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与温馨
2008-7
石英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07出版)
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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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没有“小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的前夕，我终于完成了《残酷与温馨》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残酷与温馨》不是小说，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回忆录，而是既有连续性又可自成篇章的散文体纪实文学作品。之所以称之为《残酷与温馨》，是指“我”融入了残酷的战争，而战争又熔铸了“我”，也让我亲历了人性的残酷与温馨。整部作品以“我”铺叙战争，以战争烘托“我”的内心活动。我少年时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但自感生命中最充实、最清晰、最具传奇色彩的时段还是在正式穿上军装之前，也就是战争时期在家乡生活的那段时间。我有幸在童年启蒙时，赶上了血与火的战争。战争中没有“小孩”。战争固然残酷，但对投入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又是幸运的，这是一种特殊的历练，一种难以作秀的考验。战争的硝烟能够遮蔽人的视线，能够净化人的心灵，也能使人识别战争的性质：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强加于人的还是被迫抗击的。认识战争的双方，认识战争的邪与正，这不仅是理性的抉择，更是爱憎的倾向，最后锻造了一个人的信念。这信念对于“我”来说，很可能是终生不渝的。时光无情地流逝着，而人的精神气质未变；童年和少年时的影像也许只有在仅存的照片上才能辨认，但额头上的皱纹仍然隐含着最初的无声的誓言。这部作品虽用散文笔法，但不刻意追求华丽的辞藻。既然是纪实，第一是实事的真实记录，第二是语言文字力求朴实。不能说华丽就不真实，我却觉得真实的内容与淳朴的文字应是一母同胞的孪生子。我在谋篇与剪裁上也是遵从出手自然的原则，每个章节长短、谋篇可能有些参差不一，话多则长，话少则短，体例并不追求绝对的整齐划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依了记忆和感受的一组组或一篇篇散文是发表在不同报刊上的，汇集成册后，我有意没“填平补齐”，使其保持最初模样，原汁原味。《残酷与温馨》纵然是写烽火年代，战争环境，可也并不是时时刻刻，在每一个角落都火药味十足。因此，我间或也引出当时的民政、农事及风物场景，如解放区发生的某些“案件”，还有当地的农桑情味和大自然的奇观等。适当渗入这些内容，追求的是那种“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情调。出现在叙述中的人物，主要的也有一二十位，大都是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引路人。那时的生活是紧张的，也是愉快的。至少在我个人的感觉中，在解放区成长的那几年中，绝少有妒忌、暗算，倾轧、尔虞我诈之类。作为一个孩子，我经常得到大人们（现在来看他们也是年轻人）的指点、鼓励和呵护。当时虽然年幼，头脑里也经常想着“知遇之恩”，肝胆相报，虽历险亦无怨无悔。直至今天，回顾解放战争那几年的生活，总是欣慰地定格为我生平的“金色时光”。我的领路人和老师们，就是还健在的，有些也失去联系，不知伊在何方。不知为什么，他们中有的人的身影，在我的脑海中仍然清晰动人在战争岁月中，有我生平的许多“第一个”或“第一次”，譬如当众演讲，譬如演剧，又譬如作诗等。我的第一首可以称做诗的东西是1945年5月写的。当时获悉苏联红军直捣柏林，希特勒法西斯完蛋了的消息，自己“瞎”写了些五言四句、顺口溜式的字句，只可惜现在记不全了。但它真真确确是第一次。直到12年后，我才正式创作并发表了第一首诗“小马枪”，算是真正将生命与诗联系在了一起。
