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灭的古国故都
2007-10
浙江摄影
赵晔
260
无
1936年，西湖博物馆年轻的学者施昕更踯躅于故乡良渚镇的田间地头，竭力探寻先民留下的遗物，试图揭开一个频繁使用黑陶的远古文化。 1959年，这个远古文化被命名为“良渚文化”。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都被认为是它代表性的物质文化成就。在环太湖流域——东临大海，南抵宁绍平原，西及宁镇地区，北越长江的广袤地域空间内，良渚文化顽强存续了1000余年，大约从距今5300年直到距今4200年。 自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首次揭示良渚大墓以来，有关良渚文化的考古挖掘常有惊人的发现。从特意营建的贵族墓地，到长期沿用、密集布设的平民坟区；从气势恢弘的宫庙基址，到河道穿越的水乡村落；从高大规整的方形祭坛，到仅见动物骨架或填埋红烧土块的祭祀坑——大量规模不等、功能各异的良渚文化遗址被一一揭示出来，它们所汇聚的各种信息不断强化和丰富着人们对良渚文化物质和精神内涵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良渚文化的先民们曾经创造了一个盛极一时的社会。 大多数学者认为，良渚文化已迈入文明的门槛，有了初级阶段的国家机制。这样的政治实体，研究者称之为“古国”。超大型礼制性中心遗址、墓葬所折射的巨大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异、以玉器为主要载体的礼仪系统、庞大土建工程所需的社会组织结构，无不体现了王权的特征。以神人兽面图符为象征的神灵崇拜，显现了这个原始国家的神权性质。这个图符也被视为“神徽”，它是良渚时期太湖流域整个文化共同体的族群标志。随着地下考古资料的不断涌现，良渚文化被列入中华5000年文明史源头的理由显得更加充分，它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也日益彰显。 这个以“良渚”命名的古代文化，它的权力重心就在今天浙江省杭州市北郊的余杭区良渚镇一带。山地与平原交接、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及自然环境养育了一方先民，这些先民在良渚地区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人类文明，留下了数不尽的活动遗迹和人工制品。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巨型高台莫角山，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良渚文化中心遗址。反山12号大墓卓然超群的显赫随葬品，炫目中散发着至尊的霸气；众多类似高贵的墓葬齐聚，使反山墓地成了名副其实的“王陵”。依山修筑的瑶山及汇观山祭坛之整饬和考究，在良渚文化分布圈内，迄今无出其右。体量庞大、形状修长的塘山也为别处所未见，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层层的谜团。保存着墓地、居址、“井”字形木构水井和窖藏的庙前遗址，展示了一个水乡村落绵绵不绝的生活画卷。近年发现的卞家山虽然是普通的临水聚落，却出土了一批贵族墓地都难以保存的鲜亮漆器和黝黑陶器。现在我们知道，在这片山地边沿的冲积土壤上，良渚先民的身影几乎穿越了良渚文化发展的整个时段，并且持续强盛了数百年。良渚地区成了良渚时期无与伦比的浩大都邑，这里存留的各类古代遗迹和遗物，其规格、数量和品质都远远超出了其他地区。它所演绎的古国文明的灿烂辉煌，足以表明三代之前的远古中国，南方文化的各种成就绝不逊于北方！ 是什么原因诱使良渚先民在良渚地区延续如此漫长的岁月，又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在这里执著地生存下去？答案或许就在那些并不起眼的土丘里、农田下。