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研究
2008-8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杨国强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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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创建于1958年。半个世纪以来，全院科研人员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为使学术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审时度势，明确定位，提出把上海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目标，以此为导向，切实推进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建设，使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工作和科研水平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 社科院50年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专业研究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伊始就以扎实深入的学术研究为各项工作的重心。我院的科研人员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积极投入对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理论探讨。1959年4月，经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倡议，在上海召开了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为主题的全国第一次经济理论讨论会。为此，经济所成立了三个调查组，兵分三路同时开展社会调查，写出了11万字的6个调查报告。这些研究成果密切联系社会实际，记载了有关价值规律作用的许多生动资料，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61年，姚耐、雍文远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出版，它是我国在“文化大革命”前公开出版的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发行量达20多万册。 在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我院的科研人员也做了大量工作。1958年9月，由经济研究所科研人员编撰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10月，《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新闻日报》及国外学术刊物对此作出了积极的评价。
五十年来，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人物和群类始终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学术重心之一。由此累积起来的几代历史学家的思想劳动和产生于其间的著作、论文和历史资料的汇辑，都显示了历史所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所作出的可以计量的贡献。就历史的承接和延续而言，“近代中国社会研究”之能够成为一个学科，正是由这个过程而来，并以这个过程为前提的。因此，我们今日所做的工作都是与众多前辈学人已经付出的光阴和心血分割不开的。 本书集中反映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特色学科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功力扎实的理论分析，也有思想敏锐的真知灼见；有基础雄厚的体系构建，也有匠心独具的新颖见解；有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对现实问题的追踪。通过这些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成果的展示，我们可以感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不断求索的敬业精神，同时也印证了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特别是上海的发展和繁荣。
序言／杨国强晚清幕府的发轫——以陶澍幕府为中心／李志茗后科举时代的清末社会——阶层、权力运行及社会生活的变迁／沈洁外贸埠际转运与上海经济发展／唐巧天“一生为故国招魂”：钱穆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何方昱《新青年》的启蒙与五四时期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动／冯志阳后记
一、 “四海变秋气”--晚清幕府生成的社会历史环境 任何制度的形成并非人为的刻意为之，而是积之以渐，“顺乎社会之演进，应乎现实之需要而成长”①。作为晚清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幕府形态，晚清幕府的应时而生是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也就是说是由陷入窘境、危机深重的清中叶政局所造就的。 (一)清王朝的中衰 清王朝入关以后，经康熙、雍正两位皇帝的励精图治，苦心经营，海内一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府库充盈，边疆稳固，版图辽阔，呈现出一番兴旺景象。至乾隆时期，清朝国势臻于鼎盛，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也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成为当时亚洲最强盛的国家。日中则昃，物极必反。根据自然规律和辩证法原理，任何事物发展到巅峰状态时，等待它的必然是下坡路。然而，乾隆皇帝似乎并不懂得这个简单道理。他在造就有清一代繁盛局面的同时，日益骄奢荒纵，铺张扬厉。他又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宠爱亲信，听任他们胡作非为，上下征利，致使吏治腐败，朝纲崩坏，民乱渐起，国势一天不如一天。自乾隆中后期起，清王朝逐渐由盛转衰，表现在： 1．社会动荡，内乱频仍。这是因人口激增所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清朝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起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政策后，取消了对丁口的赋役课征，使在历代都占国家税收收入重要部分的人口税不复存在了。于是，百姓不用再为偷税漏税而隐瞒户口或减少人口的繁衍。这样，由于缺乏约束机制，人口的繁殖就大大加快了。据统计，清初全国人口大约在6 000万，而到康熙后期，已突破1亿，至乾隆末年竟猛增到了3亿以上，而道光十四年(1834)，更是超过了4亿。②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就增加了6倍多，这远远超出了当时生产力所能承受的程度，必然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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