信仰不只是来自于理念，还有活生生的灵魂。曾经的模范女教师被敌军官裹胁而成其小老婆，曾经的党员老校长，严刑之下经不住考验而变节……他们为什么在课堂上那么高呼革命，而在几个月后就能趴在敌人脚下哀告饶命？ 因为曾真实存在过，因为不仅有残酷与冷峻，而且更有公正、和谐与温暖，所以它才刻骨铭心、感慰终生！
石英，山东黄县人(今龙口市)。童年成长于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的烽火环境中，投身于解放区的对敌斗争，秘密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未穿军装的小兵。作者最缅怀九岁至十三岁之间的生命岁月，称之为金色时光。十四岁正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在军内和地方党委做机要工作。后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事文学编辑工作至今。先后在《新港》文学月刊、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月刊和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任职，曾较长时间主持《散文》月刊和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现为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享受国力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石英著作包括传记文学《吉鸿昌》，长篇小说《文明地狱》、《同在蓝天下》等，散文集《石英散文集》、《石英美文选》、《当代散文名家文库·石英卷》等，诗集《石英精选诗选》等，以及文艺理论专著《散文写作的成功之路》等，共计六十部，一余千万字。
天亮之前端据点，童年时枪炮声频频大标语，生命的转折点八路还没来，丰存环境已悄然改观室内的课堂与天空的大课堂第一次目睹烈士危险品在身，有惊无险全场肃静，突然爆起掌声一张布告，两种反应金色时光县城伪军投诚，父亲的担架没有用上苹果脸哥哥和他的战友日本一投降，黑寡妇飞来集市宣传和土广播飞机还是美国的，只是换了标志第一次面对近距离的战场大敌当前，幕布徐徐拉开我弄翻了刘政委的黑水瓶，他说没事儿书市上，咬咬牙习了一本书《李有才板话》会考仓促上阵，奖状呢彩色的未必不是毒品北平的大事件，也牵动我们的心第一个跳到台上：参军战争中的一个插曲，扑朔迷离画战争形势图和秘密入团第二次远征铺草之上，盘腿搭课桌挑灯夜战中的记分员恶棍乘人之危，自取其咎村庄，突然变得静寂深夜运粮，山形黑沉欲倾敌占前夜的挖沟行动敌占期间大地春回附录八篇后记
天亮之前端据点，童年时枪炮声频频抗日战争后期，我的年龄虽小，但已开始记事，尤其是在长辈和大同学的影响下，对于“八路”、“鬼子”、“二鬼子”（伪军）这些不同的概念已分得很清楚。开始一个阶段，我还没见过穿军装的八路军，但可以经常接触穿便衣的武工队和“包袱客”，就是深入村庄开展工作的地方干部，至少在我们山东省黄县那一带，他们习惯携带一个布包，因而得名。至于敌军，多半是在据点和黄县县城里见到的。就我那时的记忆，是在邻居的大人带我到距本村七里地的芦头据点看大戏时（我们那边叫“听戏”），看到一个肩扛一杠三花的伪军官，大人告诉我这人是个中队长。我随父亲进县城赶集时碰到过一个“真鬼子”，敦实个儿，仁丹胡，腰挎指挥刀，两脚蹬着皮靴。他的皮靴跺在东关大街磨盘石铺的旧路面上，特响，赶集的人一见这小子，都会躲得远远的。天亮之前——数据点，童年时枪炮声频频应该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43年、1944年之际，形势已开始好转，我军在许多地方展开了局部反攻。那两年间，我们那一带的庄户人家经常听到枪炮声，白天是小股部队的“接火”，晚上是我军拔除日伪军据点的战斗。往往是半个夜晚，枪声密集，间或也有迫击炮和掷弹的响声。而最震撼人心的，是我军用炸药包炸毁敌军炮楼的轰响。农家的窗户纸因此不住地震颤，人们几乎整宿不能入睡。我一面听着枪炮声，一面听大人们的评论：“听，这是地瓜药鼓炮楼！”我至今也不清楚，为什么他们将炸药称作“地瓜药”。