那些沉睡了数千年的房舍墓穴，那些默默无语的玉石陶木，经由考古人员的发掘和考证，都将慢慢复苏。当我们循着考古学者的引领，推开历史之门回到四五千年前，这个神秘的古国会忽然变得可以触摸。飘渺的表象下闪动着温情有趣的生活片段，今天的我们仿佛依然能走在良渚先民的古道上，依然能呼吸到那时湿润的空气。许多超出我们生活和经验的物象，都将跨越时空得到诠释。正如西拉姆所愿：干涸的泉源将恢复喷涌，遭人遗忘的东西将被人理解，死去的将转世还魂，历史的长河将重新流淌。在追溯历史的大喜大悲中，我们总能获得力量和信心。 今天，良渚地区的遗址点已发现130多处，它们集中分布于良渚、瓶窑两镇毗邻区域4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它们的密度是那样大，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个大遗址。狭义的“良渚遗址”或“良渚遗址群”已成为这一大遗址的特指称谓。每当提起它，我们就会联想到权贵云集的都城，联想到气势恢弘的庙宇，仿佛一夜之间这里就会燃起祭天的篝火，响起征战的号角。 是的，良渚先民对神灵的敬畏超乎我们的想象。无处不在的神人兽面图符像幽灵一样飘荡在人迹所至之处。古良渚人选择依附神灵的方式确立自己世代相传的文化模式，在神性的光环下，他们编织起一套缜密的礼制系统，以此决定人的职权和地位，以此集中社会财富，以此调动大批劳役堆建各种大型工程。在这里，原始宗教犹如润滑剂，维系着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的复杂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良渚先民对神的崇拜几乎都流露在了玉器上。在玉器制作上不计代价的行为方式，足以表明他们对待玉器就像对待神灵。对玉器的任何削磨和雕琢，都倾注了虔诚的愿望。在这样的精神支配下，古良渚人造就了一支精湛的制玉队伍，也使这一时期的玉器制作业达到了人类治玉史上的一个高峰，玉器成了良渚文化物质宝库中最耀眼的明珠。 与此同时，在日渐成熟的犁耕稻作农业基础上，制陶、研石、纺织、髹漆、木作、土建等技术门类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一些器物在今天的人看来不可思议，更多的器物却能穿越历史的时空让我们产生共鸣。我们甚至从镶玉漆器、彩绘漆器和刻纹黑衣陶等精致器皿上，也看到了礼制留下的烙印。 良渚先民用神灵构筑起全新的社会秩序，用虔诚创造出纷繁的物质财富。他们的强盛和繁衍得益于宗教意志的凝聚作用，同时也受制于这份宗教体系的僵化和迂腐，最终走向灭亡。它留给我们的不仅是赞叹和惊喜，也有太多的疑惑和伤感！ 良渚文化以及汇聚其精华的良渚建筑群虽然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它所创造的物质成就和精神内涵已通过各种方式融入了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今天的人们依然能感知到这个古老文化的巨大穿透力，依然能在现实生活中领悟到良渚古国所传扬的诸多文明因。
良渚文化的独特性表现在聚落形态、宗族构成、社会生活、宗教观念、礼仪制度、艺术情趣等考古学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导致这种文化独特性的原因又牵涉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方面面。 《良渚文化研究丛书》是以考古发现和出土的大量信息资料为素材，挑选和邀请在良渚文化研究各个不同领域内卓有成绩的中青年专家，就各自擅长的专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然后撰写出版相关专著，旨在通过对良渚文化物质环境和精神世界诸多方面子课题的系列研究，由点到面，构筑起对良渚文化全面和纵深研究的较完整体系，深化对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的总体认识。以全新的角度和合理的诠释，赋予断简残片式的考古资料和信息以全新的生命力，部分复活和建构起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人与人之间、人与遗迹之间、人与器物之间、人与事件之间相生相伴的场景和细节。 本书对良渚古遗址进行了系统研究。
