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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说自己

季羡林 中国书店
出版时间:

2007-8  

出版社:

中国书店  

作者:

季羡林  

页数:

214  

字数:

160000  

Tag标签:

无  

内容概要

季羡林说自己:镜头人生。 在品行的好坏方面,……我尽管有不少的私心杂念,但是总起来看,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至于说真话与说慌,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我的学术研究,特点只有一个字,这就是:杂。……杂而不精,门门通,门门松。所可以聊以自慰者只是,我在杂中还有几点重点。所谓重点,就是我毕生倾全力以赴、锲而不舍地研究的课题。我在研究这些课题之余,为了换一换脑筋,涉猎一些重点课题以外的领域。间有所获,也写成了文章。 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光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我不能不承认,我运气不错,所得到的成功,所获得的虚名,都有点名不符实。在另一方面,我的倒霉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     ——季羡林

作者简介

季羡林,季羡林是我国著名学者,生于1911年8月2日,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大教授,并创办东语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

书籍目录

我写我我的自传八十述怀我的学术总结(之一)我的学术总结(之二)我的书斋在病中——简短的评估九十五岁初度与中国书店谈国学、古旧书业编后记

章节摘录

  二、我的学术研究的特点  特点只有一个字,这就是:杂。我认为,对“杂”或者“杂家”应该有一个细致的分析,不能笼统一概而论。从宏观上来看,有两种“杂”:一种是杂中有重点,一种是没有重点,一路杂下去,最终杂不出任何成果来。  先谈第一种。纵观中外几千年的学术史,在学问家中,真正杂而精的人极少。这种人往往出在学艺昌明繁荣的时期,比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以及后来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几个大哲学家。他们是门门通,门门精。藐予小子,焉敢同这些巨人相比,除非是我发了疯,神经不正常。我自己是杂而不精,门门通,门门松。所可以聊以自慰者只是,我在杂中还有几点重点。所谓重点,就是我毕生倾全力以赴、锲而不舍地研究的课题。我在研究这些课题之余,为了换一换脑筋,涉猎一些重点课题以外的领域。间有所获,也写成了文章。  中国学术传统有所谓“由博返约”的说法。我觉得,这一个“博”与“约”是只限制在同一研究范围以内的。“博”指的是在同一研究领域内把基础打得宽广一点,而且是越宽广越好。然后再在这个宽广的基础上集中精力,专门研究一个或几个课题。由于眼界开阔,研究的深度就能随之而来。我个人的研究同这个有点类似之处,但是我并不限制在同一领域内。所以我不能属于由博返约派。有人用金字塔来表示博与约的关系。笼统地说,我没有这样的金字塔,只在我研究的重点领域中略有相似之处而已。  三、我的研究范围  既然讲到杂,就必须指出究竟杂到什么程度,否则头绪纷繁,怎一个“杂”了得!  根据我自己还有一些朋友的归纳统计,我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约有以下几项: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糖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这个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  四、学术研究发展的轨迹:由考证到兼顾义理  清儒分学问为三门:义理、辞章、考据。最理想的是三者集于一人之身,但这很难。桐城派虽然如此主张,但是,他们真正的成就多半在辞章一门,其他两门是谈不上的。就我个人而言,也许是由于天性的缘故,我最不喜欢义理,用现在的说法或者可以称为哲学。哲学家讲的道理恍兮惚兮,以我愚钝,看不出其中有什么象。哲学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天底下没有哪两个哲学家的学说是完全一样的。我喜欢实打实、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这是我的禀赋所决定的,难以改变。所以。我在三门学问中最喜爱考证,亦称考据。考据,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个研究方法,其精髓就是:无证不信,“拿证据来”,不容你胡思乱想,毫无根据。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大盛于清朝乾嘉时代,当时大师辈出,使我们读懂了以前无法读的古书,这是它最大的贡献。  在德国,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其精神与中国考据并无二致,其目的在拿出证据,追求真实:我故意不用“真理’’二字,然后在确凿可靠的证据的基础上,抽绎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德国学术以其“彻底性”(Grandlichkeit)蜚声世界。这与他们的民族性不无联系。  至于我自己,由于我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和师承关系,又由于我在上面讲到的个人禀性的缘故,我在学术探讨中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中德两方面的影响。在中国,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和汤用彤先生都是考据名手。在德国,我的老师Prof.Sieg和Prof.waldschmidt和后者的老师Prof.H.Luders,也都是考证巨匠。因此,如果把话说得夸大一点的话,我承受了中德两方面的衣钵。即使我再狂妄,我也不敢说,这衣钵我承受得很好。在我眼中,以上这儿位大师依然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一生小心翼翼地跟在他们后面行走。  可是,也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到了晚年,“老年忽发少年狂”,我竟对义理产生了兴趣,发表了许多有关义理的怪论。个中因由,我自己也尚不能解释清楚。  五、我的义理  我在我一生所写的许多文章中都讲到我不喜欢义理,不擅长义理。但是,我喜欢胡思乱想,而且我还有一些怪想法。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某一门学问的专家,对他这一门学问钻得太深,钻得太透,或者也可以说,钻得过深,钻得过透,想问题反而缩手缩脚,临深履薄,战战兢兢,有如一个细菌学家,在他眼中,到处是细菌,反而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喝,窘态可掬。一个外行人,或者半外行人,宛如初生的犊子不怕虎,他往往能看到真正专家、真正内行所看不到或者说不敢看到的东西。我对于义理之学就是一个初生的犊子。我决不敢说,我看到的想到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但是,我却相信,我的意思是一些专家绝对不敢想更不敢说的。从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如果没有绝少数不肯受钳制、不肯走老路、不肯固步白封的初生犊子敢于发石破天惊的议论的话,则人类进步必将缓慢得多。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常人所说的“真理与谬误之间只差毫厘”、“真理过一分就是谬误”。一个敢思考敢说话的人,说对了了不得,说错了不得了。因此,我们决不能任意胡说八道。如果心怀哗众取宠之意故作新奇可怪之沦,连自己都不信,怎么能让别人相信呢?我幸而还没有染上这种恶习。  总之,我近几年来发了不少“怪论”,我白已是深信不疑的,别人信不信由他,我不企图强加于人。我的怪论中最重要的是谈中丙文化同异问题的。经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处处发现中西文化是不同的。我的基本论点是东西方思维模式不同:东综合而西分析。这种不同的思维模式表现在许多方面。举其荦荦大者,比如在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丙方对自然分析再分析,征服冉征服。东方则主张“天人合一”,用张载的话来说就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结果是由西方文化产生出来科学技术,在辉煌了二三百年,主宰了世界,为人类谋了很大的福利之后,到了今天,其弊端日益暴露,比如大气污染、臭氧层出洞、环境污染、淡水资源匮乏、生态平衡破坏、新疾病层山不穷,如此等等,哪一个问题不解决都能影响人类生存的前途。这些弊湍将近二百年前英国浪漫诗人雪莱就曾预言过,如今不幸而言中。这些东西难道能同西方科技的发展分得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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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并茂。受益匪浅。


书里图片丰富但是编辑的内容与《读书有用》好多的重复。不过值得收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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