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管县改革
2009-12
学林出版社
何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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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管县改革：绩效预期与路径选择（基于浙江的个案研究）》共分六个章节，对省管县改革中的绩效预期与路径选择作了探讨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制度环境变迁中的市管县体制困局；省管县体制绩效的经验验证：以浙江为样本；强县扩权之后：省管县改革的现实意义等。从“市管县”到“省管县”的行政层级改革，决不仅仅是一个取消地级管理层的简单问题，而是广泛涉及到行政管理层级与管理幅度的统一调整，省与市、县职能的重新界定和配置，地方政府内部事权、财权的重新安排，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司法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地方政府权力的政治监督等一系列重大体制改革。
何显明，1964年生，浙江龙泉人，复旦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现任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教授。公共管理学部主任、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政治学理论、行政管理学硕士生导师。兼任浙江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公共管理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浙江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政治学首席专家。先后入选浙江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重点资助对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浙江省“五个一批”理论人才。1998年以来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项，省级规划重点以上项目10余项，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哲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有《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权力与市场：权力交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信用政府的行政逻辑》、《超越与回归》等个人专著8部。相关成果曾获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国行政学院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浙江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目前主要从事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导论一、从市管县到省管县：一个文献综述（一）“市管县”体制的局限和弊端（二）“省管县”体制的优势及现实可行性（三）“省管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二、省管县改革的效应：一个理性的审察（一）演进论视角下的省管县改革（二）政府转型视域中的省管县改革（三）非均衡社会格局中的省管县改革（四）制度环境变迁中的省管县改革第一章 制度环境变迁中的市管县体制困局一、市管县体制设计的初衷及其制度环境二、“制度意外”与市管县体制绩效的抑制三、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变迁及其对市管县体制的侵蚀四、市管县体制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性规律的冲突第二章 行政层级与管理幅度：理论和经验借鉴一、政府层级与管理幅度的互动关系二、西方国家行政层级设置及其演变趋势三、中国政府层级设置的历史经验四、市场化进程中的政府层级相关变量的变迁（一）政府职能定位的演变（二）政府管理能力的提升（三）政府管理技术条件的改善（四）政府管理外部环境的变迁第三章 省管县体制绩效的经验验证：以浙江为样本一、浙江现象及其与省管县体制的关联性二、浙江省管县财政体制的由来及其绩效三、浙江“强县扩权”改革及其绩效四、浙江经验的普适性与特殊性五、“强县扩权”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一）强县带动与弱县激励并重模式（二）重心下移、统一放权模式（三）市县分置与扁平化管理模式六、“强县扩权”改革面临的挑战第四章 强县扩权之后：省管县改革的现实意义一、浙江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的特殊优势（一）行政区划：行政小省的先天优势（二）市场化水平：相对合理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三）体制背景：省管县财政体制及县域经济现象（四）强县扩权：省管县改革的经验与基础二、省管县改革与浙江城乡一体化进程三、省管县改革与浙江经济的转型升级四、省管县改革与浙江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第五章 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一、扩权强县：省管县改革的现实突破口二、市县分治：省管县改革的核心内容三、区划调整：省管县改革的重要步骤四、职责重构：省管县改革的重要任务五、财政均衡：省管县改革的重要保障第六章 省管县改革的制度环境及其展望一、政府职能转变：省管县改革的一个关键变量二、区划改革：省管县改革的重要支撑三、有序竞争：健全政府间竞争协调机制四、权力制衡：探索省管县体制下的政治分权机制主要参考文献
乡镇实际承担的公共事务管理事务和公共服务职责已经相当繁重。浙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行了强镇扩权改革。显然，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乡镇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差异，进而也决定了乡镇机构改革方向、思路的不同选择。 再以“市管县”体制的推行为例。实践证明，市领导县体制的效果往往与市的经济实力及其所领导的县的数量密切相关。市或者说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在一定时期总是有限度的，市领导的县的数量如果超出这一限度，不仅会产生带不动的问题，而且容易引发市县之间的矛盾。在推行“市管县”体制的过程中，不可能根据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来确定市与其领导的县的匹配关系，一般都是以地改市的方式，将地区所在的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甚至将地区所在的县分步升格为地级市，同时将整个地区的其他县（市）纳入新成立的地级市的管辖范围。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发达地区，一般中心城市相对发达，城市密集，被设置为地级市的数目也相对较多，其周边受其辐射的县却相对较少。相反，中西部的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数量少，在推行“市管县”过程中设立的地级市，基本上是通过行政手段升格而来的，其经济实力通常较弱，辐射能力也差，周边被纳入其管辖范围的落后县却很多。这样，“市管县”体制的推行就出现了实力较强的市领导的县很少，而实力很弱的市领导的县却很多；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无县可“领”，中西部许多经济落后的地级市却根本带不动周边众多经济更为落后的县的局面。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大马拉小车”与“小马拉大车”并存的问题。 “大马拉小车”与“小马拉大车”两种相对比较极端的现象都说明，“市管县”的制度设计完全可能因为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划条件的差异，产生不同的体制绩效，甚至可能因此而基本失效。这无疑为“省管县”改革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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