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大寨史
2008-4
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
孙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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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及其两岸的支流孕育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便于耕种的黄土地、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风气候、旱涝频仍的河水习性，使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探求治理它的办法。早在战国时期，黄河中上游的秦国就修筑了把泾、洛两河连接起来的郑国渠，灌溉关中平原的良田四万余顷，大大增强了国力。同时，由于郑国渠提供了便利的水上运输，使秦国在军事实力上变得更为强大。而当时的周天子政令不出京畿，难以号令各诸侯强国，致使各国利用水利系统彼此消解，人民流离失所。所以，历史的发展，要求在黄河中上游产生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在大一统的条件下组织所有的人力和物力，定期治理黄河泥沙，兴修水利，造福民众。可以说，黄河及其各大水利工程的修建促成了全国的统一，同时也产生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接收了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当时蒋介石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把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留给了共产党。熟谙中国历史并善于以史为鉴的毛泽东，深知水利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必须首先抓好。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就把兴修塘坝列为农民运动的14件大事之一。1934年，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治水作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大事来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全国各地兴起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而进行的。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运动，现在看无疑是急躁冒进，是失败的。但以一定的形式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对于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来说是必要的。没有高度的集中与统一，没有几乎无偿的人力和物力的调拨，对于中国广大的北方地区来说，黄河的泛滥根本无法治理，黄河的中游和下游没有一个稳定的生存环境，也根本谈不上农业发展和工业建设。大寨人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激发出来一种精神，同恶劣的生存环境相抗争而造就的一种精神。这就是大寨精神，太行山精神，也是愚公移山的精神。大寨人成立老少组，三战狼窝掌，战胜特大洪灾，大寨人建设“三保田”、“海绵田”，都是为了同大自然抗争，在当时艰苦的生存条件下让土地发挥最大的效益，这种做法结合大寨本身的自然环境历史地看，是无可厚非的。在后来的学大寨运动中，将这种做法教条化、扩大化，包括北方的人造平原，南方的围湖造田，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损失。20世纪80年代之后，各地农村普遍实行退耕还林，改善了生态环境，但这是建立在袁隆平培育出高产水稻、李振声培育出高产小麦，从而使世界性的粮食短缺得到极大缓解的基础之上。所以说，任何个人、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越时代而存在。大寨作为一个农业典型，对中国农业进程深远的影响，恐怕在整个华夏文明史上也属罕见。正如亲身经历了这场运动，并曾为此做过大量报道的新华社资深记者冯东书所说：“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不管是用教育的办法也好，斗争的办法也好，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动员了几亿农民投入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那时真是县县有建设工程，社社有建设工程，增加了水库、水池、水井、水渠、水浇地，增加了保土、保肥、保水的水平梯田，拦河、围海造的耕地，改造了低产田，增加了农村公路，其成就之大，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没有的。”（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第54～55页）就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而言，山西作为大寨村所在省，加之山地和丘陵面积占了全省80％以上和“十年九旱”的气候环境特点，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开展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无论声势、规模，还是所取得的成就，就更为突出。