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述评
2004-4-1
河南大学
孙郁,黄乔生
292
无
编后记 到了这一卷，就显出本丛书分类的杂乱和篇目选择方面的困难了。本卷有些评论文章如果编进《知堂其人》卷，也并无不妥。实在因为那一卷容纳不了，才不得不把有些篇请到这里来。描述和回忆文字里少不得要评论和研究，而且评论和研究之间的区别也不甚分明。不过，话说回来，各卷其实都是研究。研究周氏兄弟失和事件是，研究周作人投敌时期活动和心态也是。那么独独这一卷标上研究的名目，煞有介事似的，不免可笑。然而，本卷所选的评论文字较多，学术论文却很少，有大量优秀论文并没有出席，实在是很遗憾的事。当初我们的计划颇为庞大，要收集所有的论著，或分类或编年，出版一种周作人研究资料汇编。如果实现计划，所有的研究者得以“济济一堂”，岂不快哉！无奈因为种种限制，半折心始，许多已排了字的好文章，也不得不舍弃了。几位在周作人研究领域里卓有成就的专家的文章也并没有选人多少。一方面，就像钱钟书先生选宋诗时所说，小诗人在选本里总是占尽便宜，因为他们总共就只有几首诗，橱窗里的样品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大诗人佳作很多，篇幅有限，编选者就只好让读者从一滴水去认知大海；另一方面，当然也考虑到他们差不多都有专著或论文集行世，已在《资料索引》卷的研究专著目录中著录，读者可自去检索，并找来阅读。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作者名气也不大，文章也不多，却的确写得好，而仍旧没有选进来。因篇幅所限而割爱，因见闻所限而遗珠，总是留下遗憾。周作人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我们学植尚浅，正在此中学徒，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只讲一点感想：周作人研究与其他作家研究有所不同，它缺少课题资助，更难获得奖金；学问本来寂寞，周作人研究则更在寂寞之上。如果说鲁迅学是“显学”，那么周作人研究则至少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堪称“晦学”（晦暗的晦，更可能是晦气的晦）。在这样的环境中，仍取得如此丰硕成果，委实令人感动。在此，谨向默默耕耘的学者们致敬。 编者 2004年4月18日识于北京
《回望周作人：研究述评》收入关于周作人的评论文章，共26篇。包括《周作人论》、《周作人先生》、《关于周作人》、《周作人的趣味文学》、《关于派别》等。
周作人是怎么一个人周作人论 许 杰周作人先生 杨晋豪关于周作人 向培良周作人的趣味文学 贺 凯采访周作人 [日]井上红梅关于派别 废 名关于药堂 柳雨生周作人和钱稻孙——我所知道的两个认识日本的人 顾 良周作人与路易士 胡兰成知堂与鼎堂 陶亢德关于李卓吾——兼论知堂 南 冠周作人是怎么一个人 曹聚仁苦雨斋一二 张中行再谈苦雨斋并序 张中行周作人——思想与文章周作人——思想与文章 [日]木山英雄周作人的希腊文化观 C．H．Wang（王靖献）与陈独秀分道扬镳的周作人——以一九二二年非基督教运动中的冲突为中心 [日]尾崎文昭 鲁迅、周作人与柳田国男 [日]今村与志雄艺术与本义——周作人“生活的艺术”的构造 [日]伊藤德也周作人与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 赵京华周作人与《新村》杂志 董炳月循环的历史——读钱理群著《周作人传》 汪 晖关于周作人的传记 陈思和理之摒除——试论周作人与尼采 曾 锋从种业论到闭户读书论——周作人与佛教文化关系论之一 哈迎飞当代文学中的周作人传统 孙 郁编后记
周作人的趣味，所谓生活的艺术，所谓悠然的心情，这是在他的著作中，到处可以找得到的。如：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又抵十年的尘梦。（《喝茶》）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北京的茶食》）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闷气。在这样的时候，当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司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雨天的书》自序一）这一种悠闲的心情，完全是中国的文人的一种传统的思想的反映，完全是一种所谓清高的名士的风度。