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的逻辑
2012-1
企业管理出版社
朱敏
272
无
两百多年前，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不仅写出传世名作《国富论》，还给后人留下了伦理巨著《道德情操论》。真正优秀的经济学家，绝不是言必谈利益最大化、文必用数理模型的工具主义者，而应高屋建瓴，胸有韬略，尤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胆识和超越利益藩篱的良知。 今天，我们既要警惕经济领域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也要从人文高度更深层次地审视道德危机和体制问题。面对千头万绪的时代困境，何以破局？ 回望百年中国之路，蜿蜒曲折，其主干道却不外乎写着“转型”二字，即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艰难嬗变。由此，以深化改革与发展思路为出发点，从容探讨经济社会转型逻辑与建设路径，无疑是一项极具思考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循此线索，这部《转型的逻辑》，其主体内容，正是作者朱敏与30多位学术大家及高层智囊对话而来(本次出版时，仅选取了其中15篇——编者注)。 中国的转型有其特殊性。之所以特殊，按朱敏在本书附录中所述，主要还是由历史尤其是近百年的机缘所致，而且这一历史还在延续当中。举例而言，早在欧洲革命以前，中国就有四大发明，但为什么我们没能像西方经历的三次技术革命那样，将技术转化为财富？究其根本，在于中国明清时期加强专制统治，对外闭关锁国，对内抑制商业，导致农业财富不能转化为商业资本，农业人口无法流动到其他行业，社会分工难以形成，技术创新更是无源之水。鸦片战争以后，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辛亥革命到实业救国，皆是“拿来主义”地学习模仿别国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而围绕“德先生”、“赛先生”展开的思想启蒙，却因百年间种种沧桑际遇而未持续推进，致使中国的现代性转型进程缓滞至今。 因此，转型的缓滞，也就直接表现为思想认知上的滞后。以对资源配置方式的认识为例，我们曾热衷于讨论计划与市场的孰优孰劣，甚至受美苏两极格局的历史影响，一度给市场经济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形成了极大的思想误区。直到今天，类似的观念纠结，依然是转型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但实际上，所谓计划经济，其本质是以国家的名义，通过权力垄断追求经济增长的规模与速度；而市场经济，其灵魂是在保障产权的前提下，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实现财富创造的可持续。值得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财富创造。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可从全球分工与财富流向来看，中国仍处在全球财富链的末端，而随着体制障碍的加剧，财富越来越多地流向权贵阶层，越来越多地流向全球更具吸引力的地方。那些停留在速度和总量层面上的利好数据，既是经济活动中制度性强制思维的反映，也是权力和经济要素在统计学上的溢价，必然掩盖财富的逆向分配和快速外流所导致的财富日渐衰竭。而财富衰竭与逆向分配是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导致的财富总量枯竭与结构畸形一旦突破底限，后果难以想象。 值得欣慰的是，中央高层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加深。胡锦涛主席在继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之后，又于近年积极倡导包容性增长，可谓寓意深远。包容的要义在于共享，共享的基础在于公平，公平的核心在于机会平等，唯有机会平等，发展的成果方能由民众共享。温家宝总理常引用古训“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勉励我们国务院参事更多地倾听民众的心声，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正如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在2000年前讲的那样：让我们记住，公正的原则必须贯彻到社会的最底层。 转型期往往也是危机四伏的时代，特别需要具有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勤于思考并善于表达的公共知识分子。阅毕全书，不难看出，朱敏对中国转型的思考总是着眼于经济社会的中长期发展，力图与其他不同流派的专家学者从多个维度深入分析和探讨，并尽可能地提出自己的独创性观点。最终，他站在战略高度之上，将中国转型所需解决的核心问题概括成了一句话：“改变制度性强制与自愿协商之间的非兼容结构，朝着经济、社会、政治全面基于自愿协商的动态和谐结构转型，走上真正的现代强国富民之路。”同时他还指出，能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逻辑与人性内在需求之间的一致性，是好制度和坏制度的根本分野。应该说，朱敏的这些基本思想及其“非兼容结构”、“动态和谐结构”等提法颇具开创性，是当代经济科学领域难得的一次理论创新，希望能够引起媒体关注与学界讨论。 是为序。 任玉玲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语境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逻辑？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转型的逻辑》以“救赎与超越”为解题方向，针砭时弊，冲破迷局，既着眼于长远，又极具现实关怀。这是任何一个忧心自身发展舞台的读者，都深切需要的一盏明灯。
