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通论
1997-6
河南大学出版社
王水照 编
618
无
后记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宋代文学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不少成绩和进展，但从总体水平来看，似乎仍显薄弱。与邻近的唐代文学研究相比，所得成果较少，投入人力不多，研究力量颇弱；与宋史研究相比，在专题的开拓、理论的探讨乃至基础文献的整理等方面，也难望其项背。从宋代文学自身的研究格局而言，也有一些不平衡或学术空白之处，如时代上的重北宋轻南宋，文体上的重词轻诗、文，课题上的重大作家、轻中小作家，以及对文学现象、文学事实的研究上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空缺。这种情况，对宋代文学研究者是一种巨大的鞭策。改变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办法之一，是调整研究观念，更新视角，开拓思路，以期有新的突破。我们的写作即是就此作些力所能及的努力。本书以专题的方式组织整体框架，用以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两宋文学的概貌、特点、发展进程、历史地位和影响。这一条块明晰、各部分相对独立而又互为参证的有序结构，或可在现有通常流行的“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中心”的教科书体例之外，更便于集中探讨一些文学现象的底蕴，便于从理论上总结某些规律性的问题，也便于表达我们学习宋代文学的一些基本认识和体会。探讨文学史的发展结构和历史脉络，是一个头绪繁多、包涵庞杂的任务。任何一部文学史，即便是最理想的文学史，都不可能代替文学史的全部研究工作，这就决定了文学史的编写体例和方式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各种编写方法总是各有长处和优点，也都不可避免地各有其局限和盲点（如分体合编、上论下史以及最流行的以时代为序的编写体例等），我们需要各种体例的文学史，以收互补交参、相得益彰之效。本书还不是一部宋代文学的断代史，但也希望能在用各种方式编写文学史方面积累一些经验。我们的写作集体是个师生结合体。除我本人外，参加者都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从我攻读唐宋文学的博士或硕士学位。虽然全书的宗旨要求、设计构思是我拟定的，并由我通稿、定稿，但本书也是教学相长的产物。这一二年来，他们每每来到我的堆放杂乱、色调沉重的书房，倾心畅谈，切磋琢磨，似乎忘掉外面商业浪潮的烦躁，重新体验一下读书人作为学术文化传承者的社会角色，总觉得有无穷的乐趣。愿此书的出版，当作这段共同笔耕读写生活的温馨纪念。兹记各人分工执笔的情况如下（以章节先后为序）：王水照：绪论。文体篇。吕肖奂：体派篇第一章。聂安福：体派篇第二章。思想篇第一章。杨庆存：体派篇第三章。题材体裁篇第三章。蒋安全：思想篇第二章、第三章。题材体裁篇第二章。朱刚：题材体裁篇第一章。结束语。陈磊：学术史篇第一章。吴河清：学术史篇第二章。时至今日，同学们有的已毕业离校，有的仍在继续攻读，但我们的研究工作还远未结束，毋庸说正刚刚开始--这个“开始”，对于已逾花甲之年的我来说，为时已晚，因而寄予年轻学人的期望，其殷切是不用言说的了。 工水蔗 1995年6月于复旦大学
《宋代文学通论》以专题的方式组织整体框架，用以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两宋文学的概貌、特点、发展进程、历史地位和影响。这一条块明晰、各部分相对独立而又互为参证的有序结构，或可在现有通常流行的“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中心”的教科书体例之外，更便于集中探讨一些文学现象的底蕴，便于从理论上总结某些规律性的问题，也便于表达我们学习宋代文学的一些基本认识和体会。探讨文学史的发展结构和历史脉络，是一个头绪繁多、包涵庞杂的任务。任何一部文学史，即便是最理想的文学史，都不可能代替文学史的全部研究工作，这就决定了文学史的编写体例和方式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各种编写方法总是各有长处和优点，也都不可避免地各有其局限和盲点（如分体合编、上论下史以及最流行的以时代为序的编写体例等），我们需要各种体例的文学史，以收互补交参、相得益彰之效。本书还不是一部宋代文学的断代史，但也希望能在用各种方式编写文学史方面积累一些经验。我们的写作集体是个师生结合体。
