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融合
20100503
麥田
札克利．卡拉貝爾
352
杜默
无
這是一本談論兩個國家如何形成一個經濟體的書，書中談及當今兩個最強大的國家融合，如何顛覆傳統觀念，重塑全球體系。二○○八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和美國融合益發攸關數億美國人和十餘億中國人，乃至全球所有人的繁榮福祉。在全球擺脫危機和迎向未來之際，中國和美國如何管理兩造關係，勢必會左右未來幾十年究竟是保有持續繁榮，還是陷於難以駕馭、不穩定的成長，贏家與輸家判劃分的局面。 二○○九年頭幾個月，美國政府批准十餘億美元的經費和減稅計畫，以振興奄奄一息的經濟。這筆經費頗引人矚目，籌措財源的原委則不太受到注意。同樣在這頭幾個月裡，美國財政部賣出數千億美元的公債，以支應各項刺激景氣開支，而這類買賣全都是鴨子划水，幾乎全然沒有引起媒體注意。沒人注意並不表示不重要。主要買家不是美國人；美國企業手頭拮据，消費者忙於償付債務，沒有餘力借錢給政府。不錯，二○○九年的主要買家跟烏雲漫天，但風暴似乎尚遠的二○○七年，以及全球信貸體系逐一內爆的二○○八年時一樣。這個買家當然就是中國了。 在全球金融體系於二○○八年幾乎崩解撼動全世界，並餘波盪漾到二○○九年之餘，中美特殊關係儼然成為全球經濟的支柱。這種關係乍看只是美國急需資金以修補信貸和房市泡沫所造成的傷害，而中國已成為最大債權國，實則陳陳相因，複雜異常。中國借錢，美國花錢，只是中美千絲萬縷互動中的一個面向，美國企業因此得以東山再起，賣東西給中國消費者，美國工廠也因中國消費需求而欣欣向榮，進而以出其不意和不可預測的方式形塑利率、通膨，乃至全球權力平衡。 今天的經濟危機誠然嚴重，但若不是獨樹一幟的中美經濟依存關係，情況勢必會更加惡化。貿易失衡固然值得關切，但在華爾街內爆有拖垮全球經濟之虞的時候，中國數兆美元盈餘，不啻提供一道極為重要的防波堤。各個歷史時點都有經濟大崩解，美國建國以來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經濟停滯；但是，今日危機的特色卻是全球兩大經濟體兩生共榮。它們是全球經濟體系裡的超強，是以兩者的融合也可稱之為超級融合（superfusion）。了解這種共生關係，攸關我們如何衡量未來挑戰和安渡當前危機。 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泰半時間裡，美國都把心力集中在恐怖主義所構成的挑戰、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部分穆斯林國家與西方世界緊張關係上，雖也注意到中國經濟力量崛起，但未賦予與其重要性相稱的急迫感。然而，中國崛起與如何管理此一發展，卻是中美與全球體系前途的重心。儘管恐怖主義可能仍是全球各地社會的一大挑戰，二十一世紀的核心議題卻是中美關係，其間所攸關的利害雖是美元和經濟，不是血腥與暴力，卻比巴基斯坦山區「基地」（al-Qaeda）組織的發展，更有可能形塑俄亥俄州或深圳一般勞工的生活。 最近的經濟陣痛，係因各界強烈質疑美國一手打造，並經華爾街嚴重扭曲的金融制度所引起。這已導致許多人重新思考美國的世界地位，甚且懷疑美國強權是否真的已日薄西山。儘管如此，有個問題大致仍無人質疑，就是：世界仍然是個國家、市場和企業的集合體。這在二十世紀還說得通，如今則不然。所謂的中國崛起其實已大大超越這個範疇。最重要的故事至今還沒有人說清楚講明白，原因泰半在於多數人懵懵懂懂，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簡言之，中國和美國已在過去這二十年間變成一個盤根錯結、整合的超級經濟體：中美國（Chimerica）。 這種體制鮮有先例，唯一差可比擬的是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歐盟是歷經數代歐陸領導人審慎努力的結果，中美國卻是在未曾有人拍版定案的情況下發展成型。