作者朱敏先生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本书源于其近年来与高端财经界的意见领袖们联合开展的一项访谈研究，并附录了他对困扰中国百年的现代性转型命题的独到思考。
没错，你可以在品读《转型的逻辑》这部经济著作的过程中，体会理性的价值，感受思想的力量。
朱敏，江西奉新人。先后就读于西北政法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街”财经书系出版人，胡润百富“学者先锋”。出版《中国经济缺什么》等著作；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辑。
关注经济转轨与制度创新，追求专业精神与人文情怀。 E-mail：guoyanzhumin@163.com
序 直面转型时代
导读 寻找转型之钥
【宏观篇】
驱散阴霾：厘清金融的逻辑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金融未来：唯在新结构新空间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通胀治理：盛宴之前撤酒杯
左小蕾 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民生篇】
转型正道：调整财富分化
张曙光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房产怪圈：警惕“黑天鹅”
汤 敏 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民生经济：危机治本疗法
任玉岭 国务院参事，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洞观中国：经济需要新思维
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
【改革篇】
法治精神：彰显“社会权力”
江 平 当代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内外合力：打开“玻璃门”
保育钧 国务院参事室研究员，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国企改革：破局需要新思路
卫祥云 国务院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主任
思想破冰：求解改革之忧
袁绪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发展篇】
科学发展：“新经济”内核
刘福垣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
辩证经济：“国资”与“民营”
王忠明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国资委研究中心原主任
低碳迷思：创新体系缺位
石定寰 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
伦理归位：告别信仰缺失
赵 晓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原部长
附录一 转型的逻辑朱敏李治华
附录二 期待“续集”陈方若
作者致谢
朱敏：在本轮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国内一些人开始有所膨胀，认为中国比西方将更快走出危机、更快实现复苏。遗憾的是，正因此种经济模式之下的增长来得太容易、太迅速，反而使国人易于虚妄，不去研究实质性问题。 陈志武：的确。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的道路，更需要的是制度机制的改革。民主法治才是更加基础性、更加重要的工作。我最近接触一些中高层人士，发现有的已经开始飘飘然了。许多人开始对美国经济危机幸灾乐祸，但他们忽略了美国制度的修复能力。美国之所以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绝不是偶然，其背后的制度创新，和模仿是完全不一样的。前段时间，我在做电视访谈时曾说，不要以为奥巴马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从长远来看，所有发达国家的成功，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美国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实行罗斯福新政，增加政府功能拯救经济危机，但是到了80年代里根做总统时就逐渐放松了管制，克林顿在90年代总体上没有强化太多的管制，所以成就了美国真正最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自主创业辉煌期。 英国当年也是因为实行自由经济才推动了18世纪、19世纪的繁荣，但今天的现状却很遗憾，原因是什么呢？