绪论 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一、宋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成熟期的型范二、“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三、“天人之际”的睿智思考与文学的重理节情四、文化整合的恢弘气魄与重建文学辉煌、盛极而变五、附论 对外文化交流与宋代士人心态文体篇第一章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宋代各体文学的历史地位第一节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来由第二节 宋词的历史定位第二章 雅、俗之辨第一节 由雅文学向俗文学的倾斜第二节 忌俗尚雅和以俗为雅、雅俗贯通第三章 尊体与破体第一节 尊体与破体的对立相争第二节 “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和以赋为文”体派篇第一章 宋诗的“体”和“派”第二章 宋词发展的两大趋势第三章 宋文流派绎述思想篇第一章 宋学与宋代文学第二章 佛教与宋代文学第三章 道教与宋代文学题材体裁篇第一章 从类编诗集看宋诗题材第二章 词的题材学进轨迹与宋词题材的构成第三章 宋文题材与体裁的继承、改造与开拓、创新学术史篇第一章 重大历史公案的叙述和梳理第二章 宋代文学文献叙录参考文献后记
宋代士人对传统文化的吸取和整合，具有颇为恢弘的开放气魄，那么，他们对外来文化的心态又是如何呢？这也是研究唐宋文化不同特点时的一个重要问题。主张以“开放”与“封闭”来分指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特点，其重要论据之一就是视其对外来文化采取何种态度，就是说，唐型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而宋型文化则具有“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对此，也稍加辨析，以作附论。从宋朝的对外文化交流关系而言，当然不及唐代对外来文化的毫无顾忌的大胆而全面的吸取，这是无需争议的事实。唐时西北的“丝绸之路”，为输入西域文明打开了畅通的道路，宗教、音乐、歌舞、诸般技艺乃至衣食习俗等异质文化源源不断地西来，成为建构唐型文化的要素和基础之一；而两宋东南地区的海上交通，其便捷、先进（特别是指南针的发明、应用）也为前代所不及，输出的物品也以丝绸、瓷器为主，堪称海上的“丝绸之路”。从海外贸易的商业角度来看，丝毫不比唐代逊色，但在文化输入方面确实无法与之匹敌了。宋朝颇称发达的对外交通线之所以限制在贸易商业的功能之内，而没有同时发展为文化输入的通道，其原因是复杂的。大要有二：一是唐宋两朝对外的政治、军事形势不同，因而对外的文化需求也不同。唐代，尤其是盛唐士人，对于强盛的国势怀有自信亦复自傲，便以充分开放的心态去吸纳外族的一切，以满足多方面的文化消费和多姿多态的文化创造的需要。然而，宋朝自建国之时起直至灭亡，历受辽、西夏、金、元诸族的巨大威胁，军事问题自始至终都是政治的首要议题和社会的症结之一，忧患和屈辱伴随着士人的心路历程。二是宋朝与诸族在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宋朝“积贫积弱”，在军事、财政上虽不称强大，却是当时东方文明的大国，其文化水平高高雄踞于周边诸族之上。就东北亚地区汉文化圈而论，辽、金、元等族尚处于向封建化过渡之际，显然不能依赖其原生态的部落文化来完成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高丽、日本也在进一步完善封建制的过程之中，他们都迫切需要宋朝汉文化的输入，这就自然造成宋朝的文化“出超”现象。