在那两年中，我军拔除的敌伪据点有芦头、黄城集、大陈家、石良集等处。其中大陈家据点是敌人为“确保”招远玲珑金矿所设置的，黄城集据点则可扼守黄县与蓬莱之间的交通要道，而石良集据点是威胁着我艾崮山区根据地的一颗非拔不可的钉子……我军在攻克黄城集据点后，还在我们那边撒了油印传单。有篇文章还特别提到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向据点日军喊话，并俘虏了几名“真鬼子”的事。当然，在攻克这些据点的战斗中，也难免会遇到某些不顺利的情况。记得石良集据点首攻未下，敌伪军便撒了很多石印传单，大肆鼓噪。反正那些年给我的印象，无论是抗战期间的敌伪军，还是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他们的宣传虚构“胜利”成癖，造谣蛊惑成性。但在这一些战斗中，最特殊也是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当是城东小栾家疃的那一次。小栾家疃，与黄县县城东门一河之隔。它在近代史上应该说是很有特定意义的地方。最迟在19世纪末，西方列强就开始觊觎这个地方。他们在这里修建教堂、学校和医院，一处错落有致的大型西式建筑群诞生了。而在这里从事传教等活动的多是美国人。有一桩事，是前几年听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一位负责人讲的。他说美国有一位已过世的、名气与赛珍珠相当的女作家甫爱德，就是出生于中国山东黄县的一个美籍教会之家。地处这片教会区的医院名叫“怀麟医院”。我小时候，皮肤一被蚊虫叮咬，抓挠后往往成疮，母亲曾带我去那家医院就诊过。记得一位类似肯德基创始人模样的白发美国老头，从小窗口递给我们一小瓶药水，回家兑水敷于患处，也不见有多大效验。估计那药水就是碘酒之类的。日寇进占县城后，开头一段时间对美国产业还算客气，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对老美便动了真格的，不但驱逐了所有的美国人，而且将一应动产不动产都握为己有。原来的怀麟医院基本上就成了专为日伪军治病的军队医院，一般中国人很难有机会去这个医院就医。就在那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听到自东面不远处传来密集的枪炮声，一直打了半个多钟头。几天以后，听村里消息灵通的人说，这次战斗是八路军通过突袭、强攻，搬走了这个军队医院的大部分药品和器械。这些频繁的战斗行动，极大地锻炼了身历其中的敌占区和游击区的老百姓，尤其是上小学的孩子们。我们好奇地交流着八路军和日伪军交战的信息，但还没有人与他们近距离接触过。不过，有些年岁大些的同学对军事知识、兵器性能等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知道了三八大盖、歪把子机枪、大镜面匣子（驳壳枪）、日式鸡腿匣子、大小号撸子（手枪），还有“手提式”（冲锋枪）等枪械。有一位姓王的同学（抗战胜利后参加我军）甚至还能头头是道地说清日军手提机关枪的“成色”，说它“不过关”，打不了几梭子弹，枪筒热了就拉子儿（子弹不能正常射出）。我在一旁听着，觉得蛮有兴趣。这可能是我最早的军事常识“入门课”。到1945年春天，黄县地面上除县城和西面的龙口港以外，其余的据点都已被拔除。与此同时，不时枪声大作的情况也随之减少，有时反倒感到了一点静寂。但在一两年之后，我又听到和看到了更激烈的火闪雷鸣的枪炮声。这已是解放战争的炽烈阶段，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大标语，生命的转折点1944年深秋，我在本村初级小学上学。记得是刚刚收了秋庄稼，早晨已有些凉意。这天，我照例背着书包走出家门，向东走一段路，再一拐弯就来到村小学。村小学的大门口坐东朝西。就在必经之处——李家街南北两侧的石灰墙上，突然发现写满了大黑字的标语，这显然是头天夜里写下的。每条标语后面署的都是“黄县各救会”字样。当时我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稍后问过懂行的大人，才知道是“黄县各界抗日救国会”的简称。其实就是抗日政府宣传部门和武工队书写的。我当时的心情，只能用一个“惊喜”的词儿来形容，而且不是一般的惊喜，是真正的“非常惊喜”，却不敢“若狂”，只能是不声不响一条一条地看下去。