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投票
2007-8
四川西南财经大学
戈登·塔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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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投票：一个公共选择的分析》考察了多种投票方法和在不同情况下出现的不同投票结果，重点讨论了阿罗的工作和人们并不总是根据简单的偏好进行投票的观点和投票人“扔掉选票”的现象和投票人如果得到某种回报就有可能违背自己偏好进行投票的行为。《论投票：一个公共选择的分析》拓展了公共选择学派现有的理论思考，为该学派提供了开创新范式和改变现有研究重心的新平台。该书通过提出我们应该更加注意的领域来鼓励新的研究。《论投票：一个公共选择的分析》对政治科学家以及对公共政策和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读者具有重要的意义。
戈登·塔洛克（Gordot Tullock），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任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法和经济学大学教授、詹姆斯·J.布坎南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杰出研究员。1922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194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92年获芝加哥大学法学荣誉博士学位。1949—1956年任职于美国外交部，曾先后在中国天津、香港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从事过外交服务工作，其间开始转向对经济学的研究。1957年在费城第一次与布坎南相遇，他关于官僚政治的经济学分析引起了布坎南的重视。1958年被邀请作为博士后人员加盟由布坎南和沃伦·纳特在弗吉尼亚大学创办的杰菲逊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1969年更名为公共选择研究中心）：1962年，他和布坎南合著的《同意的计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为公共选择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标志着公共选择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产生。从此，塔洛克的名字也与布坎南和公共选择联系在一起。1963年他和布坎南创立了“公共选择学会”，]965年出版了他的个人专著《官僚政治学》，开启了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官僚经济学1967年发表了《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1期）一文，奠定了他作为寻租理论创始人的地位。1969年他创立了《公共选择》杂志，并担任该杂志主编长达二十五年之久，使这本杂志成为目前全世界30种最重要的期刊之一。塔洛克曾经担任过公共选择学会第二任会长，东部经济学会会长，南部经济学会会长。1998年获得美国经济协会“杰出会员奖”（该奖只授予那些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美国经济学家）。到1991年为止他的论文和论著被三十几个学科引证达3991次。被当“今活着的最著名的经济学术史专家马克·布劳格”（张维迎，1997年）列入《世界重要经济学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凯恩斯以后最有影响的100位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1989年）。塔洛克还是《新帕尔格需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公共选择”、“寻租”和“经济学在生物学中的运用”等辞条的撰写人，这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在这些领域的贡献。因为，该辞典的主编在“出版说明”中指出：“经过深入讨论和协商，编辑们筛选和确定了条目，并约请数百名学者撰稿，他们的学术专长堪称当今经济学各个分支和各种观点的代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一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页）。除前面列举的代表著和论文以外，塔洛克还著有《关于政治数学》（1967年）、《私人欲望、公共途径理想政府范围的经济学分析》（1970年）、《收入再分配经济学》（1983年）、《新联邦拥护者》（1994年）、《非人类社会经济学》（1994）、《寻租》（1994年，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论投票》（1998年）等23部著作和几百篇论文，它们主要涉及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法和经济学、生物经济学等领域。
