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达尔文以来

2008-12  

海南出版社  

斯蒂芬·杰·古尔德  

211  

田洺  

无  

　　1959年，美国著名遗传学家H．J．穆勒（H．J．Muller）①抱怨道：“这一百年没有达尔文也一样。”这一特别黯然的评价使当时参加纪念《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问世一百周年的许多听众都感到震惊，但是没有人能否认这一失望中所表达的真理。　　为什么那么难以理解达尔文？不到10年，他就使思想界不再怀疑进化的发生，但他一生都没有使人们普遍接受他自己的自然选择理论。直到20世纪40年代，自然选择理论才被广泛接受。然而即使在今天，虽然自然选择理论已经成了我们进化论的核心，但依然存在对于自然选择理论的错误理解、错误引述和错误使用。问题并不在于这个理论逻辑结构上的复杂性，因为自然选择的基础本身很简单——两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和一个必然得出的结论：　　1．生物是可变的，而且生物的变异可以（至少是部分）遗传给后代。　　2．生物产生的后代数量多于可能生存下来的后代数量。　　3．一般说来，生物的后代向着环境对其更有利的方向变异，就会生存并繁衍下去。　　这三段陈述基本上说明了自然选择的作用，但仅仅这样说还不是达尔文所认定的自然选择的根本作用。达尔文理论的本质就在于认为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创造性力量——不仅是不适应生物的剔除者，自然选择还必然会产生适应生物。自然选择通过一代又一代地保留随机变异中的有利部分，必然会产生适应生物。倘若自然选择是创造性的，我们关于变异的第一条陈述就必须增加两个限制来详细说明。

这本科学家撰写的散文杰作，收集了古尔德在《自然史》杂志上发表的科学随想。作者在哈佛大学教生物学，是科学内行，又有历史家的眼光。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达尔文在确立了进化论之后，为什么迟了20年才发表？古尔德说，这是因为他清楚进化论的含义比一般人所意识到的更为离经叛道。

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世界著名的进化论科学家、古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散文作家，是当今世界上著名的进化论者、古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散文作家。1963年毕业于安蒂奥克学院（Antioch College），196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古生物学博士学位。在安蒂奥克短期教学后于1967年转至哈佛大学，后于1973年成为教授。他和埃尔德里奇（Niles Eldredge）在1972年共同提出间断平衡学说，这是对达尔文学说的一种修正。
　　除专业研究外，古尔德还是广为人知的作家、论战能手以及进化论的宣传者。在他的著作《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1977）、《人智的错误量度》（1981）、《时间之箭、时间之环》（1987）和《奇妙的生命》（1989）等书中，他论述了进化生物学、智力测验、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等学科发展史中各种争论的来龙去脉及其意义。从1974年起，古尔德定期为《自然史》杂志撰稿，这些稿件已经收集成几个集子，包括《自达尔文以来》（1977）、《熊猫的拇指》（1980）、《母鸡的牙齿和马的脚趾》（1983）等。他的科学文章文风典雅，并特别擅于把复杂概念讲解得很清晰透彻。

序言第一部分 关于达尔文 1.达尔文的拖延 2.达尔文在船上位置的变换，或五年伴在船长的餐桌旁 3.达尔文的难题：进化的艰苦历程 4.对达尔文理论的过是埋葬第二部分 人类的进化 5.等级问题 6.人类的技状进化和梯状进化 7.小孩是人类真正的父亲 8.人类的婴儿是胚胎第三部分 奇特的生物与进化的样板 9.对爱尔兰麋鹿的错误命名，错误分析和错误理解 10.生物的智慧，或为什么一种飞虫在母体内蚕食母亲 11.论竹、蝉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 12.完美问题，或一个蚌为什么能在后端负着一条鱼第四部分 生命史中的模式与间断 13.生命的五边形 14.无名的单细胞英雄 15.寒武纪的爆发是一种S型曲线骗局吗？ 16.大灭绝第五部分 地球的理论 17.托马斯神父的丑陋的小行星 18.均变与灾变 19.碰撞中的维利柯夫斯基 20.大陆漂移的确定第六部分 大小与形状，从教堂到脑，到行星 21.大小与形状 22.估量人类的智力 23.脊椎动物脑的历史 24.行星的大小与行星的表面第七部分 社会中的科学——一种历史的看法 25.论科学中的英雄与蠢货 26.姿式造就了人类 27.种族主义与重演论 27.种族主义与重演论 28.罪犯被看作自然的错误或我们中间的猿第八部分 人性的科学与政治学 A.种族，性与暴力 29.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为人类的种族命名——一种生物学的看法 30.人性的非科学 31.种族主义者的论据与智商 B.社会生物学 32.生物的潜力与生物学决定论 33.一种多么聪明的动物后记参考文献

　　第一部分　关于达尔文　　1.达尔文的拖延　　没有什么事比一些名人行为中长期而难以解释的停滞更能引发猜测的了。罗西尼（Rossini）因《威廉?退尔》（William Tell）而达到他歌剧事业辉煌的巅峰，可是之后的30年他几乎什么也没写。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Sagers）在名望达到顶点时却背弃了彼得?温姆西勋爵（Lord Peter Wimsey），转向笃信上帝。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1838年就得出了全新的进化理论，然后过了21年，由于R.华莱士（R.Wallace）的突然出现，才发表他的观点。　　通过5年在“贝格尔”号（the Beagle）上对自然的接触，达尔文的物种固定不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1837年7月，他航海回来后不久，便开始记第一本关于“递变”（transmutation）的笔记。这时的达尔文已经确信进化的发生，他正在寻找一种理论来解释进化的机制。经过最初的猜想和少数不成功的假说，他在阅读一些显然不相关的书籍作消遣时，建立了他的中心观念。达尔文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1838年10月……我为了消遣，偶尔翻阅马尔萨斯（Malthus）的《人口论》（Population），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已经有了一定的准备，可以正确认识生存斗争。我马上联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变异会趋向于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淘汰，这一结果将导致新物种的形成。　　达尔文早就认识到动物驯养者所做的人工选择的重要性。但是直到马尔萨斯的斗争与拥挤的观点凝练他的思想之后，他才确定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动因。倘若所有生物产生出的后代远比生存下来的多，那么根据简单的假设，一般说，生存下来的更能适应当时的生活环境，从而自然选择指导了进化。　　达尔文知道得出的是什么理论。我们不能将他的拖延归因于没有认识到他的成就的重要性。在1842年，后来又在1844年，他写出了他的理论及其含义的基本纲要。他还给妻子作了认真的交代，假如他生前不能完成他的主要著作，希望她发表这些手稿。　　他为什么等了20年才发表自己的理论？我们今天的生活步伐的确极大地加快了，在交谈技巧和棒球比赛中，迟缓者必然成为牺牲品。所以，我们可能会把过去正常的时期错误地看作漫长的阶段。然而，人的生命周期却是恒定的衡量尺度，20年仍然是一个人正常事业的一半时间，纵然按照悠然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看，那也是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　　通常的科学传记是有关伟大思想家的明显错误信息的根源。这类传记将伟大的思想家描绘成简单、理性的机器，是仅凭不停的努力，不受任何其他事情的影响，严格依照客观材料寻觅真理的人。因此，对于达尔文等了20年的通常解释就是他的工作没有完成。他满意自己的理论，但理论是廉价的。他的理论只有等到汇集大量的支持材料才能发表。这需要时间。　　但是达尔文在这20年的活动所显示的情况，无疑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尤其是他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写了一部关于藤壶分类及其自然史的四卷本专著。面对这一事实，传统的解释软弱无力，好像是达尔文感到在宣称物种如何改变之前不得不彻底地了解物种，而他只能通过对一个复杂的生物类群进行分类才能彻底地了解物种——但不能耗费8年的时间，尤其是在已经得出生物学史上最革命的观点的时候。达尔文本人在自传中这样评价他的四卷本著作：除了发现几个奇特的新类型以外，我搞清了各部分的同源……而且我证明在几个属中微小的雄体附着及寄生在雌雄同体的个体内……虽然这样，我仍然怀疑，这项工作值得耗费那么多时间吗？　　导致达尔文推迟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作简单的解释，但是我感到有一件事情是确信的：恐惧的负面作用与增加材料的正面需要至少同样重要。然而，达尔文恐惧什么？　　达尔文得出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时，才29岁。他没有专业地位，只是因为在“贝格尔”号上的出色工作而博得同行们的赞赏。他不可能通过宣扬他所不能证明的一种异端学说来危及自己有前景的事业。　　然而他的异端学说是什么？信奉进化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部分，因为，在19世纪中叶，与当时流行的观点相比，进化并不是陌生的异端学说。确实有许多人公开而广泛地反对进化，但至少很多著名的博物学家承认或多或少地考虑过进化。　　达尔文早年不寻常的笔记中可能含有问题的答案[见H.E.格鲁伯（H.E.Gruber）和P.H.巴雷特（P.H.Barrett）《达尔文论人》（Darwin on Man）的正文及广博的注解]。这些所谓M笔记和N笔记写于1838年和1839年，当时达尔文正在做有关递变的笔记，这一笔记是他1842年和1844年纲要的基础，其中含有他有关哲学、美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思想。达尔文1856年重读这些笔记时，称之“充满了有关道德的形而上学”。这些笔记中包含了他所赞同但却害怕发表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远比进化本身更要异端：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即认为物质是所有存在的原料，所有心智及精神的现象都是物质的副产品。没有哪种观点比认为心灵——无论多么复杂和有力一只不过是大脑的产物，更能动摇西方思想中最深刻的传统了。例如，注意一下约翰?弥尔顿（John Mihon）关于心灵与曾寄居的身体分离且比身体优越的观点（《幽思的人》liPenseso，1633年）：　　呵，让我的灯火在午夜时分的孤塔上闪烁，这样，好让我时时看到那只熊；与超凡的赫尔墨斯一道，或借助柏拉图的精神，去揭示世界与广袤地域的所有已被丢弃的不死的心灵她在那个人的身上存活。　　这些笔记证明了达尔文的哲学兴趣并且认识到其中的含义。他知道他的理论与其他进化学说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中彻底的哲学唯物论。其他进化论者谈的是活力的力量，历史具有方向性，活力驱动，以及心灵本质上是崇高的，这些都是经过装饰可以被传统基督教勉强接受的概念，这样，基督教中的上帝可以通过进化而不是特创来起作用。而达尔文谈的只是随机变异和自然选择。　　达尔文在笔记中将唯物论彻底地应用到所有的生命现象中，包括他称为“要塞本身”（the citadel itself）的人类的心灵。如果心灵离开大脑就不存在的话，那么上帝岂不过是虚幻发明出的一种虚幻？他在一本关于递变的笔记本中写道：　　爱上帝是有机构造的效果。噢，唯物论者！为什么认为思想是大脑中的隐秘比认为是物质万有引力的特性更美好呢？这是我们的一种自傲，是我们的孤芳自赏。　　这一信念太异端了，达尔文甚至在《物种起源》（1859）中将这一信念搁置一边，只是隐约地提到“人类的起源和他的历史，将得到阐明”。只有当他不能再隐瞒下去了，他才在《人类的由来》（Descent of Man）（1871）和《人类及动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the Emotion in Man and Animals）（1872）中表达了自己的一部分信念。而自然选择的共同发现者A.R.华莱士绝不会将这一信念应用到人类心灵的研究中，他将人类的心灵看作生命史中唯一的神的贡献。而达尔文在M笔记本中最著名的隽语则与两千年来的哲学和宗教决裂了：　　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说，我们“想象的理念”来自预先存在的灵魂，而不是来自经验——然而预先存在的是猴子。　　格鲁伯在为M笔记和N笔记所做的注解中指出，唯物论“当时远比进化更有毁灭性”。他列举了18世纪晚期对持唯物论信念的人的迫害，并且得出结论：　　在所有的知识领域都施加了压力，讲演被禁止，出版物被禁止，专职工作被禁止，出版物中充斥了（对唯物论的）谩骂和嘲讽。学者和科学家了解这一点，而且感觉到了压力。有些人公开放弃这一罕见的观点，有些人匿名发表文章，有些人以模棱两可的形式发表见解，而有些人则拖了许多年才发表著作。　　1827年，当达尔文还是爱丁堡大学的学生时，就直接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的朋友w.A.布朗（W.A.Brown）在普林尼学会阅读了一篇带有唯物论观点的论生命和心灵的文章。经过多次争论，所有文章中对布朗的论文的引述，以及含有布朗打算提交文章的（以前会议的）记录，都被删除得一干二净。达尔文对这些颇为了解，他在M笔记中写道：为了避免走得太远，我虽然相信唯物论，但只能说感情、本能和天才的程度是遗传的，因为孩子的脑与双亲的脑类似。　　19世纪最热心的唯物论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认识到达尔文的成就，并探讨了其中基本的内涵。1869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　　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传说，说马克思向达尔文题赠了《资本论》（DosKapital）的第二卷（而达尔文拒绝了），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马克思与达尔文通过信，而且马克思对达尔文予以很高的评价。[我在唐恩f Down House）的达尔文故居中看到过达尔文收藏的《资本论》。马克思在上面题词说他是达尔文“真诚的钦慕者”。书页并没有裁开。达尔文的德语不太好。]　　达尔文确实进行了一场温和的革命。不仅在于他这么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还在于他故意避开公众对他理论中哲学含义的注意。他在1880年写道：　　我认为（正确或错误地）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对公众不会有什么影响，而伴随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会更好地促进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科学之内。　　然而他的工作内涵与传统的西方思想是极大的断裂，我们很难将其纳入这种传统中，例如阿瑟?柯依斯勒（Arthur Koestler）之所以反对达尔文，也是基于不愿接受达尔文的唯物论，而且他还热衷于认为生命物质中含有特殊性[见《机器中的幽灵》　（the Ghost in the Machine）或《产婆蛙案件》（Thee Case ofthe Midwife Toad）]。我承认对此我不太明白。疑惑和知识都应该坚持。我们难道因为自然中的和谐不是设计的就会降低对自然美的赞赏吗？难道因为有数百亿神经元在我们的颅骨里，我们心灵的潜力就激发不了敬畏和恐惧吗？　　2.达尔文在船上位置的变换，　　或五年伴在船长的餐桌旁　　格罗佐?马克思（Groucho Marx）总是用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取悦观众，如“谁埋在格兰特墓里？”但是愈是明白的问题通常就愈有欺骗性。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对于谁设想出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的正确答案应该是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当问到“谁是‘贝格尔’号上的博物学家”时，绝大多数生物学家会回答“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然而他们可能都错了。我们还是不要故弄玄虚吧，达尔文是在“贝格尔”号上，而且他关注的是博物学。但他之所以来到船上，是为了其他目的，而船上的医生罗伯特?迈考密克（Robert McKormick）最初是正式的博物学家。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并非是对学术史的挑剔注解，而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人类学家J.w.格鲁伯（J.W.Gruber）1969年在《不列颠科学史杂志》（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Science）上发表的《谁是“贝格尔”号上的博物学家》一文中报道了有关的依据。1975年，科学史学家H.L.伯斯坦（H.L.Burstyn）试图解答由此产生的一个明显问题：假如达尔文不是“贝格尔”号上的博物学家，那他为什么在船上？　　没有文献特地证实迈考密克是正式的博物学家，但有关的依据太明确了。当时的不列颠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医生兼任博物学家的传统，而且迈考密克受过这方面的专门教育。他虽然不出色，但还是称职的博物学家，并且在其他的航行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包括定位南磁极的罗斯号南极探测（1839—1843）。同时，格鲁伯发现了一封爱丁堡博物学家罗伯特?詹姆森写给“我亲爱的先生”的信，信中尽是建议“贝格尔”号的博物学家如何收集和保存样品。依照传统的观点，无疑只有达尔文才是这封信的接收者。幸运的是，收信人的姓名还在原来的信笺上。信是写给迈考密克的。　　直说了吧，达尔文是作为船长费茨罗伊（Captain Fitzroy）的伴侣随“贝格尔”号航行的。但是为什么不列颠的船长要带上一位一个月前才见过面的男子作为五年航行的伴侣呢？是19世纪30年代海军航行的两个特点使费茨罗伊作出了这样的决定，首先，航行持续很久，离口岸的时间很长，并且不易收到亲友的书信。其次（对于我们注重心理启发的世纪来说这一点显得很奇怪），不列颠海军的传统表明，船长与下级官兵没有什么社会接触。他通常独自进餐，与官员的会面主要是商讨船上的事宜，并且要以非常正式和正确的方式进行。　　费茨罗伊偕达尔文航行时才有26岁。他知道作为船长长期不能与人接触所带来的心理伤害。“贝格尔”号的前任船长出海3年后，于1828年在南半球病倒，并且自杀了。而且，正如达尔文在写给姐姐的信中证实的那样，费茨罗伊担心他那心理错乱的“遗传秉性”。他那位著名的叔父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历任平叛1798年爱尔兰起义的指挥官和抵御拿破仑时期的外交部长），1822年割断了自己的喉管。实际上，费茨罗伊曾病倒过，并且暂时让出“贝格尔”号航行的指挥权，当时达尔文在瓦尔帕莱索也病倒了。　　费茨罗伊因为与船上的其他人很少接触，他只能通过为自己安排一名“编外的”乘客来进行人际交往。但是海军部禁止携带私人乘客，甚至船长的妻子，没有明确目的的绅士伴侣也不许带。费茨罗伊已经带了一些编外乘客，一名工匠，一名仪器制造者及其他的入。但他们都不能成为费茨罗伊的伴侣，因为他们不属于上流社会阶层。费茨罗伊是个贵族，他将祖先直接上溯到国王查理二世。只有绅士才能与他共餐，达尔文恰好是一位绅士。　　但是费茨罗伊怎样能够吸引一位绅士结伴进行5年的航行呢？只有提供别处无法提供的正当的实践机会方可。还有什么比博物学更好的呢？——虽然“贝格尔”号上已经有了一位正式的博物学家了。所以费茨罗伊在他的贵族朋友中招徕一位绅士博物学家。诚如伯斯坦所说，这是“一个解释他的客人存在的客气说辞，而一个有魅力的工作足以吸引一位绅士在船上待很长时间”。达尔文的导师J.S.亨斯罗（J.S.Henslow）非常理解这一点。他在给达尔文的信中写道：“费茨罗伊船长需要一名男子，（我理解）主要是做伴侣，而不仅仅是采集者。”达尔文与费茨罗伊相见了，他们相处甚安，一拍即合。达尔文以费茨罗伊的伴侣身份出航了，在五年的航行期间，主要与他共餐。另外，费茨罗伊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试图在探险航行期间通过确立出色的标准来留下他的印记。（达尔文写道：“这次探测的目的，是完成对帕塔哥尼亚和火地岛的勘查……探测智利、秘鲁及其他太平洋群岛的海岸，并携带经纬测量仪环绕世界。”）费茨罗伊自己掏钱多带了一些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从而利用自己的财富和优越条件达到了目的。一位“编外”博物学家正好符合费茨罗伊的提高“贝格尔”号科学声望的计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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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古生物学家古尔德教授，记得《科学美国人》的编辑说第一见到古教授的印象是一个猥琐的胖子。可就是这个看似猥琐的胖子开启了我对进化论的新的认识。认识到进化论不再是《物种起源》上那有些枯燥的文字。告诉了我科学真正的敌人不是宗教而是非理性主义！告诉了我进化的无目的性，不是进步的，是物质的。引用弗洛伊德的一段话：在过去的时间里，科学之手对于人类朴实的自恋有过两次重大的打击。第一次是认识到我们的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大的难以想象的宇宙体系中的尘埃。。。。。。第二次是生物学的研究剥夺了为人类特创的特殊优越性，将人类罢黜为动物的后裔。