他又因为有这一种的态度的表现，所以也影响到他的文体上来，因此，便成为他所提倡的，而且是他所擅长的冲淡清新的小品文了。他在《雨天的书》自序二中有这样的一段说话。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其实，这种“平和冲淡”的文章，他是做到了的。他的小品文的风格，几乎都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即是在他的诗中，也是表现出这种风度的。如《慈姑的盆》一诗：绿盆里种下几颗慈姑，长出青青的小叶，秋寒来了，叶都枯了。只剩了一盆的水。清冷的水里，荡漾着两三根飘带似的暗绿的水草。时常有可爱的黄雀，在落日里飞来，蘸水悄悄地洗澡。（见《过去的生命》）又如《秋风》的后半截：几棵新栽的菊花，独自开着各种的茶朵。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称他是白的菊花，黄的菊花。（见《过去的生命》）五周作人的这一种隐士的风度，与“平和冲淡”的文体，大概便是周作人的整个的生命。至于他自己所说的“浮躁凌厉”之气，却的确是没有的；如果说有，那只是“浅薄笼统”的思想而已。又，周作人在提倡过人的文学之后，也曾经提倡过民族主义的文学。他在十四年的元旦试笔里，说：“我的思想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他在这一年六月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中，说要在积极地鼓吹民族思想以外，还布消极的几件工作是：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我们要切开民智昏愦的痈疽，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疯狂。从人的文学的提倡转到民族主义文学的提倡，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一种情形，正可以因欧洲的文艺思潮的演进上，从所谓人的觉醒，人文主义的提倡的文艺复兴时代，经过古典主义时代，到注意国民文学，以及搜集民间故事及歌谣等的浪漫运动时代的中间的演进来说明它。周作人在民十四的元旦试笔上，曾经自己说明他的思想的变迁的程序，他说：我的思想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我当初和钱玄同先生一样，最早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在举民起义的那时，听说乡间的一个“洋口子”被“破脚骨”打落铜盆帽，甚为快意，写入日记。后来读了《新民丛报》、《民报》、《革命军》、《新广东》之类，一变而为排满（以及复古），坚持民族主义者计有十年之久，到了民国元年这才变化。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去年春间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主义，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少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耒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还来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我不相信因为是国家所以当爱，如那些宗教的爱国家所提倡，但为个人的生存起见，主张民族主义却是正当的，而且与更'高尚'的别的主义也不相冲突。知堂的思想，我看是虚无而少信，不过有人会要奇怪，因为这在中国，也是有的，而大家并不以为知堂该被算在内。我也颇以为奇怪，因为这些被认为正宗的虚无主义者，表现反而要和缓得多，大抵取妥协态度。不肯坚持自己的主张。而同时他的信念较深，不把目前的情形看得那么一片漆黑，其区别盖如是而已。就感情上论，我宁取那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的，“其实本来也很平常，只是因为懂得物理人情，对于一切都要张眼看过，用心听过，用心想过，不肯随便跟了人家的脚跟走，所得的结果正是极平常实在的道理，是日光之下本无新事也”。