这完全是出自于一种本能，是从心底涌出来的激动的热流：长时间以来，自己和家庭所受的欺侮和屈辱，仿佛都在这一时间内得到了部分宣泄，童心中蕴藏着的不平之气也借着这些标语得到了部分的伸张。这些标语主要写的是——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已打到德国边境，希特勒法西斯的末日就要到了！我八路军和新四军已展开了局部反攻，日本鬼子离最后完蛋的日子不远了！各界爱国同胞团结起来，迎接大反攻的最后胜利！……我念完这一二十条标语不知耽误了多少时间，但揣摸着也有将近一个钟头吧。当我意识到肯定误了上课的时间之后，便本能地加快了脚步，恨不能一步跨进课堂。说来也怪，当我惶恐不安地走进课堂，在堂上讲课的平时动辄就打我手板的“邢老头”——邢老师，只在老花镜镜片后面端详了我一眼，便一努嘴，示意我到座位上听讲。不消说，今天预料难免挨板子的体罚竟意外地被赦免了。不仅如此，就从那天开始，班里那些平时任意欺负我的财主恶霸、校董邢二爷等人的儿子们，气焰明显有所收敛；而经常被他们唆使和逼迫对我“格外垂青”的班主任“邢老头”也变得幽默了些。他们好像嗅到了一种什么气味，感受到了一种不利于他们的气氛，无心也无暇再拿我取乐了。果然，又过了一些日子，从大人口里陆陆续续地听到：一些最有钱的，平时作恶最多的大户，已暗暗雇人将他们各自最心爱的少爷、公子送到海港城市青岛。听说自行车的“脚钱”每趟是一个“小宝”（一两金子），四百多里，需两天才能到达。与此同时，我隐隐地感到生命中的曙光就要到来。虽然从表面上看，我们家和我自己什么变化也没有。我除了上学念书，就是拾草、打水、抱着磨棍推磨等，但内心已燃起一种莫名的希望。这是我在什么时候也会铭记的一个深秋的一天——一个孤独的小孩在清静的村街上仔细地、无语地看着一条条的大标语，心里却激荡着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喜悦和一种相知的剧烈而温馨的碰撞。从那个经历中，我也悟到了一条永远也难更移的道理：一个人的一生是不可能脱离客观环境的变化、形势的发展而独自孤立存在的，它无时不在受到这种变化、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不论是“好”的或是“坏”的，是有利于他的一生，还是不利于他的一生。在这点上，不管别人是怎样的，从我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我只能说：我服了。八路还没来，生存环境已悄然改观作为一个初小三年级学生，对事情发生和变化的具体背景自然不知其详，但生存环境已很快得到改观。我们的村小学作出了根本性的调整：年富力强、精明果敢的张校长前来主持学校工作，一切都表现出了生机勃勃的景象。思想陈旧、年老愚钝的“邢老头”被辞退回家养老，而保留了另一位谦和善良、有古文根底的李汉亭老师，又聘了几位各有特点的教师：一位是邻村九里镇的饱学先生，曾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战老师；北平某大学历史系高材生，因战争原因，交通中断滞留在乡的李老师；烟台某女中毕业，据说是地下党员的孙老师；还有一位是邻村矫家村我干哥哥的五弟，在天津上学回乡度假的小矫老师。一时盛况空前。据村里的大人们讲，这是自民国初年建立新式学堂以来，师资最齐全、最有生气的一个时期。张校长虽然出身富户（是全村张、马两家在天津开买卖的最富有的家门之一），但在当时来说，他思想是很进步的。据说他与南山根据地的八路军地方干部有联系，各方面的消息是比较灵通的。应该说，他是我青少年时期最熟悉的乡村知识分子中的一个。自他主持村学校工作以来，教师同仁通力合作，师生们的情绪空前高涨。我本人在学习上、思想倾向上的表现都引起了校长和老师的关注，我的处境较之过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可以说从备受压抑与屈辱一变而为心情舒畅、扬眉吐气了。虽然县城里还驻有鬼子的一个小队、伪军的一个保安大队，但在仅距县城五六里地的我们这个村庄，革命知识的教育已从隐蔽转为半公开化。也许正因为形势好转，也就有了意想不到的“事故”。大约在阴历十月底的几天里，我们一直没有见到张校长的身影。我终于忍不住了，在上体育课时向小矫老师悄悄打探：“张校长哪里去了？”小矫老师起初还不肯直言相告，后来可能是考虑到有一层亲戚关系，便悄声告诉我：“他去南山根据地了，在回来的路上碰到城里的便衣盘查，从他身上搜出石印的画报宣传品，结果被他们抓到城里去了。”