它的發展不是出於而是有背於兩國官方政策，而且，從中美一般大眾的觀感來判斷，它的出現也違背無數因它而重訂生活方向者的意願。簡言之，中美國隱藏在顯眼的地方，不被認知、承認和需要。 不管各位想不想要，中美國經濟融合的事實正在改變全球的面貌。近十年來所發生的經濟事態沒有多大道理可言；預期的結果未能落實；幾乎沒有人敢說，自己準確地評量現勢。二○○八年金融災難使得很多人開始正視造成信貸泡沫的預測工具與模型，殊不知，出錯的可不止量化的預測模型，我們如何看待經制體制機能的最基本信念也有問題。儘管變動時起，各國政府－－尤其繁榮大國的政府－－所採取的措施雖也日漸倚重非他們所能控制的力量，言行舉止卻仍是一派自己可以掌控國內經濟的模樣。若不是中國願意支應經費，美國便不可能推出數兆美元的振興方案；反之，若不是在這二十年從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和跨國公司學到這麼多，又如此倚重美國消費者，中國也不可能有盈餘。 本書將追溯中美國形成的來龍去脈，說明兩個背道而馳的國家如何在一九九○ 年代掛鉤，進而在二十一世紀頭十年水乳交融。故事的開端正好是二十年前，也就是從看似終結，其實是個開端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開始。當時，百萬人（其中許多是學生）在北京中央廣場紮營要求民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於五月十九日黎明前，在幕僚長（正式職銜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二○○三年高陛總理）溫家寶陪同下探視在天安門絕食的學生，雖受到尊重和熱烈歡迎，但未能說服學生解散。「同學們都是好意，」趙紫陽告訴他們。「都是為了我們國家好。你們提出的問題終究可以解決，但是你們也應該知道，情況是很複雜的，有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 不出幾天，趙紫陽遭到整肅和軟禁。強硬派頒布戒嚴令，並由各省調動部隊到首都中心。終於，在六月四日這一天，軍隊出動，整頓天安門廣場。結果很暴力，結束得也很快。數千人死亡，更多的人被捕、受傷和流亡。有個影像可以說明這一天：一張靜態、頗為詩意、令人揮之不去的照片裡，有個人舉著雙手站在坦克車面前質問，央求它停下。被譽為反抗與勇氣的英雄象徵的「坦克人」影像，只是當天的一則小故事，終究比不上幕後故事；在深闈重閣的權力走廊裡，八旬老煙槍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老人幫，把天安門民運變成遊絲，明亮耀眼，接著便消失無蹤。 鄧小平等一干人不惜打壓民運人士，並確實付諸行動。國際社會的非難紛至沓來，但都徒託空言。無數的外國報章雜誌刊出悼文，宣告中國改革已死，鄧小平復出掌權十年間接受新觀念和對外開放的短暫實驗已告終結。以倫敦《泰晤士報》的話來說，「本周末的殘暴屠殺，為中國領導層贏得本國人民的恐懼和鄙夷，以及世人心目中一席賤民地位」。然而，天安門事件看似某件事的終結，但事態的發展未必如此。一九八九年之後，鄧小平益發決意要加速中國經濟現代化。他給國人的訊息很簡單：你們可以享有經濟繁榮，但千萬不要挑戰中國共產黨至上的地位。他深信，政治開放後果堪虞，不是製造蘇聯瓦解的場景，就是更等而下之地重蹈二十世紀前半期為患中國的亂象。他在經濟發展中看到一條完美的道路，亦即介於奄奄一息的毛澤東主義與放縱不羈的自由民主間的中庸之道。 「坦克人」容或在中國之外的地方留下令人難以抹滅的印象，但在中國境內更為要緊的卻是平凡得近乎愚蠢的影像。不是一人挺身獨對壓迫，而是「肯德基炸雞」（KFC）那位親切、笑容可掬的桑德斯上校（Colonel Sanders）的肖像。 在鐵腕鎮壓民運的立即餘波效應，也就是天安門廣場周邊商家關門歇業當中，唯一例外是位在廣場南端、毛澤東陵寢對面那家肯德基炸雞餐廳，不到一個星期就開張營業。這家快餐廳幾星期前做學生生意撈了一票，現在則是專包解放軍伙食；這些剛鎮壓完親西方民運的軍人，開開心心的坐在桑德斯上校的身影下，享用西方資本主義和民主的果實。 