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英国的上市公司，前10位相当于所有交易量70%-80%，剩下就是很小的中小企业。原来，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推出了太多的政府管制政策，比如，英国股票要征收0.5%的印花税，这比现在中国的还要高得多。这些政策使“二战”后英国的资本市场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退，逐渐被美国所超越。因此，从各国的发展经历来看，政府管制得越多，越会损害—个国家的发展活力和新经济的推进。 朱敏：在美国，1999年克林顿政府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法律中有关限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跨行业经营的条款，从而使美国金融业从立法上告别了分业经营的历史，迈向了混业经营的时代。这些做法确实为美国在创新道路上发挥了不少作用。 陈志武：是的，可以这么说。最初，《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又称《1933年银行法》)作为罗斯福总统上任后实施的新政策之一，起到了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与其他法律、政策共同作用，有效地遏止了灾难的根源——资本市场的混乱，恢复了公众对国家和金融体系的信心；二是法案只花费了较小的成本，受到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共同欢迎。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银行界为了生存和发展，对《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所导致的缺陷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开始想方设法避开分业经营的法律障碍，通过兼并投资银行和金融创新等手段向证券业渗透。与此同时，美国金融界开展了由商业银行发起、证券业与保险业随后加入、游说美国政府和议会的活动，要求取消跨业经营限制，修改直至废除该法案，最终获得了成功。 朱敏：当然，也有许多人认为。废除这个法案带来的问题也很大。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就是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 陈志武：所以啊，在1933年制定《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之后，美国国会又先后颁布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从而逐步形成了金融分业经营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系列举措，使得美国的金融创新在之后10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尤其是，世界制造业经济的业务逐渐转移到中国之后，对美国经济带来了许多挑战，逼迫美国的经济结构开始调整，经济重心开始放到金融、技术创新和销售市场。上述制度架构的改革对于美国强化经济竞争的优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因而，这次金融危机不能问罪于美国的经济创新制度，否则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点更加是一个问号，更将失去应有的创新活力。重新让美国回到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根本没法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另外，这次金融危机出现了跨行业的经营，完全放开之后，所带来的交易链条的不断延伸，由此导致道德风险和委托代理方方面面的扭曲逐步在放大化，因此这次危机及时暴露了问题，在更大意义上说不是坏事。 朱敏：从综合经营直接就跨到了混业经营，进入混业经营之后，链条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在综合经营时代，功能性监管就有效，而在混业经营之后功能性监管也要出现许多问题。但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又出台了一个《爱国者法案》，针对亚洲和非洲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上市投资作了一个非常大的限制，比如，中国企业要在美国上市，基金一定要在半年之前冻结，这会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您怎么看待《爱国者法案》的问题？P3-6
