符号以标示其代表的某一意义范畴，从而孳乳分化出代表某一假借义（包括引申义）或原来的本义的专用字。所以，明确而简单地说，“转注”其实就是今天的文字学家们所关注和常常提到的“加注意符”式的造字法。 本书的研究在理论上力求作出如下创新之尝试：（一）对客观存在的造字法则、规律与后人研究汉字而归纳出来的“六书”理论这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及其异同性进行慎思明辨，廓清是非。将“造字法则”和“六书”理论明确分开，指明“六书”作为“造字之本”，在汉字的创制历史中早已客观存在，“六书”的真谛和“转注”造字法则的实质，只有在汉字产生和发展的实际过程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如此看问题，才能正确地奠定研究“六书”及“转注”问题的理论基点。（二）提出汉字的“造字法则”与“结构类型”并不是一种简单l的对应关系的观点和理论。本人认为，要正确认识“转注”，看问题的着眼点应当首先放在汉字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上，而不应首先放在汉字的形体结构上。我们不能以静止的、共时的结构类型说来解释甚至取代旨在揭示汉字创制之规律法则的六书说。汉字的结构固然形成于造字之法，但结构类型与造字法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
本书摒弃静止的结构类型分析法，着眼于汉民族创制文字的语言社会背景，通过对汉字产生、发展历史情况的具体考察，和对传统六书理论及其有关学说的系统研究，严肃地、总结性地论证了中国文字学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汉字孳乳之大法即最能产的造字法，并不是“形声”，而是“转注”。
孙雍长（1942-），湖南祁阳人。1967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训诂学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先后任湖南师范大学、广东五邑大学、广州大学（原广州师范学院）、广东韩山师范学院教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1990～现在）。著有《转注论》《管窥蠡测
增补版自序初版自序第一章 “六书”皆造字之法 一、“六书”法则客观存在 二、“六书”说是对造字法则的研究 三、“四体二用”说是对造字研究的倒退 四、“假借”造字法的真谛 五、“转注”造字必系于构形第二章 “转注”为汉字孳乳之大法 一、“转注”造字的必然性 二、“转注”名义正解 三、“转注”造字的两大构形要素 四、“类首”与“部首 五、“转注”造字的主要途径 六、“转注”造字法的强大功能 七、“转注”与区别字、同源字 八、“转注”造字释例第三章 “转注”不明的症结 一、奇妙的现象 二、“考”、“老”的纠缠 三、结构类型的困扰 四、《说文》中的迷雾 五、症结在于误解“形声”第四章 “形声”不是最能产的造字法 一、“形声”正名 二、“形声”与“转注”的畛域 三、“形声”造字法的渊源 四、“形声”法的严重局限性 五、“形声”与“转注”的合流 六、“形声”造字释例第五章 对“转注”造字法的必然认识 一、徐锴的“转注”说 二、郑珍父子的“转注”说 三、孙诒让的“转注”说 四、饶炯的“转注”说 五、黎锦熙的“转注”说 六、陆锡兴的“转注”说第六章 汉字构形的思维模式与汉字的结构类型 一、汉字构形的思维模式 二、汉字的结构类型第七章 附论 一、《说文》订补 二、汉字构形的心智特征主要参考文献
①既然“歪”是“因古今音变”而特意造出来的一个“转注字”，那么，在文字的形体结构上，造字者便理当自觉地、有意识地把“乌乖切”之音体现出来。然而事实却并不如此。“歪”之为字，与“乌乖切”之音实在没有什么“造字之则”上的必然联系。唐人既然把“天”字读成“乌乖切”的了，那就说明“古今音变”与文字读音的联系实无待于“转注”造字之则；“歪”字的构形既然无关于语音，那就说明“转注”这一造字法则的旨趣并不在于体现“方言殊异或古今音变”。更何况，说“天”与“地”同源、“古”与“今”同源、“男”与“女”同源、“日”与“入”同源、“燕”与“乞”同源，诸如此类的问题，若把它们看成是“转注”造字的结果，其间既无造字过程或手段上的自觉联系（造“地”字的未必一定要想到“天”字，造“今”字的人未必一定要想到“古”字，即使有所联想，也无关于文字的构形结体），又不存在同一思维模式的共性特征，这怎么谈得上是“造字之则”的问题呢？ 章太炎等人批评戴、段的“转注”说“不系于造字”，“不应在六书”，所见固然极是，但他们所提出的“转注”说却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虽然在理论上明确肯定“转注”与“假借”悉为造字之则，实质上却使“造字之则”落了空，最终势必与“四体二用”说一样，只能使人得到“转注”造字之则并不存在的认识和结论。不仅如此，犹有更甚者。倘若按照章氏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下去，不仅不能确立“转注”作为“造字之则”的地位，而且还会混淆所有“造字之则”的畛域界限，最后连“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四书作为“造字之则”的性质都要被彻底否定。如以“六书”为“识字条例”之说的形成，似乎便是由章氏理论发挥而来。 因为，章氏等人所认为的“转注”之例，主要是同源字（即同源词）的问题。若以文字的形体结构而言，它们或是象形字、指事字，或是会意字、形声字。这样一来，“转注”造字与其他“造字之则”在文字形体上便陷入了纠缠不清的困境。例如，说“水”与“川”是一对“转注字”，“水”字且不说，作为“川”字，它到底是“转注”之法所造出呢？还是“象形”之法所造出？说“日”与“人”是一对“转注字”，“日”字且不说，作为“入”字，它到底是“转注”之法所造出呢？还是“指事”之法所造出？
无
三年前，我曾业余研究过“六书”，有一点心得，但得不到响应，只能腹诽。没有想到的是，一读孙先生的《转注论》让我感到相见恨晚。孙先生结三十年研究之功力，打通了“六书”之间的连接与关系，确定了“六书”造字方法的观点，挖掘很深，在业内应该是扛鼎之作。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从“六书”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放眼世界文字形成的过程，孙先生所构成的汉字造字体系，还有待于从理论上继续夯实。对于识货的人来说，这绝对是好书；但对于不需要的人，也许根本读不进去，就看你怎么看。
作者有点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