在一九八九到二○○九這二十年間，桑德斯上校形塑中國的能耐遠超乎坦克人。KFC所以能在一九八○年代末葉進軍中國之後，很快就成為最受歡迎和普獲認同的品牌之一，其實不關乎食物，而是攸關渴望與夢想。對無以數計的中國人而言，美式炸雞代表著擁抱市場和全球經濟，儼然是個令人吮指垂涎的富裕與繁榮的應許。民運在天安門血腥中結束，意味著在西方歷史與意識中密切相連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在中國將做脫鉤，意即中國的前途將取決於經濟開放，而不是由政治參與來決定，形塑中國社會的是美元，而不是民主。 像KFC之類的公司，不僅在中國自我再造，也使中國社會和全球經濟體系為之改觀。這是傳誦二十年的故事。跨國企業和中國共產黨本應同床異夢，然而，大部分的歷史原本就是因緣際會意外組合的結果。寶僑、肯德基炸雞、雅芳、耐吉、通用電氣、西門子和IBM等，在一九八○年代末葉和一九九○年代先後進入中國的企業，建構一個嶄新的國際貿易、生產和資本流動體系。沒錯，中國生產廉價的零售商品，美國和歐洲則是消費者。另一件較少為人注意但同樣重要的事是，中國自己也成為進口商品和服務，乃至知識的大消費者。 至於這個體制對世界的影響，全球各國無不深感不安。美國和歐洲責怪中國造成國內失業，接著，二○○八年美國經濟內爆，益發凸顯美國的經濟主權受侵蝕有多嚴重，以及中國的經濟力量水漲船高。中國本身的態度雖然比較樂觀，但最近這兩年的事態也震動中國領導層，從而質疑與西方和美國更密切整合是否為明智之舉。 中美雙方即便在論及互相依存的時候，仍把自己當做身在權力大競賽局中。例如，中國領導人在二○○九年便明嗆華爾街造成金融危機，但他們自己卻很少徹底負起改變全球經濟的責任。美國領導人也有盲點，如美國情報圈在二○○八年度的全球威脅評估中，便強調中國勢力崛起，以及中方可能運用經濟籌碼做政治用途，五角大廈則在二○○九年初提出警訊，認為中國正尋求新武器反制美國在環太平洋的軍力。 彼此抗衡，你我相爭的舊有處事方式屢見不鮮，並不全然是奇突的時代錯置。抱殘守缺可能乃至勢必會有嚴重後果，而且泰半是負面影響。現今的全球經濟體系跟以前截然不同，國民經濟資料並不能充分掌握彼此依存的實態，甚且有誇大每一國家自有其「經濟島」這個不合時宜的錯誤觀念之虞。我們固守舊理論和前例的時間越久，了解現勢所需的時間也就越久。在預示未來發展上，中國與美國融合比由各國政府、學者和工商領袖在過去這一個世紀所養成的經濟與政治理論更為要緊。 眼前的道路提供至少兩種可能：不是美國和相當範圍內的歐洲跟中國攜手合作，將此種制度再加琢磨和發展俾同蒙其利，就是重拾昔日二元論的觀點，把「他們」的長進一律視為「我們」的沒落。就美國而言，若是選擇接納美中依存關係，那麼我們就很可能渡過當前種種挑戰，維持現有繁榮，甚至在未來數十年更上層樓。這固然意味著美國在世界上的相對地位改變，權衡得失，利益仍然遠大於成本。 至於美國目前所面臨的「中國問題」，並不是一般所認為的中國經濟崛起所構成的挑戰，而是必須把中國實力列入考量的這個事實。美國這半個世紀來一直汲汲於創設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如今已經有這麼個體系存在，但美國人似乎忘了一件小事：資本主義代表著風險，有時甚至意味著混亂，且美國的全球地位並不是與生具來的權利。 對美國而言，根本問題在於，到底是要接納還是抗拒中美國，以及伴隨而來的一切。儘管歐巴馬（Barak Obama）當選總統意味著回歸以較為務實的手法處理世界問題，以及較為理性的承認經濟和軍事力量有其侷限，但很多美國人仍然抱持舊日心態，依舊視美國為一個唯有比別人更強大才能維持強大地位的國家。至於可能結果麼？美國人不承認這個舊架構有瑕疵，仍然抱殘守缺，步步為營，抗拒中國崛起，結果必然不佳。美國擋不了中國，最後可能落得徒然畫地自限。中國的回應必然是跟比較樂意合作的人締結夥伴關係，其中當然也包括美國企業，如此一來，這些美國公司跟美國的關係會越來越淡，最後變成只留下美商的名義，甚至連美商的名義也不留。我們處處防範中國入席，結果反而使自己吃了閉門羹。 由於跨國企業是中美融合最明顯受益者的緣故，世人很容易把這個新興體系形容為資本主義與企業滿足少數人利益，未能使更多人同享富裕的又一例證。