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识汉魏
2010-7
京华出版社
古耜 编
231
无
显然同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巨大影响有关，近几年来，“文化散文”的概念频频出现。对此，有的作家和学者颇不以为然，他们从常识和逻辑的层面提出了诘难：“文化散文”的概念如果,可以成立，那就意味着世间还有一种没有文化的散文。然而事实上，哪一位散文家笔下的作品可以同文化绝缘？这样的诘难乍一听来，似乎很有道理，只是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它并非真得一矢中的，无懈可击。如众所知，在迄今为止的汉语语境里，有关“文化”的诠释，称得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倘若我们暂且摆脱概念的推敲和语词的纠缠，而单就文化一词在被使用过程中所呈现的相对稳定的“所指”意义而言，却仍然可以做以下三个层面的划分：第一、有些论者借鉴西哲的观点，把文化与文明等量齐观，认为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文化无处不在，是一个庞大无边的结构。这堪称是对文化的宽泛性理解。第二、面对人类全部的生产实践和劳动成果，更多的论者习惯于将其中那些具有精神和观念属性的东西，如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科学、教育等等，划入文化的范畴，作为文化的主体。这庶几是最常见的文化观念。第三、还有的论者喜欢沿着文本和著作的思路谈文化。在他们看来，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传统。而任何有价值、有影响的文化传统，都将依赖于精确的文字记录，都需要一系列优秀文本充当载体。惟其如此，所谓民族文化，说到底便是该民族一系列经典著作的荟萃与整合，是这些著作内容上的精华所在及其相应的富有个性的表达。这应当属于文化概念的狭义运用。
既然文化散文的提出是合理而必要的，那么，文化散文的出现又给当下的散文创作带来了什么?这里，我只简要地谈两点看法： 首先，倘就整体和本质而言，文化散文是中国作家在传统文化回潮的大背景之下，从现实情境出发，进行审美意义上的文化寻根和历史反思的产物。既然是寻根和反思，那么其行文运笔，就离不开鞭辟入里的现象分析和特立独行的价值重估。关于这点，我们读那些优秀的文化散文，如余秋雨的《遥远的绝响》、王充闾的《用破一生心》、林非的《询问司马迁》、潘旭澜的《太平杂说》等，都能获得充分印证。而这种恣肆而深邃的思辨之美，正是以往过分注重抒情的散文所缺少的。因此可以说，是文化散文于有意或无意中，增添了散文文体的思想内涵和精神重量。 其次，由于文化散文大都是围绕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展开叙述的，所以，其字里行间很自然地融入了为完成主题表达所必需的背景介绍、资料引用、场面勾勒、器物描述等等。这时，文化散文便具有了展示文化精要，传授历史知识的作用。譬如，熊召政和王春瑜分别撰写的阅读明史系列，不仅深入揭示着历史的奥秘和本相，而且广泛涉猎了明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乃至谜团和细节。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可以作为打开明史之门的钥匙的。李元洛的古典诗词系列，融史学、诗学、人文、地理于一体，既高扬着作家的古典情怀，又畅述了诗歌的艺术三昧，其饱含的美育和诗教意义显而易见。类似的作品还有刘长春的“书海烟岚”系列，鲍鹏山的“阅读圣贤”系列等等，它们均使散文于固有的审美之外，承担起了文化传播和普及的使命。而许多读者正是通过对这类散文的阅读，开阔了眼界，强化了修养。这在民族文化遭遇削弱的今天，无疑功莫大焉。
古耜，学者、作家、主编。曾在国内二百数十种报刊发表大量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美学方面的理论评论文章及学术随笔，总计约三百五十万言；出版文艺评论集多部：参加过《金瓶梅词典》《古今中外朦胧诗鉴赏词典》《中国古典诗词曲赋分类鉴赏词典》《中国散文百家谈》等多部大型著作的撰稿；主编和选编各类文学图书二十种。文章收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影视艺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数十种选刊、选集、合集，并多次被高考语文试卷选用。作品先后获中国散文学会“首届冰心散文奖·理论批评奖”，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优秀编辑奖”，第四、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鲁迅研究会“我读鲁迅”全国征文奖，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新世纪优秀书评奖”，辽宁文学奖·文学评论奖等。