我一听这情况，心一紧，不禁脱口又问：“那可咋办？”我当时的心情是，没了校长，就如同塌了半个天。所幸小矫老师安慰我：“大概还不要紧，村里去人打点了，要保张校长出来。”果然，说话间的第二天，张校长就被保了出来。据说村公所方面去人到城里疏通，张校长的家里也“使了钱了”。我们一见到校长，那高兴的劲儿自不必说，见他比平常显得疲惫了些，络腮胡子也长得长了，不过精神还好，笑声还是那么爽朗。他在四个教室里走了个遍，还说：“没事儿，同学们，我这人命大，转了一圈儿又回来了。”但孙老师在给我们上“修身”课，也就是政治课时，却以张校长此次的遭遇为例，讲道：“我们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麻痹大意。校长这回就是，以为出城的路上武工队埋了许多地雷，鬼子就不敢出来了，结果一麻痹就出问题。”她还在黑板上很工整地写了“麻痹”二字。这是我生来第一次学到这个词儿。直到若干年后，我看书时读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个成语，就不禁想到那一时期故乡的敌我形势，尽管敌伪已日暮途穷，基本上龟缩于县城和海港重要据点，但仍贼心不死，伺机外出骚扰、袭击，如麻痹大意，就会造成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这也许是张校长的经历给我留下的一次深刻记忆。室内的课堂与天空的大课堂“饱学”先生战子汉老师负责教我们年级的语文和音乐。他的嗓音很好，据张校长介绍，战老师当年在上海参加过合唱团，他的男中音相当出色。记得有一天上午，战老师给我们教歌时，事前在黑板上写好了《渔光曲》的曲谱，上课时又将油印的歌篇发给我们每人一张。他告诉我们，这首歌的原唱是歌星王人美。对于这位电影明星，我们也是知道的。别看我们地处海隅农村，也许是因为距离天津、大连、青岛等城市都不算远的缘故，我们对周璇、李丽华等歌星也都很熟悉。现在，战老师就一句一句地教唱这支《渔光曲》。当我们学唱了一轮，战老师突然说：“同学们休息一下吧，现在我给你们出一道另外的问题，看你们谁能答出来。”他说的是毛泽东主席，我们当然是知道的，异口同声地回答：“人民的领袖。”他又问：“毛主席现在住在哪里？”我抢先回答：“延安。”这是有一次我从张校长拿的油印画报上看到的。但战老师以下的问话，我们大家七嘴八舌，谁也没答对。“毛主席是哪省人氏？”“陕西？”“江西？”“河南？”我们大家近乎于瞎猜了，最后战老师不能不说出答案：“是湖南省，湖南省湘潭县人。”对于我来说，这个知识获取于此时此刻。经过休息阶段中的提问与回答，战老师接着继续教唱《渔光曲》，他带领我们齐唱、复习。谁知一遍还没唱完，外面传过来雷鸣般的轰响，但透过窗户看天，明明是天气晴好，而且眼下也不是雷雨季节。那么……这轰鸣声越来越大，致使我们难以再唱下去。战老师起初还竭力保持镇静，专心致志地领唱，一副处变不惊的样子。后来，他也扛不住了。愈来愈厉害的干扰，他不自觉地皱起了浓黑的双眉。终于，我们听到张校长透过门窗的喊声：“出来吧，别唱啦。看天上的飞机！”他的声音里透着喜悦，显然不是敌人的飞机。我忘记了当时战老师是否发布了命令，反正大家呼啦一下子冲出教室。这时校长和几乎所有的师生都在宽敞的大院里仰头看天，天上果然高高地飞着一架架银白色的飞机，一个方向——都是自西南飞往东北。它们没有一时的停顿，分明只是途经我们家乡。“是美国的飞机，从重庆起飞，飞往中国的东北，去执行远程轰炸的任务！”这番话的许多词对我来说都觉得很新鲜，我不禁佩服地看着张校长兴冲冲的脸。这时，他就是我们大家的权威，是我们的知识库。也只是小矫老师补充了一句：“是BZ9重型轰炸机！”“嗯，是BZ9，空中堡垒，光是飞机轮子就有一人多高。”张校长双手比划着，给我的印象好像是他曾经见过这种飞机。我注意到，只有孙老师没有说话。她好像一面看一面在沉思着。这时的她，仍然是齐耳短发衬着略显黝黑的圆脸，条纹夹袍的外衣被风撩起襟角，最后她只是自语地问道：“这不知是去轰炸什么地方？”“恐怕是鞍山昭和制钢所，前些天曾经报道过一次。”又是张校长的解答。此后有报道证实，美机的确是轰炸了东北鞍山日本的钢铁厂。但有一点与张校长所说的略有不同，即一说是“昭和制铁所”。若干年后，我也未做详细考证，不知哪个名称是准确的。不过，这次“过飞机”，在我们家乡是一个大事件，那往返多次和穿梭的“银鹰”，一直过了一整天。我们小孩子家谁都知道：美国是抗击法西斯国家的盟友。对于这次大轰炸，我们心里都觉得很痛快，认为这是对日本鬼子的一次有力的惩罚。只是不知县城里和龙口港据点的日伪军，他们的心情怎样，有什么样的反应？另一方面，在这不久以后，有乡亲从“满洲国”（当时的中国东北）回来，传说美机的大轰炸固然削弱了鞍钢的生产能力，却也炸死、炸伤了许多中国工人和平民。当时在“看飞机”的现场，孙老师那副兀自沉思的神情，一直到现在对我来说都是待译而未译的人生密码。我也永远没有机会问她：您当时在想什么？