赵晔，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良渚遗址群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先后参与、主持了莫角山、文家山、卞家山等遗址的考古发掘，负责完成了良渚遗址群全域的系统调查，撰写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良渚遗址群》调查报告一部。
序言壹 遥望故土 良渚：美丽的水中小洲 流动的空间 从开化到文明贰 梦醒时分 初识江南古物 发现良渚 揭示文化底蕴叁 凝固的历史 拂去千年的尘埃 岁月留痕 王者之气肆 辉煌年代 惊世“王陵” 问天 万众景仰的地方伍 水乡风韵 塘山之谜 古老的村落 四千年前古码头陆 此德于玉 唯玉独尊 石之美者 永恒的图腾柒 创造的魅力 化泥土为神奇 第三只手 不朽的漆木制品捌 记忆永驻 祀与戎 文明的光环 流芳百世附录后记
壹 遥望故土 良渚：美丽的水中小洲 一支原生考古学文化的兴起，与其所在地区的人群和文化传统有着直接关系。而一个小区域成为某一考古学文化的重心，一定有它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杭州市北郊余杭区中部的良渚镇和瓶窑镇毗邻地带，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地理及自然环境的小区域，在良渚文化延续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是其最显要的文化重心。由于这一区域保存着良渚文化最密集、最丰富、最重要的文化遗存，学者们将其称为“良渚遗址群”（简称“遗址群”）。 良渚遗址群距离东南部的杭州市中心约18公里。从杭州市区北大门沿104国道出行，经祥符桥，过勾庄后分成两路，北路为老104国道，穿良渚镇后往西北直行，至瓶窑镇约8公里。南路是为保护良渚遗址而外迁的新104国道，大致临遗址群南侧，过北苕溪入东苕溪的交叉口，至彭公与老104国道交会。老104国道从长命通往北部的安溪有一条干道，人称“长安公路”。此路向北延伸，在大遮山丘陵坡脚东折，经官庄、瑶山、羊尾巴山诸遗址通往德清县（图1-1）。 俯瞰浙北地区，西部是天目山系的山地和丘陵，东部为杭嘉湖平原。两者的自然景观截然不同，西侧山高林密，幽深无限；东侧一马平川，空旷舒展。两大地理区块的交接大致在湖州市和杭州市连线之间，此间山峦呈指状伸展渐失，山体与平原犬牙交错（图1-2）。良渚遗址群就位于这条交错链南部最大一个口子的边沿。这个口子由遗址群北侧的山峦向西延伸，经余杭区径山镇西侧和余杭镇西侧，再伸展至杭州市西湖，大致呈一个“C”字形半封闭的大谷地（图1-3）。地质学上判定这个大谷地属于新构造运动的沉降区，由北、西、南三条断层造成：北面的断层大致经过余杭区的獐山至彭公，方向北偏东70°；西面的断层经过长乐，方向北偏西50°～60°；南面的断层沿杭州西溪湿地至老和山，与山脉和水系的走向一致，方向北偏东40°。三个断层围绕的断块古海湾下沉，三面环山进一步微升形成丘陵，东部则敞开连通杭嘉湖平原，由此构成延续至今的海湾式地理轮廓。 地处这个大谷地北侧的良渚遗址群，北靠天目山余脉——高亢绵延的大遮山丘陵，南临断续散布的大雄山、大观山丘陵。两组丘陵依托西部山地，以夹抱之势分列遗址群的北侧和南缘，使之略呈簸箕状向东敞开，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这一地理空间的东西跨度约9公里，南北6公里。 地质演变史告诉我们，良渚遗址群独特的地理架构形成于第三纪末以来的新构造运动，低洼的谷地和盆地堆积着大量的第四纪沉积物。距今7000年时卷转虫海侵达到全盛，良渚一带沦为一片浅海，出露于海面上的主要是大遮山群岛、大雄山群岛和若干孤岛。