目先要感谢江平、陈志武、张曙光、任玉岭、保育钧、刘福垣、王忠明、赵晓、汤敏、左小蕾、巴曙松、李佐军、卫祥云、石定寰、袁绪程等每一位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的专家学者。他们是学界的泰山北斗或中坚力量，也是我非常尊敬的良师益友。本书记录了我向他们求学的过程，更满载着他们的真知灼见。同时也要感谢我有幸访谈或请教过的其他前辈，比如吴敬琏、茅于轼、张卓元、盛洪、夏斌、刘伟、魏杰、白重恩、陈方若、吴晓求、张军扩、余斌、魏加宁、张文魁、黄桂田、丁宁宁、艾丰等，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伟主任、刘鹤副主任……他们不遗余力地提携后学，给予我的不仅是面对面的言传身教，更是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巨大的人格力量。我因有如此多的导师而倍感精神充盈。 感谢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教授拨冗为本书点睛作序，作为总理高参，任老以针砭时弊而著称，思想深邃，襟怀坦荡；感谢价值中国网创始人林永青先生为本书奉献精彩导读，其政经思考融会贯通，为本书增色不少；感谢我的直接领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副主任李明博士，他将对下属的严格要求和宽容理解有机结合，令我的工作与研究相得益彰；感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陈方若博士、波士顿学院副教授薛梅博士，我受他们邀请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本书也应视为该中心的学术成果；感谢张新华、李治华等同仁的辛勤工作，他们分别在早期访谈和后期成书阶段付出了很多心血，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和主题；感谢周国强、舒新国等出版界朋友慧眼识珠，拙著几经周折最终得以出版与其大力推荐不无关系；感谢企业管理出版社韩天放先生和斯坦威图书公司申明先生，正是其严谨而高效的出版运作，让本书得以与读者诸君见面。 本书从缘起到出版，获得了学界众多高人和诸位老师的直接指点或间接启发，他们是：秦晖、吴思、许章润、钱颖一、周其仁、张维迎、樊纲、李稻葵、向松祚、杨蕙馨、张平、马立诚、徐永光、商玉生、王振耀、何小锋、李子奈、杨学义、康荣平、徐长生、钱卫清、林家彬、李心愉、包月阳、王曙光、陈道富、陶涛、宁向东、廖理、朱南军、冯科等；与此同时，我还得到许多同仁和朋友的无私帮助，比如韩忠亮、刘小平、魏雪、聂辉华、刘五一、郭宗治、魏小英、朱中原、孔志国、吴飞、欧阳君山、周为筠、吴金豪、苏小和、杨澜、茅院生、林坤、来有为、邓锋、高辉清、王小林、袁岳、陶平生、温观音、程洪瑾、陈伟鸿、马国川、仲玉维、惠心、陈建利、倪金节、宗波、马逢伯、冯啸鹏、杜洋、李灿宇、叶子青、徐国芳、吴新宇、张修智、龚建辉、费文晶、卫战胜、杨哲宇、曾涛、牛禄青、王露、吴晨光、易鹏、黄海平、孙睿等。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 需要感谢、感激和感恩的人还有许多，最无言以谢的是给予我事业以坚实后盾的家人。除了父母，我尤应感激和愧疚以对的是怀胎十月却很少得到我安慰和体贴的爱妻；与此同时，我要深深感恩对我宽容和无微不至地关怀的岳父岳母。他们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而我却顾不上为他们做点什么。对此，我的确饱含谢意与歉意……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和我们出生不久的宝贝儿子，你们是我一生的挚爱。
中国最后也会实现基于民主宪政的法治社会。从长远来说，除非进行民有化的改革，否则，想靠民间消费的增长来拉动内需、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种愿望会很难实现。 ——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陈志武 一个很重要的“三段论”原则：私权不能解决的，社会权力解决：社会权力不能解决的，公权力解决。 ——著名法学家、中围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江平 既要警惕经济领域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也要从人文高度更深层次地审视道德危机和体制问题。朱敏的“动态和谐结构”等提法颇具开创性，是当代经济科学领域难得的一次理论创新。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 任玉岭 中国如果要出问题，不是太慢，一定是出在太快上；不是太保守，一定是出在头脑过热上。我认为中国需要在制度创新方面，建立一个鞭打“过快牛”的机制。 ——著名经济学家、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汤敏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持续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走到了一个新的拐点。在此十字路口，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不绝于耳。 朱敏，这位年轻的经济学者和财经主编，通过自己广泛而深刻的思考，及其与几十位国内各领域顶尖学者的对话，完成了这部《转型的逻辑》。此书既是对话录，更是思想录，旨在厘清中国现阶段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迷思，努力为中国转型之门寻找钥匙。 朱敏的思考，无疑比多数的同龄人、甚至比多数的上一代人，都更为深刻、更具理性和建设性。
无