达尔文1838年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但在21年后才发表。其实说实话，我对进化的了解不会比100年前的普通英国人懂多少，更不用说古生物学了。我有印象的也只是《遗传学》小小的下册中关于种群，基因频率的介绍，所以我的脑子里也没有清晰如霸王龙骨骼一样的系统知识。其次，至少九十年代后，生物学家对进化，系统生物学的研究也往往从实验室中的rRNA的比对，或者特殊蛋白的折叠入手，于是，古生物学正如其名，似乎被归在遥远的过去，驼铃声声，在荒漠中挖掘骸骨和化石了。生物学的前身叫作博物学，听起来并不像一门精细的科学。达尔文年代的博物学家也都是博学之士，他们具备植物学，动物学，分类学，地质学，文学，统计学的知识。从古至今的古生物学家更是博学之士，同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我觉得在生物学中，存在最多争端的莫过于古生物学和进化理论，而且理论五花八门，浮浅一点地说，这些理论中必定有相对正确的或错误的，而这本书，最大的作用就是批驳“谬论”。我很注意书中是否有关于古生物学研究方法的介绍，似乎没有，也许古生物学研究仍然是挖掘化石，再定性分析？虽然这一点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但是作者却在每个小文章中绝对系统的分析那些错误的或者正确的理论，而且着眼点是从各学者的研究方法以及样本采集和资料阅读上，而这也正是提出理论最基础的三个步骤。因此就可以很轻易看到作者的态度是如何的鲜明，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仍然欣赏的，而我最欣赏的也是最后这一点。古德尔在立场鲜明的讨论生物决定论时有提到亲选择理论，这也是我喜欢的理论，虽然知道，它不可能适应所有情况，但能从中得到些有趣的结论如“我可以为2个亲生兄弟，5个表亲舍弃生命”。这些公式化的虽然看起来刻板但得到结论后却吸引眼球的理论，是像我这样小小思考总结一下经验，很哗众取宠的人的最爱。你看，从生物界的各种动物的行为推及到人类行为，做出些大胆的假设，总能让人围观，同时这样也是极其危险的，所以说社会生物学如同黑箱一样，也许除了统计，没有其他的证据能支持你的论点了。我窃以为，生物社会学比较危险。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比西方人在接受科学的知识方面有更好的哲学背景，因为我们从小就接受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强调物质，于是可以完全不费力气理解恩格斯《劳动从猿至人转变中的作用》，所以不知是进化论融入了政治还是政治融入了进化论。在这里，亲选择，以及恩格斯的劳动进化论的理论背景都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我也是彻底的达尔文主义者。达尔文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给人类一个横向考察大自然，纵向考察历史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他对西方人普遍世界观的彻底改革。把创造人类的角色由上帝换成猿类，把产生人类的源地由伊甸园改成非洲，需要多大的勇气与毅力，同时需要人们有多大的勇气去接受它？不知道我们忙着在显微镜下寻找靶细胞的时候，有没有忘记一点，生物学永远是自然界最切肤的科学，而沉思所能带来的沉淀是可以唤起一场对自己而言的革命的。

从小就知道达尔文及其《进化论》，并知道最初浅的进化论和优胜劣汰的思想，时常会引用达尔文的观点和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和自己如何的有文化，随着心理学的学习，才发现自己对达尔文的认识是如何的浅陋，也许这是我们小时候的教育者希望达到的目的吧。看看这本书，第一次深入地了解什么达尔文，什么是达尔文思想，达尔文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人类的思想和进程的，而不仅是把达尔文主义作为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附属的证明材料来学习材料，让自己不再成为被灌输和愚弄的对象。
本书的作者确属是研究达尔文主义的专家，对达尔文及其思想有深刻的研究，不像浮躁的国人学者，只会照搬照抄，人云亦云，沦为金钱的奴隶和愚民的工具。

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了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小学上《自然》、中学上《生物》课程时，对“进化”有关的话题也只了解其表层，现在再细细品读有关进化论的论述，受益匪浅

自达尔文以来 进化论 影响了物理学和心理学

达尔文带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进化论而已

进化论的很多证据都在里面，看完后，有不一样的世界观

可以学习一下进化论的发展过程，有兴趣可以以读

科普文章，有关于进化论的很多论题

有很多中国教科书里没有的科学知识，对散文写的也不错，可惜翻译晦涩了点

达尔文的理论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生物学、医学、政治、经济......

不谈主义，达尔文是个伟大的科学家（博物学家），他的功绩永垂不朽。

自达尔文以来”
值得一阅的书

自达尔文以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还真想看看！

挺有名的自然史科普读物，好多人说翻译有问题，读读看。活动价三块收纳，当当的这次活动真是秒杀所有东东！

达尔文或多或少改变很多人的世界观

科学普及读本，可以看一看

虽说有些地方翻译的挺别扭，但这也算是情理之中，毕竟看不懂原版。边看边理解，还是增长很多见识，对严谨的科学态度，非常值得学习。

为什么国人如果喜爱达尔文？想了解一下。

其实对于达尔文的理论一直都是一知半解，而且最近还看了一些反达尔文的东西，所以买一本来看看~！

很不错的一本书。。。我喜欢。。打算在看些达尔文的书

读者必须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最好是对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有所了解。

因为是学生物的，看了本书之后觉得很开拓视野。尽管之前有读者引用方舟子的评价说译者的水平不怎样，但是如果不是当做专业去做学术参考，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忽略。

爱不释手，恨相见太迟

以前关于自然的认识太少了，希望可以开阔眼界

先前有看过类似的书，看了之后也没什么特别的感受。

必读之书！看了两遍，不错。

特价给孩子买的，但他还太小看不了，只会撕书，我自己先看了几页~~
书很好，不是那种艰涩难懂的科教书，作者文笔很优美，从很宏大的世界观来讲述各种学科！！

作者的观点很新颖，而且善于把理论讲得十分生动有趣，很适合对生物方面感兴趣的朋友~~

可能已经借过这本书看，因为十分喜欢才拍下。对照了一下，发现纸质薄了许多，不过还算可以，这大概就是打折的原因吧。其他的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书的内容确实很值得看。

买了一个系列的好几本，下次买齐！

经典的书，看着有启发，科普蛮好。不用太介绍，感兴趣的话，一个字，买！

看是觉得让人深省的一本书，连续看了几遍，觉得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无常。

跟熊猫的拇指一起买的，值得看

如此精彩,竟然刚刚接触,相逢恨晚.

特价买的各方面都很满意

印刷好，文字清晰。知识普及性读物，很喜欢。

内容挺好的 就是翻译的不好 怪不得这么便宜

看起来是正版书

深奥的书得慢慢看啊

特价买的，不错！

和熊猫的手指是一套的

当当卖的便宜了

书的质量不错，应该是正版……

不是很象

综合经典

感觉书的质量非常好

科普，挺好

价格便宜，买来看看，相信会有收获。

增加自己知识面的，很好的书

包装很好，正准备看。

对于喜欢这方面的读者来说绝对是不容错过的哦~~~

内容比较深奥。

很好的书,值得购买喔

版本设计不错 书是经典的

喜欢，喜欢！

难以置信！！！

非常实惠!