卷转虫海侵持续了上千年，在此过程中海面下降，丘陵范围不断扩大，新的孤丘陆续涌现，东部平原相继成陆。此时的良渚地区是一种丘陵、孤丘和河湖沼泽的自然环境，沮洳泥泞，土地斥卤，少有利用价值。随着海岸线的不断后退，河流的终年冲积，地面缓慢增高，水质逐渐淡化，沼泽平原上的植物和淡水生物开始增加，自然环境渐趋好转。大约距今5000年时，海平面基本上达到了现代的高程，此时良渚先民在良渚一带已形成大型的聚落。 良渚遗址群北侧的大遮山丘陵海拔都在百米以上（最高的塔姆山海拔260米），它像一道巨大的屏风，阻挡着北方寒流的侵袭。南侧丘陵除主峰大雄山、大观山较高（海拔分别为178米和172米），基本不影响阳光的照耀和季风的吹入。这样的地理环境多少使冬夏长、春秋短，日照较多、雨量充沛、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有所扬长避短。区域内年平均气温16℃（夏季最高月平均气温28．5℃，冬季最低月平均气温3．5℃），年降水量在1150～1550毫米之间。有孢粉分析资料显示，良渚时期的古环境与今天有所差异。良渚文化早期植被以常绿阔叶林为主，气候温暖，水域面积较大；良渚晚期转变为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气候渐趋干凉，水域面积缩小。进一步的模拟数值计算表明，良渚地区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3℃左右，年降水量比现在少50～280毫米。 遗址区水网密布，现今为浙江八大水系之一的东苕溪流经遗址群西部和北部，庙桥港一良渚港（俗称“小运河”）在遗址群南侧蜿蜒向东流淌。据考证，良渚时期的东苕溪并未流经良渚遗址群，而是自余杭镇出山地后，经仓前、闲林埠、留下、古荡及杭州市区北郊，在杭州市区东郊注入杭州湾。东苕溪现行的流路，是古苕溪经过两次改道而成的。也有地质资料显示，晚更新世末杭嘉湖地区由于长期遭受古钱塘江及其大小支流的侵蚀切割，其陆基骨架为指状展布的台地，台地与西部丘陵之间存在一条南北向沟通太湖与钱塘江的低谷，这一低谷应该就是通海的古河道（图1-4）。距今4000～2500年前，这条湖海通道逐渐淤浅，太湖随之封闭成淡水湖泊。约距今2000年前，现今的杭州市一带淤浅成陆，此湖海通道便完全与海隔绝。现在的东苕溪大体位于这条湖海大通道上，由此推断，东苕溪北注太湖的过程并非完全系人为改道，部分原因是由河口湾逐渐淤浅成陆所致。另据零星的地质和钻探资料显示，遗址群内确实存在着一些古河道，虽然具体走向尚不清楚，后来的苕溪改道很可能与这些古河道有一定关系。 良渚遗址群所处的山地与平原过渡地带，大致以东苕溪为界，西部为山地丘陵区，东部为冲积平原区，呈现的地貌类型有高丘、低丘、孤丘、河谷平原及水网平原。这样的地理环境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气候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良渚遗址群周边山地的林木、石材、野生动物、天然瓜果等无疑是良渚先民丰厚的物质来源。 西部山地的雨水裹挟泥沙向东排泄，在遗址区形成冲积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斜倾，海拔由5米降至2米。肥沃的土壤和便利的排水条件使这里成为重要的水稻耕作区，依靠本地的土地资源便可养活大批人口。区域内零星分布着海拔20～50米的孤丘，自东向西有近山、苟山、巫山、前山、雉山、凤山、宋山、羊山等，晨雾中像一座座金字塔。它们成了良渚先民可以利用的生存基地，几乎所有的孤丘都留下了良渚先民活动的足迹。 就交通而言，良渚遗址群的东部是一望无垠的冲积平原，对外交往陆路没有任何障碍；而它的南部邻近钱塘江，东部离当时的大海也不远，由水路同样可以通往远方。从防灾的角度，因为排泄畅通，一般的水患对遗址区构不成威胁，如遇大洪水，周边的山地也可让古代先民暂避一时。在兵家眼里，良渚遗址群隐秘在山峦之中，自身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只要镇守住各个方向的制高点，外敌就能被及时发现和抵御。即使到了区内，密布的水网也是难以轻易突破的阻障。 