从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大的成效，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当年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业生产力的集中释放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有一大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还将长期发挥作用。二古代的中国，在秦汉以前，土地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所有，诸侯领有，定期分配给农民使用；秦汉以后，由于不断出现周期性的农民战争和随之而来的王朝更迭，新政权往往对兼并土地者占有的土地实行相对均分，使得土地最终为国家所有。由此人人拥有一定占有权的观念，越过久远的年代积淀下来，变成一种十分深广的有关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意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关系现代化进程中，在土地变革问题上实行了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部曲”，是中国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必然选择。农业集体化在当时之所以能被广大农民所接受，正在于农民积几千年的经验，认为土地所有权归根结底是在国家，尤其是在分配土地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历代王朝新建时权势者多圈多占土地现象，农民由此相信土地的真正集中是为了防止兼并，并将给他们带来永久的福祉。但是后来“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忽视了农民自身的利益，使他们失去了生产和生活中的自主权，劳动和劳动成果脱离，导致六七十年代农村普遍的贫穷。在这种情况下，在全国学大寨的政治气氛下，大寨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再加上大寨实行了特有的自报公议评工计分方法，使大寨人保持了超常的积极性。但是在其他地方，学大寨过程中就出现了“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的情况，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十年“文革”期间，大寨纯粹成为了一个阶级斗争的标杆，成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样板，大寨作为中国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在进入中央之前作为一个基本的群众，都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含义。改革开放以后，大寨经历了凤凰涅槃，经过了痛苦的转型，大寨人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适时与市场经济接轨，健康地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大寨人始终认为，共产党、社会主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福祉，大寨最核心的精神就是艰苦奋斗，最基本的目的也是改善群众的生存状态，当年大寨人战天斗地不是图穷，平田整地建造海绵田就是为了高产，高产除了多多缴纳公粮外，是为了让群众的生活过得好一些。今天的大寨与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山西晋城东四义村等几个全国名村相比，在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发展理念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但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求稳安居的精神状态是一脉相承的。大寨经济的转型就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到2005年，大寨经济总收入达到11574万元，人均收入5500元，经济总收入中，农业仅占0.3％，工业占56％，旅游业占30％，流通服务业占13.7％。学大寨运动期间，农业是大寨的支柱产业，经济来源依托于七沟八梁一面坡的800亩农田，经济结构单一。新时期郭凤莲执掌大寨后，组建了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下设羊毛衫厂、制衣公司等8个企业，同时，通过联合引进，组建了大寨中策水泥厂、大寨酒厂、核桃露饮品厂等村办或联办企业，大寨人经历了从种地的农民转化成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营销人员的过程，大寨的企业经历了村办小作坊到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的转变，大寨的经济结构在适应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断得到整合和重构，“大寨”已经成为30多种商品的知名品牌，大寨核桃露、大寨牌衬衫、大寨铝塑管、大寨醋、大寨黄金饼、大寨金鹿酒等产品已经走出娘子关，行销全国。如今的大寨，已经由农业典型变为绿色园林生态村、老有所养保障村、大寨精神红色村、平和敦厚和谐村，大寨是一个缩影，它浓缩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和变迁，承载了中国农民几代人追求温饱和富裕生活的梦想，今天，这种梦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谨此为《口述大寨史:150位大寨人说大寨》序。2007年12月18日（作者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本书通过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对150位大寨人进行面对面的采访，真实而生动地重现了一个中国乡村由普普通通变成尽人皆知，由寂静到辉煌又重归寂静的60年的沧桑变化，以及大寨人自强不息、战天斗地，改变自己贫穷落后面貌的不屈精神。本书由150位大寨人（当事人）口述，由专家记录、整理、撰写，前沿性、学术性、资料性、可读性兼备，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
