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大师
2009-1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王建明，王昊 著
无
在这本《远去的大师》里，我看到了巴金老人的名字。心里为之一振。巴金是一个“特殊”的大师，作为现当代一位文学和思想大师，他当之无愧，可是，这位世俗意义的大师，却在自己人生最后的近三十年。在做一件事——忏悔。大师那么崇高，那么杰出，那么伟大，怎么会忏悔呢？ 巴金在《随想录》里这么写道：“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然后，又是：要多说真话！开始我还是在保护自己。为了净化心灵，不让内部留下肮脏的东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们污染空气。我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变成了扫帚，会变成了弓箭，会变成了解剖刀。要消除垃圾，净化空气……在我的身上，也在别人身上……那么就挖吧！” 有的时候，我们搞不懂大师的本质意义，巴金的话能给我们极大的启示，大师的思考就是“挖”，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一把扫帚，一支弓箭，一个解剖刀，他们能够为中国的人文环境带来净化，能够给后人留下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文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每个人都能免受污染，保有内心的洁净。近三十年的忏悔，巴金已经远远超越了世俗的理解，在我们看来。一个人功成名就，名利双收，就已然足够，自己问心无愧，又何苦忏悔？忏悔不就让大师的名分跌价吗？可是，巴金老人背负了整个时代的苦难，从最纯粹的人性角度，最真实的人文态度，他不满足于个人的超脱，从世俗名利里挣扎开来，把自己的心和中国的心融合在一起，他的思考在人文苦痛中煎熬了近三十年，但是，他从心灵和文化上解救了无数的知识分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视野开启了一扇最有意义的窗子。 这就是大师的真正，真正的大师！本书里的大师，没有财富榜上的富豪，没有电视节目里的名人。他们用最淳朴的方式。走出人生一个又一个困境，在当代历史中，他们深深烙下的不是名和利，而是他们沉旬旬的思考。从古至今，没有那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呼唤大师，渴求大师，赞美大师，尊敬大师。崇拜大师，唯一的遗憾，就是声嘶力竭，筋疲力尽之后，大师还是没有出现。其实，我倒觉得一百年有一个巴金就足够了，大师像工业品一样流水线生产，像小商品一样批发销售。这不说明当下的时代如何伟大，相反，会让我们的时代变得滑稽。不要“浪费”大师，我们对已有的大师的理解还远远不够，还远远不深。 一个运动员通过训练，可以夺取金牌，为国争光。可是大师呢？要资金给资金，要房子给房子，但今天的知识分子中就是出不了大师。于是，有的人埋怨今天的知识分子们没出息，不争气！是我们真的没出息，不争气吗？不是。我们把大师是当作一个政绩工程呢，还是当作一个历史产物？最根本的还是人文环境的建设，从来都是先有健康多元的人文空间，才会折射出大师的光辉。不要埋怨知识分子没能为国争光，多去检讨自己的文化建设，恐怕最为现实。 这本书取名《远去的大师》，这里的“远和近”，其实是“生与死”，他们的身影离世俗越来越远，但是离我们的心灵越来越近，有一种东西能够跨越生死，纵横历史，那就是大师的思想。2000年前的德谟克利特认为，思想来自人体之外，就像原子轰击大脑。别再只是关注大师们的奇闻趣事、家庭生活和隐私故事，了解他们到底是怎样思考的，这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请停止做作扭捏的追思，放下宗教般的虔诚。轰击我们大脑的不是任何一种形式，而是他们深刻的思考。
大师的名字因知识的光辉而成为历史的坐标，成为后世众人反复阐释和回忆的经典。出于对知识、真理的追求，人们格外尊重那些掌握知识与真理的人们。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是对于这些已逝大师级的巨星最恰当表述，因为他们生前的贡献依然在影响着无数活着的人。他们思想的独立，灵魂的真实，已经成为了我们永远的记忆。
序一序二第一辑 守望传统文化的国学大师1.张岱年：直道而行的哲学家、国学大师2.启功：“文衡史鉴尽菁华”的国学大师3.钱仲联：“清诗功臣”、国学大师4.张中行：布衣作家、国学大师第二辑 经世济民的经济学大师1.薛暮桥：政学双栖的经济学大师2.董辅礽：“守身为大”的一代经济学大师第三辑 终极关怀的人文社会学大师1.巴金：永在的青年和真——一代文学巨匠2.费孝通：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诚挚追悼一代宗师费孝通教授的仙逝和几点个人思考3.钟敬文：对民俗学之父的思念与反思——兼论“五四之子”和“农村民俗学”的概念对钟敬文的人生与学说的价值第四辑 引领未来的科学大师1.陈省身：现代最著名国际数学大师的强国梦2.王选：当代毕异、IT大师3.黄昆：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大师
这首平实而意味深远的小诗，是献给我国哲学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的。张岱年，字季同，别名宇同，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文化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2004年4月24日凌晨2时50分，张先生因患心肌梗塞引起心律衰竭，经救治无效，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附属第三医院逝世，享年95岁。一位耄耋之年的国学大师，又离我们而去，留给伤间无尽的遗憾与哀思…… 一、“人贵自立” 1909年5月23日（清朝宣统元年四月初五），正值初夏时节，翰林院编修张濂在北京西城的宅第内，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张家的第三个儿子呱呱坠地。不难想见，这个书香之家为了新生命的到来自然平添了不少欢乐；但喜出望外的张濂又何曾想到，这个新生的婴儿就是日后成为“国宝”级大师的哲学家——张岱年。 张濂，字中卿，一字众清，祖籍直隶献县小垛庄（今属河北沧州），而立之年后中进士，在人翰林院任编修前曾入进士馆肄习法政。