凡此种种，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良渚先民把这里当做了一个非常理想的栖居之所，长时间扎根于此，并且不计代价反复营建扩展其生存空间，最终使这里成了良渚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权力中心。 在现今的行政版图中，良渚遗址群处在杭州市北郊的余杭区中部，西属瓶窑镇，东属良渚镇。余杭区在历史上多有变动，夏、商、周三代属《尚书·禹贡》所称的“扬州之域”，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分属越、吴、楚。此后长期分属余杭、钱塘两县，大体上西半部属余杭县，东半部属钱塘县。良渚遗址群的分布范围在两县毗邻区域，但多半属钱塘县。钱塘县和余杭县同设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当时钱塘称钱唐。王莽时（公元9至23年）钱唐县改名泉亭县。东汉时钱唐县一度并入余杭县。唐武德四年（621年）为避国号讳，改钱唐为钱塘。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钱塘县更名仁和县。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随着杭州升格为临安府，钱塘、仁和、余杭等县并升畿。元至正十五年（1278年），改临安府为杭州路，钱塘、仁和、余杭三县属之。明、清两代，钱塘、仁和、余杭隶杭州府。民国初废杭州府，置钱塘道，并钱塘、仁和两县为杭县，与余杭县同属钱塘道。民国十六年（1927年）废道制，实行省、县二级制，杭州设市。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置行政督察区，余杭县属第一行政督察区，杭县属第二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调整行政督察区，杭县、余杭同属第一行政督察区。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杭县改为省直属县，余杭仍属第一行政督察区，后又归属第九行政督察区。 1949年之后，余杭县先后隶属临安专区、嘉兴专区、建德专区，杭县则经历了多次设市、设县的更迭。1961年将原余杭县和钱塘县的部分地区析出，合并成立了新的余杭县。1994年余杭撤县设市（县级）。2001年余杭市划归杭州市成为余杭区。 良渚遗址群在历史上曾分属多个乡、镇。在已查到的史志中，从北宋开始方有与遗址群相关的地名出现。据《元丰九域志》载，北宋时钱塘县分11乡、4镇，安溪为4镇之一。成淳《临安府志》又载，南宋时钱塘县分13乡，隶62里；其中灵芝乡隶梁渚（即良渚）、苟山、前粱、后梁、胡林5里，孝女北乡隶安溪、绿豆、下墟、上墟、双牌5里。清宣统二年（1910年）划分自治区域，钱塘县设立的7个乡中出现瓶窑乡。民国时设瓶窑区，下辖瓶窑镇和良渚镇。新中国成立初期，遗址群分属杭县瓶窑区的瓶窑镇、安溪乡、良渚乡、长命乡。“文化大革命”时曾先后出现长命公社、良渚公社、安溪公社；良渚公社和安溪公社隶属余杭县三墩区，瓶窑镇区及长命公社隶属余杭县瓶窑镇。20世纪80年代初，遗址群基本分属余杭县瓶窑镇、良渚镇、安溪镇和长命乡。90年代余杭由县升市，长命乡并入瓶窑镇，遗址群分属三镇：东部属良渚镇，北部属安溪镇，西部属瓶窑镇。21世纪初余杭撤市设区，安溪镇并入良渚镇，遗址群呈东属良渚镇、西属瓶窑镇的格局。这一建制延续至今（图1—5）。 从历史沿革中可以看出，良渚遗址群内现今最主要的聚居地为瓶窑、良渚、安溪、长命四处。其中瓶窑、良渚的建镇历史最长，但瓶窑设镇自民国以后几乎没有变更，良渚镇则多有变动。 瓶窑位于良渚遗址群西部，东苕溪及104国道穿镇而过。镇区以窑山为依托，逐渐向东南方向发展。据南宋成淳《临安府志》载，镇北有小山名亭市，山下村落因山得名，故瓶窑旧称“亭市”。宋代亭市山南麓大规模建窑烧制陶瓶，始有“窑山”之谓，亭市村遂又名“瓶窑”。明代已设瓶窑镇，清宣统年间改为瓶窑乡。民国以降，除人民公社时期，一直为建制镇。