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穴之士
2009年9月
山东画报出版社
（澳）文青云
290
170000
徐克谦
无
坦言对中国古代隐士感兴趣，往往会遭到诧异其不可思议的嘲笑，或是引来令人畏缩的轻蔑目光。对于那些执迷于学术相关性的人来说，这个选题看起来实在是琐屑而无意义的。然而如果需要我解释这种兴趣以及愿意与他人分享这一兴趣的正当理由，我觉得也不必说得太多，有关这些隐士的历史记载，跨越两千多年的鸿沟，已经表达了其自身的现实相关性和诉求，使得那种认为其"不相关"的想法受到高度质疑。更重要的是，它们言及了那些现代世界可能视为纯属其自身关怀的主题：基本的道德问题，如个体的道德良知与政治权威的要求之间的冲突，服务于社会并分享其奖赏，还是疏离于社会以便尽可能保持个人自主独立的两难选择。那些把这些问题看作是现代工业国家及其效率和富裕的附带现象的人们，将会发现事实上在公元前三世纪迅速变迁的中国战国，以及公元一世纪更加稳定但却依然"陌生"的中华帝国，同样也出现了这些现象，因而从中找到许多思想食粮。因此，早期中国隐士与现代世界的相关性是出乎意料地直接；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以及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反应，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熟悉，因此他们的魅力程度一点也不低。一些人或是向往着脱离当代社会，或是已经实际上这么做，从事农耕来谋生，以尽量减少与一个走向疯狂的世界的接触，不理会一个他们认为是腐败的国家的要求，或者拥抱不合作主义，以努力在其自我独立中保持一种信仰。这些人将会发现，他们的行为，中国的隐士们在很久以前就充分预想过了。
隐逸，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历史中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不少伟大的思想家、诗人、艺术家，同时也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隐士。隐逸及其相关的道德原则、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涉及到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为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提供了许多素材和话题。探究隐士和隐逸文化的奥秘，对于深入全面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和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是第一部对东汉末年以前的中国早期隐逸文化和隐逸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著作，并且是出自一位西方汉学家之手。作者以大量第一手史料为依据，追本溯源，探究隐逸文化及其思想依据的来龙去脉，分析了孔子、庄子、司马迁、班固、杨雄等许多重要人物在隐逸传统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论述了战国群雄争霸、汉帝国建立、王莽篡政、官吏察举制度、东汉党锢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对隐逸传统发生的影响。 全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考论严谨，叙述生动，涉及有名有姓的隐士数百人。其中有真诚的道德理想主义者，有不食人间烟火的极端主义者，也有沽名钓誉的江湖骗子；既有与统治者不合作，带有政治抗议色彩的隐逸，也有融人体制，助人君行教化的典范性隐逸；既有实质性的遁迹山林、栖居岩穴者，也有“隐于市”、“隐于朝”的所谓“大隐”。他们所依据的思想观念不一，采取的行为方式各异。而不同君主和隐士之间的微妙互动、隐士在当地社区的角色和文化功能等，也是书中饶有兴趣的话题。本书对早期隐逸传统的研究，为考察中国古代士人文化和社会政治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理解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传统提供一个重要的背景。
文青云（Aat Vervoom）博士，出生于荷兰，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先后毕业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哲学、文学、中国语言和历史等学科学位，然自谓其教育大多得自于其他“大学”：所从事过的不同职业，所遇到过的各种人，其世界观深受