民国肇基后，张濂曾被选为众议院议员，还曾先后出任河北沙河、枣强两县的县知事（即县长）。然而，张岱年的童年并不都是在北京度过的，他3岁时即随母亲赵氏回籍乡居，并且在学塾接受了早期启蒙教育。他母亲不仅要主持、料理家务，还要养育、教导几个子女。母亲最常对他们说的，就是“要努力向上，做个好人”。张岱年晚年曾回忆道，正是在母亲这样的教导之下，他“努力读书学习，从不沾染社会上的各种恶习，对于世俗的娱乐如听戏打牌等亦无所好”。 张岱年10岁时，母亲不幸罹病去死，其父回乡料理丧事毕，即举家搬往北京，居住在辟才胡同南半壁街16号的一座四合院中。值得一提的是，张岱年的长兄就是现代著名学者、政治活动家张崧年（字申府，以字行）。那时，年长张岱年16岁的张申府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并留校，后由李大钊推荐赴法国留学，曾参加过新文化运动和中共早期建党活动。张岱年和他的二兄张崇年来京后，即是在张申府的安排下进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习的。张岱年曾说过：“我青年时期初习哲学，曾受到申府的引导。……后来我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也受到申府的影响。”足见长兄对他走上学术道路的影响之深。 张岱年深受家庭的影响，更体现于他对父亲张濂教诲的遵从。张濂虽从不过问子女的学业，但对于他们做人的态度却十分重视。他曾专门为张岱年所居住的南屋题写一副对联：“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人贵自立；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民生在勤”，以勉励其志。张岱年对此印象极深，直至晚年仍清楚地记得。当然，他不仅是念念不忘，更是用自己的一生来践行父亲“人贵自立”的教诲。逾90岁时所作的《做人要有人的自觉》一文中，张岱年写道：“人格独立，即是具有独立的意志”，“做一个人，就要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国家的人。”可见，在他看来，“自立”不仅是要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和气质，更是要通过“自立”来实现自身于个人、于社会、于国家的价值。因此，与其说张岱年青少年时代在学习上崭露头角是得益于家学熏陶所打下的良好的学问基础，更不如说是源自于“人贵自立”的精神。 张岱年以第4名的优异成绩从高小毕业后，先后人北师大附中读初中和高中。早在初中二年级时，他便初读《老子》，如坠五里雾中，后又读《新解老》，于是忽有所悟，又读了《哲学概论》等书，虽还谈不上初窥门径，但对于哲学已经有所领会了。此后，张岱年开始对“天地万物之本原”、“人生理想之归趋”等宇宙人生的一些重大问题深感兴趣，甚至“每天晚上经常沉思一二个小时，养成致思的习惯”。1926年初中毕业时，他就在“终生志愿”一栏里填写了“强中国，改造社会”的宏愿，显示出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朴素情感。高中一年级时他在作文课中写了《评韩》一文，国文老师阅后甚为称赞说，“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论文亦不过如此”，将此文推荐刊登在《师大附中月刊》上。1928年，张岱年考入了著名的清华大学，但因该校规定学生必须接受军事训练，于是改考北平师范大学。当时的北师大比较自由，颇合张岱年的心意，遂于1928年10月入教育系学习。在大学期间，张岱年对教育学兴趣不大，却对哲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进行研究。在此期间，他便发表了多篇哲学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1931年，年仅22岁的张岱年即参与了胡适和梁启超掀起的关于孔子、老子年代问题的大辩论，出手不凡。1932年，张申府主编《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张岱年有机会在其上发表一些学术文章，引起学术界关注。经其兄引介，张岱年结识了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哲学界前辈。他虚心向他们请教，深得这些前辈的赏识和称赞。冯友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生动地描写道：“余偶见一文，署名季同，从老子为晚出，其材料证据虽无大加于时论，但出自笔下则亲切有味，心颇异之，意其必为一年长宿儒也。后知其为一大学生，则大异之……” 1933年，张岱年从师大毕业即受聘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助教，讲授“哲学概论”课程。当时的哲学概论都是讲西方哲学，所以他讲的也是西方哲学的哲学概论。张岱年曾说过，“我早年从北师大刚毕业，经冯友兰先生和金岳霖先生推荐，到清华当助教。这是很幸运的事。这也是我一生学术生涯的开始。所以我很感谢冯先生和金先生。” 二、“修辞立其诚” 自从迈上了学术道路后，张岱年的学术造诣就始终为人所称道。他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著述等身，有着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他的研究重视阐扬中国哲学固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传统，他的著作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问题、体系及其起源、演变作出了全面的论述和准确的分析，体现了他在把握中国哲学方面的广阔性和深刻性。有趣的是，张岱年自称“行文喜简，不习繁缛之词”，但却一生笔耕不辍，将他卓尔不群的智慧凝结为数以百万计的文字。在张岱年所有的文章论著中，都可见一“诚”字。正如他自己所言：“‘修辞立其诚’是我的治学宗旨。” “修辞立其诚”出于传统文化经典《周易》，冯友兰先生亦如此评价：“中国传统中的读书人，即所谓‘士’者，生平所事，有二大端：一日治学，二日立身。张先生治学之道为‘修辞立其诚’，立身之道为‘直道而行’，此其大略也。”“修辞立其诚”乃冯老“所窥测而得者”，这样的评价对张岱年的治学而言，再恰当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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