我很佩服这种敢于痛言不顾的人，很同情他们孤军苦战的姿态。战乱前知堂用辛辣的笔锋与左派苦战，看了真是感动：由这漆黑的定命论出发，自然“文章无用”就是必然的结论。这一点我始终赞成，并不是说文章真无用，御用杂志，宣传大纲都是有用的。我只是说文章应该无用。如《红楼梦》，《雨天的书》，这都是无用的文字，只堪供欣赏供赞叹耳。因此我想，职业作者是要不得的。如果有人落到职业写作这行业中，真不免罪过，最近就有这样的悲剧，艺术至上论者玩噱头，为宗派（即啖饭地）不惜闭眼捧臭脚，其可怜盖真令人不忍也。知堂别有《读初潭集》一文，谈李卓吾兼及钱玄同。这文章也为我所爱读。正是一个绝好的对照，“玄同和我所谈的范围极广，除政治外几于无不在可谈之列，虽然他所专攻的音韵学我不能懂，敬而远之，称之曰未来派。关于思想的议论大抵多是一致，所不同者只是玄同更信任理想，所以也更是乐观的而已”。玄同更信任理想，然不妨仍可大谈。友朋之乐，悬想起来，每为欣慕不已。近来喜与二三“同道”深夜大谈不息，以为人生至乐。思想细微处不尽同并无关系。所最怕者，道貌岸然，或趣味悬殊，便无办法了。闲话说得太多，现在想引卓吾的一段小议论以为例：李温陵曰，甚矣声色之迷人也，破国亡家，丧身失志，伤风败类，无不由此，可不慎欤。然汉武以雄才而拓地万余里，魏武以英雄而割据有中原，又何尝不自声色中来也。嗣宗仲容流声后世，固以此耳。岂其所破败者自有所在，或在彼而未必在此欤。吾以是观之，若使夏不妹喜，吴不西施，亦必立而败亡也。周之共主，寄食东西，与贫乞何殊，一饭不能自给，又何声色之娱乎。固知成身之理，其道甚大，达业之由，英雄为本，彼琐琐者非恃才妄作，果于诛戮，则不才无断，威福在下也。此兴亡之所在也，不可不慎也。这是说李夫人，阮嗣宗邻女，阮仲容姑家鲜卑婢诸事的，知堂评曰：此所言大有见识，非寻常翻案文章可比。又关于蔡文姬，王昭君，卓吾云：蔡文姬王昭君同是上流妇人，生世不幸，皆可悲也。知堂云：李卓吾此种见解盖纯是常识。与《藏书》中之称赞卓文君正是一样，但世俗狂惑闻之不免骇然，无名氏之批（按该批为“上数条卓吾皆以为贤，乃欲裂四维而灭天常耶”）犹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之疏耳。其词虽严，唯实在只是一声吆喝，却无意义者也。天下第一大危险事乃是不肯说诳话，许多思想文字之狱皆从此出。本来附和俗论一声亦非大难事，而狷介者每不屑为，致蹈虎尾之危，可深慨也。……但只有常识，虽然白眼看天下读书人，如不多说话，便也可括囊无咎。此上又有洁癖，则如饭中有蝇子，必哇出之为快，斯为祸人矣。知堂在打油诗案所招致之痛骂，盖即不肯默然之过。不然鸳蝴派的滥调诗文岂便无有，何以无人加以嘲讽，所以这些话也正是夫子自道，有些忏悔的意思的。前边所提及的张问达疏即是说他倡乩道，惑世诬民的：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刺谬不经，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有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发表了这么许多罪状，真应该杀不赦了，结果奉圣旨：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今厂街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者令所在官司尽揩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关于宣淫的一点，最易为人所指闻。真实情形如何呢？说出来更不免要暴露了士大夫的丑态。《李温陵外记》引马经纶的《与当道书》为他辨白说：夫既以彼为异为颇矣，则忌者诬之日淫纵，便信以为真淫纵。忌者诬之曰勾引，便信以为真勾引，何也？其心诚疑之也。疑蛇则蛇，疑窃则窃。此亦情所必致，势有固然，无足怪者。夫以七八十岁（按卓吾彼时年七十六岁）垂尽之人，加以淫纵勾引之行，不亦可笑之甚乎？且所谓麻城士女云者，盖指梅衡湘守节之女言也。夫衡湘身冒矢石，为国讨贼，凛凛大节，是当今一个有数奇男子，乃有女不能制，有家不能正，有仇不能报，有耻不能雪，必待诸公为伊抱不平，而慷慨陈言，代为处分，世间曾有此理否？……盖此事起于麻城士夫相倾，借僧尼宣淫名目以丑抵衡湘家声，因此败坏衡湘之官，如斯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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