近年来，改革、发展、转型这些词几乎被当成口号天天在喊。但是，住房、医疗、教育、国企、司法等领域的改革，问题却是不减反增，有的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有些体制在往回改，有些体制表面上改了，但实际执行中仍原地踏步。更严重的是，人们对转型的目标，转型的方向，转型的应然价值等核心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模糊，混乱，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争论那些迎合市场和民众心理的“术”，而不愿去关注思想层面的“道”，因此，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便习以为常。《转型的逻辑》一书关注的，无疑是“道”这一层面的东西，无论访谈部分问和答所体现出的睿智与理性，还是附录《转型的逻辑》从历史纵深寻求转型逻辑的深刻与厚重。
《转型的逻辑》一书的主体内容是作者朱敏与江平、陈志武、李佐军等学者的专题访谈录，访谈内容除了高度浓缩各自观点外，更多着眼于如何用应然的价值来构建未来的图景。此外，几位从党政领导岗位转而思想理论研究的，如刘福垣、卫祥云、王忠明、石定寰等，他们对经济社会问题的分析与研判，既有追求应然价值的理性，又不乏务实的一面。与访谈部分不同的是，附录《转型的逻辑》一文提出“强制性导致的非兼容结构”的观点。并通过政经史一体化的分析方法，从价值理念缺失、官商结合模式、地方政府竞争三个角度，对该观点进行了论证，更揭示了中国经济社会难逃兴衰更替的深层次原因。如果说访谈部分是专家们对中国经济社会把脉后对症下药的话，那么，附录应是从历史纵深对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深度剖析，进而让转型回归常识。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转型，但却越转越不尽人意？最现实的理由就是，所有的改革都是利益之争，其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昨日改革的受益者尾大不掉的成为今日改革的敌人。在附录《转型的逻辑》一文中，作者指出隐藏在“一元统治，两极对立”这一非兼容结构背后的食利阶层是转型的最大阻力，这一深刻洞悉既超越了左右之争，也揭示了虽以理想主义信仰存在，但事实上早已被虚化的“一元”的真实状态。转型的本质就是通过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来改变利益分配格局，其途径不外乎暴力革命与温和改良，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无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代价成本角度考量，通过渐进式的变革达到成功转型目的无疑是最大的善，正如李泽厚那句“告别革命”的呼喊。
但是，这一切必须从思想的启蒙开始。法律只惩罚罪犯而不惩罚犯罪工具，这是常识。但现实中总有人将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与盗用这些理念干坏事的人混为一谈，从而阻止常识的传播，破坏思想的启蒙。比如，张三经常说自由好，但有人觉得张三会用自由来煽动无知的良民干坏事，所以不但张三是个坏蛋，自由也不是好东西。其实，常识就是常识，它不会因为曾被坏人玷污过而改变。所以，只有那些经得起推敲和验证的价值理念深入人心的时候，改革博弈双方的天平才会发生倾斜，就像股市中只有价值投资成为主流的时候，多数的投资者都能受益一样；只有当转型的逻辑被真正厘清时，用自由反自由，用民主反民主的闹剧才不会天天上演。
这就是思考的价值，也是思想的力量，更是布道者的梦想，但愿《转型的逻辑》能够抛砖引玉！
中国前方的道路，需要转型。历史的趋势不可阻挡。崛起还是沉沦？是我们国家面对转型道路的方向选择上将要面对的不同结果。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现阶段内需要面对的严峻考验。也是需要我们迫切解决的问题。这个过去被我们有意无意忽略的问题，在如今险峻的环境前愈发浮出水面。近些年，由我国经济社会问题引发的各类问题层出不穷。经济是抽象化的社会，而社会则是具体化的经济。研究经济领域，则无法绕开对社会现象本质的深刻探究。研究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人，没有不感到历史研究的重要。因为群体性社会发展过程错综复杂，头绪纷纷，要从中寻出几个要点，成立一贯的系统——由此明了一个民族的传统精神，确是不容易的事。中国数十年来探索经济的发展方向，事事只知请教外人，结果只学得外人的皮毛（因为外人有外人的传统精神，不是中国人所能学的）不能深入国民的心性，适应民族的传统，以至效果甚微，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不能基于自身的特质制定特质的政策。再究其根本，则是因为对特有历史环境发展下形成人群的的特殊性客观认识不够充分透彻。对自我的历史发展轨迹剖析不够深刻。
我们唯有认清客观现实，尊重规律，才能够更透彻地认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也只有认清我们的优势与不足，才能够发扬与规避。创造出属于真正适合我们自己的前进方向。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完善，理应是基于地理条件、技术水平、财富需求等自然形成的客观因素为基础的，而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是受这些客观因素的酝酿与碰撞，而后妥协出来的。而经济社会是动态性的，这一切动态的内因是受到当时人口与财富的增长与矛盾积累造成。这就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政治制度的相对迟缓发生碰撞。