華爾街和貪得無饜的企業營造令人厭惡與虛幻不實的利益，廣大的一般民眾則眼睜睜看自己的所得縮水，購買力日漸喪失，從而引發民怨便是明證。抑有進者，事實證明這些公司既是一切向錢看又極為無能，使得整個金融體系岌岌可危。 美國企業從中國成長中獲得特殊利益乃是毋置疑的事。筆者當年所管理的投資基金，就是以由中國經濟成長所帶動的美國、中國和跨國企業為主力。另外，我也協助經營紐約一家資產管理公司幾達七年之久。在管理基金之前，筆者忝為學者數年，寫作、研究和教授國際關係問題，因此，我的觀點大部分源於這段時間和在華爾街的經驗。不管中國崛起是否如我們所願，終究是個既成事實，而中國人自已、美國人和國際體系內的其他要角如何管理，勢將決定本世紀的走向。 我們很容易會把這種發展歸功於中國領導人智慧與見解不凡。他們似乎已記取數千年興衰起伏的教訓，並將這些經驗過濾成務實的現實主義，既尊重現狀是防範動亂的必要藩籬，又承認改變是最終安定的唯一保障的必要性。中國領導人確實從自己的歷史，以及一九八九年後蘇聯與其他共產國家相繼瓦解中學到教訓，一直小心翼翼地管理十三億人口的龐大社會，到目前為止已獲致超乎想像的成果。儘管這種成就並沒有消弭實質的挑戰，也不應成為獨裁濫權和環境破壞的藉口，但中國的確已在這一、二十年內讓數億人脫離貧窮，提升生活水準，從無到有建立起一個產業經濟。不管我們喜不喜歡，這已是跟日升月落和生老病死一樣實在的事實。 但中國同樣也有以民族主義角度看待自身發展，認為國界與經濟大致相同的傾向。準此而言，中國也很容易淪入舊觀念的牢籠。中國人很容易落入民族光榮的幻想，懷抱著自以為潛力無窮的不切實際看法。他們在西藏問題的嚴峻立場便是明顯的例子。這種控制欲使得中國跟美國人、英國人和羅馬人，乃至古往今來所有的國家大同小異。只不過，他們崛起的環境卻是截然不同。 正如美國必須體認彼此抗衡的架構已不適用，中國也得修正看待自己的方式，不能老是自欺欺人的以為，自己是個剛躋身世界主要國家之林的貧國。它對全球體系的重要性遠超乎該國領導人常形諸言詞的聲明之上。中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只因它是中美國混合經濟的一環。二○○九年春，中國領導人暗示希望減低對美元的依賴，但又繼續購入美國公債和借錢給美國。自主的希望和相互依存的現實相互牴觸。其實，中美國存在的現實對中國的改變，比改變美國和世界各國的幅度更大。中國領導人若是不能充分體認這一點，必然也會犯下無謂甚或重大的錯誤。 最後，中國和美國雖是這個新體系的主要構成分子，但卻絕不是唯一的行為者。許多歐洲企業企業，紛紛被吸引到這個軌道上，在形塑新體系上扮演一定的角色，此外，來自拉丁美洲、澳洲和俄羅斯等資源豐富國家的企業，也各自發揮其影響力。簡言之，中美國雖是由中美兩大集團領銜，實際上卻是個觸角無遠弗屆的全球現象。印度也在另闢蹊徑，日後對世界的影響可能不下於現在的中美國，但目前還不足以相提並論。 從天安門事件到現在，二十年裡出現一個中美國。現在的問題是：今後何去何從？美國式微而中國崛起的傳聞，以及西方日薄崦嵫，而東方旭日初升的臆說，甚囂塵上已達相當程度。中國資金充裕，外匯存底達二兆美元，美國資金不足，挖東牆補西壁，債務越堆越高。不過儘管大英帝國已日落，羅馬帝國由盛而衰，美國或中國的前程卻是未定之數。中國所謂的前進全球霸權，可能不會那麼如意，這條道路也不是這麼平順，歷史將主導一切。既然中美國已打破我們所熟悉的制度，那麼，再不承認未來將是個共同分擔意外之變的局面，無疑是不智之舉。 可以確定的是，阻撓變革勢必會徒勞無功。美國在世界和全球場域中的角色與地位正在轉變，是好是壞沒人知道，但確實已發生變化。中國逐漸成為主要角色，也是個不容置疑的事實。但是，必須有一人倒下，別人才能取而代之的觀念，或未來必定是由擁有國民經濟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掛帥的看法，則未必屬實。相反的，若是二十一世紀中葉的世界竟跟二十世紀中葉時完全一樣那才教人錯愕，若是理解那個世界的架構竟沒有跟現在大為不同，同樣也會讓人稱其不智。 