下篇 长路漫漫上下求索 六、 六十年大寨村的变迁 村容村貌 乡风民俗 衣食住行 婚丧嫁娶 大寨女性 七、 立足土地的大转折 传统时代的农民与土地 改革开放中的土地承包 百亩果园责任到人 退耕还林山乡秀美 集体耕种家家受益 邻村与大寨村比较 虎头山再兴创业潮 八、 村办企业的兴起与发展 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应时而生 大寨羊毛衫厂和衬衫厂艰难创业 酒厂开开停停几多曲折 煤矿煤站红红火火打通出路 大寨的水泥品牌小有名气 核桃露亮出了一张大寨王牌 九、 商贸旅游方兴未艾 虎头山森林公园景色秀美 纪念馆承载大寨百年历史 旅游品小店铺集中连片 农家饭店方便八方游客 村民教师外出增长见识 大寨人多种形式自主创业 十、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探索与实践 领导班子率领村民向前奔 百年大计重在育人 医疗卫生需要保障 群众福利跟上了时代 新居中新的一代大寨人 建设和谐的大寨新农村附录篇 附录一 大寨方言简注（赵俊明） 附录二 1964～2006年大寨参观学习及旅游人数统计（董永刚） 附录三 重要文献著作（刘晓丽李卫民） 附录四 课题组采访编撰记事（刘晓丽） 附录五 永难磨灭的鲜红色记忆（丘克军）后记
下篇 长路漫漫上下求索六、六十年大寨村的变迁大寨的乡风民俗和大寨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分不开的。20世纪前半期，大寨的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人口不多，中是一个小山村。在这种生存状态下，大寨人形成了淳仆、吃苦、坚韧、倔强的性格特征，他们生活简单，风俗淳朴，吃苦耐劳，讲究卫生。通过村民们一段段的回忆讲述，可以看到60年来大寨村民生活中和观念上发生的许多变化，包括从形式到内容、从思想到行为、从男人到女人、从老人到孩子诸多方面的变化。大寨村的整体面貌在20世纪60年代基本奠定。1963年8月那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中，大寨老村被洪水中冲过，荡然无存。洪灾之后，村党支部一班人带领大寨先治窝，后治坡，早出晚归，人人上阵，白天整修梯田，晚上挑灯筑窑，男女老幼，路不空行，艰苦奋斗，重建家园。大寨村民大灾之年夺丰产、从头建设新家园的事迹通过媒体传遍了全国。经历过那个的年代的人们，对大寨村里一排排的石窑洞或许都不陌生，那是大寨人当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重要标志。如今的大寨村，既保留了传统的石窑，也开辟了崭新的大寨新居。新居最早建于1999年，首批入住26户，2005年第二批入住28户。新居设计理念上更新颖一些，费用也相对提高了一些。大寨的年轻人喜欢这种现代化的、与城市接轨的住房模式，而不少老年人宁肯住在冬暖夏凉的石窑里，也不愿搬进漂亮的新居中。
这是一部以农民讲述为主体的乡村历史，不仅属于比较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可读性。《口述大寨史》课题从开始到完成，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课题组从2006年年初起进行采访、调研、整理和编撰等项工作，历时两年，2007年年底完成了这部原创口述史著作。参与此项工作的，不仅仅是课题组的成员，还有众多的口述者，因为他们的参与，我们才能完成这项兼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乡村发展变迁史研究。个别大寨村民以及了解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专家、学者、记者和领导干部，起初心存芥蒂，担心大寨话题有敏感性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们打消了顾虑，因为大寨的历史不仅仅属于大寨人，大寨也是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现当代状况的一个缩影。接受采访的人认识到课题研究的重要价值，积极配合采访工作。我们对所有接受过采访的农民朋友以及其他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课题组采访调研中，得到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村长贾春生以及全体村民的大力支持。大寨村纪念馆以及大寨村民无偿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图片，保证了我们顺利进行基础性的工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钟广明总经理、丘克军副总编辑以及南方日报出版社梁建华主任，在出版过程中给予我们热情支持和帮助。值此之际，我们对所有参加过口述史的大寨村、大寨邻村的村民，对专家学者、记者和领导干部，以及接受过我们采访的西沟村、东四义村的村民，对在出版过程中付出辛勤劳动的南方日报出版社的编辑、编审，对山西省社科院办公室、科研处等部门的同志，对积极支持此项工作的晋中市文化局党；富华局长、昔阳县文化局梁永胜局长，对始终关心支持课题进展的社科院前簿院长张晓瑜女士，表示最诚挚的感谢！书中不妥与谬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朋友及专家学者、领导同志们批判指正。另外，由于年代较久，记录不全，我们未能与图片作者一一联系，在此一并致歉。为保护知识产权起见，请图片有关作者与本书编者联系，以便支付相应稿酬。
《口述大寨史:150位大寨人说大寨(套装上下册)》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