序 中文版前言 引论 第一章 隐逸的起源及其在战国时期的发展 一、隐逸及其早期文本 二、孔子的关键角色 三、战国时期的社会变迁与隐逸 四、战国时期的隐逸哲学 五、结论 第二章 前汉和王莽时期 一、被接受了的关于汉代的观点 二、原始资料的偏见 三、躬逢盛世 四、统一帝国中的个人选择 五、适时的隐逸 六、隐士顾问 七、无条件隐逸 八、察举制度和典范性隐逸的兴起 九、王莽以及对他的反抗第三章 后汉时期 一、总的发展 二、王莽垮台后的隐士与权力之争 三、光武帝、明帝和章帝的态度 四、后汉中期：一个转折点? 五、乱世之适时隐逸 六、桓、灵时期政治上的党锢 七、儒家典范性隐逸 八、“百家”之学的影响 九、梁鸿第四章 朝中隐士 一、东方朔与扬雄 二、后汉时期结语附录 朝代和帝王纪年表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主题索引译后记
庄子书中这些段落令人惊异的地方在于，其中完全没有提到个人为了存身活命必须退隐到偏僻的地方，到远离人类社会的山中洞穴或林中茅屋去寻求庇护。似乎很清楚，庄子并没有对空间位置赋予特别的重要性，尽管在个人试图使自己不被注意的努力中，会有某种情况下使得空间的隔绝成为一种有效的策略。庄子所运用的某些比喻，如鸟高飞以避之害，鼷鼠深穴以避熏凿之患，显然暗示了这一点。但是人不是动物，而且因为人所面临的危险往往比动物所遇到的威胁要更加复杂和不易捉摸，因此他们需要设计更加巧妙的策略来逃避危险。庄子感兴趣的隐身类型——通过废除掉任何显著的特点和杰出的才能，从而使自己不被注意——是一种在社会之中而不是在社会之外的隐身术。最好的隐身方法就是藏身于芸芸众生之中，完全做到无名：正是在无人知道你是谁的时候你才没有危险。对于名声的渴望恰恰是对个人安康的最大的威胁，因此庄子一贯对之加以抨击，而他的哲学理想，如下面将要讨论的，是一种自我概念、个人认同一齐泯灭的状态。但是为了理解为什么是对名声的渴望如此频繁地成为庄子抨击的靶子，有必要先考察一下庄子时代一些与个人声望相关的社会和宗教信仰。
文青云博士，英文名阿特·威尔富恩（Aat Vervoorn），是澳大利亚一位著名汉学家，原籍荷兰，后移居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十多年前我在翻译一份有关西方道教研究的文献时，就得知了文青云先生的大名，那份文献中引述了他关于华山与道教关系的论文以及（（岩穴之士》一书。2005年下半年我应邀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进行为期半年的访学，我所在办公室的斜对面恰好就是文青云先生的办公室，于是有幸和他本人时常见面，谈论学问，相得甚欢。当时文青云先生是亚太学院的执行院长，亚洲社会和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但他却丝毫没有架子，为人办事非常低调，颇有中国古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风格，师生们都亲切地叫他“阿特”。同时，他又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特立独行的学者。最令我惊奇的是他居然每天是背着背包，骑着登山车来上班的。要知道在堪培拉那种地方，一位大学教授骑自行车上班是极其罕见的。从交往中还得知，文青云先生早年（六、七十年代）曾在新西兰的南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库克峰担任登山导游，还出版过一本关于那座名山的书，在当地登山界颇有影响。他似乎对山有着特殊的爱好，每年假期都要到那座山里去呆一段时间。他研究古代中国的著述，很多也跟山有关系。后来他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中文，当今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那时就是他的同桌小师弟。他又曾经在澳大利亚政府部门从事高级政策研究，研究领域涉及人权发展、高等教育、科学与技术等。但他似乎对在政府中任职不太感兴趣。
这是关于王世纪前中国隐逸传统的一部覃思竭虑、精心结撰、引人入胜、情辞并茂的著作。作者对所涉及的各语种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源都作了具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探究，包括许多至今尚未翻译过来的文献。 ——Jay Sailey，《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ml Studies）50卷20期（May，1991）一部重要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广泛运用原始的及第二手的资料，结合普遍的视角和分析，为读者提供了迄今为止所有语种已经发表的对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沦述。