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历史
2008.7
文汇出版社
李清川
391
无
读完厚厚一叠书稿,已是东方既白。如同过往的每一天,在这座城市的多个地方,一份份散发着油墨芬芳的报纸此刻正快速分装,将运往书报亭或投入邮箱。于我,这样的一幕极为熟悉,已牵挂了二十多年。而对于刚刚阅毕的这部书稿中的诸多老报人,那些即将被读者打开的纸张,则堪称他们一生的情感所系,甚至性命所系。岁月里,一代代报人渐行渐远,一幕幕与报纸相连的场景却在他们生命的轨迹里愈显清晰,即将付梓的这本《相遇历史——老报人访谈录》可谓明证。文新报业集团的三十位年轻记者、编辑历时一年,采访了《文汇报》、《新民晚报》的二十五位老报人,形成了《相遇历史——老报人访谈录》一书。访谈极有意义,一端是当代传媒青年关乎理想、关乎实践、关乎困惑的追问,另一端是昔日老报人关乎情怀、关乎坚守、关乎使命的思考。访谈录读来见史实、见脉络、见性情、见精神,引人人胜,令人深思,予人启发。青年记者、编辑于此的尝试和努力,是扎实的,也是精彩的,更是弥足珍贵的。那天下午,我正匆匆外出去参加一个会议,市委宣传部青工委负责人徐浩同志从后边急急赶来,抵近后,却犹犹豫豫地说,有麻烦我的地方,要我为一帮青年朋友做件事,写一篇序言。这说的就是这部书的事情。对青年朋友们如此努力之后的希冀,我当然没有任何推却的理由。直面当今时代,社会格局深刻变革,价值观念日趋多元,互联网传播技术广泛运用,受众个性高度多样化,对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是严峻的考验。毫无疑问,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改革创新是新闻事业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深刻的认识。但如何看待改革创新,却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不顾历史、抛弃传统、否定一切,我们也姑且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另一种是尊重历史、学习传统、积极创新。后一种,是人们广泛认同的继往开来的态度。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规律。前者状况虽然时常开演,但又时时碰壁,及至破产。后者的动响虽然没有惊世骇俗,甚至也不十分耀眼,却是在艰难中掘进,呈现的是实实在在的进步。我们应该要有这种清醒坚定、明白无误的认识。创新源于传承,构建要有根基。这里讲的传承和根基,当然主要是指新闻工作的职业精神、职业操守、职业规范。集中而言,是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追求。这是形成我们所要求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上海是我们近现代新闻事业的发祥地,新闻事业的发展有艰难曲折,更有辉煌篇章。许多老一辈优秀新闻工作者,在所处的特定阶段历尽艰辛,努力开拓,各自取得了堪足称道的成绩。而瞩目这批老一辈优秀工作者——不仅是报业还有广播电视的,有种共同的精神特质,格外受人关注,即他们无论在哪个时期,在何种状况下,始终把国家命运、民族大义、人民意愿作为自身价值追求的核心内容。论传承、论根基,共同的精神特质是一定要牢牢把握住的。这是出发的起点。清泉的源头。
随着胡正之、张季鸾、史量才、戈公振、范长江、徐铸成等一代新闻大家花果飘落,马达、束纫秋、冯英子、张之江、郑重等一代职业报人渐行渐远,张启承、丁法章、石俊升、金福安等一代报业掌门人温婉转身,中国报业发展历经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新旧政权交替间、改革开放三十年等重要断代的波澜壮阔,都成为了现实生活的过往。在又一个开场的锣鼓中,追寻与守护的故事,交错有“生存道德”的纷繁,我们很想知道,历史章节所散发出的精神富足,是否也能与今天的我们同行?当今天的我们有幸侧身于后未人的“先生”之列时,是否也会有“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的一份眷恋?
