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纪行
2010-12
中国计划出版社
陈先
258
我的人生处于跨世纪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年代。我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培育下成长的。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我是“五四”的同龄人。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变化，我的人生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30年（1919～1949年），我国长期处于硝烟密布的战争年代，经历了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旧中国的“三座大山”，结束了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正像毛主席所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个30年，正处于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从小深受“五四"运动的启蒙和历次革命运动的思想影响。1936年发生“双十二”西安事变，当时我在宁波青年会夜校读书，开始参加宁波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读书会推动的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3月我弃商从戎，经当时宁波中共地下党书记应起同志介绍，到皖南新四军教导队学习。1940年在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经济委员会参加中国共产党。经过抗日战争的磨炼，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专门从事革命的风雨历程，从一个钱庄学徒开始成为一个抗日根据地从事经济工作的战士。 第二个30年（1949～1979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同时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前3年，经过1950～1952年的努力，加强财经统一，制止了通货膨胀，促进了经济发展，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当时中央财委拟订1950～1952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奋斗目标，并对逐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指标提出了控制数字，对指导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一种指导性计划，是实行计划经济的探索阶段。1953～1957年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逐步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经济运行稳健有力，物价平稳，社会治安和风气良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以后22年社会经济发展中，由于遇到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1966年下半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剧烈波动。三年“大跃进”，加上“人民公社化”，出现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并引来了此后五年的经济大调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造成社会混乱，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过全党、全国人民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抗争，才保持了后几年的经济艰难、缓慢、徘徊地增长。总之，1958～1976年经济运行处在大风大浪中曲折前进的状态。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两年，百废待兴，经济的发展仍受到“文革”遗留问题的严重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的这30年，我主要从事综合计划工作。1952年在福建省财委任副秘书长，主管计划工作。1953年在上海任华东财委计划局副局长。1954年调国家计委任综合局副局长。计划工作是一项崭新的工作。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都很重视，有很多指示，走的是一条艰辛、不平坦的路。30年来，我共参与了5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得到顺利执行外，第二、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在制订和执行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左”倾错误的冲击和阻扰，难以顺利执行。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1958～1962年的“二五”计划建议，遭受1958年“大跃进”的冲击，被迫架空了。1966年原打算开始实行1966～1970年的“三五”计划，由于“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处于无政府状态，计划的执行受到严重干扰。1967年年度计划没有下达，1968年根本无法制订计划。侥幸的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三线建设的一些重点项目，如攀枝花钢铁厂、成昆铁路等，仍能排除干扰，继续施工，直至完成。197l～1975年的“四五”计划纲要，出台时就困难重重，原拟提交1970年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讨论，后因陈伯达反党事发，政治局会议没有正式讨论。1973年虽重新修订了“四五”计划纲要，也无法顺利下达和执行。1976～1980年的“五五”计划，由于粉碎了“四人帮”，人心大振，制订和执行都比较顺利。“五五”计划要求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80年基本实现。 上述几个五年计划，尽管难以避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具体执行中要靠各个年度计划，根据实际情况修订落实。但五年计划决不能没有一定的约束性，把它束之高阁，随心所欲，放任自流，使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损失，这是值得我们铭记的历史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当时运用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有效动员和集中国家有限的资源，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保证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这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但由于经济管理权限过于高度集中在中央，经济管得过死，影响了地方、特别是企业以至其他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往往出现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现象，没有充分运用价值规律，忽视、甚至排斥市场的作用；过多采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忽视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从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以适应现代化生产发展的需要，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第三个30年（1979～2010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30年，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经过6个五年计划、规划（“六五”～“十一五”）的建设，经济实力大大加强，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平均每年增长近10％。