大国崛起的标志，其重要的特征是产业结构与劳动关系的飞跃。其后酝酿出国家运营体制效率上的提高。可见，产业结构与劳动分工的存在形式是一个国家走向崛起与飞跃的重要基础。而国家体制面貌的改变是基于这些最基础劳动单位的大范围量变走向量变的。这就是为什么16世纪大工业的英国能够战胜金融最繁荣的荷兰的重要原因。也就不难理解20世纪信息化生产方式的美国遥遥领先的原因了。工业革命后，社会的生产模式与合作模式呈现出多种类、多元化、规模化的特点，传统的以个体甚至是家庭为单位的组织方式，在质量上与数量上都无法满足社会革新愿望的需求，从而发生了自下而上的技术与社会结构的飞跃。首先，新锐生产方式与合作关系的革命，带动了社会意识的新思维。其次这每一个拥有新思维意识的个体们，组成了这个国家的整体。产业化调整是变革与自救的基础，不然我们的改革与转型，只会成为没有现实基础的空中楼阁。所以，基础产业化的调整与创新，才是我们当下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
多数国人大多知道，国家财富在资本周转运作过程中可以极大增长。即使赋税比例不变，只要“经济规模”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自可持续增长。而想要财富“周转”起来，国家就要通过各种赋税使用民众的智力和劳动力，中央将税收用于国家机器本身运行，国防、赈济、“铁公基”工程等等再部分发还给民众本身，也即财富从下到上的心啊，然后再通过一些形式散播下来。但在上述过程中，财富世纪没有“增值”反而有“过程损耗”，往往到了上层以后，却无法再发付到下层，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资源滞销、而民间资本被吸纳，将会缺乏充足的资金扩大经济规模，更无从谈起产业结构的飞跃，形成经济社会本体的消耗。因资本在高层和高级产品（高新技术、重工产品如机床、飞机、坦克）端冗积，吸纳干了底层和低级产品（轻工业和农业产品）的基础和扩张所需要的资本，上层不断空耗，下层不断萎缩，国家资本萎缩，只能靠贱卖（民间资本不具购买的规模与实力）国有资本，重新给下层注入，这就是内循环式的模式危机。
要客观尊重我们的历史民族性。这个民族的特性无疑是建立在生产力和地理、气候的作用关系上的。温带沿海平原往往能够有限进步，是因为海洋的暖湿气流和内陆的冷干气流在此交汇，形成比较充沛的降雨；自内陆发源的河流搬运来你傻，形成肥沃的沿海预计平原；农业社会就会在此兴起，人类就会聚集定居生活，这就给技术的交流和延续提供了基础。
作为一个有着传统农耕经济与农耕经济意识的民族，大平原大农耕就会造成生产模式的统一，和上述作用就会产生思维观念、道德观念的统一（所谓我们的历史民族性），这就给证券的统一除了地理气候之外，又提供了两大社会基础：生产力和意识形态。之后的生产力发生变化也会延续这个惯性走向一个特定的方向。
如果工业是我们国家的心脏与血液，那么农业就是我们整个民族的肌体与身躯。心脏与血液循环系统的衰竭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效率与协调，那么肌体与身躯的损害则会伤及到我们国家的根本。维护我国的农业经济基础稳定与农民的民生利益，则会显得更为重要。与工业经济相比，农业则会更多的受到气候、自然灾害、环境因素、经济背景的影响，波动更加明显，也更加脆弱。而这脆弱而不可控的，却是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影响农业运行因素的突发与不可控，是面对未来发展与改革之路上需要非常重视的问题。预留对不可控偶然事件（如气候、小冰川时期、自然灾害）的解决方案，避免其对整体趋势的影响，至关重要。（警惕“黑天鹅事件”）
我们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体制转型，在其生产关系的不同背后，也有着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似性。（如对外政策、农商关系、贸易模式等）如明朝从农业、手工业、商业、城乡关系的发展演变，社会风俗的变化，政治斗争与统治阶级危机的加深，早期启蒙思想的涌现，文学艺术的革新与市民文学的兴盛，传统科技的总结创新与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将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总是的研究引向深入，从中可发现许多与我们今天社会转变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的相似之处，有利于我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正确处理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利国利民。
这本书，给予我们的与其说是答案，不如说是启示。一个好的启示，往往比一万种答案更加重要。我想，无论读者的观念与价值是否相同，面对客观公正的启示，则一定会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如果想要找一本兼容各家观点而淡化个人倾向的图书。我想这本书一定适合。我们进入了漫长的摸索阶段，也许这将是黎明前的黑暗。但我相信，民族和国家信仰的纽带，终将让中国人团结到一起，因为历史反复在证明，这才会迎来中国真正的和平与富强。就向本书的导读中李治华先生所说：对于未来，既要希望它好，又要准备它坏。寻找转型之钥的过程，将是亦苦亦乐的漫漫征旅。这也是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去做的。
与诸君共勉！
黙一敬鉴。