他的研究对于研究古代和中世纪早期中国的学者，以及更广泛的研究中国历史、思想、文化和制度的学者们来说，部具有相当大的价值。 ——Alan Berkowitz，（《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13卷4期（1993）论述清晰，基于坚实而广泛的研究。《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对该领域作出了散个重要贡献：首先，是为我们提供r不同的中国知识传统中隐逸哲学和概念的发展的历史，最引入注目的是指出中国隐逸传统是由儒家，而不是道家奠定的；其次，Vervoorn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汉代用人制度及其实践（包括其滥用）与隐逸之问的密切关系；第三，Vetvoom提醒人们注意到汉代统治者对那些拒绝应招的隐士的宽容，不仅不像明代那样把不应招的隐士处死，反而给予鼓励，加上头衔，让他们回到隐居的地方继续隐居。从中可}见政治权力在不同朝代的相对强弱，以及儒家之实际影响的大小。 —— cack L Dull，《中国文学》（Chimese Lterature：Essays，Articles， Reviews，简称CLEAR）14卷（1992）
《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是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
无
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人的书，语言上有些晦涩难懂，但见解却是深刻的，中国人的隐士，必须要得到后才放弃才是隐士，因为我们从来都是现实主义的活着~~~~
资料详实
喜欢它，就要买它。买了它，就要爱它，外国人写的东西，总之不如中国人写的原汁原味些，总带着点洋腔，总之还算好吧。
“隐者”予人的感觉总是神秘的，就像孔子眼中的老子，“其犹龙邪”，恍兮惚兮，见首而不见尾；“隐逸”的说法则传示出一种飘逸的美感，庄子所描绘的姑射神人便具有这种超脱而闲放的品格，吸风饮露于山林清境而不食人间烟火。“隐”之一字，似乎能把我们自然而然的导向道家的思想资源，而让我们认为隐者是道家思想所衍生的文化现象。
《说文》云：“隐，蔽也”，而“蔽”则有“遮住、遮掩”之义，那么，“隐”所遮蔽的对象是什么？“隐者”和“隐逸”的表达似乎都不能明确的说明之，幸亏还有一个惯见的词——“隐士”。“隐”和“士”的结合提醒我们，如果先有正命题，方能产生反命题，那么，只有“士”这一概念被充分挖掘之后，“隐士”的出现才是合情合理的。也就是说，“隐士”所遮蔽的，恰恰是“士”的形象。
在周代，“士”是贵族阶级的最低一层，为封建制度中的底层官吏；春秋战国之际，封建秩序的破坏导致“士”阶层发生了剧烈变动，于是便出现了对“士”的内涵的重新界定，这种概念的转变，无疑主要是通过孔孟儒家传统而完成的。正如孔子将“君子”从一种贵族身份转化为道德概念，“士”的内涵也在孔子那里发生了转向，孔子说“士志于道”，将富含道德价值甚至是终极理想的“道”托付给了“士”，“士”从底层官吏跃升为精神贵族；再经过孟子对“士”精神的强化和渲染，“士”变成了一种“理想典型”，作为担荷着天下兴亡、国家安危、礼乐成坏的“知识分子”形象而存在了。（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在余英时先生看来，“志于道”的“士”处于“道统”和“政统”的夹缝中，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我们知道，“道”往往意味着“理想”，“政”则指涉“现实”，理想和现实之间往往是错位的，并且，尽管“道统”有着“道义”上的强大力量，在现实中却会受到更为强硬的“政统”的“迫害”甚至“糟践”。这种错位和矛盾，似乎是注定的必然。而“士”之所以滑向“隐士”，则往往是“政统”对“道统”的戕害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文青云的《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中的主要观点便是成立的，在他看来，中国的隐逸思想和隐逸原则都是从孔子的思想中生发出来并得以确立，后世的隐逸也多是在儒家思想领域内的隐逸。
这样看来，正如儒家思想之成熟的关键即在于“仁”的观念的确立以及“命”（“时”、“义”）的思想的提出，隐逸思想的成熟也是因为“仁”及“命”而得以成为一套理论体系的。孔子对仁的自觉主动性、内在自足性、价值独立性的强调为隐逸思想提供了庇护：正因为仁是自觉的追求，那无论是在庙堂、陋巷，还是在山林，这种追求都是可以存在的；正因为仁是内在自足的，那么，只要我心存“仁”念，就无时无刻不在受用“仁德”的浸润和滋养；而“仁”的价值独立性则使隐者具备了拒绝外在的一切社会地位、物质条件的最充足的内在根据。于是，我们看到，《论语》中孔子赞叹伯夷等隐者具备“仁”的品格，实际上也正是以此为依据的。按照文青云的话来说，“正是这种以自己的道德意识作为言行举止的终极标准的个人道德自主观念，使得隐逸的出现在哲学上成为可能”。