不错，宋朝士人常怀有一种文化优越感。苏颂等人的使辽诗中就有不少辽人慕宋的描写。苏颂《和过打道部落》“汉节经过人竞看，忻忻如有慕华心”，苏辙《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虏廷一意向中原，言语绸缪礼亦虔”，《渡桑乾》“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都带有以本朝为本位的强烈色彩。苏颂的使辽诗还认为在隆冬的辽境偶遇暖日是宋皇帝的恩惠：“上心固已推恩信，天意从兹变燠畅”，“穷冬荒景逢温煦，自是皇家覆育仁”。这里既是使臣们有歌颂君主的义务所致，也未尝不是在自我优越的文化意识怂恿下所说的夸饰之词。这种优越感恰恰弥补了因军事懦弱、外交妥协所造成的失意感，因而在他们笔下时有流露。但是，这绝不等于说，宋朝的文化政策和士人心态是怀有“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的。恰恰相反，宋朝政府和士人在这种时代社会条件下，还是力求展开和扩大对外的平等的文化交流，并出现了一些颇具历史深远意义的特点。苏轼对高丽的态度，受到现今一些中、韩学者的非议，以他为例或更可说明问题。元佑四年（1089）和八年（1093），苏轼先后两次向朝廷呈奏六篇割子，反复阐述对高丽禁运书籍的必要。元佑四年十一月，高丽僧人寿介等五人来华，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在《论高丽进奉状》中说：“（高丽）使者所至，图画山川，购买书籍。议者以为所得赐予，大半归之契丹。”元佑八年二月，高丽使臣又至汴京，要求购买《册府元龟》、历代史、太学敕式等，苏轼时任礼部尚书，又在《论高丽买书利害割子》中，指出高丽听命于契丹，“终必为北虏用。何也？虏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在当时宋、辽、高丽犄角鼎峙的形势下，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观察，宋、辽和战相继，互为敌国，澶渊之盟后，虽无大战，却仍处于“冷战”对峙状态；而高丽于公元993年被契丹征服，995年以后一直接受辽朝册封，屈居藩国，且地壤相连，与宋却沧海睽隔。苏轼的“必为北虏用”的疑虑，是有道理的。然而，苏轼的禁书外流的奏议，没有为宋朝廷所采纳，并不代表官方的文化政策，更未能在事实上阻止汉籍的传入高丽乃至辽国，苏轼预测的“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的景象竟然出现了。他的弟弟苏辙在使辽返宋后的述职报告《北使还论北边事割子》中惊呼：“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无所不有“，竟已囊括无遗，不就是”山积“、”云布“了么！这是一。其次，就苏轼本人而言，他对与高丽的正常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并无异议。元丰八年（1085），高丽僧统义天（文宗第四子）使华巡礼，诏令苏轼友人杨杰馆伴，往游钱塘，苏轼作《送杨杰》相赠，中有”三韩王子西求法，凿齿弥天两勃敌“之句，以”俊辩有高才“的东晋名僧道安喻义天，称他与杨杰（以习凿齿为喻）辩才相当，对他的西来”求法“，作了热情肯定，并无民族褊狭之心。宋廷曾拟派遣苏轼出使高丽，因故未能成行。但苏轼在《与林子中》的信中，对林希亦有此差遣誉为”人生一段美事“，表达了无限向往之忱：“浮沧海，观日出，使绝域（指高丽）知有林夫子，亦人生一段美事。”对“此本劣弟差遣，遂为老兄所挽”，深表遗憾与惋惜。林希因轻信占卜，惧怕出海风浪之险，畏而辞命。相比之下，倒显出苏轼为获取对异国风情的新的人生体验而迈往勇锐的追求，他的文化心态是开拓外倾的。苏轼的奏议却被有的论者指责为“站在一封闭、主观、以华夏自居、不屑与蛮夷小邦往来之立场”，而事实真相如上所述，说明对宋朝的对外关系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忌俗尚雅是宋代士人雅俗观念的核心，但它已不同于前辈士人那种远离现实生活的高蹈绝尘之心境。他们的审美追求不仅仅停留在精神性的理想人格的崇奉和内心世界的探索上，而同时进入世俗生活的体验和宫能感受的追求，提高和丰富生活的质量和内容。