一本访谈纪实类的书籍能决定其好坏的除了答之外，人们很少注意到问的重要性。央视有一位做访谈的女主持人经常在做经济类的访谈时劈头就问：您对于目前全球（全国）经济局势有何看法。如果不是采访专业或新闻专业科班出身可以直接追究央视选拔人才的失职，倘若是我们就可以像本书中第一位被采访的陈志武先生共同质问中国的教育在搞什么了？
作者在访谈能力上表现出很高的造诣，话题的延续性很强，能够顺着被采访者的兴趣往下走的同时保证不离题，这让问题与回答都充满吸引力，只要被采访者足够对自己所处的领域有着认真的研究，整篇都很有看头，以我个人看来，第一篇和最后一篇是最值得看的。毕业于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在访谈中提出的观念被作者清晰的厘清为小标题。首先金融创新有赖体系支撑，作者也不装蒜直接提出：在不少中国人都自我膨胀的认为中国必将比西方更快经济复苏，表面政策与形势看起来也挺乐观，更让很多人觉得没必要研究深层。（为什么事情走到了这一步？并非直接发问，但能促使被访者做出回应，使用这样的开谈很厉害呀，题容易被抖散收回来也难度颇大，必须要称赞）。陈教授的回答也可圈可点，先肯定问题中之处的现象确实存在，并针对现象中体现的心理进行分析，国人的幸灾乐祸纯属一厢情愿，以模仿为主的天朝从长期来看很难与通过自由竞争并有着优良制度创新的美国相比，英国的历史几乎就是中美两种模式的集中体现，总的来说，又监又管，结果不好。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尤其让人读的高兴的是，直至访谈结束，全是大白话，概念虽然不少但每一个是堆砌用来自捧的，陈教授对于目前图书市场上一本受到热捧的书给了很严厉的批评，把批评点戳在了“假设太大胆，求证走过场”上，可谓洞见，批的痛快之极！而后对落后的体制制度结合货币乘数效应等各个方面层面进行分析，尤其到了后面对造成这些错误基础的判断，陈志武认为教育要负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几段高屋建瓴，是绝对的根源。相对于后面一些“泰斗”之类的砖家们的哼哼唧唧一本正经，难怪作者要把这篇放在最前面，读完后又有些怅然若失，作者虽然一直在，不晓得后面还有多少这样有高度又有深度且肯说人话大白话的人。两个人气定神闲坐而论道其实都冒了一身汗吧。采访者有备而来且基础深厚，真的是足够少见的……
封面上写：困局与超越：中国经济终极救赎。终极对话就成了，救赎还是别抱什么希望了。化用陈教授的意思，我这个“难养”的女子与小人正在教育第一线看到培养大批思辨能力与人文社科并重的学生出来不知是多么遥远的事，拥有什么能力与能够施展多少又受限于自身和制度。又一次怅然。
想好了你再走
评《转型的逻辑》
每每遇到人生的抉择时刻，我们都需要停下来思考，确定了我们的目标以后再开始行动。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目前也到了这样的时刻，经过30多年的增长，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又一次改革调整的选择，中国社会需要进行结构调整，以便于经济的更好发展。如何进行改革，如何才能更好地契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关于改革的论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本《转型的逻辑》中列出了15位中国高层财经人士、主流经济学家关于改革的观点，这些观点通过作者的组织和串接有机结合，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成的系统，他们的观点也基本代表了中国高层管理人员的观点，能为我们了解中国发展现状、研究政治改革关键、预测未来发展方向提供有益的参考。
相信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能记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顺应生产力需要时，生产力将得到更快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需要时，生产关系将对生产力发展起到限制作用。改革就是要调整那种不合时宜的生产关系，重新为生产力发展提供动力。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存在的问题不少：中小企业的活力无法得到释放，而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过于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进步，但又时刻担心“四座大山”压下来；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先富起来的并没有带动还没富起来的；资源瓶颈凸显，生活环境恶化，等等。所有这些问题，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起点，思考一下发展的根本目的，总结一下我们这些年来的收获与不足，然后再准备前行。诚如书中所言：寻找非兼容结构的转型之钥，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相信这里所提及的转型之钥，也就是我们改善生产关系的秘方吧。