同时，孔子对“时”、“命”、“义”的重视也促成了隐逸思想的完善，“时”可以看作是隐逸的现实基础，“命”是隐逸的外在依据，“义”是隐逸的合理理由。如果“天下无道”、“礼坏乐崩”，承载着“道统”的“士”便有理由与肮脏的现实决裂，以护持“道”的完整和高尚。可以说，如果没有孔子“时”、“命”、“义”的思想，隐逸思想也就缺乏了充分的、外在的根据。这样，孔子经常产生“乘桴浮于海”的念头，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文青云认为中国的隐逸“一开始就主要是一种世俗的事务”，可谓目光如炬、一语中的。中国哲学具有根深蒂固的现实关怀和政治情结，即便是道家思想传统中的老子和庄子，也未能完全置“人间世”于不顾。但同时，在文青云看来，也恰恰是庄子，形成了中国隐逸思想的另一种形式，如果说孔子的隐逸思想建立在个人道德观念自主性的确立上，并取决于外在的多国政治局面的存在以及当时的土地制度的相对自由，那么，庄子则完全视道德、政治以及经济条件为无物，摆脱了“地理”和“社会”对隐逸的影响，而使隐逸成为“独立自主”的思想状态，也就是说，在庄子那里，隐逸是对精神的自由的主动追求，而非在客观环境的限制下的无可奈何的第二选择。我们惯常所熟知的隐士，或许便是庄子这种比较“纯正”的隐逸思想。但在《岩穴之士》一书中，文青云对庄子式隐逸的讨论偏少，或许，由于这种类型的“隐士”才是“真隐士”，史籍无名，缺乏充足的资料，当然也就无从讨论了。
说到史籍资料，文青云在论述西汉的隐士时，便对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有所不满，文青云认为司马迁、班固对隐逸思想缺乏足够的兴趣，所以导致了他们的史籍中对隐士的记载几乎阙如，于是，文青云不得不依靠扬雄的著作展开对西汉隐士的探讨。在汉朝，文青云认为对隐逸思想产生影响的显著的变化是大一统的政治局势的出现，独尊儒术的倡导以及察举制的建立。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典范性隐逸”逐渐浮出了水面。所谓“典范性隐逸”，便不再是孔子那种出于道德洁癖或庄子那种精神洁癖的隐逸，在西汉，“隐逸”逐渐从“道”与“势”的对抗中抽身而出，而丧失了“隐”的基本特征：寻求无名，以示与世道的决裂。相反，在大一统的制度之中，在察举制的刺激之下，“隐逸”在汉朝主要成为了一种获取名声的手段或方式。隐士往往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声望，这当然与官方的配合息息相关。汉朝时候，“举逸民”是一种十分流行的政治策略，在先秦的思想视野中，隐士往往是道德高尚的象征，所以，一个统治者如果纡尊降贵，遍访全国的隐士并对他们优渥有加，那么，隐士被请出山就是对政权合理性的极大支持。这种政治策略与察举制结合，更使当时的知识分子趋之若鹜的去做隐士。文青云认为，王莽在对“典范性”隐逸的形成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隐逸思想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总而言之，在西汉的时候，“隐士”反而成为了登进仕途之“终南捷径”，丧失了隐逸的本原意义而成为士人与君主双方政治策略的一部分，也委实让人感叹。当然，作者也并不否认“真正的隐士”作为凤毛麟角的存在。
文青云在全书中屡次提醒读者，隐逸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以至于心理现象，其形成的原因和导致的后果都是复杂的，一概而论肯定失之偏颇。同时，他也简单论述了东汉的党锢之祸所促成的“强制性隐逸”和以东方朔为典型的“朝中隐逸”，更将隐逸思想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揭示了出来。在我看来，《岩穴之士》最大的功绩便是梳理了魏晋之前隐士思想的流变史，在注意到了隐逸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的同时，以儒家型隐逸为主线，以丰富细密的资料为基础，将魏晋之前隐士的思想、生活做了一副“清明上河图”式的展示。但是，这毕竟是一本属于思想史、文化史领域的研究著作，其长处在于一种全景式的展示，短处在在于对隐逸思想的哲学论证以及深入演绎的薄弱。
王维诗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我们无奈的看到，即便是在所谓的尧舜黄金时代，尚存巢由之徒，由此看来，“隐”或许也并不只是一种道德诉求或无奈选择，在拨去了弥漫在“隐士”身上的诸多迷雾之后，我们会更倾向于认为，“隐”之本质所承载的更多的还是一种庄子式的超脱和自由，在这种隐士眼里
看一个老外是怎杨了解中国历史的。
话题很好，论述还好，可以一看。
看吧，有意思。
外国人写中国文化上的事情，总有一种通俗读物的感觉，作为知识性读物是不错的，但学术水准则不敢妄评。
这本书应该说是学术读物，适合做学问的人来读。
比较想论文集的翻译，比较深入，有兴趣的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