若是有人想在二十世紀末強行推動十六世紀歐洲社會的觀念，諸如宗教改革戰爭、君權神授的相關辯難或地球是到底是圓是扁的質疑，結果必然是悲慘、荒謬和引人捧腹兼而有之。我們正在創造的這個因著科技而以令人目眩神搖的步調加速改變的世界，可能也是大不相同，既新奇又令人稱奇。人們一再落入相同的謬見，誤以為未來的挑戰與現今無異。我們都有一直在打上一場戰爭，未能預見新挑戰的傾向。不管我們把這種毛病稱為舊觀念的牢籠、黑天鵝危機，或索性稱為人類沒有能力解決未知的問題，總之是個正在進行中的挑戰。 了解中國和美國間特殊的融合關係，是理解今日世界的關鍵。如何管理中美國將會決定，近二十年來的成長與繁榮，到底是會持續，還是會戛然而止，以及為數億美國人和中國人及全世界數十億人帶來豐饒的的中美依存關係，是否可以繼續演進，為日後帶來更大的利益。箇中利害關係可說是再高不過了，我們若想安渡當前的挑戰，就得更清楚地了解促成今日局面的潮流。中美國現象雖不是由來已久，可也不是昨天才開始，是以在我們向前邁進之前，必須稍微回顧一下，了解來龍去脈。
「當中國醒來時，世界將為之震撼！」，中國與美國的超級融合將產生核融合般的巨大能量，主宰未來的世界局勢。台灣能否成為中美經濟合體的介面，本書正是成敗的決定關鍵。中國正以新興霸權的面貌崛起，與美國經濟交往更日趨密切。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他的著作《貨幣崛起》中，首創「中美國Chimerica」一詞，被《紐約時報》列為年度最新熱門詞彙，意指中國與美國將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超級經濟體。
原著作者：札克利．卡拉貝爾 札克利．卡拉貝爾（Zachary Karabell） 哈佛大學博士，政治與經濟趨勢評論專家，現任李佛．特懷斯經濟研究與顧問公司（River Twice Research）總裁，曾任紐約資產管理公司首席經濟學家與總裁。他也是國家廣播公司有線新聞台（CNBC）評論員，以及《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外交事務》的撰稿者。著有《遠離沙漠》（Parting the Desert）、《最後選戰》（The Last Campaign）、《祝你平安》（Peace Be Upon You）等書。 個人網頁：http://blog.rivertwice.com。 翻譯作者：杜默 杜默 資深文字工作者，曾任叢書主編、雜誌執行副總編輯。歷任首都、自立、中晚、中時、自由等各報國際新聞中心。譯有：《後美國世界：群雄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貨幣崛起：金融資本如何影響世界歷史及其未來之路》、《美國遊戲：單邊主義與為德不卒―這個超級強權背棄世界了嗎？》、《CIA：罪與罰的六十年》、《不可思議的年代》、《僧侶與科學家：宇宙與人生的對談》、《玻璃紙咖啡豆》、《欲望解剖室》、《天使墜落的城市》等書。
第一章 黑貓，白貓 部份 中國和美國合流，始於這兩個世界分流之際，本來沒有必然合流的事態。它不必然會發生，但確實發生了。 一九七○年代末葉，有些社會格外顯眼和疏離。歷經毛主席過度獨裁之後的中國，是個深陷於貧窮和與世隔絕的農業國家。到一九七○年代時，外貿只占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五，以中國的幅員和規模而言，這是個低得驚人的數字。事實上，毛澤東時代未期的中國，比起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打贏國共戰爭之前，或一九五○年代革命初期的時代，更加孤立和疏離國際體系。 相形之下，一九七○年代末葉的美國儘管自我認知陷於萎靡和懷疑泥淖，卻是世界一流的強權。越戰經驗、國內經濟滯脹和水門事件糾葛，以及自覺已不再被世人視為自由鬥士的感受，無不促成信心與自我形象危機。此外，一九七○年代也是美國製造業就業指數陷於長遠低迷的開端，因為這時其他國家已開始生產更大比例的消費產品在美國和歐洲市場銷售。