很是喜欢，值得一看

正版！很满意！

搞活动的时候买的书，好厚一本，印刷精美，超值，内容详实。

长见识，就是有时候不太懂

给孩子的书，长知识。


“我已阅读并同意当当网社区条款 预览 请确认已阅读并同意当当网社区条款”什么意思，没看此条款，无效。

和熊猫的拇指一起买的，安静的时候读一读

很好的科普类书籍

非常不错的一本科普读物。

不错，推荐大家阅读，值得深思

还没来得及看，包装很好，很精致的一本书~

全新，感觉不错

内容晦涩难懂，文中出现多处错误，印刷质量较差

写的很生动，就是翻译有些不怎么到位~~

真心便宜，属很好，以前见过，现在买了。。

老师推荐的书，有点生涩

比书店便宜，正版，而且配送较快！

　　美国芝加哥大学生态与演化科学系教授龙漫远： 不“进步”的生命：演化没有方向性
　　
　　进化不是进步，选择没有方向
　　
　　◆致力于演化科学研究30多年的龙漫远告诉我们：包含进步意义的演化绝不是自然界的“一般规律”，恰恰相反，将“演化”等同于有方向性的“进化”，是一个百年的误读。近日，龙漫远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讲学之际，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何为“进化”？词典告诉我们：“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逐渐发展变化”，紧接着下一条：“进化论：关于生物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认为现在的生物有着共同的祖先，它们在进化过程中，通过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种类少到种类多逐渐变化发展。”
　　
　　然而，致力于演化科学研究30多年的龙漫远告诉我们：包含进步意义的演化绝不是自然界的“一般规律”，恰恰相反，这是一个百年的误读。虽然如今对19世纪英国哲学家、达尔文的同代人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是不是一个“粗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始作俑者，有打抱不平的翻案评价，但是，确实是斯宾塞提出“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 ttest，日译“优胜劣败”）这个片语，从而被认为是将达尔文演化论中的自然选择概念应用到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滥觞。英国哲学家摩尔（G.E.Moore）认为，斯宾塞错误地将生存上升到善的高度，把一种自然属性变成了一种非自然属性。大约50年后，后来成为美国社会思想界巨擘的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写作了《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1955），认为斯宾塞的社会哲学在无意中助长了19世纪晚期美国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
　　
　　斯宾塞的影响远大于此。他的著作在日本和中国翻译流传。斯宾塞对达尔文的理解也影响了晚清力求变革、进步以图存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自然科学法则来论证政治上的诉求。由此，“演化”与“进化”不分、“进化”与“进步”等同，这些“身份不明”的概念逐渐进入中国社会的话语体系。
　　
　　龙漫远在1978年考入四川农业大学，1987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深造。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终于有机会以分子生物手段研究演化，探究基因起源之谜，而龙漫远偶然之中叩开了这扇大门，自1990年起，他以出色的、极富勇气的研究成为“新基因起源”这一领域的开创者。龙漫远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一个只有两百万年的年轻基因，并通过发掘一系列完整的分子起源过程，第一次成功地向人类展示了新基因的起源，以及它们如何塑造面临新环境变迁的生物物种，从而使人们得以在分子层面窥见达尔文所描述的“强大的选择力量”。
　　
　　龙漫远给他发现的新基因取名“精卫”，以在东海溺亡的炎帝女儿化身小鸟的故事，比喻那个经反转录形成的基因死去又复生成新的基因结构，赋予物种以新功能的过程。美国《科学》杂志刊载“精卫”基因的论文时，也特别留下篇幅，让龙漫远讲述他70年代在云贵高原当知青时听闻的这个古老东方神话。1993年获得遗传学博士学位后，龙漫远来到哈佛大学沃尔特·吉尔伯特的实验室继续接受挑战，1997年，他完成了对“精卫”基因起源所代表的机制从特殊到普遍意义的证明。如今，新基因起源这一领域的知识已经写入欧美演化生物学的主要教科书。迄今，龙漫远发表了近130篇研究报告评论和综述，其中40篇发表在美国的《科学》、英国的《自然》等杂志；主编第10卷当代遗传与演化重大问题研究文集和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北京国际大会论文集。他曾任国际分子生物学及演化学会秘书长，现任第21届国际分子生物学及演化大会组委会主席。2011年，他成为芝加哥大学埃德娜·帕帕希安杰出讲席教授。
　　
　　极富人文情怀的龙漫远，一直关注着科学知识的传播和科学精神的普及，因此他感到，纠正人们对达尔文和演化论的误读尤其重要。近日，龙漫远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讲学之际，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弱肉强食”一词歪曲了演化过程的性质
　　
　　文汇报：作为一名对演化最有研究的学者，您认为evolution应该遵从严复对赫胥黎《天演论》的译法，译作“演化”，而非“进化”。这个纠正为何重要？
　　
　　龙漫远：人们容易认为“演化”与“进化”只是一字之差，约定俗成地使用就可以了，但考证两者的定义和有关科学事实，两者的意义事实上没法“约定”，因此不能“俗成”。因为这其中包含了对演化论的极大的误解。
　　
　　这个误解要追溯到百年前。当年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如斯宾塞等自作主张，把生物学的发现延伸到社会学，而且说这是可以证明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科学事实。但是，从生物学家的角度来看，这延伸得太远了，更何况自然界不是这个样子的。达尔文的演化科学的本义是，生物的生存和发展是以适应为中心的，没有一定的方向性，更谈不上必然从低级往高级发展了。就特定的物种如人来说，人类特别容易自我感觉好像在演化上有越来越复杂、高级的趋势；但观察自然界其他的生物如细菌，就可以看到，持续不断地演化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并不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可能会保持在一定状态，甚至可能会越来越简单。
　　
　　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包含着很多价值判断，而科学是对事实和规律的描述和探究，这两者是不同的。科学与价值判断没有直接联系，甚至大部分是没有联系的。科学确实可以研究并试图描述道德、情感的形式和机制，但不能提供判断所谓好坏的标准。如果科学已经能够产生这些价值判断，那么我们就不用在科学之外研究人类的道德、意识和行为了。
　　
　　文汇报：您是何时发现演化论被误读的？龙漫远：我真正的第一次对照大约在2006年，受国内一个机构之邀写一篇中文文章，因此开始查阅中文里对演化论的表达。我查好几本词典和好几个版本的教科书，其中“进化论”一条，都说进化是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生物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显然还是受到一个世纪前斯宾塞错误之说的影响。
　　
　　达尔文物种起源一词的意思是，物种怎样演变和分开，一个物种怎样变成两个物种，为什么这个个体称为人，那个个体称为黑猩猩。他的发现对西方基督教神造的、不变的物类概念造成极大冲击。达尔文这一著作的最早翻译，是马君武1904年开始出版部分章节、1919年出版全译本的《达尔文物种原始》。1950年代，又有翻译者和校对者都是中国科学院动物学家的《物种起源》译本（谢蕴贞译，伍献文、陈世骧校）。以后又出过其他版本。所以，让人吃惊的是，历年编词典的人，似乎都未仔细读过这些译本，不明白科学事实同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而认为演化从低级到高级，是有方向的。这真是令人遗憾。
　　
　　我们缺少批判性的阅读精神，对外来的东西不加判断地全盘接受，一代接一代，连字都不改一下，糊里糊涂地抄下来了。达尔文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科学家，而中国人对达尔文近百年的误读，在科学传播史上是罕见的。这跟我们没有一种把事情做对的文化精神恐怕有点关系。我们只是什么东西都得过且过，尤其是那些表面上同我们过日子没有太大关系的东西。
　　
　　科学研究有一个习惯很好，就是一个人说过的话，你不能只凭口口相传，而是一定要自己去读原文。我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一门研究生课就是经典阅读。我们阅读演化生物学领域重要文献的原文，常常发现今天文献中转述的先驱者们的观点与他们当年发表的大相径庭。所以有人打趣说，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那些人人都乐于说、但没有一个人会去读一读的东西。《物种起源》的知名度很高，也很容易找到。但有人曾经对国内一所大学生物专业的学生做调查，结果是人人都听说过，但极少人读过，更没有人通读过。
　　
　　文汇报：经典阅读似乎更多地开设在文科专业，因为人们总是感觉，在科学领域，新成果的出现可以替代旧的知识。您要求对原典进行阅读是基于怎样的想法？
　　
　　龙漫远：生命演化也是历史，只是比较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多亿年以前。人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都是演化学的问题，其实和人文学科关注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会读经典文献，会对历史有兴趣。更重要的是，在达尔文以后的100多年中，演化生物学家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理论和猜想，到今天或者有了实验条件可以证明，或者要留到今后再证明。今天发现的东西不是对过去研究的简单否定和替代，这常常是演化生物学的特征。因此，我们需要持续地阅读经典。这种训练的同时，也给了学生们言出有据的严谨态度。
　　
　　文汇报：您如何看待社会达尔文主义？
　　
　　龙漫远：这个“主义”是强加给达尔文的，是在对演化生物学没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造成的一个误解。在演化生物学领域，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都不会使用这个词。社会达尔文主义说，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但回到150年前，达尔文就说过生物不仅有竞争，还有互助的一面。因此，“弱肉强食”这个词极不精确，而且歪曲了生命事件和演化过程的性质。自然选择意味着能帮助适应环境的基因会拥有更多的拷贝，但它不是演化的唯一规律。自然界的演化，除了以适应为中心的自然选择的许多不同形式和过程外，还有其他机制，包括中性演化和性选择等。自然选择并不意味着我把你杀了，我就生存了，不是这个意思，更不能把它一般化。遗传学上已经证明，自然选择常常是在个体无感知的长时间尺度中发生的。例如，两个家庭，一个生10个小孩，另一个生9个小孩，会有什么感觉吗？没有。但是，如果这一生育率的差异是可遗传的，在许多代以后，构成群体的基因型频率会发生显著的改变而导致演化。这里面并不包含弱肉强食的情况。
　　
　　另外科学家们也观察到，自然界还存在着很多演化上不合理、甚至没有意义的东西，却也没有被“淘汰”。比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喉返神经，在吞咽和讲话的时候连接到大脑，但这个神经没有采取直线的路径，而是下行到心脏，绕过主动脉，走了好大一圈再上去，这是一个多不完美的构造，却一直被保留到今天。
　　
　　最近20年，由于分子生物学的诞生，我们在演化方面的知识处于暴涨的状态，并且由于分子生物学在生物物理、医学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群体也越来越大，但这其中产生的所有相关成果都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想要简单表达的“弱肉强食”的否定。一部演化的历史，是不能用简单的弱肉强食来概括的。因此，我一直觉得，给达尔文安上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词，极大地歪曲了科学原本的概念。对生物演化的真实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应去阅读科学家们的发现和观察，跟上科学发现的步伐，而不应停留在百年前的理解水平，更不应该使用那时已被曲解的概念。
　　
　　分子演化学可以解答为什么人具有智慧
　　
　　文汇报：您在为同事杰里·A.科因《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WhyEvolution is True）中文版所作的序言里说，这本书是从个体形态生物学、古生物学等角度来给出演化的证据，但较少提到分子演化领域的证据。因此，可否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分子演化领域有哪些演化的证据？
　　
　　龙漫远：我俩的训练不一样，我比科因年轻，而从1980年代到现在是分子演化学发展最快的时期。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在实验室制造出300万年前某种生物的基因结构，从而合成300万年前的某种蛋白分子。而科因没有这个机会，他学的多是形态学、古生物学。每个人都有自己训练的框架，科因是物种分歧领域最好的专家。
　　
　　在分子演化这个领域里，大家关心的有这么几件大事。首先，人从哪里来？我们实验室最近在研究为什么人具有智慧，也就是人何以为人。人的基因谱一共产生了380个新基因，也就是说人有380个基因是在包括大猩猩内的其他动物中所没有的。最有趣的是其中有大约70多个基因在大脑的前额叶和颞叶表达，脑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两个地方很可能是使人类产生智慧和情感的地方。因此，找到并搞清楚这些基因，我们就找到了人之为人的秘密。
　　
　　第二个分子演化上的大方向，是对演化力量的检测。达尔文之后人们一直在探索什么在驱动演化。从遗传学、DNA序列的改变，以及分子功能分析等角度发现，有各种力量和机制在推动基因发生改变。许多基因在它们年轻时，都有强烈的正向自我选择的特征，可以让其更容易被保留下来。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统计和理论上的工作。
　　
　　第三则是人们不满足于理论的解释，还想在现实里制造一个古代的基因。这个基因在300万年前是什么样子？人们用化学或生物学的方法把它合成，看看有什么样的功能，再和今天的基因功能进行比较，这样就知道它的功能是怎样改变的。合成分子演化研究，现在也发展得很快。
　　
　　第四，由于有了分子演化的研究手段，演化过程的探测变得大为便易。人们过去并不清楚许多生物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在基因测序变得容易进行之后，度量这些物种的遗传差异就变得方便和准确，就可进而推定出它们在过去的演化过程中如何先后分离成新的物种。
　　
　　由这些微观上的演化所直接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表形的演化。表形就是你我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宏观的概念。生命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人同人、物种同物种看起来是不一样的，人们一直在争论这个不一样在分子水平上是怎样编码的，现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好的工作。此外，我们对生命在古代状态的了解即生命起源问题，同样是通过基因演化、分子演化实现的。分子生物学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我们人也是嵌合体（遗传上与宿主不同的细胞在宿主的身体内残留，宿主称为嵌合体）。生命诞生的早期，细胞的线粒体都是从外界的细菌捕获过来，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直到现在。因此，人身上有些东西是从细菌来的，有些基因也是病毒给我们的，最后让我们变成了人。
　　
　　文汇报：生物演化的重要特征就是新适应性功能的不断出现，这一过程的遗传基础一直是生物研究的重要方向。那么，每一个新物种的出现，新的基因都是必要条件吗？龙漫远：我们最近在美国的《科学》和其他杂志发表了一个让许多科学家吃惊的观察：每个单一的物种都有这一物种特有的控制重要功能（如发育过程和大脑构成）的基因。这一事实表明每一个新物种的出现，新的基因是必不可少的。经过很多年对新物种出现的研究，我们知道这是基因构成在发生改变的过程。比方，人有2万多个基因，这些基因不是在单独做贡献，而是相互有交集，我控制你，你控制它，共同作用。
　　
　　文汇报：就演化这个主题，可否请您推荐几本科普或概念上的读物?
　　
　　龙漫远：《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就是一本很好的书，你不用懂得分子生物学，就可以从动物和化石的形态来了解演化这个渐进的过程。此外，我推荐一本很薄的小书，爱丁堡大学黛博拉·查尔斯沃斯和布莱恩·查尔斯沃斯夫妇合著的《演化》（Evoluti on），两人原来也是芝加哥大学我们系的教授。这本书概念写得非常精确，而且很好读。还有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杰·古尔德也写了很多，如《生命的壮阔》（Wonderful Li fe）。
　　
　　科学是宗教反叛的儿子
　　
　　文汇报：您在美国教书，在学术界和公众心目中，演化论是一个怎样的地位？
　　
　　龙漫远：在西方国家里，美国和欧洲不一样，美国是信教人数最多的国家，但有不少人既信教也信科学。不过，美国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成功地保护了科学免受宗教的攻击，其规定国家不得制定建立国教或禁止信教的法律，也就是说，政教是分离的。
　　
　　我在这方面就有一个亲身遭遇。2005年，美国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涉及宗教的争端，起因是宾夕法尼亚州多佛县的教育局要求给所有学生讲授神创论，家长认为这违背美国宪法，然后就闹上了法庭。法庭在两次辩论中讨论了我们2003年发表在《自然·遗传学综述》上的文章，说明基因起源是一个自然的分子演化过程，而不是一个神创造的过程。最后，身为基督徒的美国中级法院法官判决县教育局违背了美国宪法。我们的科学研究不经意间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文汇报：关于宗教，您曾经谈到没有宗教恐怕是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的一个原因。可以为我们详细谈一下吗？
　　
　　龙漫远：我有这个想法，要从2011年我在波兰讲学，之后参观弗龙堡的哥白尼墓和托伦的哥白尼的出生地讲起。两地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和两位波兰教授告诉我以前不知道的哥白尼的旧事。哥白尼从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到死在名义上也都是。他从小接受很好的教育，完成学业后受舅舅的推荐到教堂任职神父。他是神父、医生，同时还要处理一堆行政和经济事务，却少有人知道他也研究天文学。哥白尼在教堂里搭了个天文台。40岁开始，他致力于写作《天体运行论》，而这一研究过程的结果令他震惊，他发现，跟基督教讲的不一样，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写完《天体运行论》以后，哥白尼已经放弃了宗教信仰，但他还是在教堂工作，因为那是他惟一可以从事科学研究的地方。68岁那年，他招了个学生，这位学生把哥白尼的研究成果写成摘要在朋友间传阅，引起很大的反响。到他70岁离世前几个月，他决定把这书印出来。罗马教皇很着急，马上派了个审查团去审查他的书，他们一看全是异端邪说，就把这书篡改，以为这样就可以化解这场灾难。但是，聪明的哥白尼早就料到这样的结果，为了让后人知道他是谁，他居然给自己画了油画像，以至500年后人们能在教堂地下室里他的遗骨旁找到。他还想到欧洲有两个地方是罗马教皇鞭长莫及的，那就是战争中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于是送了300本到那边去。教皇没有料到，还有一大批正确的版本在那边留了下来。
　　
　　我去这个波罗的海小镇的大教堂参观那天已是晚上，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可以看到青蓝的天空上星星在闪耀，巨大的教堂尖顶正在我的上方，那瞬间给人的感觉真是很庄严，好像离至高无上的地方真的那么近。这一刻我突然感觉我明白了哥白尼为什么在这里完成他的发现。你想知道上帝真的在那里吗？你肯定想搭个天文台看看，知道宇宙的构成。我也马上想到“李约瑟问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想到遗传学的创始人孟德尔也是在教堂度过他的一生，想到牛顿研究第一推动力……我突然有所醒悟，应该是宗教信仰给了他们大问题、给了他们研究科学大问题的动力。
　　
　　这相当于宗教是科学的母亲，科学是宗教反叛的儿子。这几个观察让我得到这个结论。因此“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可能的答案就可以反过来陈述，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宗教，所以人们没有这种来自精神信仰的热情，要把远离他们世俗人生的问题搞清楚。