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固然，在前进过程中也带来了一些令人们关切的能源、环保和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付出了代价。现在又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和考验。总的来说，我国经济结构已经从传统的工业化逐步向现代化过渡；经济管理体制已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正在进一步完善和提高，这又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 在这个期间，我主持过国家统计局工作；1981年重返国家计委参加“六五”、“七五”计划的编制工作；曾任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副组长；还担任过国务院物价小组组长，参与物价改革初期的研究工作。1988年被选任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从事立法工作和参政议政。1990年开始从事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工作，分别担任中国信息协会和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的会长。
《九十纪行》作者陈先曾任国家评委副主任，他以自己九十岁人生，书写了跨世纪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时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九十纪行》作者把自己的人生历程分为三个时期：1919-1949年的第一个30年，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9-1979年为第二个30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79-2009年为第3个30年，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前言一、情系故乡二、走向社会三、参加新四军四、战斗在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五、北撤山东六、参加上海接管工作七、南下福建八、调回上海九、进入国家计委十、经历三年“大跃进”十一、参与五年大调整十二、亲历十年动乱十三、主持国家统计工作十四、重返国家计委十五、受任国务院物价小组十六、当选七届人大常委和法律委员会委员十七、从事中国信息协会工作十八、参与促进宁波经济开发十九、重温与思考后记附录
十、经历三年“大跃进” 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原来是按照“二五计划建议”精神拟订的。遗憾的是，经济的实际运行并没有按“建议”的要求办。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上半年的钢产量只有312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当时我正随同计委领导在北戴河研究计划问题。有一天安志文同志叫我跟他去参加冶金部在北戴河召开的全国冶金厅局长会议，讨论1958年全国钢铁计划。会议在北戴河西区的一个小礼堂召开，我们人座后不久，突然见到毛泽东主席穿着浴衣来参加会议，并即席严肃地作了大办钢铁的讲话，动员大家认真执行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的计划，还提出了六条纪律。会议气氛显得十分紧张。会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民大办钢铁运动。1959年和1960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冲击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出现了无政府状态，经济工作一片混乱，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困难，人民生活受到了严重损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第一次遭受的严重挫折。 这一时期，我同很多从事经济和计划工作的同志一样，开始是被一些假象所迷惑，头脑有些发热，以后去徐水、天津等实地进行考察，看到一些弄虚作假现象，感到味道有些不对，思想很沉重。1959年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面对着当时的钢铁生产和经济情况，会议前期主要是批“左”的错误，批判高指标，强调要搞好综合平衡。当时参加会议的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同志，经常将会议情况向我们通气，大家听了都很兴奋。但到后期，会议方向发生了180度的大变化，由纠“左”变为反右。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不仅打断了纠“左”错误的进程，而且还火上加油，使错误进一步升级，并延续了更长时间。我同很多同志像头上被浇了一盆冷水，还被迫违心地做了检讨。这是一个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 1960年我随李先念副总理出国，到阿尔巴尼亚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党代表大会，路过莫斯科，当坐汽车从机场经红场时，我感到十分兴奋，心情极为激动。我们住在列宁山国宾馆。当时中苏关系虽然已经很紧张，但苏方接待还算过得去。到达地拉那后，受到阿劳动党的热情接待，并由阿农业部副部长陪同我和外贸部一位局长沿亚德里亚海到了发罗拉、都拉斯等地，还从希腊、南斯拉夫边境沿线进行实地考察，印象很深。到了阿南边境奥赫里德湖地区稍作停留，这个湖由阿、南两国划区分治，在南管辖的湖泊内，有一个小岛屿，是由阿管理的飞地。这是一个避暑胜地，我们还专门去了这个飞地察看。回程中，陪同我们的阿农业部副部长郑重地向我们说明，这是阿的领土，显示出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对他的这种爱国精神，我表示敬佩和尊重。并与他说，世界上有些地方也有类似情况。这样就开始使气氛融洽。阿人民对我国人民很友好，很热情。 1978年11月，我有机会到南斯拉夫考察，重游该湖，感慨万千。回到驻地，还在日记中留下以下诗句： 时光飞逝双九春， 重游奥湖实堪惆。 昔年东眺南国光， 如今西望阿新貌。 阿尔巴尼亚处于亚得里亚海之滨，山区和丘陵占全国面积的3／4，盛产橄榄油、橙子、沙丁鱼和烟叶。阿劳动党领导人很热情，送给中方访问人员每人一篮橙子和一些零用钱，大家还买了一些土特产返国。由于阿对我国的贸易逆差较大，当时双方还商定，我国从阿进口大量香烟，供应国内市场。 中方代表团离开阿尔巴尼亚那天早晨，地拉那机场漫天大雪，苏制伊尔18飞机不能起飞。莫斯科方面急调一架伊尔14小型飞机专程来地拉那接中国代表团返回莫斯科。小型飞机经与大雪的恶劣天气进行搏斗后，终于到达莫斯科机场安全降落。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在机场等候，还在机场热情款待了过境的中国代表团，盛情可感。从莫斯科飞往北京的苏联班机，一直在机场等候中国代表团登机，推迟了起飞时间达几个小时，我们上机后对班机乘客表示了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