不過，從軍事與經濟角度來看，即便在蘇聯軍事挑戰和日本與西德經濟實力日增的稀釋之下，美國仍然是全球的核心勢力。 一九七二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往訪北京，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會見毛澤東，戲劇性和出人意表地重啟美中關係之門。這次意義非凡的會談，係由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中方對口單位，特別是周恩來總理等人孜孜於祕密外交所促成。當然，乒乓外交也是個因素。一九七一年，中方邀請美國桌球代表隊訪華以表善意，促成一年後的政治和解。除了偶爾仍見諸全球各地在車庫、洞窟和點著螢光燈的地下室裏舉行的家族聚會的經驗之外，這堪稱是賽局中最重要的時刻。 不過，乒乓外交和北京精緻的國宴，均未能徹底改變中國與世界間的「冷和」（cold peace）態勢。中美間的開放大致侷限於政治層面，緊張雖見緩和，外交往來也有增加，但也就只到這個程度而已。一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過世和之後二年隨之而來的動盪期間，中國依舊跟悠久和複雜的歷史中的任何時點一樣，維持不與鄰邦和鮮與世界往來的身段。在中蘇關係上，中國跟名義上的兄弟之邦，以及在共產對資本主義的全球鬥爭中的戰友蘇聯之間的關係冷到結霜。中國共產黨的統治菁英對跟西方甚至東方加強關係懷有極大的抗拒感。中共統治接踵於受西方壓迫和侵凌一個多世紀之後，因此，頭幾十年一直致力於讓中國獨立、自主和自足，儘管執政黨的經濟政策未能改善數億中國人民的物質條件，此種與世界整合背道而馳的作為仍行之不輟。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鞏固黨政地位後，推動改革與現代化進程。太多的中國人赤貧如洗，鄧小平深知，除非能改變此種境況，否則黨和人民間薄弱的協定必會趨於瓦解。鄧小平洞燭機先，高瞻遠矚；他歷經整肅、黨內惡鬥、國內放逐與失寵、文革期間飽受紅衛兵敵視、與毛澤東的關係跌宕起伏。毛過世時鄧小平已是七十二高齡，但到了大多數人已在回首前塵往事年紀的他，卻無意就此安享餘年，終老此生。黨內老人幫縱使不情願，也不得不對他有所敬重，至於仰慕他為黨奉獻和讚嘆他歷經政治與實際大難而不死能耐的年輕一代，對他更是徹底服膺。 鄧小平意欲改造黨管理經濟的方式。為此，他首先著手農業改革，逐漸廢除集體農場制度，接著又批准在華南沿海一帶成立若干經濟特區。這些特區可以自行規畫較適於民間企業與外資創投事業的稅制，並賦予更多的自由，可從事有國家指定之外的生意。儘管共產黨對西方懷有敵意，特區的主要基準則是近似於西方商務與貿易中心，亦即香港、澳門和相關的台灣模式。 局部開放的本意是權充實驗，但人民渴望更大的自主和提升生活水準，促成經濟活動勃興，貿易大幅上揚，本來還在酣睡的地區，如香港北面的珠江三角洲，產業也隨之蓬勃。黨內有很多人對此感到老大不開心，這些人雖不致公開直接反嗆鄧小平，卻可以倒退到根深柢固和普遍共有的心態，亦即對貿易和跟西方有太多瓜葛愛恨交織。很多老黨員堅守的信念是，多出口不如少出口，少進口不如不進口。此外，很多人也不歡迎外資進入一九七○年代和八○年代初期中國經濟的封閉迴路。很多人擔心－－結果證明，他們擔心得很對－－一旦外資海入中國，毛澤東主義乃至中國共產主義的便來日無多。 只是，已經回不了頭了。一九八○年代期間，儘管改革步調時而加速，時而雷大雨小，卻始終沒有停下腳步。結果頗為亮眼。八○年代經濟成長率平均近百分之十，通膨適度；有幾年成長率為百分之七，有幾年則幾達百分之十五，總體呈上揚趨勢。這表示，由於起點太低的緣故，中國即便如此快速的成長，相較於世界其他國家仍屬於窮國，仍需再有許多年的成長，才能躋身「中產階級」國家之林。而且，總體統計掩蓋了重大的地區差異。新經濟區快速繁榮擴張之際，內陸和西部各省仍有許多地區絲毫未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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