　　 进化论在我看来就是认识论，无所谓科学不科学，先验、证伪、普适性，科学标准，世人争论不朽，认识论就像是探索和发现，我们就像蚂蚁，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发现，来构建世界的一点一滴，这其中肯定会有基石、柱石性的规则（方法论、世界观、科学规律等）。
　　 人应该对世界充满敬畏之心，收起人类的自负，承认自己的无知。多元论和广容性是面对世界合理的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进化论就是人们如何看待人类自身及所处的环境的认识论，在进化论里首先应该消除进化就是进步这个人们对达尔文的误读，以及生命无所谓高等，人类不是宇宙的中心，也不是其他生物的主宰。进化不是进步，演化没有方向。
　　 进化论三个中心：
　　1、生物个体是最主要的进化参与者。
　　2、自然选择是适应的机制。
　　3、进化变化突变和渐变，只是进化演变本身的一种形式。
　　
　　

　　 又是一本我想点六星的书啊，大家千万不要被SB的封面封底推荐语给骗了啊，古尔德不仅想法独到，他还是爱讽刺的腹黑大叔哦~用吐槽语气写下的深刻思想完全让我倾倒了好吗。
　　 可惜翻译.......
　　 另外，如果更多的人对科学这一概念持有与古尔德一样的看法，不要太偏执，大概会少许多无谓的争执。

