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研究
2009-7
巴蜀书社
唐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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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魏晋南北朝处于衰微和离乱的时代，但这个时期又是中国文化发生蜕变的大时代和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嬗变关键时期。无论是汉代自董仲舒以来新的儒学思想，以至治学方法抑或学术研究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展、“治学方法的更新以及研究的深入是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时代主流，而对学术成果的整理、分类、总结使得目录之学成为了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早期探索者与许多重要著述便出现在这个时代，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自西汉末年刘歆撰《七略》，确立中国古典目录学七分法以来，随着社会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众多学者，对目录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并为《隋书·经籍志》最终确定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目录学家和目录著作，但由于相关史料记载不甚明了，对于这一时期目录学的相关问题和总体评价，学术界至今仍聚讼纷纭。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目录学及具体的目录著作，目前学术界争论较多。因此，本书考辨之处也很多，如《中经》的成书时间，《中经新簿》的卷数、附录、小类、收书卷数、“叙录”问题，“中经”一词的含义，四部分类法的起源，汲冢书出土开始整理时间及在《中经新簿》中的分类，梁朝的“五部目录”，殷淳《大四部目》的性质，《今书七志》之名的由来，《七志》的附录、原书卷数、成书时间、提要形式，挚虞《文章志》与《文章流别志》的区别等等，共有二十多处，其中有些考辨，如“中经”含义及“四部分类法的起源”等，同时涉及2-3种目录著作，所以对于全书的结构，最初是考虑用专题形式，这样讨论起来可以灵活一些。我由此设置了二十多个研究专题，前期的撰写也在这些专题上完成。但后来又发现，个别目录著作研究的专题数量太多，如《中经新簿》、《七志》均有七个，虽专题这种形式较为灵活，但结构上就显得繁复了。于是，还是认为以章节形式组织全书内容更为妥帖，又改为一绪论、三编、六章的结构，后几经斟酌，最终成了六章之基本结构。
唐明元，1970年出生，四川仁寿人。1992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图书情报学系图书馆学专业，现为四川理工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古典目录学的研究工作。曾在《图书馆杂志》、《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以及《四川图书馆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主持、参与了多项省级科研课题。有多篇论文获奖。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目录学概述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目录学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目录学发展大势第二章 魏晋时期的目录学 第一节 三国时期的校书和郑默《中经》 一、魏、蜀、吴三国的校书 二、郑默《中经》的编撰及其贡献 第二节 西晋的校书及《中经新簿》的编撰 第三节 《中经新簿》研究 一、“中经”一词的含义 二、四部分类法的起源 三、汲冢书出土、开始整理时间及其在《中经新簿》中的分类 四、《中经新簿》的小类问题 五、《中经新簿》的分类体例 六、《中经新簿》的“叙录”问题 七、《中经新簿》在古典目录学史上的贡献 第四节 东晋时期的目录学 一、李充与《晋元帝四部书目》 二、徐广与《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第三章 南北朝时期的校书和官修目录 第一节 南朝的校书和官修目录 一、南朝的校书和官修目录概述 二、南朝梁的“五部目录”研究 第二节 北朝的校书和官修目录 一、北魏的校书及其官修目录 二、北齐的校书及其官修目录 三、北周的校书及其官修目录第四章 南朝时期的私撰目录 第一节 殷淳《大四部目》研究 第二节 王俭《七志》研究 一、《七志》的编撰及《今书七志》之名的由来 二、《七志》附录的组成 三、《七志》原著的卷数 四、《七志》成书的时间 五、《七志》的分类体例 六、《七志》的体制 七、《七志》在古典目录学史上的贡献 第三节 阮孝绪《七录》研究 一、《七录》的编撰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目标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目录主要参考文献附：1980年以来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研究论文索引后记
第三章 南北朝时期的校书和官修目录 第二节 北朝的校书和官修目录 北朝是指和南朝并存，占据北方广大地区的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北朝各政权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在藏书政策上，大都能广泛搜求天下遗书，积极吸收汉文化典籍，与南方进行图书交流，建立起自己的官府藏书，并在整理的基础上，编撰官修目录。北朝虽在目录学理论和编撰上鲜有创新，但其能在“战争相寻，干戈是务”的环境下重视藏书建设，做一些目录编撰工作，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下面简要谈一谈北魏、北齐、北周的校书活动和目录事业。 一、北魏的校书及其官修目录 北魏统治者在从燕、代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开始认识到建立官府藏书的重要性，并先后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图书征集活动：第一次是在道武帝时，博士李先向道武帝拓跋珪进言“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并认为“伏羲创制，帝王相承，以至于今，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道武帝采纳了李先的建议，“班制天下”，于是“经籍稍集”； 第二次是太武帝太延五年（439）之后，“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第三次是文成帝太安年间（455-459），秘书郎高谧根据当时“坟典残缺”的实际情况，向文成帝“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文成帝接受了高谧的建议，“由是代京图籍，莫不审正”；第四次是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颁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又向当时南方的萧齐政权借书。经过孝文帝的求书活动，北魏图书出现了“秘之府中，稍以充实”的局面；第五次是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又下诏“重求遗书于天下”，进行了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图书征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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