经济和政治高度相关，改革过程中市场如何从政府手中获得权利来分配资源？渐进式改革如何在稳步推进的同时不影响社会稳定？15位专家从各个角度提出了关于改革方面的看法和建议，作为高层的专家人士，他们对于中国经济现状和社会结构的描述一目了然，有更高更精确的把握；对于改革的通盘考虑和研究深度显而易见，有更全更长远的眼光，足以让很多读者受益。对于资源配置、税收以及如何激发中小企业经营管理灵活性和积极性上，对于推进哲学思想解放上，对于改革的效益与公平上，很多观点虽然在很多媒体上都能看得到，而这么多的透彻观点集合，更容易对中国经济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让读者耳目一新。当然，作为国务院高参和主流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目前的问题，他们的言论更多是政府的意志，也不免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鞭打过快牛也能算一种创新？低端产业仅仅是为了保护就业人员就不宜过早转型？国有资产不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对于整本书的编排，个人有一些看法。首先，由于书中涉及到的很多观点部分有很强的时效性，如果编者能将当时的背景和时间稍加介绍，可能会让读者更容易接受其中的一些观点。其次，书中以访谈录的形式记录改革思想，虽然比较通俗易懂且容易烘托出被采访者的观点，但过多的观点罗列，同样会令读者眼花缭乱，同时不容易把握作者本人的观点等问题。
在问题还没想清楚的时候，讨论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还记得30多年前的那次关于真理的讨论么？经过讨论后中国明确了真理的标准，摈弃了“两个凡是”，开始了3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如今我们又遇到问题了，如果关于发展真理的讨论能为改革助力，如果思想的统一能让改革更加顺利地进行，那么我们希望这样的讨论能更加热烈和彻底一些。
2012-2-13
艰难的转型《转型的逻辑》
这是一本访谈录，采访了中国当代著名的学者，通过和这些学者们的对话，论述了中国社会在改革中艰难的转型，这个转型到现在还远远没有完成。
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一个转型的过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专制一点一点走向民主。三十年的变化，三十年的进步有目共睹，全世界都承认作为一个如此大的国家，中国的转型相当不错。尤其是和苏联相比，更是对比鲜明。不过如果说改革已经成功，转型已经完成，还为时过早，我们总说改革到了最关健的时刻，是的，可以说只要转型没有彻底完成，那么就永远都会感觉到紧迫，因为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着转型的失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不好就会被河水冲走。当然三十你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未来，让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获得最后转型的成功。
其实对于改革来说，都是先易后难，好改的几乎都改了，能够放给市场的，几乎都市场化了，所以改革越往后，越困难。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从改革中获得利益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很多人希望改革就此为止，为了现实的既得利益希望保持现状的人大有人在，所以转型会越来越困难。
在书中作者采访了十五位中国当今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比如张曙光、江平、任玉玲等等。就转型中遇到的问题一一进行了探讨。十五个专题，分成四个部分，组成了全书的基本结构。
书采用的是访谈的方式，让人读起来感觉很顺，使本来很抽象的问题，在谈话中变得很通熟易懂。在书中作者就金融、通胀、房地产、法制、国企、低碳、伦理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就个人而言最关心的还是房价的问题，这可和每个老百姓的生活都密切相关，房价到底是暂时停涨，很快还能够恢复，还是真的到了拐点，供需发生的变化，进入了一个长期的下降通道呢？书中的一个例子让人感觉很震惊，那就是访谈中政协常委任玉玲谈到，她去澳大利亚考察，为她服务过的司机和导游一共有十个，竟然有九个在中国买了房产！太可怕了，房价再不降真是不堪设想！中国的房子已经不仅仅是房子，而是炒作的对象，如果房价再持续上涨的话，崩盘真的不远了。近三年多我家的房子就快涨了一倍，做什么生意也没有这个赚钱，所以社会上几乎能够调动起来的资金都进入到了房地产中，我们之所以觉得房子还能够买得起，是因为我们总是相信未来我们的收入会更高，所以把未来的收入都投入到了房地产中去了。就好像日本泡沫经济最疯狂的时候，每个家庭都疯狂的进行贷款，把所有的工资都用来换贷，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相信房子还会涨，工资还会涨，所以赶紧买房子才是最好的办法。的确房子肯定会涨，工资也肯定会涨，但是绝对不应该涨得这么快，快到三四年翻一倍的程度。房价现在稳定了，是个好事，如果再有一轮暴涨，那么泡沫很快就破裂了。
书中还谈论了很多我们关系的热点问题，如果你关心中国的经济，如果你关心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可以看看这本书，相信你不会失望的。
中国正处在转型之际，此书有助于读者的思考。
没有感觉的书
中国的发展与转型的逻辑在于执行部门的转变。
有深度，值得好好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