　　 本文是去年为郑也夫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一课写的读书报告，突然想到里面的一些观点和讨论，翻出来看看。顺便贴在这里。
　　 的确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其实是巨大的，或者社会科学可以从一些方面解释生物学，人类是千百年来演化的结果，又怎么可以高傲地俯视其他的生命，我们本来就有很多共性。
　　 走过自然史的波澜壮阔，斯蒂芬•杰•古尔德告诉我们：达尔文主义不仅仅是科学上的真理，也是一种方法论、一种多角度看待整个世界的视角、一种哲学思想。在《自达尔文以来》这本小册子中，古尔德谈论的也不仅仅是一些科普知识，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一些科学的方法论，帮助人们消除一些固有的偏见，谦卑地看待我们的世界。科学方法与人文精神绝非各自独立，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要有科学的基础和科学的精髓；而科学缺少了人文精神则会变得残缺不全，科学要有人文的精神和人文的内涵。这一点，恰恰是《自达尔文以来》一书的深刻内涵。
　　 序言部分，古尔德认为达尔文的思想是难以被理解的，这并非是因为自然选择本身的基础，人们通常容易理解生物的可变性、变异的可遗传性以及适应环境的变异能够提高生物的适存度，但却往往不能理解变异的随机性，变异只为生物进化提供原材料，等待自然选择机制的发挥，其本身是无方向的。进一步而言，进化无目的，“生物个体为了增加它们的基因在后代中的代表而进行斗争，这就是进化”。这样的观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亚当•斯密的名言：“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促成一种并非他本意的结局......他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不断地比他真心打算的那样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P2）自然选择理论与看不见的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仅剔除了随机产生的一些不合理部分，而且还创造性地产生了和谐。进化没有方向，进化并非进步，和谐不意味着更高级，而只意味着更适应，例如寄生虫通过简化以达到适应。我们不能自负地以“最高级”自居，我们不过是自然选择的随机产物而已。达尔文主义在哲学层面上是一种唯物论思想，“这种精神否定了西方人所偏爱的一种观念，即我们要去控制、支配地球和地球上的生物，因为我们是一种预定过程的最终产物”（P3）。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在诺讲演说辞中提到同时存在两种理性秩序，其中第一种理性秩序被称为建构主义理性，它主要源自笛卡尔，“笛卡尔认为，所有有用的人类制度都曾经是而且必须是有意识的推理的可以创造”（哈耶克，1967），但行为经济学与脑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行为是分散的，并且受到无意识的、自主的、神经心理系统的支配，该系统使人们能够有效活动，而不总是求助于大脑最稀缺的资源——注意力和推理电路”（弗农•史密斯，2002）。人类用理性操控一切的思想毫无疑问是建构主义的，而这种思想长期统治者西方人的思维，以至于陷入一种致命的自负。达尔文思想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生命观”，一种谦卑地敬畏自然秩序的生命观，《自达尔文以来》一书则着重探讨了“这种生命观”。
　　 第一部分，关于达尔文。这一部分中，古尔德详细论述了导言中强调的达尔文主义的哲学含义。达尔文推迟发表理论的原因在于自然选择理论中蕴含的哲学唯物主义观念，上帝可以解释进化，上帝却无法解释自然选择的无目的性与随机性。的确，我们无法证伪上帝的存在性，但所谓上帝也许并非一种心灵，没有心灵完美得能够造就我们所看到的和谐，上帝只是存在的本身而已，上帝只是自然秩序，“与上帝同工”可以理解为顺应自然律。古尔德引述了达尔文在M笔记中的著名隽语：“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说，我们‘想象的理念’来自预先存在的灵魂，而不是来自经验——然而预先存在的是猴子。”（P7）这是对人类理性自负的当头一棒。古尔德的反问令人深思“我们难道因为自然中的和谐不是设计的就会降低对自然美的赞赏吗？难道因为有数百亿神经元在我们的颅骨里，我们心灵的潜力就激发不了敬畏和恐惧吗？”我们为着一个目的而进行设计，却常常偏离完美与和谐，无目的的随机结果却产生了巨大的和谐，我们的确应该谦卑地敬畏，并且反问自己，难道真的是我们错了吗？我们认为我们能够设计，这种思想来源于我们认为自己是上帝最后创造的，是最高级的生物。而进化论之父达尔文却并未使用进化一词，也绝不谈论高等与低等。对于“进化”一词，人们通常误解很深，韦氏词典就这样定义“evolution”——“a process of change in a certain direction”或者是“a process of continuous change from a lower, simpler, or worse to a higher, more complex, or better state”，显然这不是一个科学的定义，并且非科学专业人士往往以此定义加入对达尔文思想的讨论。的确，在自然史中，我们看到了原核生物——真核生物，无脊椎动物——有脊椎动物，鱼类——爬行类——哺乳类，猿——人等等这样一些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但这并非进化思想的本质，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些生物出于对环境的适应而选择简化的过程，简化与复杂，都是自然选择随机性的结果。在我看来，发展到人类的复杂程度的确是必然的，因为概率论告诉我们小概率事件在无数次独立重复试验中必然发生，但这种必然性在本质上却是一种随机性。自然选择无方向、无目的，却“差异性地保持生物更佳的结构与功能，从而跟上环境的变化”，一切的和谐都令人惊叹。
　　 第二部分，人类的进化。这一部分中，古尔德首先探讨了人类与黑猩猩的差异性。长期以来，人们都倾向于强化人类的独特性，坚持自然选择的华莱士也将人类独立于自然选择之外。古尔德认为，人类与黑猩猩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而并非种类上的。人类在形态上并无独特性，“无论各个部分，还是器官的位置，我们都是一样的；只是在相对的体积和生长的速率上，我们存在着差别”（P28）；人类在语言与概念化能力上并无独特性，黑猩猩同样能够学会使用工具，尽管声带结构使其不能发出连续声音，却能够学会利用手语进行交流；人类在遗传学意义上并不具有独特性，科学家通过尽可能多地检测蛋白质，发现两个物种遗传上的整体差异很小。古尔德逝世后的2006年，一个由美国比利时和法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认为，他们找到了人类与黑猩猩的祖先分家以来变化最快的一个基因HARI，它可能是帮助人类大脑发育从而促进人类进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但同时，他们发现基因HARI早于三亿年前已经出现，可见于所有动物的大脑之中，人类的特别之处只是较其它动物而言拥有更多HARI，这也正是了古尔德的看法，人类与黑猩猩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其次，古尔德讨论了人类的枝状进化，对于化石的研究表明“我们智人并非是一开始就向着崇高位置迈进的预定梯状进化的产物。我们仅仅是曾经繁茂的枝状谱系中一个生存下来的分支”（P37）。这两部分内容都强调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统一性，而将人类从“最独特”、“最高级”的宝座上落下来，成为芸芸众生中的寻常种类。接下来的两部分，古尔德则讨论了人类的独特之处——人类具有“幼态持续”性，人类的婴儿保留着灵长类祖先的胚胎特征，人类的成体则保留了灵长类祖先的幼年特征。为什么人类会提前出生？为什么人类的发育会迟缓？古尔德提到波特曼认为，“人类作为习得的动物，需要离开黑暗的无争无扰的子宫，以易变的胚胎，去获取子宫外环境中丰富的影像、味道、声音和触摸”（P47），我认为从精神角度解释是有缺陷的，因为进化并非是有目的的，“因为需要，所以进化”，这样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更好的解释是，人类的直立行走造就了较小的骨盆，大脑的进化增大了大脑的体积，此时自然选择无疑利于孕期的缩短与提前分娩，进而导致了幼态持续。自然选择造就了幼态持续，却并未预料到这种机制给人类带来了更宝贵的财富，幼态持续使人类有较长的生活依赖期，也迫使人产生出较强的学习能力，这些都使人类的社会化成为了可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认为“社会生活日益复杂，需要一个较长的婴幼期，以便获得所需要的力量；这种依赖的延长就是可塑性的延长，或者就是要获得可变的和新奇的控制模式力量。因此，这种延长能进一步地促进社会进步。”（约翰•杜威，1916）此外，漫长的抚养期使儿童成为维系家庭的纽带，促进了家庭关系的稳定性。幼态持续不是有目的产生的，但却造成了意想不到的适应性结果，促进了人类的发展。
　　 第三部分，奇特的生物与进化的样板。这一部分从对几种奇特生物的疑问展开。爱尔兰麋鹿为什么会有巨大的角？又为什么会灭绝？古尔德证实了异速生长的关系，却否认了传统理论中角庞大、笨重的观点，这种观点不符合自然选择理论，自然选择不会保留不适应的变异，角的巨大一定时适应性的，角是性选择的结果，角有助于“在雄性中确立容易识别及服从的统治等级，以及避免日常争斗”（P58）。爱尔兰麋鹿的灭绝并非因为不适应，对于爱尔兰麋鹿存在时期的气候研究表明，爱尔兰麋鹿灭绝很可能是因为不能适应冰期的到来。古尔德得出论断“动物应该不会主动发展出有害的结构，但这种进化并不保证有用的结构在改变的环境中继续适应”，我对这一论断的前半部分存有异议，按照性选择理论，在鸟类的同一种群中，雄鸟之间为获得与异性的交配权从而增加自己子代的数量，进行激烈的种间竞争，使雄鸟的尾巴一代比一代长。但是，雄鸟尾巴过长，也无疑给天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快来吃掉我”。这样，性选择理论很可能会使雄鸟尾巴越来越长，造成整个物种被灭绝，这样，自然选择本身就造就了不适应的结果；但是，也许天敌的存在消减那些尾巴更长的雄性，从而使它们的适存度降低，减少它们的后代数量，这样的机制也可以使军备竞赛不至于无限制地进行下去，但无疑对于整个种群而言，自然选择造成的结果并非最优。为什么飞虫会蚕食母亲？为什么竹与蝉开花与出土保持着一定的周期性和同时性？古尔德认为，自然选择使适应性的生存策略得以保存。生活在条件严酷和不可预测环境中的生物，其死亡率通常与死亡密度无关，这类生物常常把较多的能量用于生殖，而把较少的能量用于生长、代谢和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种群生态学把这类生物称为r-策略者，瘿蚊即是一种r-策略者，蚕食母亲的行为看似残忍是适应性的。竹和蝉开花出土历经长时而保持周期性与同时性，“捕食者假说”认为，这种策略减少了被吃掉的机会，从而有益于适存度的提高。人类喜欢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给动物，这也是一种自负的体现，“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也”。为什么不把人类社会中“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行为策略用作对其他生物行为的理解呢？其他生物并没有自发地“识时务”，却在自然选择下产生了完美的结果。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蚌为什么能在后端附着一条鱼？古尔德用预适应原则解释了这一现象。与这个问题相似的是，鱼的鳍为什么会最终进化成路上用的肢？它们必须是在进化过程中也同样有用的，否则将不能被自然选择所保留。因而在进化过程中，中间形态一定是有一定功能的。蚌后端的瓣一开始可能有别的用途，却为自然选择提供了材料，最终酷似鱼的瓣被保留下来，成为了完美的诱饵。而鱼的鳍“极好地预适应地成为路上用的肢，但它纯粹是出于水中使用的目的进化来的”（P74）。预适应原则告诉我们，完美来源于巧合，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我们同样也应意识到，当我们推进一项社会改革时，我们不仅应当考虑到其最终的效果，也应考虑到其中间的过程，中间过程不适应同样无法使变革延续。宏观经济学中，如果经济中出现负的供给冲击，在政府不干预时，理论上经济能够自我调整回复到经济繁荣的好结果去，但现实中这一过程的中间形态伴随着漫长的通货紧缩，名义工资下降阻力重重，经济很可能不能经过这个中间形态而达到最后的平稳，因此政府干预应运而生。
　　 第四部分，生命史中的模式与间断。生命具有多样性，正如约翰•查尔迪的诗句“纵然有上万个博士，又怎能理解树林中的一半生物”。生命多样性的存在需要我们将其划分为一定的类别，三界五层的划分中，随着层次的上升，生命的多样性与复杂水平都有所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确定的向着更高等生命的进步，地质记录中并未找到有效的证据。和第一部分的论述一样，“高等”生物的产生只是随机试验中小概率事件必然发生的结果，而并非一个预定的方向。古尔德在这部分提出了使他享誉科学界的间断平衡理论，他用收割者理论、定量化分析、板块构造说阐述了生物世界的变化主要产生于6亿年前产生出绝大多数复杂动物生命的寒武纪爆发与2.5亿年前一半海洋无脊椎动物的二叠纪灭绝中，以及这两个时期形成的原因。社会中的很多现象都符合间断平衡的原理，如经济发展从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的跃迁，犯罪率变化的S型曲线 ,人口增长的S型曲线，城市化进程的S型曲线等。一种秩序的维持往往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但在路径依赖的内部，发展的力量并不是铁板一块，适应新形势的内在冲动也会一点点积蓄，一旦达到临界点，也可能突破原有路径，从而发生一种跃迁。因此掌握事物发展间断平衡的特点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更好地顺应自然秩序。
　　 第五部分，地球的理论。在这一部分中，与其说古尔德探讨了地球的历史，还不如说他更加注重科学史与科学方法的探讨。首先，古尔德讨论了神学地质学家托马斯•伯内特神父的及其著作《地球的神圣理论》，每个时代都具有时代的背景，牛顿在物理学与化学上都有所研究，却只在物理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诚然，这很可能与牛顿本人的天资有关系，但也与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牛顿之前，伽利略、哥白尼在物理学方面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爱因斯坦曾这样评价：“伽利略的发现，以及他所用的科学推理方法，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且标志着物理学的真正的开端！”因此牛顿才得以站在巨人肩膀上将物理学向前推动一大步。与之相反，当时的化学尚未形成一个初步的科学体系，因此也较难有成就。同样托马斯神父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的，但在那个年代，他却坚持了牛顿的科学观，按照假设与检验假设的科学方法来研究问题，这些都是值得赞赏的。而且“伯内特的上帝并不是科学时代之前的那个连续起作用并且创造奇迹的上帝，而是牛顿尊奉的钟表匠，这个上帝创造了物质和物质运作的规律，让自然按照自身的途径运转”（P103），这样的观念从某种程度上是唯物主义的，世界的本质是客观的规律而非认为的建构。而反对托马斯神父的则是非理性主义者，他们恪守教条，傲慢地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而不给出任何逻辑严密的解释，非理性者的长期存在是科学发展道路上一个很大的障碍。接着，古尔德评论了莱尔的均变论。尽管均变论思想并不完全正确，然而它的意义却在于作为科学的地质学，有力地向公众展示了地质学的一致性，击败了神学的灾变论观点，为科学地质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然而，作为真正的科学，莱尔的均变论思想获得的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胜利，也是科学的胜利，莱尔均变论中“自然规律在时间和空间上市恒定的”，“应该援引现在影像地球表面的过程解释过去的事件”这两种看法直到现在都还是正确的，而地球在整体上的恒定，呈现一种动态稳定的状态也一定程度地成为了均变论的有力证据。接着，古尔德批判了维利柯夫斯基在《碰撞中的世界》中所提出的理论，批判并不针对理论本身，而是针对产生理论的研究方法，“假设形态的相似形反映了事件发生的同时性”，“根据事件的影响巨大而假设事件的突发性”，“从地区性巨变推断出世界范围的事件”这些问题都体现了方法论上的片面性问题，而“只使用过时的资料”和“随意、不精确和变戏法”则体现了科学态度的不认真。古尔德认为“我们知道现代科学的许多信念来自非专业人士提出的被视作异端的猜想……不幸的是，我并不认为维利柯夫斯基是这个最艰苦游戏中的胜利者”（P115），因为，维利柯夫斯基所犯的是科学研究方法及科学态度的问题。最后，在讨论大陆漂移理论的确定过程中，古尔德指出了一种正确的科学研究方法，强调了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在旧的理论指导下，以旧的框架收集的新事实，很少能导致思想的实质改变。事实并不‘讲述它们自己’，事实是按照理论解读的。创造性思想，在科学中和在艺术中一样，是改变观念的动力。科学是一项精美的人类活动，并不是机械地、机器人似得收集客观信息，在逻辑率的指导下，产生出必然的解释”（P117）。经济学和社会学最近的发展都呈现出一种过渡重视定量研究而忽视定性研究的倾向，我认为，这种倾向是值得警惕的，定性研究是社会科学的根本，只有好的思想提出了，再运用准确的数据进行检验，才能够从根本上推进社会科学。
　　 第六部分，大小与形状，从教堂到脑，到行星。教堂、脑、行星，看似完全无关的东西，古尔德将它们都统一在了大小与形状的讨论中。大小与形状息息相关，体积增长比表面积增长快，体积越大，体积与表面积之比越小，古尔德举出了很多很有趣的例子。大型复杂生物利用复杂的内部器官来解决表面积相对体积较小的问题；为获得较大的表面积体积比，绦虫可以很长却不能很粗；昆虫考表面内陷进行呼吸，因而它们的体积是有限的；人类生活在重力的世界而非表面力的世界中，技能与行为与身体的大小非常合适；中世纪的大型教堂为了照明及支撑的需要不得不狭窄；地球达到足够拥有相对小的表面积极大地万有引力，为充满生命的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知识如同空间中的球体，我们学到的越多，接触到的表面积也就越多。的确，正如古尔德所说“最好的科学是统一的”（P144）这样的理论也应该能够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中去,在社会科学中，“大小”往往与结构性质有这紧密的联系，例如组织规模是一个影响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内生关联性变量，不同规模的组织具有不同的结构与性质；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大国与小国显然要有不同的发展策略，许多人常常认为中国人口如果能够减少一半，将解决很多问题，但人口的多寡不仅仅涉及到计算人均GDP时的除数，还涉及到其他很多问题。因此，大小绝不仅仅是程度上的区别，还涉及这一系列结构上的差异，这往往是我们容易忽略的。
　　 第七部分，社会中的科学——一种历史的看法。在这一部分，古尔德就几个问题讨论了进化思想的历史，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科学的发展受到政治社会因素的极大影响而走向歧路。与第五部分讨论过的托马斯神父的神学地质学一样，预成论在今天看来是稍显荒谬的，但其研究方法却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预成论者的经验观察仔细、精确，他们具备科学态度，注重推理，而不仅仅凭借感觉得出结论，而且从今天的观点看来，遗传密码难道不是预成的吗？长期以来，尽管没有事实证据，人们普遍认为脑在人类进化中起着最重要的因素，这种偏见是由文化上的偏见造成的，欧洲思想的自负使我们过于注重我们脑的力量，阻碍了头手分离的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并且产生了轻视实践的倾向。联系古尔德在第五部分提出的“事实并不讲述它们自己”，种族主义、重演论与罪犯人类学的错误在于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人们带有偏见地收集证据，这样的证据在一定时间内也许是具有解释力的，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往往暴露出一些自相矛盾的问题，从而导致理论的崩溃。而这些理论的出笼则与社会权力息息相关，人们片面强调基因力量而忽视文化习得，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行为，毕竟，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我们有着漫长的社会化时期，社会力量对于我们的塑造同样起着关键的、不言自明的作用。我们的确不应自傲，但我们也同样不能漠视人类文化的独特性，基因决定论与人类的狂妄是我们思想的两种极端，同样是有失客观的偏见。
　　 第八部分，人性的科学与政治学。这一部分与上一部分一脉相承，古尔德讨论了社会生物学及其延伸出来的“人性”问题。古尔德反对为人类的种族命名，人类的差异是多因素影响的结果，而不能仅凭一种表形上的区别而进行划分。1962年，人类学家Frank Livingstone得出的结论，因为特征线和种族界限互相交叉，因此根本没有所谓的“种族”，只有特征线。（Livingstone 1962）1964年，生物学家Paul Ehrlich及Holm指出了一些两个或以上条特征线以不协调地分布的特例：如黑色素的分布取决于离赤道的距离，越远就越少；但是beta-S血色素的单基因型却是以位于非洲的特定的地理位置为中心，呈放射性分布。这些科学上的证据都有力地支持了古尔德的看法，打击了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奴隶制以及种族清洗的理论基础。古尔德讨论了性别歧视与种族主义问题，进一步讨论了社会政治因素对科学的影响，古尔德指出“我不是因为不喜欢决定论的政治用法才否认决定论……科学上的真实肯定是我们的首要标准”（P194），这些观点不仅仅在伦理上是错误的，也无法找到有力的科学证据进行支持。最后，古尔德讨论了人类的利他行为。人类的自负往往习惯于认为“我们的恶劣就是我们类猿的过去留下来的包袱，而我们的善良却是人类特有的品性”（P197）。自利的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的重要假设，我们利用人是自私的这一假设解释了许多社会现象，但同时，我们的社会中有的确存在广泛的利他行为，这又如何理解呢？1964年，英国生物学家汉密尔顿首创了进化论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亲选择”，其基本内容是：亲缘关系越近，动物彼此合作倾向和利他行为也就越强烈；亲缘越远，合作倾向和利他行为则表现越弱。在此之后，很多研究都表明了动物中广泛存在着亲缘利他行为。在A cue of kinship promotes cooperation for the public good（Daniel Brian Kruppa, Lisa M. Debruineb and Pat Barclay, 2007）一文中，通过对一次性的公共物品博弈的研究，研究者发现博弈参与者在亲缘密度越大时，有更少的可能成为“搭便车者”，而更倾向于对公共物品作出自己的贡献，从而得出结论，微妙的宗谱联系促进了群体的合作，现代社会的机制在根源上是从家庭关系的网络中衍生而出。联系人类幼态持续的问题，人类行为中亲缘利他的存在对人类的社会化过程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人类智力的高度发达是以抚养期的漫长为代价的，在漫长的非成熟时期中，他人，尤其是作为抚养者的重要他人对个人心智的成熟起到重要作用。美国心理学家艾利克森把人类的成长分为八个阶段，在出生至18个月的婴儿期中，抚养人（一般为父母）基于亲缘利他对子女进行照料，如果该婴儿能得到良好的照料，那么将有助于婴儿信任感的培养，反之则会造成信任感的缺失。从这个角度，亲缘利他解释了信任的产生，这种人类成长早年的信任感也将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信任，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合作与利他行为的理解。但是仅仅用亲选择阐述人类的利他行为是不够的，古尔德认为“只有决定论者的猜想才把特异的行为归因于存在利他主义者的基因或机会主义者的基因……早期教育，文化，阶级，地位和所有被我们称作‘自由意愿’的无形之物，决定了我们如何限制基因许可的多种多样的行为，从极端的利他到极端的自私”（P201）。的确，过分地强调亲选择产生利他行为，是一种偏狭的决定论思想，而且事实证明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着超越亲属关系的利他行为，这是难以用亲选择理论进行解释的。Ross A. Hammond and Robert Axelrod在2006年的文章Evolution of contingent altruism when cooperation is expensive中谈到，在过去50年对利他主义演化的最低条件的研究中，存在着两条主线，一条主线基于对与亲戚类似者的偏爱，另一条主线则基于不同个体或不同家系间的持续互动。显然，亲缘利他与第一条主线相对应，第二条主线中我们则可以联想到非亲缘的互惠利他理论。很多研究表明，互惠利他超越了亲缘利他，是利他主义中最广泛存在的一种模式。除此之外，郑也夫老师还提到过一种人类特有的文化和规范所造就的利他，“它不为本能所驱使，而是个人的选择；不是出于个人的当下利益，而是基于道义——群体利益的理性结晶——和同情心的选择”（郑也夫，2002），的确，人类是生物性与社会性共同造就的产物。古尔德认为，亲选择理论很有可能陷入决定论，但同时亲选择理论“进一步拓宽了生物潜力的范围，甚至将善的能力也包括了进来”（P202），这样就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为文化的造就提供了广阔的基础。
　　 一书读罢，到底什么是达尔文精神？在后记中，古尔德指出，“达尔文的观点是多元论的和广容性的——这是面对复杂世界的唯一合理的态度”（P203）。这样的精神是科学的也是哲学的，它告诉我们要克服“不加怀疑的个人偏好、旧的习惯和社会偏见”（P205）；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想清晰、确切、全面地解答生命的问题，就必须做出全方位的探讨，不只是在自然界中”（P206），正如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所提到的那种全面看待社会问题的视角；告诉我们面对复杂的世界放下人类的狂妄而怀有谦卑的心境，尊重自然秩序，“我们可以合理地处理中等程度的问题，大的问题则只有听任丰富多彩的自然摆布”（P206）。感谢达尔文精神，感谢古尔德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一个壮阔的自然史，阐明了科学研究的一些方法，引发了一些有趣的思考。我相信，达尔文主义并未走到尽头，相反，作为一个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在今后对世界的思考中无疑是要借鉴达尔文的方法的。社会科学，须得是高贵的人文精神与严谨的自然科学方法的结合，须得融合各学科的知识，以解决我们面对的错综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2]郑也夫 阅读生物学札记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3]弗农•史密斯 经济学中的建构主义和生态理性 比较第十一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4
　　[4]尚玉昌 行为生态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5]C•赖特 •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像力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6]斯蒂芬•杰•古尔德 自达尔文以来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8
　　[7]王思斌 社会学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8]Daniel Brian Kruppa, Lisa M. Debruineb and Pat Barclay A cue of kinship promotes cooperation for the public good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Volume 29, Issue 1, January 2008
　　[9]Ross A. Hammond，Robert Axelrod Evolution of contingent altruism when cooperation is expensive 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 Volume 69, Issue 3, May 2006