也就是说，在“雅”、“俗”之间，并非只有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而是打通雅俗、圆融二谛，才是最终的审美目标。因而，从宋代五类文体而言，固然可以大致区分为雅、俗两类文学，并可看出由雅而俗的历史动向；然而在文人文学的诗词文三体中，却又各自呈现出“以俗为雅”、俗中求雅、亦俗亦雅乃至大俗大雅的倾向。严羽《沧浪诗话·诗法》力主学诗必去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这位以魏晋盛唐为师、极诋本朝诗歌的评论家，他的尚“雅”反“俗”与其他宋代诗人的着眼点是不同的。他所指摘的五俗，恰恰是宋诗中大量存在的创作现实。从现象层来看，曾被前代审美理想视为粗俗而拒之门外的题材、物象、意象、句式、词语等纷纷闯入诗歌王国了。宋诗题材的日常生活化、语言的通俗化和近体诗中对格律声韵的变异（如以古入律），就是异常显著的现象。许多“古未有诗”的题材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诗中，引起过巨大的震愕和不解，其实正体现出宋人审美情趣的深刻变化。仅举饮食文学为例，苏轼现存有关饮食的诗文达一百多篇。他总是情趣盎然地去写肉、鱼、蔬菜、汤羹等家常菜肴和饮酒、喝茶等生活细事，他爱好猪肉，也钟情鱼虾（鮰鱼、鳆鱼、鲫鱼、鲤鱼、通印子鱼、醉鱼、鳊鱼和蟹、蛤等），他写过东坡羹、菊羹、谷董羹、玉叶羹，而笔下的蔬菜更是晶类繁多：有春菜（蔓菁、韭菜、荠菜、青蒿）、元修菜、笋、芹、芦菔、芥、菘等等。从司空见惯的俗物、俗事中发掘并获取雅韵，尽情地享受生活乐趣，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生存需求，正是苏轼美食经验的最大特点。汉语史的研究表明，中唐至两宋是汉语俗字滋生最为繁盛的时期。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多姿多彩，表示新事物的名词，表示新活动的动词，描写新现象的形容词，以及谚语、成语、行业语等，纷纷涌入汉语词汇宝库。“寻常言语口头话，便是诗家绝妙词。”语言的这种发展和变化，自然增加了雅文学中的俗化现象。宋祁《九日食糕》中讥笑刘禹锡：“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刘禹锡还是努力向民间文学学习，写过著名《竹枝词》、《杨柳枝词》等的诗人，犹不敢在律诗中使用俗字。宋人则完全冲破这个禁令。王琪说：“诗家不妨间用俗语，尤见功夫。……此点瓦砾为黄金手也。”苏轼更认为：“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别人评苏诗也云：“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苏诗中的俗字俚语确也层出不穷，他还特加自注说明，显示其诗歌语言通俗化的自觉态度。如《和蒋夔寄茶》“厨中蒸粟堆饭瓮”，《除夜大雪留潍州……》“助尔歌饭瓮”之“饭瓮”，乃用山东民谣“霜淞打雾淞，贫儿备饭瓮”；《次韵孙秘丞见赠》“不怕飞蚊如立豹”之“立豹”，苏轼自注为“湖州多蚊蚋，豹脚尤毒”，知豹脚乃蚊名；《东坡八首》之四“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据苏轼自注为“水”指细雨，“针”指稻毫，皆为蜀语；《发广州》“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馀”之“软饱”、“黑甜”，苏轼自注云“浙人谓饮酒为软饱”，“俗语睡为黑甜”。上述四例，用了今天山东、江苏、四川、浙江等地的俚语，足见地域之广。尤如《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一云：“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牛矢”一词，卑俗之极，但在这首绝句中，却奇妙地写出农村中一种朴实的生活经验，充分体现了作者身处逆境而淡泊乎和的意趣。我们从“牛矢”中却闻到生活的芳香，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与刘禹锡的不敢用“糕”字，其间的巨大审美距离，颇有象征意义。 ……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