1 导论2 神话3 一些简单但令人困惑的数学问题4 候选对象的选择5 简单的投票交易6 互投赞成票时的直接投票7 更加复杂的互投赞成票8 互投赞成票的效率9 代表们的指向10 投票，不同的方法和一般考虑附录 各种投票方法致谢英汉人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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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洛克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经济学研究者。自己之前读过的那些作者，萨缪尔森数学性强，弗里德曼思辨，布坎南逻辑性好，科斯和诺斯都属于东西需要琢磨才能理解的，杨小凯的思维方式很特别；塔洛克和他们都不一样，或许是本身为法律学博士出身的缘故（其实我觉得这没有太大影响），塔洛克的书对于案例的分析要强于逻辑分析上的循序渐进。
这一本书的每一章，都包含了很多有趣的例子：从开篇的“灯塔下找珍珠”，到收尾的“南非议案”，很像是在介绍法律案件，而这些例子又与主题保持着联系，偶尔也会有岔开一笔的描述，那是作者写到兴致大发时的拓展，读起来也很有趣味。
我们都承认，现在的经济学研究几乎离不开数学，尤其是各种越来越高的数学知识。即便在本书，作者在第三章也讨论了阿罗定理，阿罗本身是数学和统计学出身，“推”出来的东西大家都信得过；作者在质疑的时候，采用的方法依然是“举例子”以及简单的图表，小心翼翼地指出阿罗定理成立条件的一些缺陷。
这里我想引出来一个疑问：研究问题究竟应用什么样的逻辑？
最普遍的回答当然是建立数学模型，因为数学模型最直观，并且条件、结论、检验方法都很明确，研究路径确定了之后往往是outgrowth，大家往往可以普遍接受。无论是反对还是赞同，面对一个明确的数学题，还是能够给出自己的偏好选择。只是有些模型是精致小巧的，而另一些是复杂的，对于前者的赞同和反对都很直接而又明确，对于后者的判断则不会那么明确，或许真的有精于此的人会仔细分析这个模型，然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看个大差不离就行了（此处假设每个人偏好独立）。
较普遍的回答是进行统计调查。统计调查的方法不复杂，只是调查周期和工作量比较大，尤其是对于那些“普遍事件”，样本选择很重要——如果选中的是有强烈偏好的区域，结果很容易失真；因此统计调查里，最容易遭到质疑的是统计数据来源，如何分类以及辨别类别之间的差异和相关性，是统计调查法的关键。
之后的回答是理论推理。从条件到假设再到推理过程直至结论，这一套流程在数学尚未发达之时很流行，是当时分析的主流方法。逻辑推理的方法很犀利，但是不容易看懂。因为立言者往往在经历慎重思考和反复推敲之后，才下笔成文；而读者若不经历同样的推敲，只是囫囵吞枣的话，很像是在看天书。尤其在数学工具流行之后，这一强调行文逻辑性的文字推理方法逐渐被简单的数学工具取代。
最后的回答才可能轮到案例研究。为什么把案例研究放在最后？因为在通常看来，案例研究是“就事论事”，缺乏系统性和普遍意义，并且很容易和”机缘巧合“联系在一起。许多不愿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往往会指责案例研究“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不够简洁，三言两语写不清楚”。
案例研究真的只是”就事论事“吗？还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它就是如此呢？
从研究问题本身出发，我们所需要的是对问题进行分析，弄清楚成因、机理以及解决之道，简而言之就是抓crux进行对症下药。从哲学上看，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方法，有效性才是最重要的。除非有天生偏好的人会二话不说直接排序，否则我们应该没有明显的偏好选择——要看问题来选方法。
当然要看问题来选方法，正如作者在书中讨论的Condorcet Choice在现实中不可能成立那样，一个候选者在配对选举中不可能击败所有的候选对象。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包治百病，因此在方法的选择上，也会出现交叉使用的情形，这就像是选票交易一样，各取所需的最后结果就是携手出线。因此一个理性的选择者，会在进行充分研究之后才做出顺序判断。
不过在现实中，我们常常不这样做。我们习惯于在了解所有结果之前就做出决策，并放弃搜寻。这样做虽然不会引出最优解，但是效率并不差——因为我们并不拥有无限时间，有些事一旦错过就不会再来。从这一点上来看，投票者有些盲目，选择也会带有随机性。我们往往从直觉上判断有效与否，然后做出判断，正如大部分人会选择建立一个数学模型解决问题那样——虽然数学的方法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对于大部分问题而言，这个方法至少是可行的。
用这本书的思路研究了一下这本书的方法，这个过程是美妙的。不过我依然对塔洛克无法获得诺贝尔奖承认表示遗憾。
公共选择学方面的入门读物，也涉及了很多如何将政治利益化为公众利益最大化问题的探讨。不过我最大的感触是，能否出版这样一本书，其实就是中美之间最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