　　 《自达尔文以来》，斯蒂芬•杰•古尔德著。我可以毫不迟疑的说，这是今年我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书。读书的最大乐趣在于，在你读书读到麻木的时候，忽然碰到一本好书，就如发现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缤纷世界，欣喜而愉悦。如果读书再能祛除思想上的一些偏见，谁都会有偏见，当然，坚持偏见也是一个人的自由，而我，如果能够祛除偏见，让我对这个世界认识的更清楚些，我会更加高兴。《自》这本书给了我非常大的思想冲击，让我品尝着思辨的乐趣，而多知道了一些知识还在其次。
　　 古尔德的叙事生动而幽默，非常机敏而富于观察力。看看这段叙述：“每一个胜利的理论都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当作不正确的理论抛弃掉；第二个阶段是被当作与宗教对立的理论否定掉；第三个阶段是被当作教条接受，并且每一个科学家都声称早就认识这个理论的正确性。”读着这本书，我知道着我对科学的偏见。我以为科学就代表着客观与公正，科学其实也是人的思维的产物，科学背后也有着阶级立场、利益关系等等人类的局限性。我以为科学与宗教是黑与白的关系，原来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更应该说是相互充满着，科学的起步与谵妄相近，科学的教条也距离宗教不远，宗教中的理性也不能归于迷信。在古尔德对进化论的发展、进化论与社会学的关系、进化论与人性等论述中，可以引起很多关于科学的思考，让人逐渐走近科学。科学，首先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思维的能力。
　　 自达尔文以来，进化论已经发展了快二百年。读这本书，我才知道对进化论几乎一无所知。举两个例子。达尔文最初描述进化的时候并没有用进化这个词，因为当时的语境中，进化一词有进步的内涵，而达尔文不认为进化就代表着进步，进化只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有些器官也可以根据环境退化。我以为进化的含义就是生物会随意的变异，然后让环境来淘汰。然而，达尔文主义者的观点是，生物不会主动发展出有害的结构，但是这种进化不能保证环境发生变化后继续适应。再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吸取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观点。然而，我知道一种说法，要读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必须同时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两部书对比读的结论是，经济学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就是上帝之手。那么，进化论与上帝之间能扯得清干系么？科学又如何能逃离宗教？
　　 书中讲述了很多有趣的现象与结论。比如，人的婴儿只是胚胎？人的进化是一种幼态持续？世界各地的竹子为什么以一定的周期（比如120年，比如17年）同时开花？大灭绝的原因？有种蚌为什么后端进化出一条鱼的形状？大陆漂移？动物的形状由大小决定？……等等之类。古尔德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简单的告诉你结论，而是带着你一起探讨、一起思考。一本书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胃口，但是如果你喜欢思考，能够享受思辨的乐趣，那么这本书一定适合你。
　　 书的扉页有这样一句，“献给我的父亲，我五岁时他带我去看霸王龙。”有时候，影响一生的东西可以很偶然，如果有人在适当的年纪看了这本书，或许可以改变一生。不巧，很不幸，我已经早过了看一本书就可以改变人生的年纪。看看这本书，重温一下当年对科学的理想，兴致之下多读几部科普书，多感受一下人生的有趣之处，也已经是幸运。
　　

　　19世纪中期，美国最伟大的生物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提出：上帝创造的黑人和白人是不同的物种。奴隶制的捍卫者从这个主张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因为《圣经》所规定的博爱和平等只限于种内。废奴论者还能说什么？科学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做出了冷静的阐释，基督教的渴望和感伤并不能否认这一点。(P182)
　　假如科学的阐释有利于白人中心主义，那又如何？即使黑人和白人分属不同的物种，这对于我们的伦理学又有什么影响呢？（生殖隔离这种生物学性质并没有任何道德重要性）正确的伦理学不仅要反对种族歧视，还将逻辑一致地反对物种歧视。(me)
　　
　　……哥白尼……弗洛伊德……假如亲选择理论导致又退离一步的话，我们可能会生活得更好一些，因为亲选择理论使我们不再认为我们统治其他动物，并且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与其他动物是相互联系和统一的。（P202）
　　
　　自然选择理论中并不包括有关速率的陈述。自然选择可以造成小群体中的迅速物种形成（地质上呈突发状）的变化和整个谱系常见的极慢转变。(P205)
　　
　　事实上，我比较怀疑一种诚实的探讨会找到答案。我们可以明确地解决小的问题……我们可以合理地处理中等程度的问题……大的问题则只有听任丰富多彩的自然的摆布——变化可能是定向的或无目的的，逐渐的或剧变的，选择的或中性的。我为自然的多种多样感到欣喜，把确切性的幻想留给政治家和说教者吧。(P206)
　　多种假说彼此竞争，矛盾的根源已不在于逻辑和推理。自然本身才是最终裁判者。但是，如果自然也没有一个一锤定音的判决呢？也许我们关于进化的知识都是历史的、地方性的，不可重复的。这种变数使生物学成为一门不同于物理学的，具有独特魅力的科学。（me）

　　在进化领域，如果你只能记住一个人，那他必定是达尔文，写达尔文的人流行用一句话：“自达尔文以来”。是的，达尔文的出现是划时代的，但它不是一个结局，却恰恰是开始。
　　 ——题记
　　小时候看儿童科普读物的时候就接触过达尔文的进化论，当时对该理论的印象仅限于一幅关于长颈鹿的脖子怎么样变长的图片。
　　之后初中和高中的生物课上也都教授过达尔文进化论，还有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现代进化理论。当时觉得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也看不出有何令人称道的划时代的意义。因而，我脑海中对进化论的理解，就一直停留在了“长颈鹿为了要吃到树叶所以脖子变长”的阶段（后来发现这是很错误的）。
　　上大学时坚定地报了生物系，但一直觉得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才是真理，一直倾心于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而对进化生物学这种我所谓“臆测的二级学科”没有什么兴趣。选择《自达尔文以来》，完全是因为这是推荐书目上最好找的一本书。
　　抱着这种偏见，刚开始我根本没有读进去，宣称此书“枯燥无趣”。囫囵吞枣般啃了一半后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没记住。翻回第一页重新一字一句地读，才发觉我竟然错过了好多。作者独特的思想、广博的学识、流畅又不失幽默的文字、丰富的联想让我深深震撼。禁不住手拿一支铅笔，在书上轻轻勾划着，还伴随着不时点头、轻呼“WOW!”、放下笔轻轻鼓掌等一系列动作。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颠覆了我以前的观念，还有我对进化生物学的错误评价。郑也夫教授在第一节课上所说的“历史终将证明，达尔文是千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家，连马克思也不能与之比肩”，我很大程度上同意了。人的偏见是多么的可笑。这是我阅读书中第七和第八部分时的感叹，却又成了我对自己的评价。
　　提笔要写读书笔记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一个词语就是“amazing grace”。 grace原意为"优雅、优美"，此处解释成"上帝对人类的慈悲、恩宠"。这是美国人最喜爱的一首赞美诗，也是全世界基督徒都会唱的一首歌，被奉为基督教圣歌。我之所以会条件反射般地联想到它，大概是觉得，这样赞颂上帝的词语，用来赞颂进化论也是合适的吧。不是上帝创造了我们，但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自然选择塑造了我们，所以为什么不赞颂自然的慈悲和恩宠呢？即使单从字面上来说也是可以说得通的。生物学之优美，用amazing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现代生物学的核心是什么？如果在以前，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脱氧核糖核酸和蛋白质。”确实，对DNA、蛋白质的研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现在我有一点不同的想法。思想或者我谓之“臆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现在越来越多热衷于生物学的年轻人有志于投身伟大的科研事业，却在电子显微镜所呈现的异彩纷呈的微观世界中迷失了自己，什么也没有做成。我没有资格去对他们评头论足，事实上我的志向也是如此。但看完《自达尔文以来》，我不禁想，生物学应该永远是自然科学中与我们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如果每个人都能静下来用生物学思想来好好思考，不管怎样天马行空都可以，这样，也许对自己、对社会，都能唤起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应该比发现DNA碱基的新序列对我们的意义更重大些（个人偏见）。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在实验室忙于寻找靶细胞或者敲除某段基因时，如果能跳出研究领域带来的局限而从宏观上好好沉思一番，或许会给我带来新的启示，不管是提供给我解决问题的新方式，还是让我对自己的所作有了新的领悟，那么一定是这本书所带给我的深远的影响吧。
　　似乎有点扯远了。回到《自达尔文以来》这本书上来。
　　阅读过程中，我为“奇特的生物和进化样板”所深深吸引。这样不可思议的生物，与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地雀一样，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重要证据。不论是爱尔兰麋鹿的角还是瘿蚊奇特的生活途径，抑或是具有准确繁殖周期的竹和蝉，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爱尔兰麋鹿的绝灭，也是“自己以前成功的牺牲品”。
　　但是，相比于自然选择理论本身，我更为关注的是古尔德所说的“人性的科学”（也许这也是我选这门通选课的原因吧）。
　　古尔德在书中讲述人与社会，与其说是为了阐明社会生物学的主张，不如说是抨击它的。达尔文主义及社会生物学，也许永远不能解释人的思想和行为。古尔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通过这本书对于人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我下面想说的，也许无关乎自然选择，但绝对是我最深刻的体会。
　　第一部分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引子，关于“说不完道不尽的达尔文”。达尔文无疑是伟大的，但绝非通常科学传记描述成的“简单、理性的机器，是凭不停的努力，不受任何其他事情的影响，严格依照客观材料寻觅真理的人”。在古尔德笔下，达尔文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凡人。他有恐惧，害怕他理论中包含的与西方传统思想格格不入的彻底的哲学唯物论会危及自己有前景的事业，直到华莱士的出现才迫使他出版了《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这一观点无疑是全新的，但又是绝对合理的。不知道达尔文在确立自己的学说后，有没有仔细地分析过自己的行为呢？
　　达尔文纵然伟大，也是一个人，不是神。
　　书中不断提及的还有人的自恋和偏见，以及社会对于科学的影响。
　　在进行物种分类时，连伟大的林奈也不得不妥协于人类的自恋，将“我们放到他的分类系统中，但是通过描述又使我们与动物的关系很远”。我们总是不愿意接受我们与自然之间存在的连续性，我们热衷于寻找证明我们人类独特性的标准。伟大的博物学家一而再再而三地阐明一般的自然理论，却将人类视作唯一的例外。难怪达尔文出版《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后成为了众矢之的！
　　弗洛伊德说：“在过去的时间里，科学之手对于人类朴实的自恋有过两次重大的打击。第一次是认识到我们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大的难以想象的宇宙体系中的尘埃……第二次是生物学的研究剥夺了人类特创的特殊优越性，将人类废黜为动物的后裔。”没错，我们并非是一开始就向着崇高位置迈进的预定梯状进化的产物，我们仅仅是曾经繁茂的枝状谱系中一个生存下来的分支。我们由于自然的恩宠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不是作为地球和地球上生物的统治者大发慈悲从天堂降落到了地面上。统治和支配？想都不要想了。
　　有时候将心态放正，一切都会好些。至少不会像希伯特所说：“人类在消灭各地的野生动物种类方面，确实想传染病一般可怕。”
　　不仅仅是对于其他物种，我们对于和自己同种的兄弟姐妹一样的具有偏见和过于自恋。为了证明黑人是低等的，种族主义重演论者和种族主义幼态持续者不惜用矛盾的论据、完全相反的方式支持同样的观点。当重演论垮台后，旧的证据（在新的理论下反而可以证明黑人的优越性）被悄悄遗忘了，新的证据（只要大胆地找就一定能找到），虽然有时荒谬得可笑，但还是被提出了，以令人尴尬的方式。事实上，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都不存在有关种族遗传决定的任何明确证据使我们进行种族的划分，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黑人是劣等的。
　　多么可笑，人类的偏见。在当时社会流行的思潮的影响下，科学家带着一种先验的黑人劣等的信念，在可以支持任何种族优等主张的丰富材料中挑选可以得出他们喜欢的结论的事实。这种带有社会偏见和政治局限的“科学”，一定不是通往真理。
　　在解释人类的行为上，进化论又充当了一次人类的“遮羞布”。隆布罗索试图通过对罪犯解剖特征的分析来证明犯罪现象其实是由于罪犯过多的保留了祖先的形状。这又是一个基于对偏见的盲目相信，而用所谓客观的研究来欺骗大众的典型事例。威尔逊则认为“怨恨、攻击性、恐惧、服从、同性恋，以及西方社会中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典型行为差异”都能够用达尔文的理论系统地阐释。但是，脑具备的可变性使我们可能成为攻击性的或和平的、统治的或服从的，怨恨的或宽容的，为什么还要设想存在攻击性、统治或怨恨的特定基因呢？为什么我们对固有倾向的假说这么感兴趣？为什么我们把我们应该承受的暴力和性别歧视的责任转嫁到我们的基因上？
　　多么可笑，人类的自恋。
　　我们创造了我们的世界，我们也应该有能力去改变它。这是古尔德告诉我的。把姿态端正，不再自恋地认为我们是宇宙的中心，不再指责牺牲者并给他们标上生物学上劣等的标签或者说试图用“生物学作为同谋”，也许世界会更美好。
　　达尔文“这种生命观”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学术角度，更重要的是它对西方人世界观的彻底变革。我们都是渺小的，偶然的，是自然的慈悲才造就了我们，所以请摒弃自恋和偏见吧，抱着一颗平和的心思考自身，然后继续歌颂自然的amazing grace。
　　