散文之中的文化投影（代前言）楚汉相争中的道德力量关于韩信韩信之忍姬别霸王假如项羽过江东呻吟“大风歌”周亚夫的悲剧北朝，北朝追思王谢旧事遥一匝的绝响反观“魏晋风度”东汉，那树盛开的曼陀罗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王莽陶渊明：戴着桎梏高蹈的自由之子想起了陆机前后赤壁行忍把浮名换钓丝放映马王堆没有运气的李广烟雨灞桥历史的裂痕一曲虞歌唱到今询问司马迁太史碑三国时期的女人乱世“作男”千秋何处诉公平千秋太史公武侯祠：一千五百年的沉思耗子玩猫霄壤骸骨迷恋马王堆西汉女尸的幸运与不幸现代散文史与文化大散文（代后记）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捷足者先得。”刘邦和项羽双雄并起，叱咤风云，合力灭秦，夺得天下，又一分为二，豆其相煎，势不两立，经过旷日持久的楚汉相争，最后以刘邦的胜利和项羽的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历来众说纷纭。范文澜先生说：“推究刘项胜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刘邦的拥护者是广大农民特别是旧秦国农民，项籍的拥护者只是些野心的领主残余分子。两人所依靠的力量不同，因之后果也不同。”项籍“代表领主残余势力，要把社会倒退到秦以前的旧时代去，阻挠历史前进的趋势他只能成为一蹶不振的可怜虫”。（）至“文革”中，此说被利用于“批儒评法”，进一步上纲上线，说刘邦是法家，主张统一，是进步势力；项羽是儒家，主张复辟分裂，是反动势力。给他们二人贴上“阶级”和“路线”的标签，只不过一厢情愿，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刘邦和项羽的起义，是陈胜、吴广率领的农民起义的一部分，顺应了天下反秦之暴政的历史潮流，客观上都代表了农民的利益，难分彼此。而在主观上，两个人都怀着做皇帝的野心揭竿而起，不管谁做了皇帝，都想统治整个中国，亦无所谓孰优孰劣。当初见到秦始皇的出巡的威仪，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这便是他们最坦率的自白。至于刘胜项败的原因，刘邦本人在做了皇帝之后有一番很为得意的“经验总结，”。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天下大定，高祖置酒雒阳南宫，向群臣发问：“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都武侯高起、信平侯王陵答道：“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但是刘邦却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近几年来，曾经轰动一时的文化大散文，开始不断受到来自学术界和文学界的批评。譬如，有的文章指出：某些文化大散文，篇幅很长，框架很大，但内容不过是对一般文化现象或历史结论的复述，因而显得虚浮空泛，大而无当。也有的文章认为：不少文化大散文把原本属于背景的案头资料，当成了叙述的主要对象，满足于抽空了生命体验的“掉书袋”，以致无形中丢失了艺术的魅力。还有的文章，发现了文化大散文存在的模式化、批量化倾向，觉得长此以往，只能导致审美疲劳。正是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有的学者便提出了“不读文化大散文”的口号。还有的论者则干脆断言：文化大散文必将寿终正寝。应当承认，学术界和文学界对文化大散文的批评是有的放矢的，它们比较及时、也相当准确地揭示了文化大散文在经历了最初的成功乃至辉煌之后，很快就出现的一些弊端和遇到的一些问题，阐明了这些弊端和问题对文化大散文所造成的损耗与伤害。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学术界和文学界针对文化大散文所提出的全部批评，都只具有“末”的、“术”的性质，都只属于作家个体精神质地的欠缺和艺术经营的失误，而并不能说明文化大散文自身的无可救药，即它在文体上的先天不足，无法自立。因此，那种仅仅凭借文化大散文创作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就从根本上否定该文体的观点和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至少它缺乏充分的说服力。事实上，文化大散文作为一种晚近崛起的散文样式，其艺术旅程虽然尚短，但独特的社会价值和丰赡的审美意义却已经呈显出来。
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裁上半个好人也没有。 ——鲁迅
《续写的史记文化名家读史录:博识汉魏》：历史给散文以骨钙，散文还历史以性灵，于是，在历史和散文的嫁接处，盛开了美不胜收的奇葩异卉。文心远绍史家之绝唱，妙笔再现无韵之离骚，心牵百代书中事，笔拭千秋纸上尘。
无
多角度的，人性化的了解历史风云，可能更有助于还原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