截至2007年的金秋时节，《残酷与温馨》的文稿写作已近尾声。这部纪实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时间段大致始于1944年秋天，止于1948年初冬，约四年的时间。近六十篇或短或长的文稿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包括《天亮之前》、《金色时光》、《敌占期间》和《大地春回》四个部分。另有几篇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涉及解放战争的散文作为“附录”亦收入其中，更可看出“我”在战争中的一些活动轨迹及相关情况。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篇文稿绝大部分都在一些报刊上刊载过。最先开始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报刊的约稿，触动了我写这方面文章的强烈情思。当时零散文章的题目如《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拯救了我》、《两番胜利喜讯》等。由此引发了我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写出童年和少年时期在战争中的“金色时光”；而集中写作和发表则是在2007年建军八十周年纪念日前后。这种激情的触发还不仅因为本书中的一些篇章直接涉及人民子弟兵的事迹，更是因为我少年时在那片土地生活过，这本身就是产生和哺育子弟兵的最佳源头之一，从那里走出来的人民的战士都怀着乡亲们的嘱托走向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我本人也是这片土地养育出来的孩子，后来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在撰写《残酷与温馨》文稿期间，也许作为纪实文学不需要刻意构思，但比我写小说和散文时却更牵动情肠，事过多年的人和事都奔涌而来。那个血与火的年代，那些熟悉的面孔，那种挚切而淳朴的情感，一时再难沉淀，也挥之不去。中国传统道德有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是，那些教我以人生授我以知识的孜孜不倦的或已耄耋之年，多年失去联系的老师、同志，我又怎样才能报答他们呢？为此，最近我时常情动肺腑，泪水几欲夺眶而出。我是这样一种性格，深度悲苦很难使我流泪，而具有崇高内涵的感情却能被由衷地打动。现在有一种近于定型的称谓，曰：“激情燃烧的岁月。”有激情是不错的，燃烧也确曾是燃烧的。但我感受的更是因为它那极其淳朴而内涵崇高，化为一种特定时代、特定情况下的非同寻常的深沉。这样经历过的感觉才更稀有与可贵，沉淀如真金。几十年来，我写了许多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等文学作品，但对我来说，这个《残酷与温馨》却分外亲切，自感有不逊于那些作品的价值。因为，它不事雕琢地记录了我在那个岁月、那种特定环境下，以及我的特定身份（未正式穿上军装的一名小兵）时的特殊经历。也许作品中，我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但却真实，而且完全是自觉自愿的。
《残酷与温馨》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少年的眼睛看解放战争的独特记忆，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多变，令人不得不产生灵魂的震撼，中国当代散文大家石英的最新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