　　某达尔文主义者自一月份因Tango课错过小鹿读书会，错过《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就一直怨念：“我对不起达尔文... >_< ”而今趁着出门培训这两天，一口气看完这本书，总算了却一桩心愿。
　　
　　这里零散记一点读书笔记，主要做备忘用。本文木有中心思想，想看懂的同学请去找这本书来看。
　　
　　达尔文的进化论主要包括三方面：随机变异、自然选择和哲学上的唯物主义。
　　记得中学生物教材中讲述了前两方面，但对最具冲击性的第三点只字未提。事实上，进化论最不能被宗教所容的，是这哲学上的因素。因为进化论”剥夺了为人类特创的特殊优越性，将人类废除为动物的后裔“，沉重打击了人类的自恋。
　　
　　中学生物我们还学过：动物在胚胎中和出生后的生长中重复祖先的成体阶段（个体发育重演系统发育）——重演论
　　
　　本书讲述了相反的幼态持续的观念：我们通过保持祖先年轻时的特征而进化。（例如：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人类的成体保留了灵长类祖先的幼年特征。例如枕骨大孔保持向下的位置，阴道保持腹向性等等。）
　　“人类是幼态持续的或生长期长的动物。他的整个生命周期的30%都用于生长。”
　　
　　“人类的婴儿在出生时是胚胎，这一胚胎生活了九个月左右。假如妇女在婴儿‘应该’出生时再生产，孕期要达一年半...”为了能够顺利产下更大脑的下一代，人类选择提前分娩。如此看来，早产也并不像当初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不过晚产的话，就需要有更宽广的骨盆了。在这个盛行刨腹产的年代，人类会不会再逐渐进化得孕期延长呢？我想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此外，本书还在我脑中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故事：交替选择r-策略和k-策略的瘿蚊，雄性仪式竞赛的产物爱尔兰麋鹿，采用捕食者满足策略的竹和蝉，淡水蚌（Lampsilis）的鱼形育儿袋，因草食收割者进化导致的寒武纪初期（6亿年前）生命大爆发，泛大陆导致的二叠纪末期（2.25亿年前）浅海生物大灭绝，也帮助我重新整理了体积对事物更深层次（体表力和引力轮流执政）的影响......
　　
　　下一个摆在我面前的课题是——决定论。
　　偶然还是必然，这是个问题。

　　达尔文1838年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但在21年后才发表。其实说实话，我对进化的了解不会比100年前的普通英国人懂多少，更不用说古生物学了。我有印象的也只是《遗传学》小小的下册中关于种群，基因频率的介绍，所以我的脑子里也没有清晰如霸王龙骨骼一样的系统知识。其次，至少九十年代后，生物学家对进化，系统生物学的研究也往往从实验室中的rRNA的比对，或者特殊蛋白的折叠入手，于是，古生物学正如其名，似乎被归在遥远的过去，驼铃声声，在荒漠中挖掘骸骨和化石了。
　　
　　生物学的前身叫作博物学，听起来并不像一门精细的科学。达尔文年代的博物学家也都是博学之士，他们具备植物学，动物学，分类学，地质学，文学，统计学的知识。从古至今的古生物学家更是博学之士，同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我觉得在生物学中，存在最多争端的莫过于古生物学和进化理论，而且理论五花八门，浮浅一点地说，这些理论中必定有相对正确的或错误的，而这本书，最大的作用就是批驳“谬论”。
　　
　　我很注意书中是否有关于古生物学研究方法的介绍，似乎没有，也许古生物学研究仍然是挖掘化石，再定性分析？虽然这一点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但是作者却在每个小文章中绝对系统的分析那些错误的或者正确的理论，而且着眼点是从各学者的研究方法以及样本采集和资料阅读上，而这也正是提出理论最基础的三个步骤。因此就可以很轻易看到作者的态度是如何的鲜明，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仍然欣赏的，而我最欣赏的也是最后这一点。
　　
　　古德尔在立场鲜明的讨论生物决定论时有提到亲选择理论，这也是我喜欢的理论，虽然知道，它不可能适应所有情况，但能从中得到些有趣的结论如“我可以为2个亲生兄弟，5个表亲舍弃生命”。这些公式化的虽然看起来刻板但得到结论后却吸引眼球的理论，是像我这样小小思考总结一下经验，很哗众取宠的人的最爱。你看，从生物界的各种动物的行为推及到人类行为，做出些大胆的假设，总能让人围观，同时这样也是极其危险的，所以说社会生物学如同黑箱一样，也许除了统计，没有其他的证据能支持你的论点了。我窃以为，生物社会学比较危险。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比西方人在接受科学的知识方面有更好的哲学背景，因为我们从小就接受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强调物质，于是可以完全不费力气理解恩格斯《劳动从猿至人转变中的作用》，所以不知是进化论融入了政治还是政治融入了进化论。在这里，亲选择，以及恩格斯的劳动进化论的理论背景都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
　　
　　我也是彻底的达尔文主义者。达尔文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给人类一个横向考察大自然，纵向考察历史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他对西方人普遍世界观的彻底改革。把创造人类的角色由上帝换成猿类，把产生人类的源地由伊甸园改成非洲，需要多大的勇气与毅力，同时需要人们有多大的勇气去接受它？
　　
　　不知道我们忙着在显微镜下寻找靶细胞的时候，有没有忘记一点，生物学永远是自然界最切肤的科学，而沉思所能带来的沉淀是可以唤起一场对自己而言的革命的。
　　
　　
　　
　　