清代以前，镇的东部属钱塘县，西部属余杭县。民国时，分属杭县和余杭县。1951年全境划入杭县，1958年复归余杭县。 明代大学士朱国桢在其《瓶窑重建真寂禅院记》中提到：“瓶窑其地俗朴民俭，自农桑外多以埏埴为业，故市廛之与陶穴相望栉比。”窑山是当时窑场的聚集地，其南坡的窑址尚有约1万平方米的面积，堆积厚度达3～5米，以烧制韩瓶为主，另有盏、盆等器类。 镇西南1公里有石山名“南山”，东南侧山腰镌刻有元代摩崖造像，系元代僧徒利用采石壁面，命工匠凿创而成。原有大小不等30余座单身造像，起线龛雕琢，造型端庄、体形高大，绵延：360余米。1978年村民炸山取石，造像被毁过半，现存13座。除最西一座为道教玄武大帝造像，余皆佛教造像，多为释迦、观音、天王、如来等造像。1983年被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被立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1-6）。 良渚位于遗址群东部，庙桥港和良渚港在此交汇，地势低平，水网密布。镇区沿良渚港呈块状分布，苟山雄踞北部，老104国道在此段成为主街。据考，良渚之地汉时称“兰陵”，晋称“梁诸”，南宋成淳《临安府志》衍称“梁渚”，民国《杭县志稿》卷四又称“宋有良渚里”。相传旧时多渚，后垦为良田，故名，意为美丽之小洲。或以有良山、渚山得名。清为良渚镇，解放初改良渚乡，1961年称良渚公社，1983年又名良渚乡，1985年重设良渚镇至今。 据施昕更《良渚》一书记载，民国时期良渚镇依良渚港作东西向延伸，居户约400余户，商店80余家，人口达2000余人。民风朴实，节俭耐劳，尚存古风，富保守性。镇上住户多数为商民，而镇外农民以自耕农居多。民国时杭州去南京的官道经过良渚，20世纪末还保留一些古道的路基。镇之南有一特殊的村落，名打网村，皆姓何，为“九姓渔户”之后，民风迥异。据传，九姓渔户系明太祖战败的陈友谅九名部将的后代，自其祖先被贬为贱民起，明法规定他们不得登岸，不许与陆上的人通婚，甚至不准穿鞋着袜，故只好以打渔为业，逐水而居。遗址群内“天打网”遗址的名称来历，即与此有关。 老街南侧跨良渚港有一南北向三孔石拱桥，原为三孔平桥，明万历年间改建为三孔拱桥至今。全长24．5米，顶宽2．6米，桥堍宽3．2米，中孔跨度6．8米。南北二堍各有步档15级，桥顶望柱4支，其上端琢有形态各异的石狮各1只。据传，南宋时康王南渡，曾被金兵追至良渚渡口。危急之时一马姓青年划小船将康王送过河，刚上岸，金兵追到，遂逼该青年回渡运载金兵追赶，青年不从，最后被金兵乱箭射死，康王平安脱险。康王称帝后派人查寻该青年，得知被杀后追封他为武状元。此渡口后来建一木桥，名“马家桥”，因古时中状元被誉为蟾宫折桂，故又名“折桂桥”（图1-7）。 镇西北苟山东南麓有苟山庙（也称“苟庙”），又名“太平寺”。传为战国时赵国人荀况读书讲学之处。据明万历《钱塘县志》载：“苟山寺在灵芝三都八图，元至顺中（1330～1333年）建。”面宽三间二进带东西廊。东边关帝庙建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庙西十余米有古井一口，水质清冽，相传为苟况所开，故称“苟井”。又传苟况门生王必用曾在此为他守孝三年，后人在山上建有塔庙，名“三官堂”。 1994年5月8日，由江泽民主席题写馆名的良渚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这座反映良渚文化考古成果的专题性博物馆就坐落于苟山南麓（图1-8）。 ……
良渚地区大型礼制性中心遗址的发现、墓葬折射出的巨大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异以及城墙的出现，都意味着良渚文化时期有可能已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有了初级阶段的国家机制。 本书梳理了良渚地区的考古发掘过程，有所侧重地选择了墓葬、祭坛、器皿等加以解读，试图为我们还原一个神秘古国的概貌。
无
感觉中国历史的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