序 为有源头·宋超序 温故知新的相遇·缪国琴序 浑然天成是报人·李良荣对话马达 斯人为报纸而生对话束纫秋 家燕喃呢有一秋对话刘庆泗 一手握枪,一手拿笔对话任荣魁 回望时总有一簇灯火对话冯英子 事无不可对人言对话张煦棠 记者不是“无冕王”对话史中兴 激情的归途对话周珂 一个女记者的视野对话张林岚 只为这一“张”对话徐开垒 “文缘村”深处对话徐大刚 秋山又几重对话张之江 有没有这样一种沉醉对话张启承 一张新闻纸的“三不朽”对话丁法章 报纸的生命在创新对话石俊升 寻找新闻的人生笔记对话赵凯 涉深水者观蚊龙对话吴振标 职业理想的一路追逐对话金福安 驭新闻而勿驭于新闻对话敬元勋 当时只道是寻常对话周宪法 潦水寒潭也谋爱对话吕子明 向着白昼的旅行对话茅廉涛 纸上“声价”亦无价对话郑重 味至深时即家乡对话周嘉俊 永远是黎明对话姚诗煌 科学于此多知音后记 历史鲜活于人心李清川
对话马达斯人为报纸而生马达在办报涯中迈的第一步,是在敌后斗争十分艰苦、到处都是封锁线的环境下创办的油印《滨海报》。他说那段日子他感到最艰苦、最紧张。想来,这段日子不仅引领他进入了新闻事业,也锻炼了他的品格,他与生俱业的刚硬的性格在这段经历中愈发地被雕琢出来,他成了一辈子的烙印吧!“红色办报人”的经历对马达本人来说非常重要,而对于我们来说,回顾他的青年时代,也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他日后的一些壮举。马达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从家乡安庆逃难到上海的。当时,他寄居在亲戚家中,睡地板,吃冷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五光十色的大上海对于时年13岁的马达来说,并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他的东西。他关心的只有报纸。为此,他省下了从家里到学校五站路的车钱,每天上学来回奔走;省下了每天一副大饼油条的早餐钱,饿着肚子,为的是跑到书报摊上买报纸,然后到路边的草地上、学校的图书馆里和家里的楼梯旁,专心读报。报上每天发布的战报、战况,战地记者写的战地通讯和军事评论文章,他都非常关注。学校里的同学们把内地逃难过来的学生称作“流亡学生”,而正是这群土里土气的“流亡学生”,心里却涌动着一种强烈的感情。马达说:“那个时候,我们对国家的感情和爱国主义比谁都要强烈。”1940年3月,汪精卫投降日寇的消息传到了上海,地下党上海学委发动全市一百多所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并准备举行全市总罢课和游行示威。马达当时还只是一名初三学生,他和几个同学商量,计划以初三同学为主,串联全初中同学举行集会声讨汪逆罪行。当天的集会由马达主持,他第一个冲上讲台,对着准备上课的训育主任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国家都被卖了,还能安得下心来读书么?”随后,他根据平时看报纸积累的信息,揭露了汪伪投降卖国的罪行,并对报纸上刊载的汪精卫卖国宣言逐条逐条地进行批驳。集会时,闻讯赶来的法租界巡捕房警察包围了学校,荷枪实弹地冲到了教室门口,马达仍旧带领大家呼喊口号:爱国无罪,抗日有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坚持抗战,反对投降!集会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这场短暂的斗争对于马达来说意义非凡,此后,他在坚持看报的同时,开始如饥似渴地寻找革命理论。
亲近历史中,总能想到王芸生先生执笔的一篇社论《我们在割稻子》,遥想1941年的重庆,相持阶段的中国,天空中敌人的战机轰鸣,天空下农人劳作依旧,“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刹那间,受难国人的坚毅精神,一代报人的不苟气节,置身国家、民族、社会间报纸的本分,跃然眼前。一个甲子弹指而过,视“文章”为“国之大事”的传统淡出着认知,我们相遇新闻时的那份初衷也开始模糊,不安的我们在急切的找寻中,与前人相会在了历史的驿站。那些泛黄的旧章是重新结识先生们的“宝书”:张林岚先生以“一张”笔名撰写的杂文、随笔,冯英子先生用“方任”笔名写作的“今日论语”,周珂先生为提倡移风易俗而采用谐音“奚丰淑”撰写的言论,都出现在我们的案头。为解一段1日事,40年前刊发吴振标先生采写的《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一文的《红旗》杂志,也被我们从图书馆中“发掘”出来。会心的“发掘”让人兴奋,当过往的报章、文字,连带传下的典故、轶事,将几代报人的欢笑泪雨鲜活于眼前时,我们不由自主地循着他们笔端下流淌的思绪,心无旁骛地扎进历史气息营造的“小宇“相遇历史宙”中。
《相遇历史:老报人访谈录》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人的生动成就了历史章节的繁花初放,细节的质感造就了历史情境的草木返青,于是,关乎理想、实践、困惑的追问,关乎情怀、坚守、使命的思考,皆相遇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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