　　古尔德不仅是杰出的古生物学家和进化论者，他同时还是科学史家，可能受库恩革命性科学哲学的影响，他有在科学家中少见的社会学意识。他的这本小书，与其说是赞同社会生物学的主张，不如说是抨击它的（由此我有点不能理解老师把这本书列进书目中的用意）。
　　
　　顾名思义，《自达尔文以来》是以达尔文学说为主题的，作者的核心观点是，达尔文理论的核心并不在于后来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进化，而在于长时间被拒绝和忽视的自然选择。
　　
　　书的第一部分是一个引起人们好奇的引子，但同时也是全书的理论核心所在。古尔德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达尔文在思想成熟之后20年才发表伟大的《物种起源》？在给出答案之前，作者不失时机地先揶揄了传统的科学传记和科学史：
　　
　　通常的科学传记是有关伟大思想家的明显错误信息的根源。这类传记将伟大的思想家描绘成简单、理性的机器，是凭不停的努力，不受任何其他事情的影响，严格依照客观材料寻觅真理的人。因此，对于达尔文等了20年的通常解释就是他的工作没有完成。（p5）
　　
　　科学家有一个很强的偏见，将创造性的思想仅归因于经验依据。因此，在达尔文世界观的转化方面，海龟和鸣雀被看作最主要的动因…… （p17）
　　
　　《物种起源》推迟发表的真正原因是，这本书中间包含太严重的异端思想，会危害这位年轻学者的前程。异端性并不在于进化论本身，而在于他的进化论与众不同：
　　
　　他的理论与其他进化学说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中彻底的哲学唯物论。其他进化论者谈的是活力的力量，历史具有方向性，活力驱动，以及心灵本质上是崇高的，这些都是经过装饰可以被传统基督教勉强接受的概念，这样，基督教中的上帝可以通过进化而不是特创来起作用。而达尔文谈的只是随机变异和自然选择。
　　
　　达尔文在笔记中将唯物论彻底地应用到所有的生命现象中，包括他称为“要塞本身”的人类的心灵。（p8）
　　
　　也就是说，当时其他的进化论虽然主张替代特创论，但并不主张取消上帝的位置，也不主张取消人类与上帝的特殊关系（比如自然选择的共同发现者华莱士就将心灵看作生命史中唯一的神的贡献）。
　　
　　如果没有上帝起作用，那么“进化”是什么意思呢？进化这个概念是误用。达尔文自己并不用这个概念，他只是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段才用到这个词，而且是作为权宜性对比才这样用的。他自己的用法是“带有饰变的由来（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自然选择本身就是对环境的适应，并没有从低到高的方向性，并不代表进步。从“带有饰变的由来”到进化，人们保留了人类的中心地位，保留了世界观（进化论最初是为了与关于上帝的信仰相协调，后来它取代了上帝），不过却离大师本人的思想越来越远。
　　
　　人们保留了作为进步的进化，却想抛弃自然选择。有人认为，自然选择是愚蠢的同义反复：最适者生存，那么谁是最适者？就是生存下来的那个。但古尔德指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最适者”的确认并不是看谁最后survive了，而是有事先的标准：
　　
　　在人工选择中，驯化者的欲念代表了群体的“环境变化”。在这样的新环境中，有些特性是优越的；（它们生存下来并通过我们驯化者的挑选传播开来，但这是适应度的结果，而不是对适应度的确定）。在自然界中，达尔文式的进化也是对变化环境的反应。这里，关键在于，一定的形态、胜利和行为的特性，像是设计好了的生活在新环境中，所以将是优越的。这些特性，从工程师出色设计的标准看，而不是从生存下来及传播的经验事实角度看，具有了适应度。多毛的哺乳类动物进化出绒毛外表之前天气已经冷了。（30）
　　
　　这样理解的自然选择的意义在哪里呢？有了独立的适应度标准，我们才好理解自然选择的创造性。古尔德说：
　　
　　就我所知，所有反达尔文理论都攻击自然选择。自然选择被视作如同刽子手一样的否定作用，是不适者的屠夫（而按照这样的非达尔文主义机制，适应的产生是由于获得性遗传或环境直接引入有利变异）。达尔文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其中宣扬的自然选择创造了适应。变异普遍存在，方向上是随机的。变异只停工原材料，是自然选择知道了进化变化的过程。自然选择保存了有利的变异，并形成适应度。事实上，就像艺术家从笔记、词汇和石头的原料中形成他们的创造，关于自然选择的隐喻并非不恰当。（32）
　　
　　 第二部分讨论人类的进化问题。
　　
　　从生物学上看，黑猩猩跟人类的关系有些悖谬。从基因上看，两者的差距很小，不仅比任何同属种小，而且比“兄弟种”之间的平均差异还小；另一方面，按照通常的分类实践，黑猩猩跟人类分属不同的属（黑猩猩属于黑猩猩属，现代人类属于智人属），连同属种也不是。古尔德指出，按照原子论的解释，解剖形态上的差异应该跟基因差异的数量呈正比，这就形成了悖论。解决这个悖论的途径就是摆脱原子论的解释：有的基因控制发育的途径，使“不同的基因在不同的时间开启和关闭，这样，即使同一遗传系统，也产生出不同的结果”。这种控制基因即使数量很少，也足以引发重大的差异。
　　
　　人类是怎样进化来的呢？从前人们相信“梯状进化”，然而实际上，“进化通常是“枝状进化”，一种“物种形成”过程。从亲缘种分裂出一个谱系，而非大的亲缘种的缓慢而逐渐的变化”。“异域理论”认为，由于“大的中央群体中，有利的变异传播得很慢，许多变化被适应的群体顽固地抵消了”，所以新种从“在原来亲种分布地区的外周地带与亲中隔离的非常小的群体中产生出来的。”这样，物种的形成过程便在化石记录中看不到，能看到的只是物种的“突然出现”和“消失”，在此期间并不明显变化。
　　
　　在我看来，这一段对人类进化史的理解是极其重要的，它对理解古尔德版的达尔文进化论很有帮助。自然选择并不是慢悠悠地、连续的剔除“不适者”的过程，在一定的外部条件和群体规模的帮助下，它能迅速地造就新物种，然后这个物种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保持相当的稳定，最后这个物种又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迅速灭绝。这就是自然选择的创造性所在。本书后面对寒武纪大爆发的解释更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种思想。
　　
　　本文第一段提到，通过对生长过程的控制，生物体可以获得很大的形状差异，人类与黑猩猩的区别主要就体现在这里，这就是“幼态持续”。人类的幼年跟很多灵长类动物的幼年性状相似，但它们的性状很快发展变化了，而人类则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保持了这些性状。不过，人类性状中，幼态持续的也不是全部，很难确认究竟是幼态持续占主导还是加速发育占主导。不过人类发育相对迟缓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发育迟缓“提供了顺利保留任何适应于后裔潜在适应的贮存室”，不过重要的多的是，延迟发育为人类习得文化创造巨大的空间，这是一种飞跃。我想在作者那里，这是人类摆脱生物决定论的飞跃点。
　　
　　人生出来的婴儿是胚胎。相对于人的发育速度，人的孕期是很短的。新生儿的指完全没有骨化中心；它的脑在出生后依然以快速的胚胎速度增长。这些都说明新生儿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幼仔，而是胚胎。下面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人类婴儿提前出生的原因是，人的脑袋太大了，按时出生，胎儿的头比产道大得多。
　　
　　第三部分的名字叫“奇特的生物与进化的样板”。举了四类奇特的动（植）物，这可不是为了猎奇，古尔德举这些是为了说明自然选择这个核心的理论问题。
　　
　　第一个是爱尔兰麋鹿。这种动物体型巨大，但更惊人的是它的角。为什么要长这么大的角，大得以至于带来种种生命危险？很多人以此为反对自然选择理论的根据，因为这种性状明显是不适应生存的，而自然选择论“要求进化的变化是适应的”。有人提出“直生论”，认为进化的历程是直线的，自然选择本身不能调节。有一些趋势，一旦启动，便不能停止，即使最终导致灭绝。为了捍卫达尔文理论，有人提出异速生长论来解释爱尔兰麋鹿的大角，即，虽然它的角大得不合适，但它的身体也大，两者之间有规则有序的变化关系，角大带来的不适应被身体大带来的优势抵消了，它只是后者的一个不令人愉快的副产品，也就是说，大角并不是不可遏制的进化趋势的产物，而是适应性自然选择的副产品。作者证实了角跟身体大小的关系，但是他把自然选择的解释更向前推了一步：这些大角并不是适应性结构的副产品，而是适应性结构本身。角是雄性仪式竞赛中的装置，而“这些竞赛的功能是通过在雄性中确立容易识别及服从的统治等级，以避免日常的争斗（结果可能是受伤或死亡）”。后来这种动物的灭绝，原因是气候的剧烈变化。
　　
　　第二种动物是瘿蚊。它有两种生殖方式，有性的和无性的。无性生殖早在幼虫和蛹时期就开始了，新一代在母体中生长，蚕食母体。古尔德为什么要谈论这种奇怪的动物？是因为他想向我们介绍一种新的物种适应理论：
　　
　　按照教科书和流行书籍的说法，进化是形态必然改善的过程：动物通过对更佳适应形态的不断选择，面对生活的环境精确地“调整好”。但是有些环境种类并不唤起这样的进化回应。倘若一个物种生活在无规则的突然间死亡很大的环境中……生物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调整好自己，因为不存在可供调整的足够稳定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更好的出路是将尽可能多的能量投入到生殖中去，尽快生出尽可能多的后代，这样，有些后代会生存过巨变期。
　　
　　接下来的一章谈竹和蝉的有性生殖周期问题。这也是一个适应策略问题，叫“捕食者满足”。
　　
　　这部分最后一章讨论自然选择论要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即“有用结构最初阶段”的适应值问题。 应对的理论是“预适应原则”，“认为无需极大改变形态就可以极大改变功能。我们可以认为，中间形态的建立是由于新的功能发展时旧的功能依然保留着”。
　　
　　第四部分叫“生命史中的连续与间断”，依我看是全书的理论核心。
　　
　　中学的时候上生物学，记得好像生物分成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三个部分。看了古尔德的书才知道，这种分法早就过时了。在攻击这种分类法的时候，古尔德以科学家少有的深刻训诫道：“但是一种分类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衣帽架，分类表达的是左右我们概念的关系理论。”嗯，差不多可以媲美涂尔干和莫斯的知识社会学了。按照生物的细胞和细胞数量，分为原核生物界、真核生物界和多细胞生物界，其中多细胞生物才分为我们熟悉的动物界、植物界和真菌界。读过作者后来的《生命的壮阔》我们知道，即使这种五分法也并不完全以自然和科学为基础的，而是科学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结合，因为多细胞生物内部的差异其实很小，原核生物内部才应该进行更详细的分类。不过这是后话，就当下的主题而言，重要的是真核细胞的兴起及其对生命进化史的意义。
　　
　　真核细胞比原核细胞多出来的细胞核跟线粒体很可能是原核细胞侵入后共同生活形成的产物。一旦形成细胞核，遗传物质就可以包装在分离的单位（染色体）中，可以开始有性生殖，而有性生殖则通过两个或多个个体基因的混合产生变异性。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自然选择以变异性为基础，自从真核细胞出现，有效率的自然选择才真正开始。
　　
　　作了这样的重要知识准备，古尔德开始进入对生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也是最困扰进化论的事件的剖析。这就是寒武纪的生物大爆发。在介绍作者认可的理论之前，一个靶子先被树立起来：1965年，两位物理学家提出一个理论，认为寒武纪爆发的原因在于当时地球大气中游离氧第一次达到足以用于呼吸作用和防止紫外线辐射的水平。古尔德接着介绍说，地质证据表明，早在寒武纪之前地球大气中的氧水平已经够了。这里作者又不失时机地展现自己的深刻（但我认为这一段极重要，不然不会在这里介绍这个靶子理论）：
　　
　　伯克纳和马歇尔的假说是一种态度的具体表现，这种态度普遍存在于那些不能充分认识复杂性的非生物学家当中，他们用可怜的机械模型来说明活生生的生物。物理模型通常适用于像撞球那样自动对物理作用做出反应的简单而且无主动能力的物体。但是一个生物不可能这样简单地摆弄；生物当然不是自动进化的。
　　
　　作者支持的是一种考虑了复杂性的生态生物学理论，即“收割者”理论。在一个初级生产者的群落中，如果存在主导物种的话，它们会独占群落的空间，妨碍物种的演化。如果出现“收割者”捕食统治物种，限制它的优势，为别的物种的演化提供空间，这样造成一种奇妙的结果：“在生态金字塔中，每增加一个新的层次，就会扩展其下面的层次。”
　　
　　前寒武纪的地球就是一个缺少收割者的单一群落，而食用其他细胞的原生生物
　　
　　为生产者有更大的多样性制造了空间，而这种多样性的增加又导致更特异的收割者的进化。生态金字塔按照两个方向迅速发展，较低层次的生产者增加了许多物种，在顶端有增加了新的食肉层次。
　　
　　不过，这个激动人心的理论缺少直接的经验证据，因为最初的收割者是原生生物，不大可能被石化。不过间接的证据是，当时最兴盛、但如今已经极少见的生产者蓝绿藻席作为化石保存了下来，这种生物只有在缺少收割者的贫瘠环境中才能生存。
　　
　　接下来古尔德进入最核心的分析。首先引入物种最一般生长模型的S曲线理论。一开始物种个体的生殖虽然很快，但因为缺乏环境，能生存到生殖期的个体却不多，个体数量只能缓慢积累；等到一定程度，个体的存活越来越大，群体规模像个体生殖速度那样按照几何级数增长；最后，“由于空间充满，营养耗尽，居所被代谢物污染等原因”物种规模达到稳定状态。
　　
　　作者认同的收割理论认为，前寒武纪的原核藻类沾满了所有空间，不给竞争者立足之地，阻碍了更复杂生命的进化。而“第一个真核食草者，也就是广泛存在的酵母，即使不变异，也会为竞争者的进化留下空间”。真核生物出现之后，它们在开放、无限制的系统中进化繁衍。作者通过对化石的统计间接证明了这一点。大爆发时和之后的物种衍生状况有很大不同，这说明爆发期确实是开发、无限制的系统；另一方面，爆发期之后的物种衍生模式与随机模拟状态一致。这说明：
　　
　　寒武纪对数期产生的生物充满了地球的海洋。从那时起，在有限的基本式样内，进化产生出无穷的变异……然而，从一个重要的角度看，从寒武纪以来，一直是寒武纪爆发期的基本产物在进化。
　　
　　本部分的最后一章讨论了二叠纪大灭绝，主要说明作者作为一个科学史家的观点，即科学的进展不在于收集更多资料，而在于用新的理论框架去分析资料。具体内容不多谈了。
　　
　　
　　
　　第五部分是“地球的理论”，主要讨论“灾变论”与“均变论”。这对信仰基督教、世界特创论的西方人才有特殊意义，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六部分“大小与形状、从教堂到脑、到行星”。这一部分提供了关于大小和形状的很多有趣关系，比如人因为其大小而生活在万有引力世界，而昆虫则因为身体小而生活表面张力世界。不过作者的核心关切还是人脑的大小问题。并不是脑的大小跟智能没有关系，也不是它只跟智能有关。考虑脑大小与智能关系时，还要排除身体大小的影响。在动物中，脑的大小与身体表面积呈正比。灵长类动物的脑比同体重其他哺乳动物的平均水平都高，而在所有灵长类中，人类谱系脑的增长与体重增长之比是最大的。
　　
　　本部分的最后一章讨论的是地球的特性与其大小的关系。地球由于它合适的大小而吸引了大气，内部的地热能传到地表。而月亮不仅没有能力吸引大气，而且由于体积小、相对表面积大，无法保住内部产生的放射性热量，从而凝固成很厚的外壳，所以30亿年来没有什么变化。
　　
　　
　　
　　第七部分《社会中的科学——一种历史的看法》。这部分对于常识和科学家们是很深刻的，但对于社会学家就未必，所以只引用一段作为代表：
　　
　　理论中的变化并不是新发现衍生出的结果，而是受时代社会和政治力量影响的创造性想象。我们不应该通过我们自己信念的不合时代的眼镜去判断过去——利用与他们自己无关的标准来判定正确与否，从而指定那个科学家是英雄。
　　
　　图穷匕见，最后一部分《人性的科学与政治学》透露出科学家的社会政治关怀。这部分的第一章阐述作者反对为人类的种族命名的理由。反对种族主义有科学上的根据。种在生物分类上有特殊的地位，“每个种代表了自然界中的一个‘真实的’单位。种的定义反映出这一地位：‘具有共同基因库的实际上或潜在的相互配育的群体’。”根据这个定义，种以下的亚种之间能够相互配育，因此这个阶元就是不稳定的，使用这个纯属为了辨认的方便，
　　
　　只有当我们断定我们对变异理解会通过确定分离的、地理上相连的种内单位而增加时，我们才使用亚种这个阶元。许多生物学家现在认为，我们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动态变异格局上加上正式的命名，不仅不便利，而且是完全误导的。
　　
　　生物学家们之所以一直沿用这种并不理想的方法，把种内连续的、变动的差异转化为不连续的、固定的差异，是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客观绘制种内连续变异图的技术，现在这种技术有了，就是“多变量分析”，这样，亚种这个蹩脚的方法就可以扔进垃圾堆了。
　　
　　生物决定论分为两种，第一种“一般行为学”认为人的攻击性和男女分工模式来源于我们祖先狩猎和食肉的生活方式。作者对这个观点的反驳分为两个层面：一、物种之间的相似性的原因既可能是它们同源，也可能是它们同功，不能因为相似就认为是同源的，人类的侵占性和等级性可能不是生物因素决定的，而是文化的作用。第二是断定祖先食肉和狩猎证据不足。第二种生物决定论讨论人类内部种族之间的差异，不多谈了。
　　
　　最后讨论威尔逊（E. O. Wilson）的社会生物学。后者的名著《社会生物学》最后一章“并没有论述人类潜在的行为范围，没有提出从所有东欧廿五的更大的全部行为范围中限定人类行为范围的论据”，这些是古尔德承认的人类生物性因素对其行为影响的范围，他试图解释的是人类行为中并不明显受生物可能性限定的行为，包括“怨恨、攻击性、恐惧、服从、同性恋，以及西方社会中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典型行为差异”，由此可以看出，威尔逊说人类行为模式“受遗传控制”，其实“目的是指出，达尔文的理论能够重新系统阐释人类科学”（这也是我的导师让我读这些书的目的）。作为一名卓有成就的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家，古尔德立即敏锐地指出，威尔逊的这种主张要求“人类行为中有意义的‘特性’受特定的基因控制”，只有这样，自然选择过程通过对基因的选择来完成对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的建构。
　　
　　遗传控制人类行为不可能有直接证据，威尔逊提供了三个间接证据。一是说，最亲近的灵长类和人类都能发现一定的行为，它们可能是受共享的基因控制。第二是亲选择理论，认为自然选择选择的不是个体的生存，而是基因的繁衍。其他的社会性动物体现了这一点，人类的社会性可能也是这样的。第三，利他行为控制的群体是适应的，所以有利他行为基因的群体就活下来，而反过来，活下来的人类群体中都有利他基因。
　　
　　对于前两个证据，古尔德只有一句话，“结果相似并不等于原因相同”；对于第三个证据，作者提出针锋相对的文化决定说，并表示两种理论都缺乏证据。
　　
　　古尔德也是一个生物学家，在生物因素跟人类行为的关系上，他有自己的理论，与威尔逊的“特定基因决定特定行为”的生物决定论相反，他主张“环境论”，这种理论“仅仅利用生物潜力的概念”：人的
　　
　　脑具备的可变性使我们可能成为攻击性的或和平的、统治的或服从的，怨恨的或宽容的，为什么还要设想存在攻击性、统治或怨恨的特定基因呢？暴力、性别歧视和一般的恶劣是符合生物规律的，因为这些是可能行为中的子集。但是和平、平等和善良只是好像符合生物规律的，而且只要我们营造可以使这些品性兴旺的社会，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响的增加。
　　
　　作者环境论的依据是：
　　
　　在人类进化中脑的明显增长产生的异速增长影响可能最重要——增加了足够的神经联系，将一个不易变的严格循规蹈矩的装置变成了一个易变的器官，具备了有效的逻辑和记忆，灵活的学习取代了直接的演示，成为社会行为的基础。易变性可能是人类意识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直接的编程行为大概成为不适应的。
　　
　　
　　
　　作为一名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古尔德在后记中讨论了达尔文主义在未来可能有的命运。目前自称的达尔文主义者分为两派，一派坚持绝对的自然选择，另一派把自然选择与其他进化论观点等量齐观。绝对自然选择的流弊成为基因选择：“鸡仅仅是蛋制造另一个蛋的途径”。对这种理论，作者的态度是：
　　
　　生物个体并不是分解独立的遗传编码片段，这些片段一旦离开身体环境便没有意义，它们不能编码出连在一起的形态部分或特定的行为。形态和行为并不是由争斗的基因精确建立的；争斗的基因无需适应所有情况。
　　
　　不过，分子进化论提出了比较严峻的挑战：可见的遗传物蛋白质的变异时间非常规则，显示它们不怎么受环境影响。
　　
　　怎样看待古尔德与以威尔逊为首的社会生物学家之间的争论？我完全是生物学的外行，但我所受的理论思维训练使我倾向于支持古尔德。在威尔逊那里，变化是渐进的，没有飞跃和断裂，有的只是连续性，而且他就像古尔德所嘲笑的那两位物理学家一样，用机械论观点来看待最复杂的生命现象：基因机械性地决定了人类行为。相较之下，古尔德的理论则要有内涵得多：生命现象的复杂性造成它的发展过程的跳跃性（寒武纪大爆发就是鲜明的例子）；人类的大脑是渐进进化的结果，但这个结果产生的效应却是飞跃。
　　
　　
　　

为什么不短一点呢……

因为，那是用来交作业的，而且我废话比较多的说，我喜欢提炼内容，不然过了很多东西会忘的

不过这本书的确很赞，郑也夫推荐的几本书都很赞，什么自私的基因啦，第二天性啦

今天在中图看书，看了一本第二性的导读，原书可以看出来很不错，但是那个导读就太水了，一些看法很低级，以为过去半个世纪，波伏娃的理论就不怎么适用了，其实大体上还是对的；即便真的有不适用，也不是他举的那些例子……

第二天性不是第二性~~~~~启示第二性我都没完整看过，就随便翻了翻

我知道 我只是顺便想起来了 说一下 今天早上写了一早上的宗导论文 一点自己的想法都没有 写出来就跟个文献综述似的 没劲死了 写完交掉就跑到中图看书去了

其实可以把综述和自己的评论一起写，而且综述也不那么好写，要归纳，要总结

同写过此书读书报告的人飘过……不过看行文风格显然楼主是学文科的:-)

呃，我确实是学文科的

读书的最大乐趣在于，在你读书读到麻木的时候，忽然碰到一本好书，就如发现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缤纷世界，欣喜而愉悦。
同意这一说。

的确是，在繁忙的工作中 如另一个缤纷世界
“献给我的父亲，我五岁时他带我去看霸王龙。”——等我有了孩子，我也要——至少试试他的喜好——给他我小时候所期望的——去遍所有有价值的博物馆

不要谈主义

“幼态持续的观念”，是因为人类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学习么？又或者，是其他生物也有类似现象（成长期所占比例类似，甚至更长），只是人类在疾病控制的进步和没有天敌干扰，比其他生物享有更多的成熟期。而且，对其他生物的生理病理，还有意识成长期的认知还远远不足吧。总之，有点怀疑“幼态持续的观念”

因为人是完全的K 策略者吧，
具体的见面讨论

不谈主义，达尔文是个伟大的科学家（博物学家），他的功绩永垂不朽。
谈起主义，达尔文就成了现代xie教教主了——当然，这是无数后人为了种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追封的。

兄台读书笔记做的很有条理啊。社会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